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杨宁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fficeffice" />

 

余杰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一、谴责罪恶：从先知到保罗

旧约中的“先知时代”，大约是主前六世纪左右，一群衣衫褴褛的先知开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会史家亚伯拉罕·赫瑟尔指出：“先知是一位与社会抗衡，抨击社会习尚和谬思，诅咒一切自满自任和苟同的人。先知常被催逼宣告与他心中相违背的事理；他基本的目的是要人与神相和好。为何两者需要和解？或者是由于人类错解了自主权，滥用自由，极具野心及专横的傲气，终致拒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先知是领航员，首先看到不远处的礁石；先知是好牧人，带领羊群脱离虎口。先知所说的话，人们一般不喜欢听；但人们如果照先知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收到荣神益人的果效。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是先知将神的话带进所处的世界，使一切事物产生彻底改变。

先知的言行贯穿旧约，他们被真理光照而展开言语和行动。研究旧约神学的泰斗威廉·端力斯在《认识旧约神学》一书中指出，先知传统肇始于摩西，整个先知传统的基础乃是西奈山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了特别的呼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摩西与神相会之后，返回百姓的群中。“先知站在众人面前，就如一个人被造站在神面前一样。”（《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摩西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先知被神兴起。

先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神的圣洁，对百姓所犯的罪痛心疾首。他们谴责的罪，既是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一个民族的罪、一座城市的罪和每个人的罪；他们谴责的罪，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人的堕落，是犯罪的欲望，是人对上帝荣耀的亏缺。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分析先知时代的希伯来精神时指出：“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

先知的眼睛穿透历史的迷雾，先知的心中有衡量是非的天平。先知批判的对象包括君王、祭司和大众。首先，先知无惧地面对君王直言：“你就是那人！”那君王或是百战百胜，或是心黑手辣，或是奢侈淫乐，或是苛政猛于虎，惟有先知敢于发出让君王胆战心惊的预言。就社会地位而言，先知卑微、贫穷，如同乞丐一般，但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勇气，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如先知拿单直斥大卫所犯的夺人妻子、并陷其丈夫于死地的大罪，大卫是以色列全盛时期权势显赫的君王，但他在拿单的面前也不得不折腰，因为拿单言说的是真理。

其次，先知揭穿了当时徒具仪式的宗教的本质，以及祭司阶层的腐化。宗教在以色列王治时期便已失去活力；很多所谓的先知已变成君王的家臣。宫廷祭司只注重外在的礼仪而失去内心的顺服，他们求王的悦纳，而不求神的悦纳；他们认为王近在眼前，神远在天边。他们带给百姓虚假的信息，对百姓实施催眠术。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再其次，先知为真理的缘故不惜与“大众”和“人民”为敌。在先知看来，“人民崇拜”也是偶像崇拜之一种。“人民”未必站在正义一边。当以色列民众满足于形式宗教、满足于各种仪式和礼节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偶像崇拜、忘记与神所立之约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旨意镶嵌在人的内心，人只有凭借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先知直指整个问题的核心：宗教信仰所表达的，是人与神的交通；经过个人的体会，使人亲自作决定并且完全降服于神；宗教信仰最终带来正直的人生。先知告诉人民：“你们要洗濯，自洁。”

先知像牛氓一样迫使大家都来直面严峻的处境。先知那断然决然的宣告，既不利于君王所珍惜的“稳定”，也揭穿了御用祭司的把戏。先知的宣告具有颠覆性，如闪电划破黑暗。宫廷祭司亚玛谢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发人到国王耶罗波安那里，诋毁先知阿摩司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司书》七章十节）亚玛谢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讨好国王耶罗波安，才如此告密。但他确实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全然败坏的君王和百姓来说，确实“担当不起”先知所说的、掷地有声的“神的话语”。先知耶利米把这类从神而来的话比喻为打碎磐石的大锤。在十七篇先知书里，有一群明光照耀的先知：他们对罪是如此敏感，对公义是如此坚持；他们对君王是那样严厉，对百姓又是那样怜悯。他们从尘土中崛起，却比君王更加高贵。

