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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中国学术论坛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532
(中国学术论坛编者按：这是作者2007年8月5日来稿，不久作者就去逝了。我们的迟发真是罪过，谨此纪念作者！请作者在天之灵宽恕！）
“如果弥赛亚就在罗马大门口，在乞丐和麻风病者中间，那么，我们可能认为，他的不可认识妨碍了他的到来，但恰恰因为如此，他就被认出来了；某些人头脑里回荡着这样的问题，徘徊不肯离去，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来？’他就在这里，不在未来。与在这里的弥赛亚一起，呼唤声经久不息，永远回荡：‘来，来。’他的在场却不是担保。未来与过去（至少来过一次，据说他已经来了），他的到来与在场根本就不一致……如果弥赛亚对‘你的到来什么时候发生？’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在今天’，那么，答复确实是令人难忘的：是的，就在今天！现在，永远是现在。虽然等待是一种义务，但没有等待。什么时候是现在？不仅不属于日常时间……不维持日常时间而是动摇日常时间的现在，它是什么时候呢？”
——布朗肖《灾异书写》（引自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注释）
罗马城门外，到来的弥赛亚被人问道“你什么时候来”，于是，他来了还是没有呢？来的是不是他呢？是否从一开始，它就并不被认为是他所是的，于是他的永远都不会来也就宣告了它的就在这里呢？
希望，这不是一个拙劣的比喻，因为，共产主义communism，从来，从逝去已久的遥远未来——据说，《大同书》对《礼运》的诠释不就已经是共产主义的了吗？——开始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弥赛亚，一个如此有力地希望以至于仿佛终于可以在其中放下所有负担，也由此，他从未停止过如同弥撒亚一般的幽灵式的纠缠着我们。
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它是什么样子？他会来吗？他是否永远不可能实现？
有趣味的是，假若我们确实问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问道“你什么时候来？”谁又在承担这个问题呢？我们在问谁？是否只有共产主义自己，只有确实已经来到的共产主义自己才能如罗马城外的弥撒亚一样作为这个问题的被提问者？若是如此，共产主义，没有来吗？
当然，反过来，来的又是共产主义吗？是否如此的提问，不仅意味着它来了，也同样使得来的不再是他？它是否换名而来？毕竟，从一开始，communism似乎怎么也不像是“共产主义”的意思。common当然是有公共的、共同的含义，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如何会是共产的，而community则更多是指共同体，与古典的城邦和现代的社会共同体相关。因此，如果说communism被叫做共同体主义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则看上去很莫名其妙，它与共同的、同质化的乃至带有神圣性的共同义务有关，但很难想象这和财产落到谁手里有关。即使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意义上说，恐怕简称为“共产”也有点儿儿戏了，因为这个汉语词汇给人的直观感觉，绝对不会是共有生产工具来安排生产关系从事劳动创造，而多半首先产生的联想会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气魄和“共产共妻”的奇妙图景。于是，在用“共产主义”称呼communism的时候，似乎我们从一开始就错过了他，毕竟，“共产主义”究竟是财产的共有呢还是神圣的共同体？在我们问道“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的时候，我们召唤的究竟是谁？“共产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吗？
而在这个错乱的称谓之下，是否“共产主义”早已经从一开始就作为不是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到来并承担起被提问者的角色了？“共产主义”这个名字是否已经使得我们无法拒绝把一些奇妙的现象称为共产主义？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农民的负担很重，而且农民也匮乏比较有效的集体行动来争取其利益。不过他们的负担是如何被加上去的呢？就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来说，首先有农民自己的劳动力和购买农具、机械、化肥之类的资本投入，这种投入的收益当然是归农民自己的，再说也不怎么多。然后就是土地的投入，这带来的大头的收益当然也是各方争议的焦点。国家拿走他的地租，征收农业税都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集体或者以集体的名义，拿走的那部分。