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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若从内在的角度来考虑，可说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胜过其教会教义的最终胜利。”（《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134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路德强调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并以此为教会赖以存亡的基础。然而，为了坚持这个真理，他发现自己必须和天主教会决裂，而天主教会就以奥氏绝不可以分裂教会的教导来指责路德，使他陷入困境。
第一代改教家相信大公教会可以自我改革，路德宗的许多人认为分裂只是暂时的。所以思考教会论不是那一世代最迫切的问题。天特会议使分裂无可挽回，所以第二代改革家必须解决教会论的问题，这是加尔文要解决的问题。
路德的教会观重视上帝的道而轻视制度：“可以识别基督教会会众的确实标记，乃是在那里所传扬的纯正福音。……哪里没有福音并以人为教训作管治的，那里就没有基督徒，只有异教徒……”（136）
由此，路德不重视牧职和制度。
极端派否定一切的教会制度，否定有形教会制度。
奥古斯丁的教会论比较宽广，他认为教会是包括义人和罪人的一个群体。而古代多纳徒派，是一个北非的分裂运动，他们认为教会已经与罗马帝国妥协了，只有真圣洁的成员才是属于教会。（138）
马克思·韦伯的观念，由特尔兹（Ernst Troeltsh）推广：
教会作为组织的形态是十分保守的，只在某一程度上接受世俗的秩序，并支配着群众；因此，原则上这是普世的，即其盼望涵括整体的人类生活。另一方面，教派则是比较细小的团体；他们期望的是个人内在的完全，另提倡团体内成员间的直接个人关系。故此一开始，他们就被逼组成小团体，并放弃要主导世界的思想。（139）
“像多纳徒派一样，极端派要求其成员达至道德上的完美。教会与世界彼此为敌，正如光明与黑暗一样。”（139）
加尔文了结历过关于教会论的挣扎。加尔文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并且正确施行圣礼。由于天主教会不认同这一底线，就有十足的理由离开。因为有这一定义，改革宗教会就不必分裂。
“加尔文主义圣经有具体的方向，指引在有形教会中的正确职事秩序，以至教会秩序的具体形式，现在成为了教义的一部分。……他在‘纯净地宣讲的福音’之内，包括了一种独特形式的教会行政制度（而他从世俗治理的圈子借用了administratio一词）。
在福音与圣礼之外，“真教会……的定义亦包括了一种独特的教会体制与管治的模式……并基于其对新约圣经的诠释，而发展出一套仔细的教会管理理论，其中大量引用了罗马帝国行政的术语。”
“加尔文……主张此同样的上帝话语亦设定了教会管治的具体形式。这可说是对经诠释上大胆的新一步，这亦使加尔文掌握一种尺度，来审判其天主教与极端派的对手，发现他们在此的缺乏。路德可以说是含混不清之处，加尔文却极为考究。到了加尔文逝世的时候（1564），改革宗教会一如其天主教对手制度化，并成为了其最强有力的对手。”（141）
由以上笔记可知，中国教会在教会论上，更像极端派或者说多纳徒派，也更像宗教改革的支派，就是再洗礼派，而一点都不像宗教改革的主流：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号称新教传人的中国基督徒，应当回到新教先辈的根基，仔细思量。“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耶6：16）
《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六
发表于 2020-6-13 08:4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