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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晨光 恩典與自然:被賜福的「政治學」?──阿奎那政治思想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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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3 13:3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劉晨光 恩典與自然:被賜福的「政治學」?──阿奎那政治思想芻議

……作為一個以永恒之光觀察一切的思想者,阿奎那顯得太急於脫離塵世。一切將政治學當作實踐科學來用的想法在他那裏頂多只是潛在的。1

── 恩斯特.福廷




  嚴格來說,並沒有一種叫作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政治學」的東西。在他那裏,甚至哲學也只是神學的婢女而已。因此,考察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時,必須把它置於他的神學─哲學思想體系中,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所謂「恰切」,首先意味著准確把握其政治思想的性格與特徵;其次意味著清醒理解其政治思想在其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邏輯地位以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歷史地位。

  阿奎那的神哲學體系有一個通俗名稱,即「基督教化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顧名思義,它是一個混合體,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2任何一個思想家都脫離不開自己置身的歷史與思想傳統,而且只有當他對傳統的理解達到一定深刻的程度時,他才可能意識到傳統的美好與醜陋、優長與缺陷,進而引用最適當的異質性力量使其舊貌換新顏。整個基督教歷史中,最著名的兩位有「神聖」之名的學者是奧古斯丁與阿奎那,這意味著: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傳統很大程度上是由奧古斯丁創立的。除了奧古斯丁主義之外,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傳統還是以下諸因素混合的結果:早期聖徒作品、斯多葛主義、西塞羅思想以及羅馬法學說等。但倘若說有甚麼統一的教義,那就是基於奧古斯丁所說的享有永恒榮耀的「上帝之城」對於有朽世界中「世俗之城」的優越而產生的蔑視現世生活的極端思想。奧古斯丁的教義得力於他對柏拉圖主義的改造與利用──柏拉圖主義設定的理念世界也就是超感官世界對於現實世界,也就是感官世界的優越,以及通過神話方式闡述的靈魂論和來世不朽的生活圖景,非常符合基督教思想對於世界與人生的看法,於是柏拉圖被認為是異教世界中最虔盏娜吮憷硭?斎涣恕?o論如何,對於傳統的基督教思想來說,上帝高於人,靈魂高於肉體,天堂高於塵世,來世高於今生。正是在鮮明的二元論基礎上,人在俗世的現實生活處於被蔑視的地位,人的一切在上帝面前都微不足道。現世是個墮落的世界,人所能為的只是贖罪。  

  阿奎那身處的是一個轉折的時代。雖然基督教允許自己的神學家修習哲學,但人的理性仍然沒有獨立的地位,對於上帝的信仰永遠是最重要的。阿奎那時代有大批頑固的奧古斯丁主義者執著於這一傳統觀念,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沉溺於「黑暗王國」中而看不到將要展露的新世界罷了,即便對於外部越來越逼迫的挑戰3有所感知,也只是把冥頑當作保守,自以為重複老一套貶低人性與理性的幽黯話語就是在進行光榮的護教行動。所謂的外部挑戰,主要是指阿拉伯世界傳來的阿維羅伊主義(Averroist),它所張揚的理性直接挑戰了基督教啟示傳統的思想基礎。4面對這一比戰場上的敵人更凶猛厲害的思想對手,真正的護教邉邮怯砂⒖?莵硗瓿傻末ぉに麑Π⒕S羅伊派在解釋亞里士多德上的勝利,被比作五百年前查理.馬特爾對阿拉伯人的勝利。同時,阿奎那的勝利也是對於他的許多前輩以及同時代人頑固的奧古斯丁主義的勝利。事實上,基督教世界爆發了奧古斯丁主義與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論戰,1269到1272年阿奎那在巴黎決戰中贏得的勝利使他的一生達到極盛期。

