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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一）理论基础之 如何把握好基督和文化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教会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教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兴起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也被译为使命导向型教会），并逐渐扩展到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最近几年，中国也开始有神学研究者关注使命教会的趋势并探讨如何应用到中国本土处境之中。 吴东日博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本科，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对近几十年来不同教会发展形态和牧养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 日前，他邀请研究使命教会的国际学者和专家就此话题多次进行交流和探讨，并进行了总结和分享，其中内容涵盖使命教会模式的理论和神学基础、国际不同国家和地区具体的案例和经验、后新冠数码时代的潜力和应用等。 对此话题的研讨，吴教授认为，这是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息息相关的，“以已知为前提，上帝是不断地开启我们——打破我们旧的认识，开启新的认知。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是活动的上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上帝。但是我们脑子里面形成的观念还是以过去的经验和认知为基础，上帝是不断把我们往前面引导，这样的过程中打破很多我们旧的认知，丰富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是上帝是不断扩张我们的认知的。”他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国际上兴起的使命导向教会模式？一方面适合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一方面符合和提现福音的内在性，福音内在要求我们不只追求量，更是对质的追求。” 研究者建议说，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美非常盛行使命教会，但是比起模范这些案例，我们需要共同去寻找圣经里初期教会使命教会的模式。我们要了解西方教会当下的转型以及要思考本土化处境，探索如何应用到东方。 以下是使命教会专题研究系列的内容摘要 （一）理论基础之一：当下如何更好地把握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提起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首先涉及到对基督和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而谈及这个领域，无法越过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894—1962）。 理查德·尼布尔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父亲是一位牧师，1915年毕业于伊顿神学院，192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到逝世一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现实主义神学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家之一，素有“神学家中的神学家”之称，对后世影响深远。 尼布尔考虑的切入点是如何用基督教思想重建二战后的美国，他对当时美国基督教的问题有深入研究，并反思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当时的处境下生活。他最终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整理成一本书，就是1951年出版的《基督与文化》，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 尼布尔在这本书中，整理了教会和文化的五种关系。 1.Against/反乎 ——与文化冲突、对抗。主要态度是“只承认唯独基督，对文化主张断然拒绝、不妥协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比如约翰一书中的一些经文、神学家特土良、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以及再洗礼派等。虽有这种态度有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但对现代社会往往不合适，比如中世纪的修道院主义放在当下就未必合适，并且这种对抗的态度很难说明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 2.Of/属乎 ——认为文化中最好的有价值的部分是和基督教部分是对应的。这是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态度。代表人物包括田立克（又翻译为：蒂利希），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见证神，甚至表示宗教是所有文化的核心部分，所有文化的DNA都是基督。 3.Above/超乎 ——认为基督超乎文化，文化最高的就是基督。天主教认为所有哲学的顶端是神学。著名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说，教会遮盖世界、教会在世界之上。 4.And/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并列/二元论 ——认为基督和文化是并列/二元论，也有翻译为基督和文化貌合神离、相反相承、或者基督和文化在张力之下。该立场认为，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冲突在信仰中一直存在，基督和文化也是如此，一直存在张力，因此基督徒生活在一种不得不妥协于现实中的张力。本质而言，该立场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上帝是全善的，但人类和文化却是罪恶的，马丁路德就是持类似的观点。基督徒一方面作为天国的子民，一方面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因此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 5. Transforming/转化 ——转化或改造的类型。它承认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并且强调转化。代表性的比如改革宗神学观点中的文化更新的倾向；约翰福音中对于“道”（Logos 逻各斯）的阐述就含有这种态度；神学家奥古斯丁、一些自由派人士等。转化论与二元论是不一样的，这种态度认为人类的文化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改变，认为上帝是创造主和救赎主，文化不能脱离救赎，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历史，更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相互的文化变革的过程。 需要澄清的是，这五种关系的类型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理解做成的五种理想模型。尼布尔说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也离不开文化，因此需要融入文化，他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并不是我们所日常看到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意思。尼布尔把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五类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理解和接纳对方，而不是彼此排斥和反对对方。 在这五种关系中，福音派群体中比较保守的人士持最多观点的是第一种。但是作为二战后的神学家，尼布尔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态度无法使基督教很好地参与到自己所在的处境之中。 是反乎文化，还是做文化的更新者？这是对当时的美国教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然除了反乎论，二战后的美国教会也可以继续持之乎、超乎、并列的态度，比如效法中世纪对修道院的追求即出世，但尼布尔认为，这些主张对于更新美国教会和社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尼布尔认为，第五种类型即改造论是当时美国社会最需要的类型，强调鱼现在生活在混浊的水里面，但是可以让这个水变清。 