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

杨宁

范亚峰

我们今天的会议关系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教关系的模式，另一个是政教关系转型的模式。刚才丁谷泉先生透过一个个案来讨论了教会维权的动员模式，而汪正飞先生发言的立足点与政教关系的转型模式紧密相关。中道模式是立足于转型模式，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也是转型模式，但往哪里转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刚才汪正飞先生透过纵横于西学各家之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背景。

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这个讨论比较具体，也触及到中国未来的政教关系模式。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处在一个大转型当中，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所出发的，而背后更大的意义没有被发觉出来，比如说整个人类的文明处在一个大转型当中。经济发展的模式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很多方面，人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则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00年代，我们对中国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复杂环境比起90年代来说近了一步。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缺乏一个全球人类文明的视野。 透过汪正飞先生今天所讲的，我们可以看到，政教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飞跃期。我们到书店看翻译作品时就会发现，经过三十年的翻译，目前，西学大家的作品已经形成初步的完整积累。因此，我认为原发的创造和思考在00年代可能会形成。非常感谢汪正飞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宏阔的知识背景，其对我们的思考非常有价值。

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讨论中国政教关系的两种模式，即稳控模式和法治模式；第二个部分是讨论促进政教关系法治化的教会维权，核心是总结教会维权的十条经验；第三个部分是讨论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提出中道维权的含义、中道维权模式的关系论基础、主要内容，以及中道维权模式的基本框架。

一、中国政教关系的两种模式

实际上，我个人做的思考和丁谷泉先生的讨论是一致的。各国走向民主化，其实最主要的框架就是通过社会抗争，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各国的通例，中国也毫不例外。从09年中国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抗争，我们看到，《08宪章》可以说是惨败，《08宪章》的前景并不乐观；第二，公盟在社会抗争当中也遭受摧毁性的打击，我研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不会再重新获得曾经拥有的空间。因为对中共来说，它控制的一个传统就是，曾经摧毁的绝不允许再恢复。在极权、后极权体制之下，被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从来没有获得过复苏，比如说法轮功、右派等各个群体都是如此，而家庭教会在1958年的“三自运动”不能认为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我们看到那时进监狱的一群人后来成为家庭教会复兴时期的主要领袖。因此，我认为，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的转型，总体来说需要关键的一步，在2010年代就是把家庭教会维权的成长和维权的成功扩展到中国民主化的全局，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工作。

那教会维权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呢？我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思考。尤其第三部分的中道维权模式框架总结还非常的不完善，因此盼望我们未来能把中道维权模式在中国维权运动和社会抗争进一步深化过程当中，把中道维权模式更加地进行丰富和充实，这也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我前几年有一个思考，即中国政教关系的两种模式，即稳控模式和法治模式。实际上，中国的政教关系说起来很简单，从1949年到现在，表面形式上政教关系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具体手段，以前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毁灭性的打击，1978年之后，越来越采取所谓的“依法管理”，但实质上其本质没什么变化，因此我把这60年合为一个整体，称为稳控模式。稳控模式基本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策略，简单来讲其包括四点，第一点是两面，即做给人看的开明面和骨子里的保守面，所谓的“马表法里”和传统文化的“儒表法里”是一致的，表面开明、骨子里保守；对国际开明、对内保守。第二点是两手，软硬兼施，即综合运用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来控制宗教，这里有两个概念，即选择性打击和运动性执法的策略，原来的搞法是放大抓小，到一段时间是放大放小抓中，到今年《08宪章》开始表现为从放中放小再回到抓大这样选择性打击的策略。第三点，区分城市和乡村，对城市采取以软为主的方针，对乡村采取以硬为主的方针。所以我们看到临汾教会的抗争力度很大，但效果很差，这就跟临汾教会处于中西部，属于乡村教会有很大的关系。第四点，宗教问题非宗教化，这是近三十年控制的一个主要策略，比如刚才提到的蔡卓华案就是宗教问题经济化，还有在张荣亮案中把宗教问题引向偷越国境、伪造证件这些罪名，像临汾教案把宗教问题引向非法占用农用地、扰乱交通秩序罪，这些都是宏观策略的宗教问题非宗教化的表现。