似乎基层干部总可以借着集体的名义收取种种的所谓不合理费用，占有农民的部分剩余，从而引起土地产权的争议。可是，在这之前，那些合理的部分是如何收取的呢？用集体提留的方式收走的。看上去好像很对，集体维持其正常工作，包括干部的工资，公共项目的兴建和维护，公益事业的展开都需要从集体提留中支出。作为集体一员的农民，当然应该支付部分收入给他归属的这个地方共同体。如果基层政府以其行政权力收取相应的这些费用实在没什么问题。然而，很滑稽的是，在这里偏偏多了一个画蛇添足的理由——集体声称他收费是因为他享有部分土地产权。大家还竟然都承认这一点。可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集体是因为拥有产权向农民收回本来就属于集体的收益，那么就不存在集体提留的名义问题。因为无论下一步集体如何支配这部分收益——那显然属于集体运作的问题，他提取农民这部分剩余都是理所当然的，出于且只能出于其拥有财产的缘故，而绝非因为他要农民支付给他维持其运作的费用。否则的话，难道说拥有产权还不足以向对方索要收益，还需要用行政权力来命令对方交费不成？可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现在集体就是从维持其运作的需要出发用行政权力收取了他同时自称为其土地产权收益的那部分钱款。既然同样的费用肯定没有被收取两遍——也就是说，集体的财产权在他收费后也就不能再行使了，那么，唯一的现实就是，集体拥有产权的土地，其投入带来的产出竟然被他的行政权力收走了。
这算干什么？自我剥夺财产权吗？自己放弃生产资料租借带来的收益？因为假如这种不可能的权利行使方式成立，就等于说，没有所谓占有土地的收益的权利，本来的所谓拥有土地从而拥有土地的租借使用所带来的部分收益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权利取而代之的。那还谈什么产权呢？今天可以用集体行政运作的方式收走他自己的土地收益，明天难道不可以拿别的什么名义收走农民的土地收益？事实上，也就是这么做的。再回过头来看那些不合理的收费。还有什么不合理呢？反正行政权力可以替代财产的权利收取本来的财产收益，那既然集体已经先行废弃了他自己的产权，有什么理由农民还可以维护呢？当然不会只有基层政权看到这一美好的前景。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农村土地租用还处在不明朗之中，我们无法估计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高收益企业究竟分有了多少无需产权的土地收入。租用耕地对企业是比较麻烦而昂贵的事情，沿海无数的小村子靠地租发了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就方便多了，只要有办法打通地方关系，就可以获得稳靠的原料产地。而价格之中显然没有包含昂贵的土地租用费用，于是，土地租赁越是高成本，企业反而越是在正常购买中得到更多，国家集体声称的租用权似乎仅仅就为了被市场交易所替代。当然，事后专家们会声明这完全出于企业的高科技附加值。
于是，财产的占有就在各种权利需要之中被废止了，既不是分享之中不清晰——因为根本不是用产权在提取收益，也不是遭到了侵害——比如集体确实通过行政收费实现了其财产权。他只是，消失了。各种非产权的权利都可以用来合法的占有本来产权的收益。难道，这不是共产吗？共产不就是要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就是没有什么对财产的占有，出于各种理由都可能分享收益？至少，这是无产的共产。
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由此就变得顺理成章。既然从未有通过生产资料租借的形式从农民那里提取剩余，既然这根本不是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缘故而发生的剩余品的流动，那么，农民绝对没有被剥夺其剩余价值。进一步，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各方要为农民的生产风险负责，因为没有人在进行投资——没有人作为所有者投入其生产资料。相应的，农民除了为他们自己——当然有一小部分是国家——之外，没有再为任何人工作，他们没有在打工。因此，虽然农民收入甚少，很多剩余被提取，但却没有人在雇佣他们，没有人在剥削他们。于是，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进行集体行动呢？反抗谁呢？这真是共产主义的好处啊。
应该说唯一的误解或者全部的错过都来自于这个“共”。就作为共同体\共通体主义的communism而言，如果说有什么community的话，如果有什么被共同分享，那么唯一被分享就是诸独异体之间的边界，他们的“之间”。这个之间“并不出现于已经被给予的主体（对象）中间”，在共通体中的我们之间，即你和我，仅仅表明的是“你（（是）和）我（完全不同）（toi （e（s）t）（tout autre que）moi）”，这就是“你分享我（toi partage moi）”。也就是说，在communism中，在communism意义上的community中，诸独异体之间作为沟通的分享决不是关系或任何社会关系，并没有种种可疑的具备实在性的主体间关系被叠加在主体上，经济关系、承认关系……。在这里，“既无关系亦无共契，与外部的连接或端接（ajointement）动机保持距离，也同共契而融合的内在性动机保持同样的距离”，既无功能性的衔接也无共同本质的一致，有的仅仅是你与我完全不同这种独异性的外展。而诸独异体也仅仅在这种外展的共显中被给予。这就是communism全部的“共”。(1)
