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杨宁

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虎头山上建起了普乐寺，这对于精心打造了半个世纪的大寨精神如何是好？
    媒体上的议论纷纷，引发了有关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究竟如何看待大寨精神？大寨人建造的大佛庙，它能给大寨和中国带来什么精神激励呢？
    当我带着这些问题，步入大寨村庄、脚登虎头山、参访普乐寺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世人议论纷纷、大寨人讳莫如深的佛教普乐寺，的确是以一个缩影的形式，揭示了一个经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而层累积成的中国信仰难题。这使我深深感到，解读大寨人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结构，无异于就是重新解读中国人的信仰变迁。 
     
    不能建庙的大寨精神
    
    大寨人建造佛教寺庙，这还是大寨吗？还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吗？
    媒体上面的各种议论和批评，几乎众口一词，出自于上述批评立场。曾经被视为是“一公二公” 的共产主义新农村，半个世纪之后，著名的虎头山上建起了一座佛教寺庙。奇哉怪也？
    很多前往虎头山重寻“大寨精神” 的游客，无法满足他们的怀旧之情和失望之意。他们对“大寨村＋普乐寺”的红色组合，有点难以接受。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人定胜天、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而非祈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关怀。更厉害的批评是，神庙挺进大寨，导致了大寨的沉沦和信仰危机。……尽管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一再声辩，普乐寺仅仅是大寨旅游的一个延伸，它可使游客在山下看到艰苦奋斗，在山上欣赏历史传说。 
    可是，许多中国人疑惑了：当年毛主席树起来的中国典型，如今怎么修起了寺庙？
    自毛泽东在1964年称“大寨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踏足大寨之中国人就络绎不绝。全国学大寨，毛泽东一声号令，大寨就被打造成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地。大寨作为中国理想的典范，由此走向了极端，被深重地推向了全国、各行各业。虽然教育断裂、经济滑坡、科研无能、精神单一……，但大寨已被建成了中国人寻找理想的麦加朝圣地。一寸土地、一棵麦苗、一块黄土，曾经是那样的神圣。大寨被毛泽东时代的一元化权力，予以了强制性的神圣化。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是大寨精神的原型。然而，当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精神，变质为改造人心的时候，大寨精神就开始异变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根本目的，已不是吃饱肚子，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了。所以，陈永贵和大寨人干的是种田活儿，意义却在于毛泽东宣讲的农业政治，教育农民的农业信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乌托邦。为此，对于陈永贵，毛泽东和周恩来才会一个惯着、一个护着，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陈永贵这样一个农民的观念影响。
    陈永贵的农民意识，与毛泽东“文革”理念有着巨大的亲和力。惟有自力更生，方能实现人心革命化。人变、地变、产量变，关键是人变；斗天、斗地、斗灾害，关键是与人斗。这才是大寨精神模式的本质。当年大寨村头的大柳树下、饭场里的斗私批修，当时的中国人谁不知晓？一句“自力更生”的口号，复制了多少中国人的革命信仰！？
    如同庙里菩萨是香客拜出来的那样，大寨亦是“文化大革命” 打造出的大寨。这场特殊的革命，养成了全国学习的大寨。因此，大寨精神的实质，即是以农业搞政治，以自然经济建构乌托邦信仰，以自力更生的方法不断复制出中国人认同的农业社会和乌托邦信仰模式。
    在此信仰模式之中，信仰认同于政治，象征着道德权力的无比威严。经由国家、集体、农业经济、个人崇信的层层打造，大寨信仰模式，已层累积成为一代中国人固有的信仰结构，难容自由选择。因为这一缘故，大寨精神就会被看作与佛教信仰格格不入的。大寨造的大庙，就会给大寨人带来不少精神压力。虽然网络上有那么一句话，在为大寨人叫屈：“为什么只允许其他地方造庙，不允许大寨修庙？ ”似乎是大寨精神压住了正常的宗教信仰。
    也许这缘故，当我走进大寨村，希望了解大寨普乐寺的时候，大寨村里的导游对我充满了戒备，担心我会给大寨再找茬儿。我不得不频生疑问：中国人对大寨及其精神，时至今日依然无法真实解读？大寨造庙，就是大寨精神失落和信仰的危机吗？
    我徘徊在早已祛除了神圣意味的虎头山上，无法远眺北京城楼，犹疑在陈永贵墓地和大寨普乐寺之间，苦苦思索着这一问题。 
     