下面和大家讨论一下稳控模式的微观摆平术，也包括四点。第一点，划分敌我。稳控模式永远需要敌人，因此需要搞清楚谁是敌人。因此中国的政教关系，尤其是家庭教会的政教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用我的话来讲，两个截然对立的命题同时成立，即“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第二点，拔钉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战术。包括最近对08宪章的打压都让我们看到拔钉子的运用。《08宪章》首先就遭遇到被划分成敌人，其次是被拔钉子。第三点，开口子，也就是说，如果将所有的人都抓起来，那么成本太高，比如最近专门投案的刘荻、杨立才都放过属于开口子。是否开口子取决于是否把你看成钉子，如果是钉子那么肯定要拔掉；如果不是钉子，那么对大部分群众还是开口子；如果是兼顾这两则之间的，就会被收拾，同时收拾之后还是可能放过。第四点，突施冷手，其体现在当你以为局面已经缓和的时候，实际上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也是与它以军事斗争起家有关，与以奇用兵、出奇制胜相关联。

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依法治国”体现在政教关系上有一个趋向，从当局的话语里面来看也存在这种法治模式，现在具体体现在法律工具化的治理。在这里我提出法治模式应有的四个原则，首先是宗教自治原则，即尊重各种宗教的自治。第二个原则是宗教自由原则，宗教自由不简单是思想自由，也包括敬拜的自由。第三个原则是政教互动原则，这个原则和汪正飞先生刚才的发言联系起来。我之所以在这里没有提政教分离，因为据我的研究，在当下中国，政教关系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种论，即分离论、和谐论和互动论。政教分离论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及家庭教会现在主要持的观点，比如浸信会的传统以及整个新教传统都是政教分离的传统；和谐论，以刚上任的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为代表。从叶小文的依法管理发展到王作安的以政教分离为导向，以政教和谐为目标。

我认为，中国未来政教关系实际上要走的是一种政教互动的前景。伯尔曼思想的综合法学哲学基础就是对主客两分的超越，超越主客两分就是在很多个领域对两元对立的化解。在很多个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基于中道所强调的中介的互动、强调程序、强调反思性这种倾向成为处理许多关系的原型。这体现在政教关系上，也能看到一种互动论的倾向。但是这种互动论在中国未来，以改革宗神学的两个国度、两个主权会产生出一种怎样的互动模式呢？由于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这个，所以不展开叙述。第四个原则是宗教法治的原则。以上是我提的宗教法治的四个原则。

接下来，我谈下促进政教关系法治化的教会维权。法治化有四个操作路径，这在过去十几年里都有所体现。

第一种路径是行政路径，比如一些人所鼓吹的停止打压、开放教会进入慈善事业，建立沟通机制、撤销“三自”和宗教局、宗教特区，还有家庭教会推动登记等。总得来看，行政路径在过去若干年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最终，所谓的行政路径转变为依法管理宗教的原则，体现为一种非常含蓄的控制模式，稳控模式发展到弱控制阶段，由于合法性资源不足，所以最后转变为非常弱的依法管理。

第二种是立法的路径，其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宗教局2004年底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另外一个是民间像刘澎教授等人所主张的立宗教法。总的来说，《宗教事务条例》更多的是限制宗教自由，而不是保障宗教自由。宗教法的路径只是一种建议和主张，从来没有成为人大的计划，甚至都没作认真的考虑。

第三种是司法的路径，现在司法领域的倒退一年比一年严重，其中河南省的法院最为恶劣，不仅不受理案子，并且当给法院邮寄诉状时拒绝签收，回执上出现说查无此人的情形。可见，司法的倒退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个路径即公民社会路径，这也是过去若干年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法治化最为重要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在中国家庭教会处理问题时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点是多结善果，体现为对社会慈善事业的大规模参与。家庭教会三十年对孤儿院、老人院、各种慈善乞丐的扶助发展到顶点就是在2008年的“5·12”大地震中，家庭教会对四川救灾的大规模参与；第二点是，家庭教会从05年开始的维权。经过我刚才对四个路径的梳理，可以看到教会维权是推动政教关系法治化转型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家庭教会内部对待政教关系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躲忍论，躲忍论和路德宗有很大的关系。河南教会实际上深受路德宗的影响，现在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受路德宗的影响都很深，这导致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圣、俗的绝对两分和政教的绝对分离。圣、俗的绝对两分和政教的极端分离是躲忍论的理论基础。躲忍论的两条核心规则就是，第一、所有与政府有关的事情首先一概不管，即躲着；第二条核心规则是面对政府打压时就忍着，认为忍着是属灵的，不忍就不属灵，哪怕上访也是不属灵的。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耶稣，但从来不举保罗的例子。第二种模式是对话论，以北京守望教会为代表。守望教会在过去几年里提出了“登记对话论”，但是这个理论在神学思想上并不很成熟，不管从改革宗神学思想还是福音派均推倒不出对话论的依据，实际效果也不好，守望教会在05年至06年的推动登记的努力是失败的，到09年底被赶出华杰大厦，最后采取街头聚会的方式。街头聚会的方式就是街头抗争，其属于典型的维权模式，最后迫使政府让步，在09年12月份底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守望教会最后在实践上走向的是维权模式。所以他们采取的是两个极端，一是申请登记，另外一个是街头抗争，而缺乏依法维权的中间道路。第三种就是我所讲的维权模式。由于刚才丁谷泉先生在蔡卓华案中已经讨论了教会维权的一些基本机制，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二、促进政教关系法治化的教会维权