当先知时代过去之后，上帝在新约中又兴起使徒们来，尤其兴起了保罗。保罗承续了旧约中的先知传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美国教会史家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指出：“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信仰全然摆上，更没有人想到扫罗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前是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祭司颁布的正式公文，前往大马士革逮捕逃亡的基督徒。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实践公义的最佳方式。然而，自从在大马士革城墙外被真理光照之后，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脚就踏定了传播福音的道路，成为打那美好的仗的战士。逮捕基督徒的扫罗，转变成被人逮捕的基督徒保罗，这一尖锐的对比彰显出上帝浩瀚无边的恩典。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告诉人们许多关于保罗的故事：保罗如何在路司得被人用石头打、被留在城外等待死亡；如何在腓力比被打及被囚；如何在以弗所被卷进一场暴乱、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在耶路撒冷被捕，下到监狱里；如何在地中海遭遇船难；最后如何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仍然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必得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原则。保罗的后半生一直在苦难中大声疾呼，他的生命成为信仰者的美好见证。希腊文中“见证”（martys）一词，演变成跟“殉道”（martydom）有关，绝对不是偶然，正像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所说的那样：“受苦是真正门徒的印记。”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保罗有权柄依照由神而来的启示，严厉批评后来成为教会基石的彼得。要知道，彼得是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虽然三次不认主，但他是门徒中最先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生前多次称赞这个有着孩子般心态的渔夫。按照中国人“先来后到”的观念，保罗根本没有资格谴责彼得。但是，此前劣迹斑斑的保罗，居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彼得“装假”、“行得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本人是持守公义的“光明之子”，才有此种护教和卫道的力量。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伟大的文豪和学者，在二十一封使徒书信中，有十三封出自他之手。保罗来自三个世界：犹太、希腊和罗马——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马列门下研习犹太律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腊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还是罗马公民，这使他具有特殊的自由权，比如可以四处奔波、在旅途受保护、进入上层社会等。如果说耶稣生前跟随他的门徒，全是地位低下、学识有限的草根人士，那么使徒中惟有保罗是知识分子，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因此，他成为上帝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人。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帝国，传到知识精英当中，让基督信仰给欧洲带来了脱胎换骨式的文化与精神更新。在此意义上，保罗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旧约中的先知和新约中的保罗，将带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哪些启发和鼓励呢？

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归信历程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中便缺乏一个超然的先知的传统，也从未有过一个像保罗那样具有向万民传播真理的使命感的人物。孔子并不关心灵魂的归宿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还说：“吾不语怪力乱神。”儒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在没有更高的彼岸价值支撑的前提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考虑的重点便是此岸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归属只能是“学得帝王术，卖与帝王家”。

职之是故，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也从不敢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习惯于处庙堂之高，而难以处江湖之远。他们从未与民间社会建立起一种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天下”从来都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天下苍生”的“天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即便“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像丧家之犬一样奔波在寻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有理性的话，便可以出来做官，辅助之；如果统治者毫无理性，那么就只好隐居和自保了。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蜗牛哲学和鸵鸟哲学。但是，并不因为你像蜗牛一样缩到壳里、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堆里，罪恶的泛滥和黑暗的肆虐就不存在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已是明日黄花，重新回到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之中也于事无补。经济的发展、军费的增长、国力的强大，并不能掩盖罪恶的横行、灵魂的焦灼和真理的匮乏。学者陈奎德分析说，经过了一九八九年以来缺乏公正和公义的、畸形的经济改革，“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经济繁荣的泡沫已经难以掩盖着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乃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而大部分官员、经济学家、电视主持人和御用作家，完全无视无处不在的腐败、危机与邪恶，依然帮助掌权者打造“太平盛世”的虚假图景。他们的话如同鸦片、如同麻醉剂，让百姓如傀儡般“娱乐至死”。