如果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或者财产的拥有都被不可思议的权利质换所瓦解，从而进入无权利的共产状态，那么可以想当然的是，这些资产的转移一定将会是在共产主义的运作前提下（至于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后面再看）自由而免除限制的。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奇怪现象。政府在企业改革上似乎遵循了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步骤次序。比如说，它先放开市场，取消统购统销，却仍旧限制国企原料供应，导致其成本高于私企。它先增加国企自主权，却没有提供足够激励，导致在设备更新换代上国企既没有国家计划又缺乏自身动力，落后于私企。等到政府想要控制经济总量，又首先拿国企开刀，却对私企睁只眼闭只眼，而到了国企因上述理由越发陷于竞争劣势，不断亏损的时候，政府却开始以此为由理所当然的拨款改贷款，让国企陷入资金困境。而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放开企业领导层的自主权，于是无数的人借机乱开公司，转移资产。最后终于到了亏的不剩下什么的时候，政府才顺理成章的宣告改制，清算国有资产，或者破产或者拍卖。这看上去简直就是在选择一条利益损失最大化的路径。既然本来就是国家资产，干嘛不一开始就核算资产，明确国家的产权，从而限制企业领导作为代理人的行为？反过来这样也可以明确对其的激励，不至于出现设备更新没人管的局面。而既然都是鼓励市场化，又何苦让国企负担市场竞争的压力而又承受计划的管制？何不在需要对其计划管理的地方同时施以保护措施？
无论如何，没有谁有权力促使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机构的，而是国家的。要是有谁竟然能够自由的转移国有资产，那岂不已经是它的财产了？可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政府真的行使了这种不可能的权力，因为它丝毫没有对此过程中的资产损失负责。如果说，这个改革过程对国企造成的损失仅仅是不得已的或者某种操作失误，那么，这一过程的推进者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来对企业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者善后安排，以便表明这种行为绝对不是出于它应有的权力。可现在，政府在搞完了这一切之后，随手把剩不了多少的资产又丢会给了国家，仿佛这完全是它正常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损失也是企业自负担的。难不成政府已经具备了转移国家资产所有权的权力？这太过不可思议了吧。而实际上，它还就真的使用正常的行政权力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的自由转让。这种不可能发生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的自由让渡——真的是自由的，因为随后当准备转变所有制的时候，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又毫无征兆的回到了国家手里，再次作为国家资产拍卖。
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为什么还会有资产的拍卖如果已经共产了。不过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对索取生产资料或消费产品施加的限制，那就是按需索取。是否这个词已经被期待太久以至于我们早就遗忘了它，以及它的现实实现的可能？因为实际上这里“需”从来都不是个人需要的意思。如果说共产主义之中有着什么需要，那也只可能是社会网络分化的功能实现的需要——当然也不是计划，共产主义当然不会有中央政府计划。于是，现在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什么好像中国从未出现过“消费者”这种东西——虽然我们业已初步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市场刚刚开放的时候，立即出现的是大量厂商高速涌入，重复建设，伴随着部门与地域的市场保护的共同垄断。地方保护、伪劣产品、默契维持的高价格充斥在过度进入的市场上。有意思的是，卖家似乎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了，无论是计划放开带来的需求缺口，可能出现的划分地盘的情况，还是趁机捞一把的迅速占领，仅仅除了要买他们东西的人。可问题是，这是市场啊，不管坑蒙拐骗，总还是在面对原则上有着与卖方对等交换权利的主体吧，总还是要设法促使他们作为消费主体做出购买的决定吧？怎么好像现在这些人被自动忽略了？毕竟，无论是地方保护还是计划放松，如果没有价格比较优势、产品功能质量或者宣传中的功能质量特点、消费文化或热点的形成，有什么理由认为各位消费者们一定会一定要或者一定有义务来买东西呢？面对质次价高，共同垄断，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会暂时退出或者趋向愿意照顾他们意愿的卖方呢？这已经没有计划了呀，又不是说大家被国家规定只能以某种方式买。