我重点讨论一下第二部分，我初步概括的教会维权的十条经验。我认为，教会维权过去五年的这十条经验，非常有价值，未来把教会维权的十条经验扩展到中国民主化的全局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教会维权的过程中，形成了维权运动的三大原则，即中道维权、依法维权、和平维权。这三个维权原则基本上可以概括近十年以来维权的精华。教会维权的十条经验是：

（一）教会内部恰当处理和躲忍论、对话论的关系，外部恰当处理和激进派、温和派的关系，形成中道维权的原则。

首先是处理和教会内部的对话论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8月我们和曾庆豹先生的一次对话中，他提到守望教会的对话和维权论实际上不一定会导致分裂，而应该争取把它转成一种分歧，这点当时对我构成了很大的启发。所以在这之后，我们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直寻求良性的互动。到2009年冬季，对话论的代表守望教会和维权论的代表圣山团队共同形成了一个合力，在家庭教会的保卫战中都做出了贡献。我们处理与对话论的关系化分裂可能性为分歧的努力，是基于刚才汪正飞先生提到的圣约共同体的思想，因为基于一个圣约共同体，所以不能搞内斗，这完全不同于传统民运的思路。这样一个基于圣约共同体处理内部分歧的、表面看起来是路线之争，最后变成了路线之别，这个化争为别的经验很值得我们研讨，这背后有许多很深刻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另外，与传统家庭教会的躲忍论的关系，这里主要表现在充分地尊重、同情和理解，然后透过法律、神学等综合的培训等方式来逐渐改变家庭教会这种封闭的倾向。这点也得到家庭教会过去十几年断兴起的改革宗神学运动的帮助，我们的努力也是基于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政治神学。使得躲忍论的思想逐渐地淡出家庭教会，而不是采取那种激烈的、冲突的方式。

（二）坚持依法维权的原则，突出专业化和法律化，避免家庭教会被政治化。

因为搞教会维权，最大的危机是不断地遇到有人攻击说我在搞政治，甚至说是在利用教会搞政治，如果这种帽子扣在我们头上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寸步难行。因此，我们要突出法律化和专业化，强调依法维权的原则，以法律化的中道来化解中国家庭教会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极。

（三）坚持和平维权的原则，体现在不主动街头化。

在教会内部，像临汾教会、守望教会、万邦教会实际上都是主动街头化，而我们圣山团队在街头化问题上比起这些教会来说，实际上更温和，从来没有主动地提起任何以街头化的方式，包括游行、示威来帮助教会维权。和平维权不仅仅体现在非暴力，也体现在不主动街头化。

（四）基于家庭教会积累的过程，教会从游击战到运动战这个思想引发教会维权从维权游击战到维权运动战，以及维权根据地的思想，注重长期积累、一战而决，重在积厚和蓄势。

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有战略意义的一点。对中国民主化而言，从1989年学生的一步不退，到1998年、99年的组党，希望一蹴而就，再到2008年的《08宪章》，期望以一个全局性的招股说明书一下子把共产党的问题解决，这都体现了不注重长期蓄势，而希望一战而定的思想。对中国民主化来说，未来最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的思想。当家庭教会在2009年底所谓的决战到来时，其实已经没有决战了。正如《孙子兵法》讲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以我们要放弃任何的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想法，而立足于长期积累、一战而决，重在积厚和蓄势。

（五）维权理论和实践，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的互动，同时注重实践和理论建设。

我们在教会维权的实践中不仅注重资源和规则的整合，而且注重意义阐释，注重维权符号的生成，比如蔡卓华案是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09年底的过红海战役，这些提法都被广泛接受，许多媒体在09年底到10年都讲到了中国家庭教会走过红海，来经旷野。这些核心符号有很大的号召和整合作用。这点在本人针对太石村提出的民主小岗概念等也有所反映。

（六）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即不得罪主要的力量集团。

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和现在执政集团实权派的正面碰撞，避实击虚，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这是对政治企业家理论的运用。在我们还处于绝对弱势时，那些赌前途命运的事坚决不做。

