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宁

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鹏


《易经》有一句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文明教化的基础，一个是“神”，一个是“道”。

这里的“道”，相当于 “客观规律”或“自然法则”。“道”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道”而行方能趋利避害。认识“道”需要认真观察、独立思考、努力实践。“道”文化是理性的、实用的、功利的，是方法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高的概念，代表中国精神的最高点。俗话说，要讲道理。

那“神”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去认识神，只能通过信仰。在信仰中看到“神”，人心就会有特殊的变化，例如在“道”的自然秩序下，人是有生有死的，但在“神”的信仰中，人是可以永生的。所以，“神”是一种超越“道”的力量，而且“神”会回应人，通过信仰及一定的仪式，信仰者会感到“神”对他的回应和帮助。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者，是宇宙自然规律的决定者，也是人类历史规律的决定者。


“圣人以神道设教”，如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大体相当于“圣人以科学与宗教建立文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应当建立在科学与宗教两大基础上。


我认为，西方文明中，“神”“道”比较平衡，阿拉伯文化则是“神”文化一支独大，“道”文化发育不够。中国文明的问题，不是理性智慧不够，不是人不聪明，而是信仰与执着不够，缺少使命感。中国有一个非常暧昧的“准宗教”，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儒家礼教。“天”这个概念从“天帝”而来，“天帝”这个概念从“上帝”而来，“天”就是最高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帝的孩子，是神子，官员士大夫就是辅佐神子教化万民的牧师，这就是所谓的“师君一体化” ，既是老师又是君，既是牧师又是管理者。这个系统实际上暗含着政教一体化。

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君权神授。但是西方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教权和皇权相对独立，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很重要的基础。而今天中国的“神”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剥离开来。





政教分离很重要，只要把笼罩在政治家身上的神秘色彩清理干净，把神与政治家的特殊关系剥离开来，把政治权力“去魅”，政治家就不再有那种超越大众的神一般的力量了。政教分离后，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政治彻底世俗化了，宗教变成每个人的自觉、每个人的私领域，宗教真正优越的那一面就展现出来了，政治家也就成了俗人一个，没有超越他人从而控制他人的特殊的神意，政治制度的原则不再是来自神的旨意，而是来自理性的自然法则，来自于“道”。

不同的信仰自有不同的效用，以基督教的信仰为例，我认为其核心的效用有两个。一个是动力的支撑，信仰者内心有一种至高的使命感和至高的动力：至高的力量和至高的神与我同在，我不惧怕世俗的一切打击，你权力再大，在神面前也只是灰尘。另一个是敬畏，是对规则的遵守。当你真正产生信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事不能做，因为你担心受到神的惩罚，这是一种内心的法律。信仰了神，神就进入你心里，像法官一样审判着你的一言一行，甚至审判着你的各种念头。这种感觉很真切，让人不得不体会到，要想得到神的力量，你就必须遵从神的规定。

由于神文化发育不足，而且较为混乱，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往往聪明有余，但缺少信仰与使命感，缺少对善恶是非的敏感，缺少对正义规则的尊重。在跟西方博弈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西方人傻，不灵活，太讲规矩。人家心中有敬畏，有善恶是非意识，遵守规矩，这才会有法制的权威。而中国人则把办法、谋略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出现了整个文明的道德虚无主义，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结果就是拼强权、拼实力、拼计谋，为了成功，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破除一切规矩。这种状态是由于中国文化史上“神”“道”不平衡造成的。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讲智慧办法多而讲善恶是非少？因为没有基于神的统摄性的道德理念，也没有对神的惩罚的敬畏。佛教推到最后是无善无恶，道教到最后也是无是无非。没有敬畏，法律不过只是统治或斗争的工具；没有敬畏，市场经济就会充满欺骗和暴力；没有敬畏，个人自由就是普遍的争夺和坠落。其实，敬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墨子早就揭示过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中国的神文化应该继续发展，因为一个民族若没有主体性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的。中国民间真实的信仰系统是血缘信仰，是家族性的，它以血缘为核心形成凝聚力，信任边界太窄了。聪明务实而缺少信仰，只信家人自己人，只顾自己不管公益。所以我认为“神”“道”不平衡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这种情形不改变，未来崛起的中国与西方相遇时就会不断有矛盾。你的哲学是，要不你打败人家，要不人家打败你，你不可能跟人家在某种规则上契合，因为规则对你来说什么都不算，你觉得规则不过就是一种统治或斗争工具。中华民族共同信仰的神文化系统建立不起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边界就没有办法扩大，在全球就形不成凝聚力，未来依然是散沙一盘。没有公共精神，也就没有对全球化控制的可能。


中国的神文化发展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中国人的信仰整合远未完成，但今天我们也许有条件开始走上这条路，因为我们的心空了、虚了，有了容纳空间，我们可以吸纳人类一切神文化的优秀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对传统文化垃圾，如“三纲五常”和“礼教”的清除，不清除陈旧的垃圾，就没有空间容纳新精神。我认为，对一切发展神文化的努力都应当予以关注，要以宽容和期待的心态看待中国神文化的一切探索，以欢迎的态度看待一切外来的神文化，它们是中国神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补充。


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神文化会如何发展，但我们知道，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自由竞争是一切繁荣之根，推进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是实现中国神文化发展和实现中国的“神道平衡”的关键。说到底，一切改革都是围绕“自由”展开的，自由是核心标准。联产承包制给了农民生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给了企业家、科技人员面向市场的自由。你放一点自由，就是改革；你收回一点自由，就是保守。宗教自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本根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自由社会。美国权利法案将宗教自由列为第一条，他们是有眼光的。如果一个人能侵入你的灵魂和信仰深处来控制你，你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从长期看，宗教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核心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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