那么，先知在哪里呢？保罗在哪里呢？我们的道路由谁来指引呢？“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节）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国度，上帝必在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兴起一批具有先知的职分和保罗的使命的仆人来。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必向掌权者发出警示，必向同胞指出正道。他们不畏君王的雷霆之怒，亦不惧民众的千夫所指。近年来，一大批奋不顾身地争取自由、公义和人权的知识分子纷纷受洗归主，预示着上帝已经奏响了中国福音复兴的新的乐章，上帝的大手已经开始抚摸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使徒时代基督信仰的传播，先是扎根于以色列乡村中穷苦的边缘人群，然后通过保罗这一桥梁进入罗马帝国的城市和知识阶层，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与价值体系。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是在完成了乡村的数千万信徒的长期积累之后，福音开始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城市知识分子之中。这些城市里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农村的信徒一样敬虔、一样火热。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的更新，基督信仰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一。

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受洗归主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以刘小枫、何光沪等基督徒学者为代表，在文革后的文化荒漠和精神断裂之中，着手翻译介绍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化思想。这些系列译著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刘小枫创建“汉语神学”的抱负和筚路蓝缕的著述工作，至今让后人肃然起敬。其代表作《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等，成为年轻一代学子关注和研究基督教文化思想的重要触媒。我本人便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但是，在这批翻译和研究基督教思想的学者中，有些人虽然已经受洗，但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基督徒”或“一个人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不参加教会生活，与家庭教会的网络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因此，其思想观念无法向下传播，影响力只能局限于学术界和大学内部。更有负面作用的是，由于“文化基督徒”这一谬种流传的概念，使得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文化基督徒”自居。信仰被从生命中被剥离出去，“文化”的存在先在于“信仰”，“文化”被误认为一种最高价值，遂导致一种“买椟还珠”之后果。

第二个阶段：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受重挫，大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流亡西方。此后十多年里，许多人经历了妻离子散、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苦楚，个人的世界被撕裂了，遥远的家国只能“铁马冰河入梦来”。民运内部纷争不断，又让他们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能给生命带来安慰的最高价值。由此，他们开始反思信仰的缺失与人性的残缺，其中一部分人放弃自我、归信基督，或成为带领教会的全职牧者（张伯笠），或组建福音传播机构（远志明），乃至成为美军的随军牧师（熊焱）。这批海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神学研究与建造方面并未比刘小枫、何光沪那一代人走得更远，但他们在生命上却更为完全与鲜活。他们像鱼在水中一样，扎根在发展迅速的海外华人教会之中；同时，他们的各种福音事工，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远志明拍摄的《十字架》的光碟在中国内地至少传播了数百万份，如张伯笠讲道的视频在网络上有数十万的点击率。当然，他们的局限之处在于：大都身处海外，由于种种限制，通常难以返回中国。即便有机会回国，一般也只能作短暂停留，对大陆福音工作难以更加深切地投入。

第三个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一大批更为年轻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此为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西方学界及公共空间中的“自由派”的涵义完全不同，持“自由主义”立场且亲近基督教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保守主义者”）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新闻业者、人权律师等，在积极介入当下的公民维权活动、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国现实政治的黑暗以及人的全然败坏有了前所未有的体认。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必先拯救自己；要改变政治，必先改变人心。这种拯救不是“自我拯救”，而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力量；这种改变不是靠人对人的“启蒙”，而要靠上帝对人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完全处于中国深重的罪孽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以为义”地充当国家民族的“拯救者”。经过或长或短的理性与情感的挣扎之后，这批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识到了上帝的大能，最终决定受洗归主。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与邪恶争战的勇气，获得了爱人如己的力量，更获得了永生的盼望。他们公开彰显个人的信仰立场，也基本保持着基督徒日常信仰生活的常态，如灵修、祷告和教会生活这三个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既是文化中的人，也是实践中的人，更是信仰中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溢出书斋、学院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更进入到教会广阔的网络之中；他们走向信仰的艰苦历程和逐渐丰满的生命状态，不仅在知识界内部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更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近代以来，中国教会和基督徒长期对公共话题保持沉默，基督信仰也疏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处于某种“自我放逐”的状态。一些在神学上存在明显偏差的教派，将“世界”与“教会”截然分开，抽空了基督教的入世情怀，在教会内部形成了一套“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属灵话语，甚至以对社会生活的无知作为更加“属灵”的标榜。长期以来，基督信仰一直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对话，当然也就难以改变和更新中国文化，更难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中发挥正面作用。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上帝并非“自我囚禁”的上帝，基督信仰并非内心深处的“隐私”，上帝的道必然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得以彰显。所以，教会和基督徒理应回到社会生活当中，理应成为价值的标竿和心灵的绿洲。“暗地里的门徒”的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正如不说出来的真话不是真话，隐藏起来的信仰亦不是信仰。此一转变的标志，便是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在世纪之初的中国，一批既谦卑顺服在真理之下又坚守公义、既融入教会又挺身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信仰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中国家庭教会由隐蔽走向公开的转折点。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以此种形式让中国教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和传播真理。上帝同样奇妙的安排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教会的公开化进程之中，将新的观念带入家庭教会，他们人数虽少，却如同催化剂一般，对家庭教会影响巨大。由此，从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两百年以来，基督信仰终于在中国获得了从所未有的公共性，终于走出教会、走向公共空间。