（七）重视团队内部的建设，以强化团队内部的灵修和培训，奠定价值和生命根基，乃至于形成教会维权的圣山价值观和圣山文化。

圣山文化的核心有三点，即爱、公义和圣约。

（八）注重外交的外势。

我们着力处理好非常复杂的各种关系，比如说和普世教会的关系，与欧美政府的关系、国际民间组织的关系、国内乡村家庭教会大团队以及城市教会领袖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

（九）强调建设性，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博树先生以前提出过“有建设性的反对派”。我们不愿意用反对派这个词，因为“反对”这个词在汉语里有其特殊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想到不可调和，因此对这些词需再作修正。所以我们强调建设性，反用毛泽东的原则，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更重视建设，而不是重视破坏；更重视防御，而不重视进攻。对家庭教会来说，更多体现为一种守势和防御。

（十）合力型转型模式。

这里主要体现为高度重视在党国体制内部寻求切入点，而不是绝对的零和游戏。具体在三大原则，依法维权原则体现为对95年以来的依法治国的、对三十年以来的法治进程的名义规则体系的运用。这个切入，就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合力。这个合力使教会维权始终保持灰色空间。合力型转型模式解释了为什么温和派被打压，激进派也被打压，而中道派却能够生存的原因。合力型转型模式上次已经提到，现在就是要化解改革和革命两个极端。近代以来，要么是康梁的改良派，要么是孙中山的革命派，但实际上中国最后的民主化转型延续邓小平改革的逻辑其实是，尊重政权改革的积累，当政权改革的动力耗尽的时候，最后推进政体和平革命的合力型转型模式。教会维权明确地运用了合力型转型模式的经验。

三、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

（一）中道维权的含义

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亦彼亦此。我在一篇短文里提到，维权政治既是左，也是右；既是上层，也是下层；既是体制内，也是体制外；既是非政治的法律化，也是法律的政治化；既是政权改革，也是政体革命；既是城市，也是乡村；既是国内，也是国外；既是内政，也是外交；既是民权的诉求，也整合了民族复兴与改善民生的愿望；既是精英运动，也是大众参与和决策；既是法治、宪政的建设也是民主、共和的推进。其实这个背后是超越主客、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这个思路从中国哲学来说是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的思考，是中道思想在维权运动中的运用。

（二）中道维权模式的内容

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道整合的原则，中道整合包括道和势，按照王船山的命题就是理势合一，理势合一也就是道、势合一。这里势的合一包括内势和外势的整合，高势和低势的整合、快势和慢势的整合以及守势和攻势的整合。换一句话说，就是内势中的外势，低势中的高势，慢势中的快势以及守势中的攻势。第二方面是多中心的复线结构。多中心的复线结构，跟基督教的圣约神学思想、波兰尼的多中心秩序以及哈耶克的自生秩序紧密关联，这是它的关系论的基础。

（三）中道维权模式的基本框架

基本上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三大原则，即中道维权、依法维权和和平维权。未来民主化转型的全局还是遵循这三大原则。

第二个是四大关系，即属灵和属世、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以及官民矛盾。

第三个是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两个方面。

第四个是精确衡量战略机遇和战略风险，这就是对政治企业家理论的运用，这点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认为，《08宪章》和公盟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它们的失败主要一点就是对08年到09年的中国政治市场是战略风险远大于战略机遇的基本态势缺乏准确的判断。而从2010年开始，我们看到今年一月份最新的发展是在各种共同的合力压力之下，重判刘晓波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谷歌事件等等的压力之下，最近有两个新的变化，一个是向冯正虎作出让步姿态，第二个是在西藏问题上重开谈判。透过10年一月份两个重要的、微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党国体制从主动撤离（邓小平经济改革属于主动撤离）转向综合压力之后的被动撤离，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在10年的一月份已经出现端倪，因此，我们关于未来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10年代是战略机遇大于战略风险。这是完全不同于维稳体制高峰期的08年和09年的战略态势。如果错误地估计这点，那么就会错误地估计形势。我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了，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最后，我们基于对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的探讨，希望在这个探讨的基础之上，逐渐推进中国战略民主化的和平转型。我个人认为，基于过去几十年的家庭教会的成长，以及最后五年的教会维权的成功经验，应该说，中国未来民主化的主流的、核心的模式是要把家庭教会的经验扩展到全局，把教会维权模式扩展到全局，生成中国转型的中道维权模式。这是我今天作这个探讨的一个中心点，盼望我们共同来努力、共同来推进中国的和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