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的时代与思想fficeffice" />
朱晓红
先知总是在自己的故乡遭唾弃,当60多年前朋霍费尔被纳粹处决的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料想到他对当代神学的意义。他的世俗世界中的非宗教性思想,成为20世纪60年代“神死神学”的思想资源;对和平主义和非暴力的理解、对政权和教会关系的反思,也成为当代基督教伦理学、政治神学的特别资源。如今,国际朋霍费尔学会的成员遍及近30个国家和地区。
除博士论文和教师资格论文外,朋霍费尔生前只出版过《追随基督》或《做门徒的代价》;然而,迄今德国已经出版了16卷他的作品集,英文版也在翻译出版中。《伦理学》是在其嗣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他创造性地利用圣经和传统,阐释了自己的伦理观点,该书阅读对象不仅仅限于基督徒,同样也适用于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
阅读《伦理学》,必然要和朋霍费尔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生活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朋霍费尔深知世道的险恶,他说,“恶以光、善行、忠诚、革新的形象出现,恶以历史的必然、社会正义的形象出现,那么,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证明其深不可测之邪恶的明确旁证。”,然而,“许多基督徒的中立,恰恰是从内部分化瓦解教会的最大危险,甚至是真正的基督的敌人”。朋霍费尔先知式的生命是两重反叛的化身,第一重是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政治上的反叛,第二重是对极权政府不作为、主张政教分离的德国中产阶级神学立场的反叛。参加推翻纳粹的暴力行为,这不仅将自己暴露于政治上的危险境地,同时也受到当时支持纳粹政权的主流教会的疏离。正因为作者是这样一位参与政变的路德宗神学家,所以,《伦理学》一书中对人的责任、委托、良知等的反思,也可看作是作者面对特别处境对自己思想的梳理。
先知式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寂寞的不归路,没有对人类深沉的爱和责任,是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的勇气。朋霍费尔曾言述这种爱的动力所在,爱不是一种个人态度、也不是俗世的责任或义务、甚至也不是人类行为中的舍己牺牲,真正的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爱,“人在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形象中认识并找到自身。被上帝接受、在十字架上被处死并得到和好,这是人的实在。”(第81页)在基督身上展示的和好之爱,要求人们能够用整个生命去分担,这时才会有神的诫命和委托,才会有人的责任——责任是一种对神之呼唤的回应。
这些论述出现在一个受神学家巴特影响、强调上帝话语和诫命的人思想中,倒也不足为奇。然而作为一种新教伦理学家,朋霍费尔特别强调自然和创造的地位,颇有天主教神学的特色。路德宗的“天命观”在纳粹政权中受到利用,沦为希特勒政策辩护的工具,巴特看到其中的扭曲,宣称“让教会成为纯粹的教会”,拒绝被利用的自然观和天命观,也关上了通向自然神学的道路。朋霍费尔理解巴特的苦衷,但他认为,将自然等同于罪孽,会给信仰带来的损失,“后果是严重且影响深远的”,自然虽然堕落被放逐,但创造的恩典和基督的恩典没有遗弃它,自然中仍有上帝的形象——理性,自然中仍有向恩典开放的自由天命。在自然和神圣之间并没有截然的鸿沟,人们需要承担起俗世中的责任,“让教会成为教会”并不够,还需要同时让工作成为工作、婚姻成为婚姻,政权成为政权(在朋霍费尔看来,工作、婚姻、政权、教会都是具体处境中上帝的诫命,是人的四重委托)。
“地点”、“实在的空间”等词汇多次出现在他的伦理学中,朋霍费尔是在表明:有责任的生命不会逃离世界,因为在基督中显示的上帝实在,无非是“上帝的实在进入这个世界的实在”,这是一种和解、和好的状态,要求我们的生命也能承担起和解的责任,克服邪恶力量对整全生命的摧残,在这个世界中做道成肉身的见证。有责任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其能承担起对上帝的责任,也能承担起对上帝甘愿进入这个世界的责任。世界和上帝不是一个截然二分的实在;这种对世俗化的直面和肯定,和后来的神死神学异曲同工。
先知批评或反叛现世,是为了尘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为了将来有资格参与未来社会的重建,朋霍费尔放弃纽约神学院的教职,义无返顾地到祖国,也放弃了曾有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思想,投身到政治抵抗的队伍中。也许国人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他最后因刺杀希特勒未遂政变事件而受极刑,但却是因为“第7号行动”(一个帮助小规模犹太人逃离德国的计划)败露而被捕,曾有人评论说这是因小失大,让抵抗活动偏离更大的目标,然而,对于朋霍费尔而言,良知要求爱神、爱人如己,缺少了这份爱的分担和同情,任何未来的重建都必将是缥缈的。
坊间可以找到的朋霍费尔的中文著作有《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另外,还有德国朋霍费尔的研究学者温德博士的《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最近,原由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翻译出版的《伦理学》,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引进简体字出版,读者们当在《伦理学》阅读中更加真实地聆听到先知的声音。
来源:南方都市报
[ 本帖最后由 曹志 于 2007-11-22 11: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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