    大寨人的中国信仰
    
    大寨邻村里，早就建造了不少寺庙。虎头山上，可见邻村武家坪的天启庙。昔阳县还有大庙，信佛者早已不少。即便是大寨人，也约有二十多人信了佛；大寨人还有信耶稣的，常去昔阳县做礼拜呢。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是，大寨人多信财神。门上贴有门神像，商店里供着财神爷。毛主席和祖宗的像，则供奉在家里。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寨人普遍信奉毛主席。和陈永贵当年一起大战狼窝掌的一位“穷哥们”亲口对我说：其他神，他都不信。他就信毛主席。每年拜祖宗的时候，他都要对着毛主席的像鞠躬、下拜。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更为直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人的今天。毛主席是我们大寨人的财神爷。更有一位开饭店的大寨女性称：毛主席就是俺们的存款单。此话虽然有点不中听，却道出了大寨信仰的底色。大寨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信祖宗、信财神，不登大雅之堂而已。
    当我问及普乐寺的修建，是否会影响大寨人对毛主席的信奉之时，他们几乎都摇头，认为信奉菩萨，与信奉毛主席没有冲突。颇使我惊疑的是，这些朴素的大寨人对于他们的信仰，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把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与对毛主席的信奉分开处理，以为做生意的信财神、信毛主席，不做生意的信奉佛菩萨。“毛主席管发财，观音菩萨管平安”。
    大寨人能够把对毛主席的信奉和对佛菩萨的信仰统一起来，也为他们的私人信仰寻找开脱。他们说，大寨人本来就已信了财神和祖宗，信了毛主席；修建普乐寺，再信观音菩萨，都是写好事情。那些认为有矛盾的人，都是些老派的观念了。
    当今大寨村里的旅游店中，周恩来、毛泽东崇拜的痕迹、文化大革命纪念品，处处可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曲充耳可闻。毛泽东的像后，大多贴有观音菩萨像；有的毛主席像边上还写着“伟人护身”，有的把毛主席像做成“平安符”。更奇异的，在装有毛主席像的盒子上面，标有“开光显灵”的字样。为此，一家店主告诉我：造了普乐寺之后，毛主席像就不用拿到其他地方去开光了。普乐寺就能为毛主席像开光了。
    一位普乐寺的和尚，认真给我做了解释。他说：崇拜毛泽东与信仰释迦佛，本来就不矛盾。毛主席是佛，佛就是毛主席。不过，毛泽东是一代领袖，释迦牟尼是宇宙的关怀，永恒的精神。
    显然，在大寨人的信仰结构里，依层分别，对毛泽东的信奉和对观音菩萨的崇信，各有其位，与时呈现，互不干扰。在毛泽东年代，当信仰作为政治工具，理想成为权力隐喻，大寨信仰别无选择，大多数中国人亦同样如此。然而，透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和民间传统层累积成的大寨信仰结构，层层抽丝，依然能够展现大寨信仰的民间底色：这就是今日才浮出水面的观音信仰！
    普乐寺的神话传说，就声称远古之时，昆仑山一黄虎和东海一白龙，曾在虎头山争斗不已，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有观音菩萨为民造福，给白龙、黄虎各自划界，从此在虎腰龙背上开发层层梯田，使大寨人安居乐业。后来则因永贵大叔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业绩，抑压了大寨人的这一观音信仰。于是，永贵大叔、大寨人对毛主席的信奉，十分容易地就成为了大寨信仰的中心。这种道德权力的信仰，则是一种不得不信的强制性神圣化过程，别无选择。
    然而，私人式的传统信仰并没死去。即使是在那样一个意识形态红色铁桶里面，层累积成的大寨信仰结构中，它们虽然无法表现，但大寨人的传统信仰还能保留下来了。祭祖宗、送穷节、迎谷神、佛诞辰，福禄寿、招财进宝、五福临门、吉星高照。……借用郭凤莲的话来说，昔阳民间的佛教信仰很浓厚，信徒很多。
    改革开放的今天，当这一信仰中心呈现多元、转移之后，那种强制性神圣化的信仰秩序一旦结束，大寨人的心灵中就透出了本真的信仰底色。所以，它们本来就不矛盾，仅仅是层次分别，与时呈现罢了。
    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本来就因人而异，很是分散，形形色色。每一个人都会依据他的身份、职业和地位，选择相应的信仰方式，并且在这种扩散式却又层累积成的信仰结构中，始终存有一个信仰中心，象征着时代所需要的权力、财富、理想……。特别是当其中一种信仰被权力予以强制性的神圣化之后，其他的信仰亦不得不被予以强制性的世俗化，无法神圣起来。只是当原有的神圣信仰一旦失落，那些不得不非常世俗的固有信仰，又会变得神圣了。
    所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永贵大叔和毛泽东看来，可能不很困难；可是，使用改造人心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中国人，则远远大于愚公移山的困难，虽有子孙亦无穷尽也。一大二公，自力更生，吃集体粮，干集体活，权力打造并一再复制，吹胀起来的乌托邦信仰，始终亦难以把大寨人的私人信仰彻底消除。
    毛泽东当年称赞陈永贵：“穷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穷哥们的自力更生，一度实践了毛泽东式的中国理想。借助于全国学大寨的政治运动，大寨精神当然就成了中国信仰的基本象征。正因如此，我才说，今日中国人如能把握了大寨信仰模式，就对于同时把握了中国人的信仰模式。而当下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固然就是文革时代那种强制性神圣信仰模式的变迁的结果了。
    为此，我很难苟同这样的说法：“大寨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嘲弄它就是个危险信号。” 难道我们还能和当年的永贵大叔一样，把大寨视为毛泽东的遗物而继续信奉。因为大寨人是靠毛主席才有今天的，所以，大寨人不能选择其他的信仰？！ 
     