  正是在與思想敵人的關係中,阿奎那的基督教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特徵得到初步顯現。它比奧古斯丁主義更強調理性,比阿維羅伊主義更強調信仰。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阿奎那為甚麼得益於亞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圖?或者說,為甚麼是亞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圖的思想成為他完成新神學體系的理論工具?這裏固然有歷史的偶然機遇,比如當時對於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翻譯引起的思想解放5,但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嘗試給出這樣的回答: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更為突出哲學與政治的沖突,因此,它被奧古斯丁主義利用來突出天堂與塵世的斷裂,被阿維羅伊主義利用來突出哲學與律法的矛盾。6而阿奎那面臨的重大使命不是要加深橫亙在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鴻溝,而是要調和二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雖然保持了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但顯然有意在弱化這一張力,使二者顯得能夠友好共存。總之,由於哲學已經在基督教神學體系中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阿奎那不再需要像阿拉伯或猶太世界的哲學家那樣為哲學辯護7;同時由於哲學在基督教世界中身為神學婢女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阿奎那也不可能像阿維羅伊主義那樣高揚理性的至尊。阿奎那所要從事的工作是調和信仰與理性,給與理性更高的榮耀,但同時使它永遠不可能蓋過信仰的光芒,在信仰與理性兩個極端之間保持均衡。「恩典不會取消自然而只會使自然完善」(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ficit):這是阿奎那理論的基本要點,或許也可以說是他的天才之筆和成功之源。



  讓我們謹記這一點,看看它是如何反映在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的。阿奎那並沒有完整的政治學論著,他的政治思想分布在他的整個神學思想中。他有兩部重要的政治學作品在他死時尚未完成:《論君主政治》(De regimine principum)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1─4章是阿奎那撰寫的,其餘大概出自盧卡的托勒密(Ptolemy of Lucea)之手;《〈政治學〉注釋》的第一、二卷和第三卷的第1─6章為阿奎那所作,其餘大概是奧維爾尼(Auvergne)寫的。阿奎那的政治思想還能在其它作品中找到:對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的注釋和對倫巴德8《嘉言錄》(Sentences)的注釋,以及《反異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更不用說煌煌巨著《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了。還有一篇書信體短論《論對猶太人的統治》也值得注意。這些在從拉英對照本翻譯過來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選》中可以看到,雖然所輯尚不夠完全,但用來探究和把握阿奎那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顯著特徵已經足夠。

  「政治學」在阿奎那思想體系中的位置,大概可以從他對亞里士多德的兩部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的詮釋的兩個第一篇「導言」中看到。出於自然之事物與出於技藝【人工】之事物的區分還是至為關鍵,關於兩類事物的知識分別是理論科學與實用科學【實踐科學】,前者認識自然,後者模仿自然。在人造事物中,有一種來自對於外在材料的加工,還有一種出於人類自身的行動。實用科學因此又分為兩類:機械工藝和倫理學。政治學即屬於倫理學的範圍,即「在人類抱有某種目的而自動地有所行動的範圍內對人類進行研究」9。阿奎那說:「城市【城邦】是人類的理性所構成的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政治學是一切實用科學中最重要的科學,並且是所有那些科學的樞紐;因為它所論述的是人類事務中最崇高的和十全十美的東西」。10就此而言,阿奎那對於政治學的理解似乎與亞里士多德無異,人自身的理性尤其是政治理性得到理所當然的推崇。但是,「人類的智能是人工創造的一切事物的本源,而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它本身又是從那作為自然之物的本源的神的智能產生的」,也就是說,人造之物模仿自然,而自然之物模仿神:「人類的智能既然從神的智能獲得智慧的光輝,就必須從神的智能對於自然的構築措施中取得靈感,並把那種措施看作自己的模仿來加以仿效。」純粹屬人的智能或理性不是完全自足的,出於人的理性構造的政治學當然也不是完全自足的了。很明顯,就像宇宙萬物的存在有一個等級制秩序一樣,關於存在的知識也有一個等級制秩序。11政治學的研究對象雖然是人類事務中最重要、最崇高的一部分,但還有比人類事務更高的事務,所以政治學在阿奎那的知識等級制中不可能處於最高的一級,關於自然的知識和關於神的知識都比它更為高級。

