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三自教会

杨宁

（二）非三自教会

在上面我们谈到经登记聚会点教会模式时，简单论及一些聚会点得以产生的根源。事实上，教堂缺乏、聚会不便等因素并非所有聚会点产生的原因。它们至多是众多已登记聚会点或纳入“以堂代点”模式的聚会点得以形成的主因。“以堂带点”模式的形成并非一厢情愿之事，如果聚会点拒绝服从教堂教会或登记聚会点教会的督导、管理，这一模式终将难以发挥作用。众多在“私设聚会点”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或团契的存在便是明证，它们游离于政府及基督教两会组织的管理及指导之外。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①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应该在6000万～7000万人。②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万信徒这些数字③，显然有所出入。其原因便在于后两者未将这些参加所谓“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徒统计在内。

与三自教会对应，笔者在这里将在未经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或纳入“以堂带点”管理模式的场所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称为“非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它们不认同三自教会的三自原则或教义教理、组织体制、政教关系等内容，并拒绝通过两会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甚至拒绝任何形式的登记注册。因为上述原因，它们尚未被中国政府认可。“非三自教会”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首先，有些教会与三自教会间的分歧根源在于神学主张上的差异。虽然很多拒绝加入三自团体的教会在谈到原因时，均谈到政治因素，比如“三自的头是政府，我们的头是基督”，但不可否认其深层原因还是自由派神学与基要派神学间的龃龉，正是其中的对立导致两者对于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1998年11月中国家庭教会代表发表的《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中谈到他们之所以不加入“三自教会”，除了政治因素外，其他因素只有一个，便是“三自教会”的根基在于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而自己则继承基要派和福音派传统。其次，有些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并不仅仅是因为三自教会本身的问题，他们还认为中国政府的很多宗教法规及登记条例与他们所信仰教义教理相违背。再次，三自教会，尤其是教堂教会由于其政治化色彩、科层制、机构庞大、信徒众多、仪式僵化等方面因素，使其无法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信徒的信仰需求，更不能满足信徒个体在灵性上的具体需要，导致很多信徒脱离三自教会，自行聚会。最后，由于三自教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致使部分成员游离于三自体制之外，组建教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联合礼拜后，教派问题不再突出，但并不能掩盖不同教派存在这个事实，这也是众多非三自教会得以产生的原因。

本文尝试将非三自教会归为以下几种类型，但这种分析并不代表所有此类教会均拒绝三自教会的主张，其中也有部分教会或团契被纳入到“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中，但客观说来，这样的教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此类教会还被冠以“私设聚会点”的名义而“非法存在”着。

1.传统非三自教会

很大一部分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系统，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沿革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三自革新”运动起，部分信众因对此运动不信任，而转入家庭活动，进而产生了首批家庭教会，在之后的各种运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些家庭教会继续保持聚会活动。随着1979年，宗教政策得以恢复，当时的家庭教会也得以迅速扩展，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有些家庭聚会点的扩大，他们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初的家庭，有的租用了房屋，有的甚至自己修建了聚会场所，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几人、十几人，而是有了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规模。之所以称这部分教会为传统型，不仅仅因为它们有历史“传统”，而且因为这些教会在教义和行为方式上较“传统”。在信仰上它们普遍持有基要的神学主张，聚会方式也较为保守，一般不允许陌生人加入。这些教会按地域有城市与农村之分。在城市中，此类教会虽存在，但数量并不会很多。首要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宗教政策后，城市中的很多此类家庭教会被“收编”，甚至成为很多教堂教会的前身。另外城市中各项法律法规的严格贯彻、管理制度与渠道的严密畅通，致使此类教会在城市中心难以开展活动，他们不得不转向郊区或城乡结合部。但此类教会在农村地区的势力却颇为强大，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故而拥有较完备的组织体制，有的地方发展为金字塔式的团队模式，形成一些“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而有些地区则呈现为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强调分权与制衡。④这些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其对政教关系、对三自教会的一贯看法和主张，反三自意向强烈，两者基本处于对立状态。当然，三自教会之外，并非所有农村教会都具有历史渊源，有一些地方教会或新兴的农村教会虽未经登记，但其聚会较为公开，管理制度也较为民主，同时其抵制“三自”的态度并不强烈，只是受某些信徒片面宣传的影响、传统观念以及发展时间较短等因素决定其当前的存在状态。

    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在神学上坚持基要主张，加之合格教牧人员及管理民主化经验方面的欠缺，故而在处理信仰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常走偏激路线，这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比如个别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⑤，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⑥有的地区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⑦；很多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吉祥物的，有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偶像图案。⑧有的地方教会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⑨当然，这种特征并不为传统非三自教会所独有，在农村教会，甚至是农村的三自教会信徒中此类现象也很普遍。

①参阅China Daily,Feb 7,2007.
②引自于建嵘北京大学12月11日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③摘自傅先伟2008年10月22日，在香港尖沙咀基督教浸信会作的题为《中国教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
④参阅于建嵘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一文及其在北京大学12月11日所做的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⑤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7），原文为：“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参阅王美秀《多元社会里中国基督教的多样性——以一与多为框架探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活力与张力》，该文为“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公开发表。
⑥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⑦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⑧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⑨参阅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姜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