究竟怎么可能用非市场的手段预期可以控制市场主体的行动？即使计划放开了，就算了有了地方保护，那也只是可能出现市场，既然没了计划谁来保证有买方？凭什么可以预期市场的消费主体将会放弃他们的主动选择权利继续对着价格垄断、质量无保的市场保持着高涨的需求，而且还对可能的价格、质量竞争之类的毫无热情？
更有趣味的是，当工业企业的集中度终于开始下降，市场需求终于开始下降，初期的划分地盘共同垄断开始减弱的时候，卖家们，竟然真的打起了价格战……到了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垄断，消费者对品牌、功能选择都有一定的定位，更有干脆偏好高价国外品牌的，而国内厂家也并非都有实力真的拖垮对手。看来它们是宁愿一同被拖下水也绝对不打算考虑消费者的意愿——因为价格差异是无需关联新技术、新功能之类的品牌之间的区分的。那么，到这里，卖家究竟在凭什么让买家买呢？肯定不是通过满足对方需求促使对方从自身意愿出发做出主动选择，卖家唯一表明的就是，它们“需要”买家买。确切地说，不是它们需要，而是社会功能分化需要，你看，当初是因为计划放松出现缺口，人家是来填补缺口来了。那还有什么好说呢，既然社会体制变革，出现了新的功能需求，而人家就是来实现这个社会功能的，作为这个功能指向的群体——所谓消费者们，理所当然应该掏钱，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消费主体的意愿。因此，在地方、部门市场保护的情况下，厂商们当然应该预期共同垄断，因为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地方保护又强化了新的社会功能亟待实现的状况，它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要买家承担高价格、低质量。而当体制改革的影响相对减弱，形成了“市场”的时候，则卖家仅仅是在实现这种非政府主导的社会分配流动渠道的社会功能，而绝对不是在和对等主体通过交换互相满足对方需求。由此，它们当然没理由进行针对消费者的需要下功夫，而应该保持匮乏市场区分度的生存策略。于是，通过以忽略市场行为主体意愿的方式预期控制市场行为这种不可能的手段，中国厂商努力的宣告着，我们绝对没有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好像是废话，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仅仅是在按需索取，按照实现社会功能的需要向有关方面索取资源。这里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而消费者并非弱势，它们只是不存在而已。
至于那些推销对方不需要或者即使需要也不需要从他那里买的东西的地方销售网络，更是除了它所缔造和实现的社会功能——推销这些东西——之外再没什么维持自身的理由。其实很容易延续前面对于共通体的讨论来看到，真正对于communism来说，对于独异存在的共通体主义来说，“生产的作品不操作了，这些产品是：人民、城市居民、爱国之心、传统、它的资本，以及集体所拥有的知识与生产成果”，共通体中的工作与共通体的工作，“既不在其操作（opération）的完成，也不在其作品（opus）的实体或统一性中”。因为，communism的劳作或作品仅仅是外展，也即是分享那共通的界限。而“界限不是一个位置，它只是位置的分享，它们的间隔化”，因为这界限仅仅是独异体的独异性或者说其差异，也就是独异体仅仅作为与其他独异体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因此“当作品在非功效中被供奉时，它不返回到一个共同的实质，也不在共同的交换中循环。它并不创建自身作为作品的共通体，也不作为社会商业的功能起作用”。(2)
好吧，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按需索取，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探究一下什么在规定社会功能需求。在共产主义中——是否还有人记得？——作为创造的生产劳动与按需索取都是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再生产的限制之下的。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政府、党派等上层建筑，只有自由的人的联合体。什么是自由的人呢？当然，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自由的怎么还能联合起来。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联合不是作为一种身份确定的联合，也就是说加入联合或联结的人并不因此而具备了什么固定的身份及其限制——否则他如何可能还是自由的？