三、“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信仰状况是否决定其在公共空间中的表达？美国法学家理查·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统计了西方最著名的五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发现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持左派（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派”）立场，倾向于否定和批判基督教信仰。这一数据深刻地表明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在中国，却呈现出一种与之反向的景象：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中国那些敢于对敏感问题发言、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么已经受礼并参加教会生活，要么对基督教信仰和价值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这样一种远景已经若隐若现：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意图回归“轴心时代”、与先知传统和保罗传统接轨，正如历史学家张灏所说：“在那个时代，一些思想型的人物以代表来自超越的真理自任，开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外，建立一个以理念与智慧为基础的独立的心灵秩序。从此传统型知识分子，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开始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今天的这群“新人”，有没有可能像昔日的先知和保罗那样更正一个时代的歧途、并带领同胞迷途知返呢？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及思想和精神资源，与前代没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相比，已有相当显著的变异。如果说前代学人多以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以及黑格尔、尼采、罗素、萨特、昆德拉、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精神导师，而以上诸人大都远离或否定基督信仰，持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立场；那么，这一代年轻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则更多地从晏阳初、林语堂、林昭等中国本土人物以及齐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朋霍费尔、史怀哲、马丁·路德·金、图图大主教及德兰修女等西方人物那里吸收精神资源，他们多为虔诚的基督徒或基督信仰的实践者和殉道者。当然，更为关键的一点，还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对圣经这本“公义之书”和“仁爱之书”的毫无保留地接受。效仿榜样和文化源头的转变，必然带来思想基础、精神气质和人格范式的更迭。

这是一批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人”。他们与教会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冲突，两者还需要一段磨合的时间。“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愿意以个人生命和公共影响力为教会服务，并为教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文化使命；同时，教会也应当向他们敞开胸怀，接纳他们、牧养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也是教会不可推卸的使命。哈佛大学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民主政体之关系的毕思齐，在讨论到教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指出：“使命与呼召非常重要。教会要有效地运作，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先知、祭司及君王。我们需要有人——通常是在教会以外——提醒我们过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人在教会之内安慰、鼓励羊群，为受创伤者包扎伤口，关怀伤心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人愿意又能够投身于建制中，致力改善它。在神的国度里，应该有地方可以容纳激进的重建主义者和深思熟虑的渐进主义者，两种使命都当受到尊重。”一方面，教会应当牧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顺服教会；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在走入教会之后，不应当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及实践能力，相反应当进一步强化之。

在成为“光明的儿女”的过程中，这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认罪悔改、去除骄傲，参与教会生活，力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活出耶稣”来；另一方面，将信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开始在政治、经济、新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道德伦理及神学上求索和建设。他们的信仰历程经历了三次悔改：转向基督、转向教会和转向世界。首先是转向基督，相信耶稣是个人的、关乎人类存在的选择。这一次悔改的基础，是承认自己的罪，接纳耶稣为拯救的主，把生命交托给耶稣。浸淫在缺乏“罪”的意识的中国文化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便是认罪。若能认罪，便能归信。第二步是转向教会，圣经中没有一个信徒是独自修行的，这也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如婚姻可以把原本素昧平生的人组织成一个家庭，基督徒之间亦应当互相联结。第三步是转向世界，是在获得真理的装备之后重新返回世界，在世界的面前展示信仰、表达信仰、传播信仰，帮助同胞睁开眼睛、打开心门，摆脱撒旦的捆绑，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特定的群体还开始勇敢地指证罪、批判不公义，并从中引申出爱和宽恕的观念。他们是愿意成为实现一个更加公义的社会的先行者。圣经中所指涉的公义，更倾向于所有弱小的、无自卫能力的、无人保护的鳏寡孤独。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在场者”而不是“掩面不顾者”。