  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就承認一種關於存在的等級制秩序,即宇宙─城邦─人的同構關係。同時,在城邦與人自身內部也存在著等級制秩序。前者是就城邦的各個部分也就是階級而言,最基本的區分存在於自由人與奴隸之間;後者是就靈魂的各個部分而言,即對理性─激情─欲望這三種成分的區分。城邦的自由與人的理性處於至高位置。事實上,承認宇宙萬物間存在一種普遍的等級制秩序是古典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特徵,基督教神學並沒有否認這一點,只是代以一種新的等級秩序,使上帝處於它的最頂端。阿奎那在《反異教徒大全》第3篇第81章中很好地表達了這一點:「天意要對一切事物貫徹一種秩序,並證明使徒言論的不謬:『一切現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 』(《羅馬人書》,第十三章,第一節)。」具體而言,有三種秩序:神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和政治秩序。12這把我們引向阿奎那的學說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性的部分,甚至可稱為阿奎那的思想內核的部分,即他的自然法學說。13

  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把法分成四種:永恒法(Eternal Law)、自然法(Natural Law)、人法(Human Law)和神法(Divine Law)。14永恒法出自神的理性,或者不如說就是神的理性,是神聖智慧的永恒規劃;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對於永恒法的參與,或者說是神的理性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跡;人法是靠推理的力量從自然法的基本原理推出的結論,或把自然法應用於具體情況時的特殊規定;神法實質上則是啟示,是上帝恩賜的禮物。15除了人法之外,永恒法、自然法和神法都確立了行為的准則,雖然這些准則有時用於人類,但並非專用於人類或特別從人類本性中得來。即便是人法,也只是普遍的行為准則應用於人類而已。在這四種法律中,對於自然法的理解無疑是最關鍵的。就它是一種法而言,自然法是外在於人的;就它是自然的而言,它又是內在於人或人原本固有的。因此,自然法既允許人類享有自由,但又對人類給與限制,從而把人的自由從對神的反叛轉化為對神的遵守。由此可見,自然法和神法雖然都是神聖智慧或永恒理性的外在法,但二者的區別也是顯然的:自然法既外在於人又內在於人,神法也就是神的恩典則是純粹外在於人的(雖然恩典的前提是靈魂中有某種能夠領悟它的因素)。因此,恩典雖然比自然更靈驗,但對於人來說,自然更根本,因此也更持久。16

  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相比,阿奎那的「自然」如此曖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督教上帝(創世神)和恩典(神聖救贖)概念的引進。一方面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觀,即認為事物的自然就是它內在具有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自然觀,即認為自然是被造物,上帝是自然的創造者。阿奎那綜合兩種自然觀後得出的基督教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自然觀認為:包括人的自然在內的所有事物的自然,不僅是被創造的,還是內在的,即是事物應有的本質。雖然是被創造的,但自然並沒有成為神的工具或傀儡,因為上帝把它們創造出來,不僅為了上帝自己的目的,也是為了它們自身的目的、自然的目的。17也正是因此,「自然」是理解阿奎那的思想體系尤其是政治思想的一把鑰匙,因為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就是他關於自然的思想應用於政治的結果。這一方面表現為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論,另一方面表現為《論君主政治》中的「自然和諧性」(natural sociabilty)。在解讀《論君主政治》之前,讓我們繼續考察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論。上文已分析了自然法與永恒法及神法的關係,接下來要分析的是自然法與人法的關係。