十分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国人做交易的时候结成的关系网，绝对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中国人搞关系是很奇怪的，比如说争夺某个项目，国家的某种投资、指标之类的，大家都一窝蜂的寻求各种关系。从最传统的亲戚、老乡，到各种阶段的同学、同事，从社会上结交的朋友到曾经的师生、上下级，简直无孔不入，然而在费了这么大劲之后，所有人都声称关系仅仅是一个方面，只是用来牵线搭桥，获得联系的机会的，下面还要照样看产品、实力、当时的政策。说起来好像大家都很讲原则，很重实际，那干嘛还要如此铺张关系网络，难道正式渠道就不能提供机会了？这个奇妙的转折有着一个看上去极其有道理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关系，这么多的厂，他可以来，也可以不来……”看起来，关系给了处于困惑状态的对方一个很好的抉择标准，使得本来面向诸多竞争者的复杂筛选工作立刻变得容易起来。但是，等一等，这可能吗？如果说在这里从一堆里面挑选某一些是有意义的，那显然是由于规定了这种选择的规则制度的需要，因为正是出于某种工作的需要，比如说采购某种产品，才来对诸多厂家进行选择。而假如在面对选择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在产品差不多、厂家众多的时候，不去加强筛选标准更加明确自身需求，而是使用毫无关系的外在原则——比如社会关系，那么这种选择有什么意义呢？岂不成了单纯的为了选择而选择，因为倒是选出来了，可选出来的不是想要的呀。
本来这种选择之所以成立就在于遵循交易的目的而建立了双方的特定身份的社会关联——买方和卖方，可现在这种联系却失去了交易目的的支持，那双方就算建立了联系又是作为什么呢？而荒诞的地方在于这又确实不是为了徇私舞弊，并非是真正为了人情、为了深厚的关系而进行的私人选择，因为随之将进行的仍旧是正常的程序，仍旧按照规则的需要进行考评和决策，从而双方并非是在实现私人关系下的相互照顾。那么，这个来自关系的联系成了什么呢？它既不是遵照规则满足工作需要的，也不是按照私人关系进行人情往来的。联系建立了，但它什么也不是。双方似乎在这种用某种原则完成另一种原则的任务的毫无意义的操作中，成 为了不是任何身份——既不是功能操作的工作关系，也不是私人纽带的情感关联——的关联者。
似乎是为了更加充分的瓦解一切可能的身份性关联，在争夺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干脆就在背后动用直接的经济利益来促动。于是在关系多寡、远近，实力高下尚不足以抉择的时候，又为决策者引入了新一轮的快速通道，就好像金钱可以作出正常规则、角色伦理下才有意义的选择。这个时候简直令人感慨要是大家都直接功利可有多么简单——花钱买就可以了，何必进行这么荒诞的操作，用对方也不见得想要或敢要的钱来帮助他作出其实是为了正常职能的判断。不是规则的执行者，不是社会伦理规定的角色，不是功利计算的主体，建立各种联结而又不保持任何身份，如此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岂非真正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否联想起某种党派？当大家说着彼此都不相信的共同的话，作着谁也不会当真的共同的所谓学习，为了各种——只除了这个党派本身之外的——目的而聚集在同一个名义之下，不作为其一员而又确实成为其成员，不也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
而实际上，在共通体主体\communism中存在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是诸独异体的分联（articule），既然共通体仅仅是分享独异性，那么这些独异体的关联当然也就不是“操作的共有与作品的普遍交流”，而“整个共通体的整体性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共通体中的分联并不“遵循调谐的普遍原则的，从而生产并维护整体”，从而并非是功能性的。分联更可以看作是“节点的游戏：发生在一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不同的碎片互相接触而不融为一体”，“一个个不同的碎片不借助相互作用而彼此交迭、巩固在一起，变得柔韧或紧张，没有相互的游戏（jeu）”。(3)当然，确实分联“不过是诸多独异体（singularités）的相互外展”，“先于一切身份认同（/同一化）”。(4)
最精彩的留在最后，可能共产主义的前景中最吸引人也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物质极大丰富这简直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到来的终极诱惑。难道我们可以拥有比无穷无尽的欲望更多的物质——何等的天堂般的情景，不过请暂停一下yy回到地上——这个错觉的全部来源似乎都在于我们忽视了“物质”这个如此重要的词汇——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啊。极大丰富，但丰富的是物质，它也许可以摆脱人类欲望的限制，但绝不可能超脱物质规律的法则——否则就成唯心主义了。明晰了其内在的自身限制，似乎它就不再是不可现实化的了。因为这样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目下，我们需要做的就不再是突破物质生产本身的限度——那是物质规律的问题——而只是人类欲望相对物质规律所给出的限度。