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儒教士与游击队员

杨宁

羽戈：儒教士与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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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8 9:54:13 · 来源： 新京报
　　　　　　■ 学术
　　　　
　　　　
　　　　　　《儒教与民族国家》　　作者：刘小枫　　版本：华夏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定价：29.00元
　　　　
　　　　
　　　　
　　　　　　从书名即可知《儒教与民族国家》的主题是什么，让人想不通的是，此书居然收录了一篇题为“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演讲稿，而且所置身的位次颇为关键：此书凡五文，此文正好居中，承上而启下，前两文（考辨纬书和革命精神源流）谈古，后两文（《王制》笺注是从康有为和皮锡瑞说起，另一文则直接拿现代电视剧《暗算》做文章）论今，中间这一篇的论题却是一个外国人的政治思想，尽管最后回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整篇文稿几乎找不到“儒教”这个词眼。作者这般苦心安排，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先来看文章。此文的评述对象是卡尔·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这是施氏晚年的作品，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其所附之主文《政治的概念》。不过，正基于这个“附识”，让人们不敢对此文掉以轻心，误以为这只是过时的战争史研究。实质上，施米特走的是政治法学的路子，刘小枫先生对其的诠释十分精辟：现代战争催生了游击队理论，现代正规军的普世性和技术理性催生了游击队的乡土性，而且游击队员还具备某种“哲学素养”（信念）和政治品质，这是他们区别于土匪的地方———依此二点特质，游击队现象就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关乎现代性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游击队员代表着某个类型的现代政治人：他们反现代，却置身现代的洪流之中，逐渐被现代性所同化……
　　　　
　　　　　　按照这种理论，游击队的队伍扩大了，不仅是那些挥舞大刀长矛潜行于山林的战士，还包括某些知识分子。施米特甚至说，游击队员首先就是些文人，卢梭是欧洲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游击队员……有卢梭做镜鉴，近现代儒教士就很容易走进我们的视野。儒教的乡土性不容置疑，近代中国最先反对西方现代性入侵的就是儒教士，乃至认识到抵抗无用，仍然坚持“中体西用”，“体”必须是本土的，失去了这个本土的“体”，政治品质就得不到保障。当然，儒教士亦有普世性的一面，所谓“天下大同”，尽管从来没有实现过，但仍具备提升性的效力。施米特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诗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接通的某个古老的中国思想线索”，大抵出自于此。而作为游击队理论集大成者的毛泽东，按刘小枫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左派儒教士。
　　　　
　　　　　　即便将儒教士与游击队员牵上了红线，有什么意思？窃以为最大的意思，就是可以从政治法学的角度观照中国儒学在现代的困境和出路。这与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可不同，毋宁说，他是站在圈内的，我们站到了圈外。（所以刘小枫会对蒋子说：“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这一换位，问题意识就变了，譬如说，儒教士拿什么捍卫传统？拿什么应对现代性坚船利炮的冲击？反观历史，他们使用的武器，居然都来自其敌人。这大概导致了“反现代的现代政治人”之诞生。而这种吊诡的同化伊于胡底呢？若完全被同化，失去了传统特质（乡土性）的儒教士的灵魂落脚何地，会不会成为游荡于荒野的孤魂野鬼？儒学内涵的普世主义能否派上用场？换言之，游击队有无可能转化为正规军，开启新一轮的文化-政治战争？
　　　　
　　　　　　还值得关心的是儒教士的哲学素养和政治品质如何锻炼和传承。施米特提到一点，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西班牙国内有教养的贵族、僧侣和市民阶层很大程度上亲法，德国亦然，德国的“大儒”歌德还亲自赋诗讴歌拿破仑，德国知识界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方。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重现？刚开眼看世界的传统儒生，不也曾无比迷惘吗？游击队员政治品质之维系的要点，就在于划分敌友，甚至要分清“实际的敌人”和“绝对的敌人”。近代的儒教士分不清敌友，遂开始窝内斗，从内部崩乱。
　　　　
　　　　　　说了半天，“儒教士”这个称谓可能还存在问题：儒家有没有“教”，何以为“教”？与此相关的争论可谓浩荡，不过多半陷入了鸡同鸭讲。其实这个问题并无一个固定答案，选择不同，只因为你们没有站在同一语境。即使都承认儒教的存在，刘小枫的“儒教士”与蒋庆的“儒教士”依然有差异。立足于游击队理论，刘氏的儒教士祈望化解古今之争的难题，但致力于“重建中国儒教”的蒋子，会甘于游击队员的身份吗？
　　　　
　　　　　　□书评人 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