第一种反乎文化观认为世界的文化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欧美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西方基督教受希腊二元论的影响很深，奥古斯丁、加尔文和路德的思想里面也有二元论的影响。基督教持二元论的立场，最开始也有为了保守基督教发展的动机，批评或者排斥这个世界。 但在1960年代二战后，尼布尔发现美国社会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教会持有的反乎文化观是有问题的，很难融入社会，所以需要改变。二战后至今，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反对基督教的氛围在加强。因此，尼布尔在他所处的时代开始提出基督教要更加使用第五种文化观：改造类型，我们要积极去改变这个世界。 反乎文化的态度就是让社会成为堕落的社会，教会不参与，教会和社会是分开的。对拒绝世俗只是在教会里面得人，教会可以称呼他们是有信心的人、热心的人，但从神学家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主张。 所以第一种反乎的文化观是希望整个世界成为基督化的世界，包括我们看的电影、听的音乐都是基督教的，以及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改造论不是这种主张，而是认为所有的都能成为荣耀神的工具，我们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创造基督教文化来影响别人，比如12月25日并非是历史上耶稣诞生的日子，本来在古罗马这一天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太阳神的纪念日，所以到现在一些保守的基督徒也仍旧不认同12.25圣诞节，但是把这个日子当做耶稣诞生的纪念日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更新，其实真正读圣经的基督徒不会认为耶稣就是12.25诞生的，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把罗马人人认为最不可能改变的偶像的纪念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诞生纪念日，这是一种更新。 通过这些主张也可以在宣教策略上有一些变化。比如曾经很强调的一些策略，如民族福音化、中国基督化、和文化圣洁化，谈的是文化是堕落的，而如何改变堕落文化？关键就是让基督完全占据这个文化就可以，这就是反乎论带来的模式。
但是，这样的前提就是产生一个结果：成为耶稣的门徒后，只是想去改变这个世界，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事实上，以耶稣门徒的样式在这个世界生活，就是最好的榜样。 而如今的时代和1960年代尼布尔提出改造论的时代背景又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尼布尔当年的主张也引起很多批评和问题。其中，再洗礼派对尼布尔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 比如，虽然美国总统宣誓必须手放在圣经的，候选人需要是基督徒才有可能竞选成功，为了竞选成功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也会刻意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并非如此，反而这些意味着基督教成了美国社会强有力的势力，他们不是关怀弱者，不是在社会底层服事他们，而是要高高在上来指挥美国社会。 所以再洗礼派指责文化改造论说：你们说改造文化的话，是想要改变成这样的模式吗？他们对尼布尔说：你是不是当时就有欲望让基督教成为最有权势的共同体？ 作为尼布尔思想的批判者，再洗礼派的神学家尤达（Yoder）认为尼布尔最忽略的就是罪的可怕，所以他强调说，我们要有离世、出世的心态，不要与世界妥协，也不要被影响，但是也不能用暴力来改变，而是像耶稣一样秉持非暴力的信念。 20世纪文化反乎论和文化改造论是对立面，他们之所以争论是有前提的。彼此争论的前提是当时基督教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同时美国已经不是再以基督教为中心了，基督教被边缘化了。于是出现要寻求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种主张重新寻回之前的荣耀、权柄、中心地位，如果路上有障碍，那就破除掉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并且尼布尔的文化改造论让西方世界有了一些暴力行为。
但事实上，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能使用暴力，而是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和平的带出改变。比如，耶稣的事工是反当时罗马文化的，但他没有想用暴力来改造这些。所以效法基督就是出这个文化，但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做光做盐的人，所以持第一种类型态度的人常常会指责第五类型的人只是表面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生命的改变，就如再洗礼派批评说：很多基督徒好像很注重这个世界的更新，但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 教会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在社会之中还是之外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涵盖了2000多年来基督教内部非常尖锐的对话，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历史背景得当中，我们要选择倾向于哪里？
作为一位亚洲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学习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更要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处境适合哪种类型。如果我们不懂得思考这些问题，就只是会被动传承和照搬西方的教导，这样建立起来的也仍旧是西方式的教会，而非亚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所以使命教会的学习要落脚于：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门在中国的处境下如何界定和展开。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寻找新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需要寻找反乎和改造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呢？使命教会能否成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焦点是我们既要有离世的心态，但也要进入这个世界来服事。 无论是文化反乎论，还是文化改造论，其共同点是基督教王国的概念和身段要放下来，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比如所有的电影，音乐都应该是基督教的这种唯独基督教王国的观念要放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神学家在苦恼后基督教王国时期教会怎么发展。在这样的倾向当中，使命教会就成了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今天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影响这个社会？ 时代在发生变化，教会也要思考。现在是2023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却拒绝承认和面对这些变化，那么我们会错过很多。 西方基督教衰落后，面临着很多社会的排斥和反对，反而这个时候的欧美教会和中国有很多可以共同面对的问题去讨论和沟通的空间。看世界宣教史尤其是西方教会向亚洲教会传教的经历，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去再思福音，只是照搬西方的福音就会出现很多张力。 上帝让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教会的模式也不刻意绝对化，这是欧美和韩国、新加坡等教会做了很多反思后的做出的调整，而中国教会也是需要反思，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如果我们中国教会醒过来，出现更多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欧美、韩国等教会的覆辙。 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二）理论基础之 从大众文化与教会谈“文化牧会”