这个限度非常简单——延迟。如果说我们可以讲物质总是难以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么除了物质本身的量的问题之外，尚有一个来自我们自身的对欲望的限制造成的困扰，社会总是延迟人的欲望的满足。如果你要吃东西，你除了得劳动外——这是物质的法则限制——还得换取金钱、计算利益、到市场上交换等等，总之需要在进行了各种社会规范操作之后才能如愿。对于后者的超越不见得是毫无办法的，为了不那么极端化，我们只举个虚拟的例子，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在网游中——确切地说任何传统游戏中——要获取游戏的快感，杀人、升级，都必须遵循相当复杂的规则，积累经验，练习技巧，熟悉环境，或者费力的寻找某些漏洞，总之，用种种人为规定来拖延快感的实现。而且规则本身的设计也竭尽可能的来增加这一切的难度，因为它提倡的是平衡性。现在，如果丢掉所有这一切呢？史玉柱先生无疑突破了“游戏”这个概念的传统含义，《征途》放弃了平衡性这个来自延迟性的原则，而允许玩家通过花钱直接购买装备，这样可以越过所有积累、学习的活动，直接获得游戏当中的快感——杀人、升级。微妙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一个购买服务的活动，也就是说，尽管玩家在通过直接消费而获得欲望满足，但他却并非从服务商那里购得服务来实现这一点。因为显然，要想实现在花钱买装备之后屠杀，靠的是其他游戏者的状况和意愿，如果他们一样很有钱，那么就需要比拼金钱，如果他们没钱，那么就需要他们愿意继续呆在这里。而这些都不取决于服务商。如果是通过花钱来购买服务的话，那么，只要给了钱，服务商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服务。可现在，只要对方也同样有钱，即使玩家花了很大一笔钱也不见得能够获得杀人的快感，而将看双方斗富的结果。这样，金钱并不能作为一般等价物来通过社会规定的交换原则换取玩家的需要满足，因此这不是受到市场交换限制的欲望满足模式。而另一方面，玩家又没有受到游戏本身的延迟原则限制，因为他无需花费时间精力来通过学习结果打倒对方。在这里，欲望满足的唯一限制来自游戏本身的客观规律。双方耗费的金钱统统被服务商收走，这就成了在如此的人气情况下获得相应欲望满足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尺度，则谁也不必承受针对游戏的人为约定的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了这个明显是相对游戏的外部客观条件——这么多的服务器、这么多的玩家、这么样的吸引富有者的状况——就可以直接满足欲望。因此，在此游戏内部而言，可以说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类似的，装备升级中带有博彩性质的使用宝石的行为，也可以区别于传统的博弈，因为它放弃了概率上各方公平的原则。原则上，只要金钱无限就可以因为小概率事件的原则而必然升级成功，之后的pk则与概率无关。而传统上即使金钱无限，具体输赢仍然是各方概率均等的。因此，这相当于实现了一方金钱无限的博弈——除了概率本身的限制之外不再受任何限制，金钱仅仅是如此的概率状况的实现尺度。
到这里，似乎我们已经在一连串的共产主义的词汇下渐渐构建起了一个社会架构形态，它当然不是communism，然而共有产权、按需索取、自由人联合、物质极大丰富，如此等等的巧合般的字面一致是否已经在暗示着更多的巧合？是否这里讨论的就是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下的共产主义萌芽？是否作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它将会无革命的实现，也将加入到那一系列的巧合之中？从而共产主义——我们继续这个称呼，无论他如何的不同于共同体主义\communism——作为将要到来的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开始了？（毕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农村基层选举中避开差别性而凸现应该完成的领导职能的奇怪选举策略，即为人民服务；在各种政策法规实施中执行者充分的自行诠释与强行执行的荒诞实施行为，即创造性劳动。由于萌芽研究通常都集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这种经济领域，这里也略去上层建筑性的巧合讨论。）
毕竟，既然已经有人宣称高官们的生活早已达到共产主义，那么什么又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呢？他又会不会来呢？
此时此刻，在种种过往的残余中，在民族-国家的统一规划与认同中，在市场交换的平等与自由中，在文化保守的普世与对立中，这个面目全非的共产主义，我们是否仍然可以问道：“你什么时候来？”他的回答又会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你还没有来吗？ | 
发表于 2020-6-14 19: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