    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寨一度陷入沉寂。如今，沉寂多时的大寨再次进入中国视野。它经济富裕了，跻身于中国名村系列；它的信仰也在发生变迁，因为它在信奉毛主席和财神爷的同时，又修造了一座信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大庙。
    大寨信仰是永贵大叔用一把镢头挖掘出来的。何以为继？值得用镢头继续耕耘的土地早已所剩无几了。至于大寨信仰模式，亦非铁桶一个。永贵大叔去世前，就已看好虎头山半山腰上的三块石头做墓地，“别埋在狼窝掌，那地方不好。”而这块墓地，他的穷哥们也早已偷请风水先生为他相好了。
    大寨人之中的佛教徒本来就不少，甚至连郭凤莲夫妇也有佛教信仰，碍于身份，不便表达罢了。她儿子贾小军皈依佛门之前，曾陪母亲一起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做佛事，给了贾小军最直接的佛教影响。此后5年，贾小军生意越做越大，佛教信仰亦日益强化，进而发愿要在大寨建一座大寺院。于是，这位铁姑娘的后人，成为了普乐寺的创始人和大护法。
    以贾小军的身份来说，可说是一身三任，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宗教精英的资源为一身。他的投资行为，当然也可理解为是政治、商业、宗教等三方资源的整合利用。然而，这一投资行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却不局限于此。虽然虎头山的土地为大寨集体所有，但普乐寺属于个人投资，表达为自由的个人信仰。时代变了，赚钱已经成为个人的事情，信仰亦随之变为个人私事。因此，个人信仰与个人投资，如同借庙挣钱，用钱建庙，在佛教信仰与经济资本之间建构了一种殊胜的交换关系。此乃大寨信仰、以及当代中国信仰的一种特别模式。
    这一模式，虽常遭至世人的批评，但它最值得关注的是，即是在其中祛除了文革中那种强制性神圣化权力信仰关系，进而借助于经济选择关系建构了一个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精神空间，使个人可以选择信仰或选择不信仰。它说明大寨人已经走出了强制性神圣化的文革传统。对此，普乐寺也许就是一个象征，隐喻了大寨信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迁。
    因此，普乐寺尽管肃立在虎头山头，但大寨人却没有世人们的那种顾虑，认为从此之后大寨人的“红色旅游”，就要改走佛教路线了。只一座寺庙还没有那样大的功能，普乐寺仅仅是大寨村里新增加的一个旅游项目而已。郭凤莲直言不讳的说：“大寨要吃名饭”；如今的“大寨不是政治，是生产”。
    正因为大寨人把新农村的示范旅游作为一种经济事业来经营，所以他们就能够轻松地兜售几十年前被强制性神圣秩序打造出来的红色历史，于是才会有普乐寺的开光，希望用佛教旅游来强化已成强弩之末的红色旅游。虽然普乐寺的打造，还属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逻辑，但是，面对大寨这座红色偶像，这却是一种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多元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强制性神圣秩序的固有约束，顺应了经济资本的外在要求而建构了另一种信仰模式，通过利益选择而自由表达了个人的宗教信仰。经济力量改变了中国，同样也变迁了中国人、大寨人的信仰模式。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模式。虽然，这种宗教行动模式对于中国信仰的变迁功能，还值得学界继续观察和跟踪研究，但它借助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行动逻辑，其运作方式也有可能变迁为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永贵大叔曾经公然宣称，“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一把神圣化和政治化的镢头，才能打造出一个不能建庙的大寨精神。而今的大寨人，虽然他们手中也有一定权力，但比较永贵大叔的神圣化镢头，它已无法并驾齐驱了。这些权力只能局限在经济活动领域，无法加以非制度的扩散。
    郭凤莲为普乐寺辩解而说的话，可谓实事求是。大寨如果被定义为一个生产单位，而非文革时代那样的政治单位，那么，它正好说明了大寨人经由经济领域走出红色铁桶的制度分化。这是大寨人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大寨人经由“农业学大寨”变为“大寨学全国”的时代产物。所以，这种分化，的确冲破了固有的大寨模式，淡化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红色偶像，使个人的信仰选择在扬手起步之时，惟有跟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脚步，亦步亦趋方能生效。因此，社会利益与个人信仰的整合，就不是教化政治的单向作业所能奏效的事情了，权力类型决定信仰类型的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一个铁面无私的事实是，今日大寨，再也不可能引领中国人了；普乐寺的建造，当然也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信仰走向。它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关系不甚密切。即使大寨人把普乐寺打造为大寨人的“红色寺庙”，那也仅仅是大寨人的红色寺庙而已。因此，虎头山上的普乐寺将引领中国人走向何方的忧虑，可能就是杞人忧天了。所以，忧虑的不是谁在造庙，而是这座寺庙的发展如何中规中距，如法如仪，如何给大寨人的共同富裕与多元信仰带来益处？最令人担心的是，普乐寺会不会因为私人的投资而逐步变质为大寨村的“郭氏大庙”，变成私人的寺庙。 (
     