（二）理论基础之二：从大众文化与教会谈“文化牧会” 在对基督与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还包含重新检视大众文化和基督教/教会的关系，在观念上来到更新，由此展开以文化为广泛的实践空间，而不是只是着眼于有限可视的礼拜堂或活动场所，从而拓宽服事范围和效果。 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大众文化？ 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是在福音派中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比较保守的教会的看法是认为大众文化都是撒旦控制的，所以一些教会非常讨厌年轻人带耳环、做纹身、唱流行歌曲、看畅销电影等。其中，很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12年，Lady Gaga来亚洲的韩国和菲律宾等地开演唱会，很多基督徒一起开祷告会希望演出不顺利，而当时在韩国演唱现场发生了风吹裂了横幅，有基督徒觉得这就是审判。 林林总总，原因都在于不少基督徒认为大众文化妨碍属灵生命、与非基督教格格不入，从而让基督徒对大众文化是彻底否定和抵制的态度，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就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因此，我们需要从神学理念上重新探讨美学。何为美学？世界上对美有不同种的定义和观点，比如消费主义的时代，美更多被资本所规定，宣扬美的标准，从而让人去更多消费，买时髦衣服、化妆品、美容套餐、减肥药等等。但美的概念是需要超宗教化和政治化的，神学认为美离不开伦理的，比起外貌漂亮，是否遵行神的话才是美的标准。 基督徒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信心和行为不能分离，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和艺术分离。不是只有艺术家才可以享受美。在我们的观念里，认为你只能付出代价比如金钱才能观赏艺术品，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让大众群体在生活中看到和享受到艺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在艺术、时尚、美丽等领域彰显信仰。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做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大众文化中彰显基督的荣耀。 创世纪中，亚当堕落后，上帝对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其中的“劳苦”原文中是有文化的意思，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化和生活、人类的实践息息相关。 艺术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艺术可以体现崇高的美丽与超越，纯真的喜乐和美丽的生活，并且艺术不仅仅可以作为欣赏对象，它其实也何人类的行为/实践息息相关。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被金钱或者权力等社会主导的势力影响，而是要活出自己的信仰。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彰显出来，比如艺术。 上帝在创造好人类后，对人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但是，我们人类误以为有品位、金钱和地位的人才能享受到高尚文化，就好像一提到艺术，理解就是高尚艺术一样，这是18世纪之前的一种氛围。但是18世纪后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带来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一战二战后，整个欧洲掀起大众文化的新阶段。这对曾经自认为自己有品位、金钱和地位可以享受高尚文化的群体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不仅大众群体，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情结。譬如，英国的清教徒在美国扎根、经济和生活环境恢复后，开始回忆在英国享受的古典文化，认为更高雅，才算是艺术，对于大众文化则是持贬低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让文化和艺术也分了贵贱。学术圈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文化批评学者英国的阿诺德把文化分为两类，认为群众和劳动人群是不懂艺术的。 遗憾的是，这也成了我们亚洲所传承的西方基督教的DNA的一部分。毋庸讳言的是，19世纪很多福音运动是通过殖民的方式在殖民地强加给当地的人民的，导致这样的负面因素也存在。比如很多油画等他们所归类的高尚的文艺作品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所以虽然当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群体要传福音，但不少人的态度是把当地的文化当做是卑贱的文化，把西方的文化当做高尚的文化。 近代哲学上也有这样的理念带来的消极作用。比如笛卡尔著名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我作为人能够思想，就成为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但非常可惜的是，当时人的范畴是西方、白人、男性、基督教的这种中心观，除了这四种之外，所有其他的是是“他者”，是被观察、被定义的对象，而这种并不完整的认识成了近代世界文化的主体。 所以在这样的思想当中，福音传到了东方和亚洲，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自觉地被影响，导致认为好像西方文化是高尚的，从而贬低自己的本土文化，并且不自觉地把高尚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开，对此持二元论的一种看法。亚洲教会也需要知道西方基督教的传播背后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我们不能否认身处当时时代大背景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群体们对福音的热心和对灵魂的怜悯，但可能当时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装载福音的器皿受了这样的污染，所以亚洲的教会需要分辨并且需要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在二战后欧洲因为战争特别是竟然发生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惨剧后才深刻醒悟，原来之前自以为的西方、男人、白性、基督教得价值观并不是合理的。 苦难之后有上帝的祝福。对于约瑟和约拿，他们经历了刻骨的苦难。亚洲不少国家的历史里面都经历了殖民，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但非常矛盾和惊人的是：上帝通过西方自己殖民的经历让西方知道自己的不足——上帝借着他们殖民的经历反而打消了他们的骄傲。比如刚开始欧洲去非洲殖民的时候，觉得当地人又不穿衣服又不洗澡，不认为他们是完整的人，但是他们发现到了非洲穿着西服很难生活，而且怎么管理皮肤也晒黑了，才发现当地人不穿衣服等很多生活风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愚昧无知，而是在当地生活就会形成这样的特征。现在我们可以笑话当时的人，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领悟 我们一般会强调基督教世界观，需要知道的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发源也是西方的，当然我们不主张排斥，但是我们要有分辨。 关于文化，田立克说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荣耀神。我们虽然没有学过美学，但是我们有权利用我们的方式去欣赏美，我们不需要花费高额的钱去听专业的古典音乐、去看专业的古典画展才是高尚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都是文化。 福音派需要如何重新看待大众文化？ 近几百年来，世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曾经西方、白人、男性为主导，变成了非西方、非白人、女性为主导——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所表现出的特征。战争悲剧、文化人类学的认知扩散、多元性思考、底层文化的存在感、工人与女性还有学生年轻群体的兴起，这些带来了文化认知的转换，也由此引发了世界观的转换。 20世纪研究文化有2个主要的不同流派：英国主导的文化主义何德国主导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和福音派的文化观很多相似，强调大众文化和高尚文化的分离。