  人法從屬於自然法,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然法完全決定人法,使其成為自己的執行者。自然法僅僅是人類行為最一般的原則,是與人的自然傾向或目的相一致的,其中有一切實體共有的保全生命之本性、所有動物共有的繁衍後代之本性以及為人所特有的過友好的社會生活之本性。18人法由自然法而來,或是直接從自然法推出的結論,或是作為自然法應用於具體情況的標準,相應地,人法也通過兩種形式或類型即萬民法(ius gentium)和市民法(ius civile)確定了自然法。阿奎那關於一般法律的定義,即「對於種種有關公共幸福的事項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負有管理社會之責的人予以公布」,特別地適用於人法。不過需要注意,阿奎那在解釋「神法的必要性」時給出的理由其實也概括了人法的必然的不完美性:「人注定要追求一個永恒福祉的目的」、「人類判斷的不可靠」、「人的判斷達不到隱秘的內心動作」、「人類的法律既不能懲罰又甚至不能禁止一切惡行」。19事實上,人法是為了廣大的群眾制訂的,其中大多數人的德行離完美的程度尚遠。20人法只是通過一種消極的手段即使用壓力和恐嚇來防止作惡,從而保證人們享有和平的、有德行的生活。21同時,懲罰權只屬於法律的僕從,但這一權力是有限制的,人們在執行上帝的憤怒時不能濫用懲罰;報復也是如此。它不是罪惡和有害的行為,而是消滅有害之人的一種「自然傾向」,但它同樣也受到「神聖秩序」的限制。阿奎那的自然觀保護了人法的執行免於雙重危險:受到壓制,或被用來服務於外在於人類的利益。22     



  托馬斯主義的基督教等級制秩序與亞里士多德的古典等級制秩序的不同,蓋源於前者在後者的自然世界中引入了創世神的觀念,既承認恩典與自然、啟示與理性、上帝與人之間的根本區別,又要調和其間的沖突。這造就了阿奎那獨特而曖昧的自然法學說。在上帝─自然─人之間存在的等級制秩序是:上帝高於自然,又成全自然;自然高於人,又成全人。此外,它一方面保留了古典政治哲學的固有特徵,比如目的論、德性論、整體性、倫理性等,另一方面為其賦予新異的內涵。這首先表現在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所要處理的永恒的政治關係中,比如統治與服從、權威與自由、權力與道德、權利與義務等;其次還表現在特別因為基督教而產生的政治關係中,比如政治與宗教、國家與教會、政權與神權、公民與基督徒等。當然,最為核心的政治學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或者說政體問題。

  根據阿奎那自己在《論君主政治》第一篇的第11章結尾和第12章開頭所言,此篇政治論文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君主政體的好處,仁政與暴政,君主的權力與職責。23在阿奎那看來,甚麼政體是最好的跟人類社會的自然目的有關,而人類社會的自然目的與人的自然目的有關。因此,《論君主政治》開篇第一章就說道:「人天然是個社會的和政治的動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動物要過更多的合群生活。」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源於人的自然需要。不過,阿奎那所說的人的「自然」似乎更多地指人的「必需」、「必要」或不如說是「必然」,也就是他給自然法賦予的保全生命和繁衍後代之類的內涵。這就說明了在「政治動物」之外加上「社會動物」,或者以「社會動物」取代「政治動物」的深刻意義。24相應地,阿奎那也認為社會的「公共幸福」是其根本目的之所在,如其所言,「如果一個自由人的社會是在為公眾中腋5慕y治者的治理之下,這種政治就是正義的,是適合於自由人的。」所謂的「公共幸福」,首先在於「和平的團結一致」,這也是任何社會的統治者首要達成的任務。由於一個人統治的政體更容易實現社會的統一,「人類社會中最好的政體就是由一人所掌握的政體」。25但是君主政體有淪為暴君政體【僭主政體】的危險,因為人們不能保證君主個人永遠具有德性,他可能把實現個人私欲而非公共幸福當作政治統治的目的。倘若如此,暴君政體反而成了最壞的政體,因為暴君政體最不具有一般性,對於公共利益的損害最大。

  但是這並不否定君主政體的優越性。阿奎那通過引述羅馬史來證明,君主政體雖然可能淪為暴政,但它比少數人的統治腐敗後的危害──「陰帧⒓姞幧趸騼葢稹供ぉじ?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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