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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经熊
ISBN: 9787801497178
页数: 420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 26.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2-7-1
对每个中国法律人来说，吴经熊都无疑是个值得铭记的名字。吴经熊1899年生于宁波。21岁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后负笈海外，22岁即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辗转欧洲游学三年，25岁回国即出任东吴法学院教授，28岁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次年出任立法院委员，30岁即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 34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史称“吴氏宪草”……
然而又三年之后，吴经熊皈依基督，尽抛平生所学，专事译经，自此再无法学专着问世，演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离奇公案。
对于一位学者，37岁的年纪正是学术研究的顶峰时期。许章润的评价是：“……读史叩门，抚卷扪心，不少人惋惜，倘若吴氏继续自己的法学家生涯，那将会为汉语文明奉献出多少法律智慧啊！”
数年之前我读《超越东西方》，是法学后辈读前辈吴经熊，心中皆是叹惋；数年之后再读此书，是基督门徒读门徒吴若望。物是人非，那叹惋竟全成了喜乐。
我从后门溜出了他的屋子
1917年秋，吴经熊从北洋大学转到上海中国比较法学院。这所学院由美以美会创办，在法律课目外，也有宗教课程。吴经熊在此深深爱上了《圣经》。这年冬天，他受洗入教。
1920年，吴经熊乘桴出海，赴美求学，世界开始向这个年轻人打开。这时的吴经熊灵命新鲜，对上主和世界充满爱意，他的初次航行，仿佛“是在和耶稣度蜜月”：
“船友们熟睡时，我常溜出客舱，行至船尾，跪在甲板上祷告1小时左右。我这样做有15个晚上，上主之外无人晓得……每当天青月明、众星在我头顶及四周闪烁，我都觉得已不在斯世，而是置身于永恒。”
然而置身密歇根法学院的时候，吴经熊的基督信仰慢慢淡化了，法学与哲学的思辨动摇了他。“很快，我就离弃了他（耶稣），待到与他再度相会，已是许久许久之后了。我从后门溜出了他的屋子。”
和所有的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一样，在一次次的解构和质疑之中，耶稣已从他的神位之上被降格到人间导师，从道成肉身的神子沦落为人类历史上的道德偶像。吴经熊对耶稣的崇拜，变成了对“超乎寻常的人格和闪电般的道德洞识”的崇拜。因了东方心态的影响，对上主的敬畏变成了对内心道德感的敬畏，关于生命的意义对吴经熊而言已不在上主，他宁愿求诸内心。受尼采、伯格森、弗洛伊德、伊利斯、斯宾塞们的影响，“自我”的人格开始膨胀，发展成审美主义和英雄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吴经熊致霍姆斯大法官的第一封信中表露无遗：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
拯救、启蒙、高举，22岁的吴经熊，正像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后裔。诗人的浪漫、哲人的理性、法学家的悲悯在他身上结合为一体，成为他的“内在之光”：
“我那时还读圣经吗？当然读的。但是我是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读的：我从它吸收一切合我口味的东西，拒绝一切令我反感的东西。我依靠的是内在之光，它作为上主对个人灵魂的直接默示要高于圣经，并且是宗教信仰的终极规则……”