但是英国的文化主义主张的不是两者分离，而是文化的日常性和大众性，所以正是在这种文化观下，高雅的歌剧和大众的流行乐都是在英国产生的，都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离追求专业化、精英化的文化，认为高尚的文化更能提升人的追求，认为文化艺术是高尚的、纯粹的，所以不希望受到污染，希望从资本的影响中脱离出来。 我们福音派需要综合两者的研究。英国的文化研究非常关注日常和表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导致的负面也是需要谨慎地。我们需要综合两者的研究。 今日教会需要如何参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同频性。后现代主义1970年代兴起，随后发生的越战等激发了女权运动，并且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也兴起黑人，后现代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西方的一种文化变革。 西方比如英美更多拥抱大众文化。是否拥抱大众文化，也会带来教会的更新。比如说起著名的耶稣运动的兴起，不得不提当时最有名的嬉皮士文化。1960年代，美国出现了反抗文化的嬉皮士(Hippie)运动，这个人群最明显的特点是很有叛逆精神，反抗传统和体制，他们当时在海边彻夜的放纵，传统教会觉得这些人是被撒旦占据了。但是当时美国加州加略山教会(Calvary Chapel)，主任牧师查克•史密斯牧师虽然长相看上去是很传统的白人风格，但却非常重视教会改革。他把参与摇滚的人接纳到教会，把摇滚的歌词改变成赞美诗的歌词，这就是当代基督教音乐（CCM）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唱的很多赞美诗的起源在这里，本来当时被指责摇滚乐是撒旦的，但是被教会接纳后就成为一种新的福音歌曲，这也就是尼布尔强调的：基督教要成为文化的改造者。 我们身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是无法回避的。想象一下，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如何相遇？我们可以把大众文化看做是上帝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力量和动力之一。 不管我们的立场多么保守或者热心，都要对大众文化有所了解，大众文化是大众欲望的一种反映，如果我们不懂得大众的欲望，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大众文化不仅仅反应这个欲望，也反应思想世界。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悲哀，痛苦，挫折，才能够对症下药。甚至需要鼓励有些人研究大众文化，鼓励有些人要去看爆火剧，我买不是要去享受它，而是要去分辨怎样解读和帮助大众。 当我们没有这些检视和标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大众文化吞噬，没有解析能力和分辨力的话，很容易被带跑。但是我们有了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何分析基础，有了解析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大众需求。通过大众文化，我们可以了解大众内心最渴慕的是什么。很多的大众文化不只是表面的样式，背后也有激发这些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不单单传福音，去改变文化消费和价值取向也是我们的使命领域。 所以我们是以一种逃避还是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 教会服事后现代的年轻人：不可忽视想象力 近现代主义很强调理性，但是后现代主义得年轻人把想象力当做是一个革新的力量。想象力是后现代时代的艺术，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功能，而大众文化也是一个想象力的世界。 遗憾的是，很多保守的福音派不喜欢想象力，教会也这样教导：觉得我们只要“阿们”就可以了，不喜欢信徒提问题，信徒只要顺从就可以了。很多保守的教会不给信徒留下想想的空间和空白。教会不会给信徒空间，信徒也是说“牧师啊，不要我去想，我只是听你的命令就可以了。”年轻人喜欢想象、梦想，但是教会说只要阿们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年轻人不喜欢去教会，因为觉得到了教会就停止了他的梦想。 但是在教会的外面，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年轻人不喜欢大人的干涉，“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搞得好就行了。”所以很多教会里面长大的二代反而慢慢到外面去追求自由。 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教会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未来。在教会当中，有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变得很幼稚、格格不入，但是教会也是要接纳，而不是要排斥，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梦想上帝，享受恩典。
想象力难道是反信仰的吗？并不是。因此，教会需要适应、更新和激发想象力。 结论：文化牧会的理念和文化礼拜的实践 所以，亚洲教会今日需要更新对文化的认识，不再只是困于近现代式的西方、白人、男性、基督教主导的思想，而是要抓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拥抱和更新大众文化，尤其需要探讨后现代时代东方思考的需要，并且如何透过亚洲文化表现出福音的本质。 教会需要回答大众文化承载的大众欲望，并且有使命去改变大众文化中弥漫得破坏、越轨、孤独、不义、矛盾的形象，用更新的大众文化去满足大众欲望。 教会的文化呼召是在这个时代使用同时代的形象表现福音，通过大众文化启示上帝的带领，并且与大众文化对话，促进圣经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地实践。 所以教会可以尝试做“文化牧会”，它不同于只是教会开展的一项文化事工或者项目。文化牧会是指通过实施文化活动并借此扩张福音领域的所有文化行为。文化牧会的要素包含文化的沟通，卓越的创造性，社会的公正性，文化牧会的牧者应该温柔，沟通，发挥创造性想象力，从而回应21世纪要求，以新形象见证神的国度。 2000后，韩国教会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大众文化，文化牧会是其中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在基督教伦理学和公共神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尝试。过去，教会总是想去直接改变大众文化，但是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建立的观念是：参与到大众文化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常常把文化当作是工具，只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但是文化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透过参与到其中，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化礼拜”，这是有神学含义的。 首先，我们需要牢记道成肉身事件。看在亚洲很多地区的礼拜堂完全是当地本地文化的模样，比如韩国最著名的延世大学的礼拜堂里面的耶稣是韩国人的牧养，带着门徒到处传福音，建造者他们想象耶稣如果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降生在韩国会是怎样的装扮。当然，我们不能改变圣经，耶稣道成肉身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本土的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文化礼拜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在时空的有限中相遇的信仰行为，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中敬拜超越的上帝，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韩国、中国，敬拜的都是同一位上帝，但每个国家处境不一样，如何在自己的空间敬拜上帝？核心是不仅仅只是在礼拜堂，我们在生活的处处，比如职场、家庭、甚至跳广场舞时想着怎么追求与上帝相遇。可惜的是，亚洲教会常常很少思考在特定处境下如何与上帝相遇，很多时候只是模仿西方教会的礼拜形式。 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上班族、餐饮人士，打工人群，我们的礼拜时间和形式可能都会有差异，最重要的是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尽情地见证上帝。 我们需要在礼拜中赋予文化牧会的意义。礼拜可以是非常多元的方式。礼拜不是形式多样，而是很多形式的体现。如果不理解这个前提，我们只会主张“我们的礼拜“”。但是，需要通过礼拜，让会众宣告上帝是他们的上帝；通过礼拜的不同形态，体现出服事他人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填鸭式的礼拜。 全能的上帝是进入我们有限的时空中，来到我们中间，通过不同的形式遇见神。所以，我们需要聚焦的是：通过使命导向将文化提现出来，重要的是不要成为教会的礼拜，而是成为会众遇见上帝的礼拜，要帮助你所服事的群体通过礼拜遇见神。通过不同的尝试和实践，通过不同礼拜的形态，让人与上帝相遇。 我们要思考自己所服事的社区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体，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个时间差派我们到社区。想象一下，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想法，社区就会成为共享文化的社区。