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有作家、学者、律师、艺术家、记者、教师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他们努力让个人化的信仰进入公共领域之中，一步步地实现知行合一、信仰与生活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他们不再追求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象，并深知自己绝对不是“拯救者”，自己并非在“罪”之外。在此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底层社会，越来越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们人格形态的谦卑顺服、以及面对中国问题时的韧性与执着，是在对基督信仰的寻求中形成的。此前，恪守儒家价值的士大夫传统，影响至今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自信，以及“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与之相比，“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认识到个人的有限性和缺陷性，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时刻保持警醒，在批判现实时将自己也纳入其中。

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和价值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能推卸上帝所赋予的文化使命。中国的教育系统、文化人与媒体一起腐败堕落，基督徒能满足于躲在黑屋子里歌唱和赞美的自由吗？回顾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说洋务运动开启了技术层面的变革，戊戌变法开启了政治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层面的变革，那么当下刚刚开始的福音的传播和信仰的热潮，则开启了中国人灵魂层面的“化腐朽为神奇”。“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生正逢时，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这正是世纪之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超越上个世纪五四一代先贤的起点。

在中国这个缺乏基督信仰传统的“外邦”，这群“新人”肩负着让基督信仰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的使命。在这片广袤的荒漠中，迫切需要更多将个人的知识、思想和文学才华奉献给福音工作的信徒——作家、学者、诗人、电视和电影编导、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等。他们的工作是促使家庭教会走出本位主义，走向基督教原初的大同主义；他们的工作是打破家庭教会“闭关锁门”的状态，使之成为时代激流中的磐石。基督徒和教会不能外在于文化，不能自动放弃对文化的引导，以至于混乱背谬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成为社会的主流。用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沃特斯多夫的话来说，对受造物、社会、文化和自我等里面美善的确认，背后有一份深邃的神圣意识支承着——我们周遭的美善乃是神的恩宠、赐福和恩典。神的灵催化人类的努力，结果形成了文化。改革宗人士认为，人的罪既影响到人的理性，也影响到人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要作出补偿性的行动，那是出于一项信念——上帝召唤我们提倡美善而力抗邪恶，并尽力行道。

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内核的置换工作已经启动，这一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中国基督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开拓工作。仅以美学而论，中国文化注重美感，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便是把握住了中国人的这一民族性格——如果没有历代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壁画、大佛石雕、庄严寺院、绘画诗歌、民间宝卷、戏曲传说，能否想像佛教在中国的广为流布？今天，基督信仰在中国这一“外邦”传播，更迫切需要兴起一大批一流的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这些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除了在个人生命上“活出耶稣”，还要在其文学艺术创作中，以文学艺术之美传播信仰之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用于表达个体的信仰经历和本色化的信仰立场。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应当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创作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无愧于上帝的恩赐的文学艺术作品，抗衡当代非基督教的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让万邦万民都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这就是当代中国“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这群上帝重用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奋不顾身地奔跑和争战，以上帝的爱和怜悯来消除这片土地上郁积数千年的血腥与罪恶，让野蛮和暴政转变为文明和慈爱，“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十节）这既需要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切切地祷告，也需要迅速地展开具体的行动。上帝必定会将一群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使命的基督徒差遣到中国来，上帝更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挺身站出来，在这个恶人横行、下流人升高的国度和时代里，侧耳倾听他的话语，开口传扬他的话语，让他的公义和慈爱语在心中扎根，让他的公义和慈爱充满这全地。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稿，费城西敏神学院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稿，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