若干年前，我也写下过这样僭越的文字：“……人类没有见过上帝的面容，他站在人类的文字和修辞之中。所以LORD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指代词，它不指向天堂的神殿而指向我们的灵魂，指向我们灵魂中关于善和爱的那部分。……”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灿烂星空与人的奥秘，被康德简化为“内在之光”与心灵的力量。在无路可退之时观心内视，倒也不失为一个回避逻辑圈套的法子。细读吴经熊与霍姆斯的通信，吴经熊说–
“我将宇宙或天空视为我坚持称作自然法的东西的体现。……法律的意义来源于宇宙之最初的‘自何处来’和最后的‘向何处去’。……那个自在（Thing in Itself）之物之中有着所有经验的可能性，它也构成了万有之中活生生的原理，包括法律的活原则。……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法律。”
启蒙时代放大了人类的理性之光，但人类理性有始无终的悲剧宿命，仍然是一切启蒙者难消的隐忧。一切对生命的探寻及自我超越的希求，一切对以有限抗衡无限的冀望，都归于同样的历史命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吴经熊最终如浮士德一般颓然坐倒，对魔鬼的嘲弄再也无力还击：
“我也感到，只是徒然，
把人类精神的瑰宝搜集在身边，
等到我最后坐下来的时候，
仍无新的力量从内心涌现；
我没有增高丝毫，
而对无垠的存在未曾接近半点。”
内心之光最终无法照亮那个无垠的存在，有涯之生走不出无涯的时间旷野。这样巨大的审美反差带来的困惑，伴随了吴经熊的整个法律人生。 “在我到达这个港口、这个家之前，还有漫长、漫长的路要如浪子漂泊。我的动荡漂泊时期从我20多岁起，直到1937年冬我的皈依为止。”
离开审判席的所罗门
困惑归困惑，现世生活仍然具体而真实。1927年1月，吴经熊就任上海法院法官，这个法庭有权审理治外法权之外一切的国际纠纷。吴经熊在此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工作”，即以判例的形式用自己的观点塑造中国法律。在他自己的回忆里，1927年是他公共生活最快乐的一年，他的裁决得到中外报刊的良好评价。
年轻有为的吴经熊在上海滩很快声名鹊起，以至于他的夫人在商店购物都无需付现金。然而在忙碌的公共生活之外，那个关于生命的隐忧又浮上心头。“尽管我作为一个法官大获成功，但仍觉不安宁”。1928年2月，吴经熊致信霍姆斯：
“知名度开始令我着急了，因为一个真正的伟人是不会像我这样大众化的，至少在活着的时候是不会的。……逃离那掩蔽我的繁华，重回美国深造，加强自我修养，我的伟大的朋友啊，帮我圆这个梦罢！……”
而霍姆斯引用古罗马法学家普林尼的书信回应他：“心中不安和绕路只会浪费能量……解释法律，执行正义，这乃是哲学的一部分且是最高尚的部分。”
霍姆斯的信多少给了吴经熊抚慰，让他暂时的平静下来。很快，吴经熊就任了首席大法官。然而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多久，1929年秋天，吴经熊挂印远走，再赴美国。他在西北大学度过一个冬天，在哈佛呆了一个学期，又准备受剑桥的邀请到英国去讲学。从吴经熊的行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这次逃离并无明确的目的。
从吴经熊的一段不经意的描述，或许可以看到他“心中不安”的源头。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面对耶和华脸上发光。下山后面对族人，不得不面上蒙帕：我与你们同是罪人，这律法乃是从神而出。摩西蒙住自己的脸，是为了消去自己的位格，来彰显律法的公义。在芸芸众生之中，谁是完人、谁未犯罪，谁曾洁净，谁可向罪人掷石？在神的注视之下，谁可指控、谁可辩护，谁可审判，谁可为众人立法？
被称为彼拉多之惑的自我拷问与省察，就在吴经熊的心中某处潜伏着。或许当时他并不明白原因何在，只是本能地想要逃离；然而救赎之路并不在大洋彼岸。
1930年吴经熊回到国内。这次回来原本只是为了备足剑桥课程的资料，然而此时他的妻子患病在身，举家搬迁到英国的计划遂成泡影。百无聊赖的吴经熊只得“想着在上海干点什么，我决定当律师”。
在这几年律师生涯里，吴经熊经历了一生灵命的最大低潮。因着前首席大法官的声望，仅在开业的第一个月里，吴经熊就赚到了四万两银子。那个伟大的法学家、伟大的法官吴经熊，成为了一个终日混迹青楼的花花公子。他彻底忘记了基督，只要有人跟他谈及信仰，他便粗暴的发怒。他请来上海滩所有的星相师为他算命，念念不忘着娶一房小妾。