    危机的并非信仰
    
    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多有“精神走私” 特征，往往能够在神圣高压的语境中持续不衰。这是中国人尤为独特的精神活力。既容纳强制性信仰，亦能私下互补，偷偷信仰，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所以，公共权力秩序对这种精神走私型的信仰模式，听之任之，其权力代言人也常常乐此不疲。它所顾虑的，则是那种是经由无数人的信仰及其共识而自发自主建构起来的制度宗教。
    大寨人造一大庙，大抵上是一种精神走私与个人投资的相互结合，与公共权力无涉，犯不着危言耸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陈永贵；此言过矣！当然也犯不着去折射大寨人的信仰危机了。中国社会最危机的，并非这种私人信仰。大寨人自己就没有这样的危机感！
    最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批评，应当是网上针对郭凤莲的一些文字。这种批评，直接指责郭风莲是党员，是党员就应当是唯物论者，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为此，她不能支持儿子投资修庙，带头搞迷信。
    然而，这种批评似是而非。一个宗教学的常识是，造寺庙不等于搞迷信，何况普乐寺的建造具有合法审批手续。更要命的是，这种批评，再度把“不信马列信观音” 的双重信仰关系，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场域。它不仅把宗教与迷信、宗教信仰与权力政治搅混在一起，而且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危机的事情了。
    实际上，大寨人的信仰变迁，以一个象征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国信仰的特殊结构。这就是政治信仰与民间、宗教、私人信仰的层累积成。它们并非完全、简单的对立和矛盾。当政治信仰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私人的、扩散的信仰，固然没有选择和表达。但当这种信仰方式不再一统人心之时，它就会自发地从中萌生出来，私下选择，自由表达。此时此刻，如果中国人还是局限在固有的红色铁桶之中，怀念昔日那种强制性神圣秩序，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人生信仰的私人选择看作是一种危机，把这种多元化的信仰看作是当下各种中国问题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然。私人信仰既无伤大雅，亦曾有补于公共权力秩序的建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特别是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能够把个人的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予以制度分割的时候，这公私信仰、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的分别，更应相安无事了。因此，危机的不是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如何面对信仰的公共权力、以及不分公私信仰的固有神圣秩序。
    我近日正在评阅的一篇博士论文，它所提供的资料，可以推进我们对此问题的思考。故事的发生，恰好在全国学大寨的神圣时代。东北某山庄，学大寨、造梯田，不得不炸毁了村民们敬奉为山神的青龙、白虎石，从此阻断了村民们表达人生信仰的传统路径，使村民的精神生活承受了极大的伤害，很多青年人不明缘故的先后死去。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一致要求恢复对山神的敬拜，重新祭奉这块青龙、白虎石。但村长和村支书因手中有权而不敢有所作为，只能由村里的老人会出面，重建了这一传统信仰，稳定了一方水土。
    这是民间组织打造民间信仰、安定社会的一个典型，同时也印证了人生的、民间的、私人信仰的社会意义。没有信仰，反而会构成危机。只要是人们共同选择的信仰，无论它是民间的还是私人的，它们亦能建构一种神圣秩序。好似一位大寨妇女对我说的：她为了求子，一直在家里藏着一座平安辟邪神像。她的解释是：毛主席又没说不让辟邪。毛主席自己也信过佛啊。惟有在那样一个红色铁桶之中，政治信仰与个人的人生信仰才会彼此冲突，你死我活。