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北美教会停滞后开始的研究和反思 1990年代，美国南部的教会出现了增长停滞，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像之前那般认可基督教。这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两个问题：
教会为什么停止了增长呢？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听教会的话了呢？ 几十年研究后，2022年美南浸信会发出这样一个宣告：教会成长学是教会的害群之马，看上去是让人数成长了，但却是“害群之马”。 近二十多年，亚洲很多地区比如中韩教会也开始学习欧美的教会成长学，但值得反思的是：去年美南浸信会对教会成长学正式宣告失败。因此，我们亚洲的教会不能只是被动学习和照搬欧美教会的模式，而是要结合经验和教训思考，否则不会产生真正本土的教会。 美南浸信会通过研究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在美国普遍化了，曾经以教会为中心的权势以及其他主流的传统权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网络时代的出现息息相关。 以前，以教会为中心在西方是一个主流观念，但是现在，教会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和学校、国家、医院等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一个是主导，而是所有人共享这些。 但教会宣教的方式很多时候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我们也可能会产生疑惑：福音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中心，为什么还要想其他的呢？但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接纳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消弱和否定福音。 1990年代，美国许多传统教会垂死挣扎，于是尝试了很多方式，想用很多钱做成事情，也就是说投入大量力气和金钱，想带来很多的人数增长和很大的发展规模，但却发现无法形成规模。种种经验教训后，他们总结出：教会不是宣教的目的，而是结果；教会的目的不是传更多的福音，而是注重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做光做盐，由此自然而然就会有结果。 很多教会觉得传福音达到看得见的果效才有平安，但我们翻看圣书就会知道，上帝的关心点不在这里，初期教会的增长也是因为他们活出好的见证和圣灵的能力，我们因此就会有神学的反思，对自己做的也会产生疑惑：难道传福音不重要吗？如果教会不宣教的话，人怎么样才会去教会？因此，反而是越热心的信徒越可能会有怀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付出才会有果子的观念推动了我们去做教会各种事工，认为这样或者那样做可以带来教会增长。但其实通过人所做的达到增长的结果其实并不多。看初期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觉醒的一小群人可以改变世界，所以当我们觉醒过来，世界会改变。 是教会重要，还是宣教重要？使命导向的主体是上帝，不是教会。宣教是上帝的工作，宣教的是上帝，上帝是差遣人的上帝。整本圣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帝差遣的这些人的见证，差遣的主体是上帝，我们是被上帝差遣的人，教会并不是差遣的主体。但教会常常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自认为是差遣者，正是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去动员、呼召和差遣宣教士，然后宣教只是让专业的宣教士去做，其他人热心参加礼拜就行，该干嘛干嘛，形成一种怪圈。 因此，我们要回归到圣书：上帝是宣教的主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思想：上帝喜悦什么样的宣教？ “差派的上帝”概念的出现和再批判 回顾现代基督教的历史，在教学领域这几十年一直有很多反思和争论，好似暖流和寒流的冲撞。热心传福音、建立差会和专门差传机构带着明确宣教目的去做的这一类，可以称之为是宣教的暖流；1990年代出现的反思这些问题的可以被称为寒流，主张是：比起表面达成了什么宣教效果和规模，成就上帝的旨意才是根本。 需要澄清的是，暖流和寒流双方都是爱上帝的人。热心传福音的属于暖流的人，他们主张上帝是有权威的，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权柄，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们让人都屈膝在上帝面前。而被称为寒流的人侧重于上帝另外的属性，侧重于上帝爱我们、上帝差遣我们，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愿意聆听我们祷告、像朋友的一位——暖流追求的是可畏的上帝，寒流追求的是更愿意彼此相交的上帝。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不能把上帝的全部属性都融会贯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批判哪方不对哪方对。并且，本身生态的平衡和健康需要暖流和寒流的并存。 事实上，1990年代宣教的寒流起源于1950年代。有学者追溯发现使命导向的教会的思想在1940-1950年代就在欧洲出现了类似的反思。 19世纪初，西方教会把宣教团队差派到很多殖民地，当时被差派的宣教士想要建立自己宗的派，于是产生了很多竞争。欧洲学者认为基督教的精神是合一，不能放任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竞争，为什么要以宗派为主，为什么要内耗呢？然后他们发现问题在于：我们的宣教不是出于上帝，而是出于自己的计划。 于是，有欧洲的宣教学家在神学上提出了“差派的上帝”（Missio Dei）的概念，有学者写了《差派的上帝》一书提出：教会和宣教都是以上帝的爱为源泉，两者都是上帝爱的表现，宣教的权柄要交还给上帝，而不是自己的主张。 1998年，达雷尔-古德（Darrell L Guder）编撰出版了《使命教会》（ The Missional Church）一书，提出了要变革宣教模式：不能以教会的行为为主，而是以上帝的属性为主；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而不是自己固有的想法。 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上帝差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得不先要去问：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差遣我们？差遣我们的是上帝，我们该遵行上帝的旨意？
莱斯利·纽比真是使命教会理念最初萌芽和兴起的先驱之一。他是19世纪英国教会差遣到印度服事了数十年的一位宣教士，他的风格是包容接纳周边的宣教士一起完成宣教任务，他感到很有幸福感，因为虽然是不同地区和宗派差遣的，但是彼此不是竞争对象，而是合作者。30年宣教生涯结束后，1970年代中期他回到英国却发现一个惊人现象：虽然英国非常热心差派很多宣教士，但英国竟然成为了需要被宣教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信仰慢慢冷淡。并且英国基督徒不承认上帝差遣他们在英国重新做宣教，于是宣教士们只是去其他国家。于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英国教会变成这样？