后来的吴经熊忆及这段生活：
“知性上，我摇摆于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之间；道德上，我是一个老到的浪子。我冷嘲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放任感性欲望，任意胡为……我一切的欢愉与小丑行径，不过是一个极度沮丧者的歇斯底里的狂笑。”
数年前读到吴经熊的这段剖白，总想放声一哭。在具体些微的生活之中一旦抬头观天，那可怕的虚空之感便如天狗紧追不放。捱不过意义的逼迫，便只能从意义中逃离。何必追问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既然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何不在此世做一只快乐的穿花蝴蝶？
曾有一家美国报纸形容吴经熊大法官：“所罗门坐在审判席上”（Solomon Sits in Judgment!），这句赞美竟是一语成谶。也就是这位号称最有智慧的法官之王所罗门，悲哀地写下了《传道书》：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传 6:12）”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吴经熊这样形容他的虚空：
“……多少次，我发现我视为永恒事物一部分的的宏大思想体系，只不过是幻觉和气泡！如此之多的泡沫爆没了，我的心已变凉淡了，对新的狂热谨慎而小心。我已被东南西北四面来风穿透。”
法学即是人学，法哲学即是人心善恶之学。法者天下之公器，也不过是“器”而已；作为器物的人间律法，再也无法抚慰这个人的心灵。在逻辑理性与哲学思辨之中上下求索，行到水穷，已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徒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谁说我们是流亡在外的？
学者常把自己的思想和学问摆在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其个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历程却少有人知。和那些常见的自传不同，吴经熊在这本书中以大量深情的笔触回顾自己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他与夫人之间的故事。正因如此，吴经熊的这本个人见证才显得真诚且完整。也正因如此，完整的阅读吴经熊其人，就不仅仅是阅读他那宏大的法哲学体系。这一章献给吴经熊和他的妻子与姊妹李友悌女士，因为在主的爱里，他们原是一体的。
吴经熊生在宁波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在他一岁时，生母去世，十岁时失去父亲。十五岁时吴经熊发了伤寒，他的养母护理了他20天，由于过度的着急操劳，这位母亲在吴经熊痊愈之后病倒去世。少年的吴经熊为此悲伤疯癫了几个月，一次对镜自照，忽然想到：
“至多几十年后，我也要死，那时就可与妈团聚了。”
在此时，幼失怙恃的吴经熊过早经历了生死之问。可能正是因着这个缘故，使得吴经熊的前半生常有寂寥孤单之感，也常为生命的奥秘困扰。若干年后他如耶稣一般呼唤“Abba”，也正像是在呼唤童年未能尽享的人间温情：
“宁波话称父亲为‘阿爸’（Appa），这与耶稣所说的阿拉米语非常接近。我初次读到《马可福音》里耶稣的祈祷‘阿爸（Abba），父啊，在你万事都可能’（14:36）时，高兴异常。”
和那时的多数传统家庭一样，吴经熊六岁时便经父母之命订了婚姻，对方是他父亲老朋友的女儿。1916年4月12日，吴经熊与妻子按照旧式婚仪成婚。
其时启蒙思潮的飓风正刮过这个古老的国度。按照与吴经熊同时代的先进观念，这样的旧式婚姻无疑是不幸的。在所谓时代先行者的行列之中，这样不幸的例子俯拾皆是。鲁迅弃朱安、陈独秀弃高晓岚、郁达夫弃孙荃、郭沫若弃张琼华……胡适虽未与江冬秀离婚，不过是因为江手上那把寻死觅活的菜刀；而徐志摩与张幼仪签订离婚协议时，23岁的法学博士吴经熊正站在一边，作为双方的朋友，尴尬地为这桩不幸作法律见证。
而吴经熊自己的婚姻呢？
