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为甚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手。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手，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捧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于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派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甚麽？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於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於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於「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甚麽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甚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甚麽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於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甚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述说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告诉我：〈?姑〉已刊於2006年广西师?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这一期的《温故》，自己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甚麽？」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於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中有「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那，那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想点你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在不长的时间，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的放逐生涯。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级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1月28日）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警察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通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淀）劳改农场。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於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彷佛就是古人说的『无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地球的狗熊，脚下踩得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劳改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於管教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星光入睡，每个梦都是随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劳教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间土房，用被单当门?，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麽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一生一世的饥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来题为《诅咒》的诗，全诗八行。如下：推拂不开的心的诅咒／那阴影老是纠缠不休／因为它们呵至今还在／不休地摇动巫的魂幡／用唱歌的跺的脚／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咙／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却推拂不开心的诅咒
每个人的内心都蕴涵精神需求，这是天性。地之兴衰，人之显晦，在生存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这种精神需求就会觉醒、壮大起来，并成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林昭在《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年祭》一文，这样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决裂，是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这当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当黑暗不再是内心阴影，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太阳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坟墓，那又有甚麽要紧！
2007年7月-9日於北京守愚斋
发表于 2020-6-13 14: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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