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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谁是信仰上的迷途羔羊？
也许有悖于东方人的印象，对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乔治·维格（George Weigel）来说，位于法国巴黎的罗孚宫、香榭丽大街和凯旋门所构成的东西向中轴线之最西端的新凯旋门，正是当代欧洲没落的标志。
19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而建立的拉德芳斯区新凯旋门（Great Arch of la Defense），是巴黎标志性建筑之一。它颇有抽象派和现代派气息，40层楼高，像一个中空的立方体，白白净净，方方正正，简简单单。新凯旋门目前是“国际人权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驻地，它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特征（featureless）。
在维格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有许多雕像、塔尖高耸的巴黎圣母院更能代表欧洲的价值观和丰富的历史内蕴。但让他沮丧的是，所有介绍巴黎风景名胜的旅游手册都吹嘘，以新凯旋门之大，其“门框”可以稳稳当当地将世界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建筑完整地装下来。
也许对于新凯旋门的不屑一顾是维格对欧洲社会思潮更深刻的批判。在他的新著《立方体与大教堂》中，维格抨击说：欧洲正在摈弃其基督教传统，拥抱世俗化的人文价值观。
他认为，最为说明这种倾向的例子是《欧盟宪法条约》序言（preamble）。它大谈特谈民主、自由和法制，但对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则讳莫如深。在2003年讨论《欧盟宪法条约》序言时，意大利和波兰主张要提及上帝，承认欧洲的基督教根源，但遭到提倡世俗化的法国的反对。最后，法国的观点占了上风, 认为欧洲的民主、人权、宽容等价值观的根源是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非基督教传统。《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于2004年6月18日在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通过，但在2005年5、6月全民公决时，却被法国和荷兰拒绝，至今命运未卜。
维格认为，欧洲对基督教这种负面解读对欧洲的未来影响深远，可能会让某种狭隘的世俗主义成为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让与之相关的怀疑论（skepticism）成为欧盟的方法论，让相对主义(relativism)成为欧盟的官方哲学。
“不少人认为，如果欧盟宪法提到欧洲文明的基督教根源，就会冒犯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维格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他对此表示非常不解，责问说：“欧洲文明的基督教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不明白它冒犯了什么？”
维格认为，欧洲的这种“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ation）倾向由来已久，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孔德（Auguste Comte）、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马克思和尼采。这些无神论人本主义（Atheistic Humanism）的信徒认为：为了追求自由，人类必须拒绝上帝。
在维格看来，这些错误的理论造成了欧洲文明的道德危机，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埋下了文化的导火线。直到现在，欧洲仍然深受这些错误思潮的毒害，致使欧洲文明陷入一场“士气危机”（Crisis of Civilizational Morale）, 使得这一文明在缓慢地衰老，而最终走向死亡。
当今的欧洲家庭观念淡化，18个国家的人口呈负增长。长此以往，再过50年，西班牙的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德国减少的人口将相当于前东德的人口。与此同时，自1970年以来，两千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涌入欧洲，相当于爱尔兰、比利时和丹麦人口的总和。
“如果欧洲继续这种‘自杀’趋势，淡化基督教的影响，那么阿拉伯世界将兵不血刃地让欧洲成为阿拉伯的欧洲（Eurabia），”维格告诫说。他呼吁欧洲克服基督教恐惧症（Christianphobia）, 重新皈依（re-conversion）基督教信仰。
维格是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教影响的消极看客，他的这些看法同其本人的背景不无关系。维格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活跃的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在1983年，他参与创立了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1986-1989年间，他出任以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命名的基金会总裁，推广宪法教育，而在1989-1996年，维格担任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此外，他还是位于西雅图 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研究员，该所因大力主张所谓的“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而闻名于世。
“智能设计论”是一套颇有争议的理论。其支持者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很多漏洞，坚持认为生命只能是高智慧设计师的产物，而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相反，“智能设计论”的批评者将这一理论看成是披了一层科技面纱的“上帝创造宇宙说”（creationism）。
维格撰写并编辑了近20部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中最有名的是1999年秋天出版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官方传记《见证希望》（Witness to Hope: The Biography of Pope John Paul II）。该畅销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中文版正在准备过程中。
对维格来说，写《立方体与大教堂》这本书不仅是给欧洲人看的，也是给美国人看的。他认为如果美国也像欧洲那样得了“失忆症”，否认美国社会和文化与基督教的渊源，那么美国极有可能步欧洲的后尘，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即把民主看成为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概念，将自由与基督教完全剥离开来。他注意到，美国现在有许多自由派人士正在积极活动，包括制定新法律，让美国积极靠近欧洲的衰败之路。
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采访时，维格解释了美国和欧洲在宗教和民主关系问题上处于不同立场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民主是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复杂发展过程的产物。美国民主中许多核心概念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息息相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对政府治理（governance）有发言权；社会和国家的区别。与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不同的是：1776年的美国宪法没有否认（同基督教文明的）这些联系，”维格指出。
作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学者，维格对欧洲世俗化的批评是可以预见的。他的批评者嘲笑他“带着有色镜看欧洲”。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则认为维格太傲慢，对欧洲世俗化和人口负增长的解释牵强附会，对冷战后的欧洲人本主义的抨击有失公允。
看起来，美国和欧洲，谁是迷途羔羊，谁代表西方文明的未来，即使在美国的精英之中也是见仁见智。
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维格对一点非常确信。他说，“当中国最终完全对外开放时，她将成为欧洲人在16世纪发现新大陆以来，基督教最大的传教地区。”
对于中国政府和罗马天主教圣地梵蒂冈的建交问题上表现出的顾虑，维格认为中国政府大可不必担心。
“没错，教皇保罗二世对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垮台起了突出的作用，但那是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分不开的。”维格说。他认为北京没有必要担心天主教徒会让中国‘腐化变质’（corrupt），而该想办法加速民主化进程。
《立方体与大教堂：欧洲、美国及没有上帝的政治》（The Cube and the Cathedral: Europe, America, and Politics Without God）乔治·维格（George Weigel）著，基础读物出版社（Basic Books）于2005年4月5日出版，精装本202页，定价23美元。
粟德金，《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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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3: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