纽比真看到：英国教会过去几百年从威廉凯利开始就一直热衷于差派宣教士，但却不思考在英国，上帝有什么旨意，忘记了英国教会是被差遣者，反而把自己作为差遣的主体。随后，他把自己的发现总结出来并在一个宣教大会上分享。 南美宣教的案例也非常典型：当时南美是军政府，百姓受很多压迫和剥削，但是不少新教的教会只是关注传福音，很有热心把人带到教会，另一方面却不管社会的需要，不理社会的问题，这是很矛盾的。对于南美的老百姓来说，教会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是分离的。因此，天主教的神学家在南美发起了解放神学，说到：透过出埃及记可以知道，上帝是怜悯受压制之人的上帝，上帝关注这一点，为什么教会不能关注这一点？所以，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当时南美的教会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关心上帝的关注，而只是为了教会的成长大发热心。 当然，对于教会是着重于传福音，还是着重于关心社会，随后几十年新教内部对此产生了许多讨论，比如福音派和代表合一运动的协进会（WCC）的分歧。福音派认为主张上帝是宣教主体的人忽略了教会，只是关注世界，而另外一方认为福音派只是关心教会，双方彼此批判之中对于宣教的概念也有很多革新，这也导致后面出现的使命教会不仅关心社会，也关心教会的成长。 最为深远的是，教会在这几十年的讨论和变革中对于“差派的上帝”有了更新的认识，认为这个概念的有限性在于依然存在教会与宣教的二分化，并且仍以教会的结果来作为衡量工具。 深刻的神学变革：君主三一论？社会三一论？ 其中，认知变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差派的上帝”神学架构的基础仍然是西方教会传统式的君主三一论。这和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有深刻的联系，西方基督教受西方哲学很大影响，强调他者，导致非常强调君主神论，也由此歪曲了“差派的上帝”的概念。因此，需要克服传统的西方基督教概念，才能真正开展使命导向型教会。 使命教会需要重建一个神学架构，对教会论的重新思考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即从过去强调垂直权威的君主三一论转为强调平行相交的社会/关系三一论（Social Trinity）。后者更契合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网络、关系、相生的特征，对“差派的上帝”的君主神论转换为关系中心才能克服其有限性。 差遣的上帝是宣教的主体，这位上帝差遣了耶稣基督，圣父和圣子差遣了圣灵，圣灵成为推动教会的力量——这是正确的主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对上帝的认识，是传统西方教会持有的君主三一论，强调君主式的权威，因为人的有限性导致最后教会反而成为自认权威的君主式宣教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看美国和韩国不少教会，特别是大型教会表现的更加明显，结构是上下垂直的关系，而非平行的关系。 使命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不同于之前教会为中心的下压式的宣教模式，强调要有平行的模式，追求的是水平的关系。比起学习外面使命教会的经验和模式，本质上是垂直到水平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仍有许多传统教会和传统式的宣教是垂直的思维模式，仍旧把教会当作是与世界分离的，无法融入到当下水平的社会结构中。 我们研究和学习使命教会，并不是把以前欧美的照搬过来被动模仿，而是要思考中国本土的模式，这需要我们更新神学观念和教会论。否则就如欧美和韩国也有不少教会学习使命教会，但没有神学观念的彻底翻转，所以只是学了表面，反而丢掉了本质。 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论强调上帝是君王，这是因为西方教会受当时罗马帝国的影响这样认识上帝和构建神学体系的。初期教会经历300年的逼迫，在那之前各地有主教但是没有教皇，但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被深刻影响，习惯了君王制的从上到下，教会制度也成为这样。 我们需要清醒知道的是：从上到下是人为的结构，而不是上帝启示的结构。上帝在圣书中的告诉我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并非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而是关系的模式：上帝差遣子，子差遣圣灵，这不是差派的关系，是相交的关系。我们如果追随西方君主三一论， 我们也会失败。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一点，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应该是相交、彼此服事的概念。 近代的西方社会，认为西方、男人、白人、基督徒是主体，并且是一种观察式的他者思维：我是我，你永远是他者；世界的中心是我，解析世界的中心是我，并且也用这样的方式研究上帝和定义宣教。所以，讲的上帝是君主论、有位格、以自己为主体的认识，对他人没有包容。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差遣西方教会去做宣教，而西方教会以外都是他者，认为我要改变你像我一样才是成功，我要来影响你，我是来改变你的。 这种观念在二战后伴随着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等被极大的破碎，开始反对这种近代范式，强调我不是主体，由此后现代主义萌芽。 对西方教会的君主三一论发出批判和质疑的是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主张：不是支配的三位一体，而是相交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是固化的，而是互补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三位一体和神的国》中主张说：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整个社会运行的，不是差遣的主体，而是建立关系的，因为差遣是单方向的，而建立关系是相互的，所以，这种三位一体论被称为是社会性的三位一体论，或者简称为社会三一论。 因此，强调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差派的上帝能够在社会三一论结出更好的果子。 有神学家写到：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差派就结束了，而是与圣子同在的神。这也是上帝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君主三一论的教会总是要把人拉到教会里面，但使命教会愿意人走向世界，不是把人拉进方舟，而是差遣人到社会不同的领域。 社会三一论是接受使命导向，不只是关心教会还会关心社会，不只是对于教会内部和基督徒群体有使命，而是我在整个地区有使命，我在所在的社区履行使命，思考我在我所在之处如何回应呼召，我们不是只在教会，而是差遣我到社会。 因此，使命教会是一个新的解释方式和模式：不是美化我们自己，拉人到教会，而是差派基督徒到世界。 美国南北战争时，双方都祷告：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当时的美北注重社会责任，美南注重传福音，南方的基督徒认为解放黑人是上帝不允许的。林肯总统的祷告是：上帝是谁的上帝不重要，而是我是否站在上帝那一边；我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与黑人弟兄同在，因为我参与解放黑人战争。所以，哪一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 我们在现有处境中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使命教会的目的。很多人热心宣教，但怎么成就上帝旨意的思考却很少。 从君主三一论到社会三一论是西方神学家对当地神学的反思，是他们走过弯路后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身处自己所在的环境，如何去吸收和应用，是我们的任务。就如不可杀人是圣书的教导，但是在不同处境有不同处理的方式，我们怎样寻找作为基督徒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神学的理由，神学给我们辨别的能力。 总结和思考：社会三一论和使命教会如何在不同处境下开展？ 理解使命教会的出现，首先需要知道，它和之前的传统教会相比，是范式的彻底变革。 A是主体，B客体，把B当作是A’，自我同化。A不认可B和自己的不同，一定要把B改成A”，这是君主三一论导致的模式。 不仅在神学界，20世纪的哲学界对这种模式也提出这方面的反思，开始强调encounter（相遇）和engagement（参与）。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要强调分别为圣的时候，但基督徒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要进入社会和改变社会。有些人觉得这世界所有的歌都要是赞美诗，电影都要是福音电影，所有的人都要是基督徒，这才是作为基督徒的本分。这是20世纪的思维方式，这是主张君主三一论的特点。 但使命教会的模型是我们认可B，与对方彼此相交，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参与就好像是进入处境，是入世的概念，我们要选择进入处境，上帝差遣我们进入处境。就如约瑟从来都没有选择自己被卖为奴隶，所以他在埃及要经过很多思考和苦恼才有自己的最后告白：我是因着上帝的救赎计划被差派到埃及。他的时间没有浪费在要回去报仇，因为约瑟心里有确信，是上帝将他先差遣到埃及。因这样的思想，约瑟拯救了以色列。 我们教会不能和社会分离，只是成为宗教共同体，我们要进入到社会共同体里面，如果我们只是持君主三一论，很容易成为分离式的共同体。