“尽管我不是凭己意订婚，却对父母相中的她乃是命定为我妻子的人这一点绝无疑问。在一种意义上，这般的订婚比诸自由的相亲更具尊严，因为它是天作之合。如若一个人自己选了对象，便有可能有时疑虑是否选对了。相反，倘若像我们这般相信一切均出于天意，便无后悔的余地，正如亚当不能后悔上主只给他夏娃而未见别的女子。”
吴经熊并未说明这段美好的评价，是在他新婚之时的感受，或是归主之后的顺服。我们姑且认为是前者。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婚后的蜜月极其短暂，很快吴经熊便赴沪上求学，其间只有几次短暂的相聚；三年之后吴远走海外，再归来已是1924年。
“两个孩子在我出国时还是婴儿，现在已经长大了。有好长时间，他们迟疑地打量着我，仿佛我是闯到他们家的陌生人……直到我妻子叫他们欢迎他们的‘Appa’时，他们才跳到我怀里来。”
这次相聚并不美满，甚至是吴经熊婚姻冬天的开始，吴经熊在灵命中的挣扎无法超拔，在繁杂的公共事务中愈陷愈深，这种逃遁的冲动最终影响到了他的婚姻：
“……我后悔娶了这么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她在我的理智、社会和政治活动上都帮不了我。我试过几次教她学字；但每次她都说，只要她看到字，眼睛就花了。有那么一两次，我达到了提出离婚的地步，这样好找一个有教养的妻子，像许多人做过的那样。但只要她一答应，我就心软了，因为良心告诉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同时，由于我俩没有共同语言，我在家感到很孤独，我一看到我妻子就心烦……”
不难理解吴经熊这样的骄矜，因为这样的骄矜也同样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经历无数次旷野呼求，哭告呐喊，才惊觉人生太短，悔罪太迟，一跤跌进深渊里去，再回头空余长恨。那样的痛苦，正如吴经熊所译的《圣咏》：
“我问主兮何故？邈然逝兮不我顾。时艰难兮困苦，主自隐兮何处？（诗 10:1）”
万幸的是，上主仍然保守了吴经熊的婚姻。就在吴经熊决意纳妾前不久，吴经熊蒙圣灵的感召重归教会，上主在他的家庭里展开了奇妙的工作：
“上主开了我的眼，使我逐步地看到了我妻子的内在品德，这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前我认为是她配不上我，现在则是我配不上她了。 ”
“……妻子和我都在基督圣心里找到了平安。我们被一个共同的爱绑在了一起。我们在神的爱里进步，同时也在彼此的爱上进步。……基督啊，我们的心在你的爱里得到了连合，只要我们未与你分离，我们又怎会分离呢？在你的圣洁的心里，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家；谁说我们是流亡在外的？”
日军入侵之后，吴经熊举家迁至桂林，开始翻译《圣咏译义》。他们的小屋破败不堪，以致于林语堂将其形容为猪圈。处于战火动荡中的吴经熊一家，却在这个猪圈之中，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喜乐。
“有一天半夜，雨下得比平常要猛；妻子和我都被一场意料不到的淋浴惊醒了……我们总共移了四次才找到真正干爽的地方，不过我和妻子却由此得到了不少乐趣。我们不停的笑呀笑呀，笑到肋骨都要爆了。我妻子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译稿一点也未淋湿。……不幸之乐呀，至少不幸到某个程度！当一个人和他妻子为上主之爱和彼此之爱的缘故而承受它的时候，它就宛如天堂了！”
1959年，李友娣因癌症逝于美国新泽西，但是毫无疑问，在永恒的天国之中，他们的爱仍将继续。我们也当记住这位温柔慈爱的妇人，正是她舍己的爱与宽容，成了吴经熊救赎之路的入口。《吴氏宪草》也罢，《圣咏译义》也罢，在基督温柔的注视里面，正是他们二人同作的工。
转自楚望台的法律评论：http://www.chuwangt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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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11: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