    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我宁愿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单纯的精神信仰。它早已越出了精神信仰的领域。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似乎决定于一种高居于信仰之上的神圣化逻辑。这才是值得中国人居安思危的地方。
    权力类型和经济发展决定了宗教和信仰的兴衰，这就是当代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建构宗教和信仰，其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使国家、市场、个人全身心投入，然而是社会缺席，缺少民间组织，缺少信仰群体、缺少社会团体。于是，制度宗教、私人信仰，不得不依附于市场，或依附于国家权力，以至于宗教不像宗教，信仰不像信仰。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权力的因素。所以，宗教、信仰不得不走世俗之路，政治、经济、权力却得以再度神圣化。
    大寨普乐寺就与此类似。它如果一种大寨人的信仰共识，民间组织，集资而造，问题就小多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私人资本，使用集体土地、借用公共权力。缺乏了社群的支持，普乐寺当然就无法落地，进入民间社会，只能悬空在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本之间，左右摇晃，难以自主，所以才会遭至这样多的批评和非议。这与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神圣、使用权力打造的意识形态信仰典范，关系微妙，值得一再琢磨。
    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大佛教，小信仰”。大佛教，国家、企业、私人的多方经营；小信仰，即把个人信仰无限放大，借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放大。 于是，在此大佛教和小信仰之间，粗暴地嵌入了放大信仰的“中间逻辑”，导致私人最得益，社会再失语。最使人感到危机的，是这种“小信仰”的运作方式。它们一旦遭遇那种能把私人信仰加以无限放大的中间逻辑时，所谓个人的、自由信仰，就会变型、变质。它的一个最大结果，就是中国人可以选择无数的私人信仰方式，但是，这种选择越多，中国人之间的个人差异就越大，个个都是自了汉，人人皆为小乘教，始终无法建构整个社会的神圣认同。表面上，中国社会好像有了信仰，但在社会整合的骨子里面，它还是缺乏信仰，特别缺乏信仰的认同，依旧一盘散沙。
    这就回到了我近年来一直努力思考的问题，一个难以被真正破解的难题——中国人不乏信仰，中国社会不缺宗教。然而，为什么中国人还是活在信仰危机的话语之中？！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缺乏一种能够使中国人基于自由信仰、建构一种真正的神圣认同及其价值共识模式。不仅仅是个人有了信仰，而是如何去共同地信仰，建构一种合法的信仰群体、组织认同的信仰结构？因此，个人有了信仰，不一定就能理所当然地拥有社会信仰。中国人最缺的，不是个人的信仰，而是“社会的信仰”，缺的是一种身处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信仰模式。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如此危机，既不是信仰出了问题，亦不是宗教出了问题，而是它们之间的建构逻辑应当转型。在社会缺失的背景之下，“小信仰”一旦做强做大，其中就会出现宗教陷阱。神圣资源的提供和配置不合理，从私人信仰到制度宗教的中间逻辑过分强大，加上多方经济利益的参股经营，自然就会造成中国人特有的“信仰不公平”、甚至对信仰无法认同、信仰不可信任的劣变。否则，中国人的信仰依旧还是非理性的、没有社会效应的巫术式信仰，永远不能成为社会认同的信仰、或宗教中的信仰。
    下面这首诗，虽然对其思想内容不敢认同，但其中包涵了一种很深沉的伤感意绪，很使我喜欢和感动，特用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诗曰：“昔为英雄铁姑娘，金锁缠颈豪气消。何来巨款三千万，不敬泽东敬神妖。永贵身影未走远，恩来遗泽沾红袍。从来多少兴亡事，都付进门一张票！”
    但愿这种 “自我信仰主义”，经由信仰结构的社会性建构，走向理性而公共的“信仰自由主义” ；但愿中国人能够通过那“层累积成的信仰结构”，历经个人精神权利的过滤，最终亮出中国信仰的真实底色。 
 
转自天益社区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