积极参与，不是完全融合，承认是有张力的，但是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处境进行更新，是落脚点。 很多时候，我们去宣教的目标是把村庄完全基督化，宣教是把他变成另一个我，就好像20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宣教一样。但如果我们改变模式，以社会三一论去操作，我们就是另外的模式，比如我们到了一个村庄会去考察：上帝把我差遣到这里，让我做怎样有益于这个村庄的事情？ 君主三一论的模式是我是标准，并不关心对方是怎样的，我们很容易把处境对象化，以我为主去改变对方。但是，亟需改变观念的是：历史和世界的处境不是教会改变的对象、不是教会的对手，而是增进我们宣教的要素，我们与处境是不能二分的，是相通的，不是对立的，是要藉着他们的需要与他们融为一体，不再有主客和对立，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用对方认同的方式来对话。 我们被差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我们要更深考虑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宿命论式的面对，也不是认为所有的都是敌人然后进行攻击。使命教会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并参与到社会共同体的教会。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欧美的使命教会也是以个人主义去思考和建构，但是亚洲文化非常专注共同体的幸福，而不只是个人的幸福，喜欢使用“公共”类似的词汇，因此亚洲的教会如何切合自己的语境去建构适应当地处境的使命教会，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教会能否致力于“共同善”，比如教会可以成为社区的活动中心，让居民在这里共享？ （四）使命教会的实践：在英国和韩国的探索和经验 实践基础是教会论的更新：“何谓教会？”变为“教会为何存在？” 谈及教会，最被广泛探讨和问到的问题就是：
何谓教会？（What is the Church）
教会是做什么的地方（place）？ 新教对此更是从宗教改革时期就有各种讨论。其中，最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教会是有话语宣讲和执行圣礼的地方。 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有话语的宣讲和执行圣礼的地方，就一定是教会吗？对比马可福音中的一段记录：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犹太人的圣殿也有话语的宣讲和圣礼的执行，但是为何耶稣却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呢？ 教会共同体常常误以为拥有一个宏大建筑是他们的梦想，认为信徒人多、奉献增多，才能建一个更大的教会。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但耶稣说这石头建的不是圣殿。 约翰福音4章记录了耶稣遇到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自己的问题这个妇人为了躲开人群，所以在中东地区大白天最热的时候出门去打水。耶稣为什么在大白天很热的时候去那边呢？很有可能耶稣是要去与她见面、相遇。当时人们的风格是观察、然后改变对方，而不是参与，但是耶稣来深度参与了这个女人的生活。他们有过几轮对话谈到在哪里做礼拜，因为当时大部分犹太神学家对礼拜有这样那样的观点，但耶稣说了真正的礼拜是怎样的，祂强调了上帝是个灵，不局限在一个空间里面——也就是说，无论外人怎样看不起你，但上帝可以与你相遇。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得到了释放。平时她是躲避人的，但是现在她到村子里面跟很多人说自己遇到了弥赛亚。 如果耶稣是以传统的形式去见这个女人的话，不会有和这个女人的相遇，也不会有后面的参与，也不会有这个女人的转变。 其实，比起问“何谓教会”这个问题，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教会为何存在？” 关于教会是做什么的地方（place），人们常常聚焦于外面的建筑或者场所（place），但是教会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信徒共同体，是信徒们之间的交流团契。有内在的话语、圣礼充满外在建筑空间，才真正有意义。 礼拜不只是一个聚会安排或者礼仪形式。永恒的存在进入到时间与我们相遇，这是礼拜。这样的一个礼拜在一个空间里面表达出来。比起固守传统的模式，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礼拜的本质。礼拜的时间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习惯了主日早上9点或者10点聚会，但要反问一句：谁规定了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聚会呢？难道中午做礼拜就不圣洁吗？难道周间做礼拜就不是敬拜吗？比如有一个群体周日要工作，那能不能周一给他们做聚会呢？重要的不是哪个地方和时间。 教会礼拜的顺序也是需要思考：我们来教会里面是先吃饭还是先礼拜呢？ 礼拜有固定的场所、时间、顺序等观念的话，就会把我们束缚在时间、空间和形式里面。但是使命教会就是进入和参与到你所服事的群体里面去思考如何做礼拜。 我们不是以观察分析的立场，而是要学习耶稣参与到里面去。 想象下男女恋爱：
如果一个男生总是想女生为他改变，这个女生对男生说：“你喜欢我梳这样的发型，穿这样的衣服，那我就改变，改变成你喜欢的发型和衣服。
还有一个男生对女生说：“无论你梳怎样的发型，穿怎样的衣服，我都喜欢你。”
哪一种的关系更能持续呢？ 无论你怎样，对方都无条件的接纳你，那么你是不一样的感受。耶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耶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教会共同体是不是也要效法耶稣呢？如果我们不能深度参与到所服事的群体里面的话，我们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常常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我们并没有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只是评价对方这不好那不好，要求让他信耶稣。最开始这样可能有一些效果，但越往后面走的话，可能很难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所以，使命教会的教会论根据不是教会是什么？而是教会为何存在？ 我们不是观察和改变对方，而是深度参与进去。如果宣教的主体是教会的话，很容易以要求和改变对方的方式展开，因为是以建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观察人，然后把人带到这个建筑里面。所以教会就会想着如何改造建筑、如何布置装饰更吸引人过来，但是如果转变观念，知道宣教的主体是上帝的话，那么会想着如何到服事的人群中，参与到其中，共同形成和建设一个共同体。 我们如果改变了对教会的认识，并且从君主三一论改变为社会三一论的话，就会来到范式的改变，我们开始会想着如何把教会存在的意义表达出来。 当然，有时候也需要建堂，我们并不是要支持B而完全否定A。但比起这个，使命导向型的教会共同体更关注如何参与到我们所在的社区，就像耶稣当时深度的参与到门徒的生活当中。 我们所有的认识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知非常重要。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不是君主三一论，而是社会三一论。传统的君主三一论认为，父子灵是垂直关系，而21世纪是社会三一论成为主导，把父子灵看成共同体，注重彼此的相遇和参与，成为合一。 英国的使命教会的实践：新表现运动 英国圣公会是最早开始探讨使命教会的团体之一。 1990年代，英国出现一个报告：英国的基督徒会减少很多，2050年教会出席人数是0。英国圣公会比较传统，老年人居多，很难吸引年轻人，即使到今天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是国教系统，神职人员可以从国家领受薪水，所以对教会有没有新人来不太关心，只要教会存在就可以。 在这样的境况下，当时圣公会的一位主教访问伦敦的一个教会，发现这个教会只有老人没有年轻人，但是随后，他去了澳洲的新颂教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所以受到很大的冲击。礼拜结束后，他来到台上跟主持的牧师说：“请给我话筒。”
当地教会的牧师就问：“你是谁?” 这位主教就回答说：“我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然后问现场说：“你们这里也有不少是英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教堂聚会，要来大剧场聚会？” 现场的会众就回答说：“传统教会没有意思，你们是老顽童，你们不听我们的，你们就是按照原有的形式存在下去，你们对我们没有关心。”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和我们相遇，也不参与我们的生活，你们只是有距离地观察我们，只是让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却没有进入到我们这里来。 这些年轻人的回答让主教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回去英国后，马上建立研究组研究这个问题，让人提交报告怎么解决无法吸引年轻人和教会逐渐衰落的问题。 研究结果出来后，带来极大的变化，之前圣公会是传统的范式，但是该研究结果推动了后面的英国的新型教会运动（Emerging Church Movement）出现，也被称为教会新表现(Fresh Expressions of Church) 运动，宗旨是在现时代的文化中道成肉身，重新表现教会。
1991 重新植堂，因着使命训练人再把人差派出去
1994 打破原有的模式
2002 建立重新表现团队尝试
2004 出现了使命塑造型教会（Mission Shaped Church） 厄姆·克雷（Graham Alan Cray）在开始使命塑造型教会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开始的时候着眼于做教会，那么使命可能会丢失。如果开始的时候着眼于使命，那么教会可能会被寻找到”（Start with th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will probably get lost. Start with mission and it is likely that the Church will be found.） 比如在开始植堂的时候，出发点只是做教会，先把场所租下来、人分出来，可能之后我们会迷失：教会为什么存在。但是如果出发点是这里需要这样的服事，这里需要这样一个承担使命的教会，那么教会不会迷失。所以，虽然刚开始可能没有人，也没有聚会的空间，但是当我们聚焦在使命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这样有使命导向的教会。 教会新表现运动中，圣公会聚焦于所服事群体的需要，而非拘泥于传统模式，打破了之前的旧范式，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创新，包括：
备选性敬拜社区(alternative worship communities)
地板教会社区(base ecclesial communities)
咖啡教会
小组教会
由地区社会运动发展而来的教会
周间聚会(Multiple midweek congregations)
网络中心教会(Network-focused churches)
慕道者教会
传统性开拓教会
青年聚会 调查显示：
1. 那些出席被归类为“教会的新表现”类型教会的人中，约有24.5%已经是教会的成员，有35.2%现今因着某些原因不出席教会，有40.3%是完全没有出席教会经历的人。
2. 经研究发现，“教会的新表现”类型的教会平均占教区教会的15%，占总出席信徒的10%。
3. “教会的新表现”类型的教会的52%是由平信徒、40%是由没有正式权力(职分）的人所主导，而且三名中有两名为女性，男性大多是有薪圣职人员，女性大多是自愿服事。
4. 至少可以区分20种不同类型的“教会的新表现”教会，平均规模约为44人。
5. 在英国教会的所有传统中都可以找到“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形态， 它满足了地理和地区、时间与场所、工作种类和形态的一切多样性，可以被称为"多样化的小共同体(varied and small communities)"
6. 有78%的人被劝勉要成为门徒，而不仅仅是出席。有1/3参加圣餐礼，1/3接受洗礼。超过一半的出席者都期望承担起教会财务的责任，并在生活中得到指导，此等现象是在体制性的圣公会教会中几乎没有的。
7. 约占66%的大多数教会都经历过成长或维持现状。但有25%没有增长而是在减少，9.7%已经关门。“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失败因素可以透过“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类型、及其服务的社会领域、以及有怎样的需求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韩国使命教会的实践：村庄牧会 韩国近十多年来开始接受使命教会的理念并进行转型，不再只是崇尚曾经的超大型教堂和教会的模式。其中，村庄牧会是一种实践。 何为村庄牧会？其产生是与韩国教会的危机有很大的关系，其危机在于教会本质的失落，只是聚焦于教会自身而忘记所处的社区责任等，比如在社会上荣誉感薄弱、很少参与到社区和社会之中，所以需要恢复教会本质，提升公共角色。 韩国教会从公共神学的角度而言，树立“共同善”（Common Good）的观念；从使命教会的落地而言，立足于所处的社区寻找其需求；从城市宣教而言，强调和城市社区建立公正&和平的关系。 村庄牧会中的村庄，并非传统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而是现代大都市下的一个个群落构成的“村庄”，曾经韩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村庄的人就进入到城市，地理上的村庄就慢慢衰落，但是人还是生活在不同的“村落”里面，比如各种“城中村”，或者某类人组成的共同体社群等。 当下，在韩国75%以上居住在城市，这里的城市并非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指都市生活，生活形态有城市特征的地方即是城市的涵盖范围。在韩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人从以前人与人连接紧密的村落生活变成了孤独的城市生活，人和人的关系断裂。韩国70年代做过的民众牧会，是为了当地困难的人、孤独的人设立的牧会。而如今的村庄牧会不仅仅着眼于此，更加注重参与。 “村庄”既是一种文化表现，也是一种隐喻。村庄牧会着眼于教会在城市中与其他人群共同形成一个共同体，是一种共生的社会民生异象，克服了传统的宣教模式，不再强调教会是地区的中心，而是成为社区中的一员，与经历痛苦的他人成为邻舍’。 因此，村庄牧会不是用城市宣教的传统模式，而是用城市共同体的观念。传统的模式是“让所有的居民成为信徒”，但村庄牧会的模式是“让所有的信徒成为居民”，也就是教会差派基督徒参与到城市和社区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让城市和社区因为教会的服事和基督徒的行动变得更美好。 很奇怪的一点是：常常信仰很好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和村子没有太多的关心，我们常常想把他们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但我们却很难成为他们的邻舍。韩国使命教会的形态就是村庄牧会——成为这个区域的邻舍，这就是相遇和参与的形态。 比如韩国有教会在圣诞节之前，提议首尔市做活动，与居民一起庆祝圣诞节，不是作为宗教活动，而是整个这个地区参与的居民活动，教会组织居民们一起做饭、享用和交流，最后该地区的人说：“我们这个地区因为有教会，所以变得越来越好，”之前教会怎么说，世上的人不怎么听，但是当他们和居民做活动后，教会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且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力。 结语：在自己的处境中追问——教会为什么要存在? 转型成为使命教会的核心是要在自己的处境中追问：
教会为什么要存在?
教会为什么必须在那里？
教会是谁建立的?
教会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建立在哪里的? 使命教会逐渐成为这几十年的全球教会趋势之一。中国教会曾经在几十年前充满活力，但是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也变成英国圣公会开始新表现运动开始之前的样子：制度化。所以未来是否中国教会也会失去曾经的活力？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些经验，寻找让教会持续有活力的模式。 | 
发表于 2023-10-16 07:34:17
这家机构位于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曾经因1980年代的疯牛病而闻名世界。它本来是一个放牧的地方，但是因为疯牛病彻底被荒废。
救世主教会于1940年中期创办，创办牧师在二战后来到这个地区，看到这个地区是黑人居住的地方，生活很贫穷。他问自己，上帝让他来有怎样的使命？于是，他开始给贫穷的人提供食物，让孩子有学可上。
这是在西雅图一间有60年历史的圣公会教会。因为大部分信徒都离开了，教会人数很少，所以就想要把教产卖了去另一个地方，于是开始讨论是否要卖。主任牧师开始思考：教会从来没有来过中产以下的人，也没有来过黑人，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群体。所以，他们开始尝试改变，他们打开教会大门邀请邻舍共享晚餐时，中产以下的人和黑人都来了，这个教会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礼拜。
韩国教会也有学习晚餐教会的模式，进行本土化尝试。起源是首尔一位女牧者发现主日因为基督徒都做礼拜，没有人给露宿的人送饭吃，她本身就对帮助露宿街头的人很有热心，于是开始有为他们做一餐车的负担。
这是一间1999年千禧年之前创立，只有20多年历史、位于新加坡东部的教会。他们创立的初衷已经落实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吸引年轻人。这个教会的会友年龄平均22岁，而且不少委身的会友是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