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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谈文艺复兴问题，尤其是说中国要，或者已经施行了复兴，或者准复兴。根据何在：一言蔽之，有博客。无独有偶，海外某某杂志把网民评价为群体"英雄"，根据何在：一言蔽之，他们的言论不同，或者取代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说或者文字。更加深层次的讨论也见诸于各类课题。比如不久前"美国之音"讨论党内或有民主改革之可能性，有人说，不无可能。根据何在:克里斯玛崇拜不复存在，或者说，强人政治不复存在，所以，派系和互动，妥协和和谐应运而生。等等。
笔者不可能在此短文里照录西方汗牛充栋的关于文艺复兴之典籍文本，观点和倾向。只是觉得，那博客，这个小小词汇和文艺复兴这个大大之词汇比较，实有小小巫见大大巫之严重嫌疑。其一，文艺复兴，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解构运动；这个运动有承前启后之作用，之影响，之伟绩。其二，中国之中心主义的传统复兴和传统颠覆，在现代性前提下，并未找到整合革命和宪政的文化契机之缘故，遂使得传统和革命处在剥离和分割的状态。而证明这个现实存在的根据，就是广大网民的蒙昧和犬儒，及其使之如此的极权主义体制。少数精英产生的价值标准，正在严酷复杂的政治现实面前，呈现一种四分五裂的深层矛盾和内部分野。其三，和几百万网氓相对的，是精英阶层普遍的堕落和肤浅；这里根本不可能，也并未出现承前启后如但丁式的新旧时代的明智呼应，以完成解构于结构。新范式于老范式之间形成和造就转型的巨人——而这是复兴任何运动或者文化，文明的首要条件——并无出现。没有这些条件，只是根据网氓的琐碎和平庸的语言和语势，思维和习惯，根本就无法完成历史性的结构和现代性的解构。
定义博客和写作博客之人的身份，是一个很容易区隔的问题。人群和社会在何种国家和制度中享有人权，具备尊严，坚持异见，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按照许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观察，权利链条的一端是主宰者，另一端则是人民（连人民这个词汇，也是极权主义的产物）。他们二者，而非一极，可以单独形成权利的网络。在这个基本判断面前，估判网民是否享有独立的权利和具备独立思考，可以与专制极权的喉舌形成对峙，其实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过度评价网民，在我们看来多数是网氓，是一个过于盲目和乐观的做法。
虽然，其中某些网络的民间诉求得到官方表面上的认同，但是，民间社会在形成公民社会之前，是无法真正做到监督和批评官方体制和官方媒体的。网络上充斥的批评和垢骂，许多并不触及官方的要害。在另一方面，几乎涉及到维权和异见的表达，不是全军覆没，就是销声匿迹。民主的表面文章，官方文章，可以见诸于喉舌报纸，但是网络和民间的批评者，往往不是面对封锁和弹劾，就是"移居"海外网体。这个严酷的现实，让人们想起"人民"在哈耶克，波普和阿论特笔下的真实处境。这个处境的要害，是所有的人民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极权政体的同谋和牺牲者。这个事实，并未因为出现网络而倏忽改观。核心问题是，开放的制度，如果形成网络上的奴役，就依然还是奴役的制度。否则，毛氏鼓动和希特勒的暴行，就不会得到万人空巷和夹道欢呼。多元化的形成，呈现了一部分事实，却不是全部事实和主要事实。这个政治现实的主流，还是一种人民身份不得认同的，那种言禁状态和禁锢状态。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现状中，比较经济个体化的有限现实，这些领域的戒严状态还在有效施行，这是毋庸赘言的。
在划分异见人士和犬儒人士，共谋人士方面，不成比例的优势，在网络上自然倾向后者，他们占有绝对的多数。这个多数，令人想起坚持民主之苏格拉底式的少数和孤独。由于民间力量的单薄和雏稚，这个苏格拉底的中国式民主悲剧还在照样上演。有无和平演变可能？——许多人已经失望。简单而言，整合网络言论和封锁网络观点，正在造就一批学会在并不越界的情形下玩弄网络的新一代甚至老一代网民，学人和学生，就勿言那些同谋者和招安者之精英。海外，海内，这种"合法"网民大大超过"越界"网民。此异见，自律的现象，并非只是出现在官方记者，作家和官员的身上。在此基础上，过分评价网民于中国民主之贡献，实有不当和不确之嫌。21世纪这个新时代，新现实中的中国网络梦，网络乌托邦，究竟发展为什么东西，值得期待。同样，基于网民的"自律"和网氓的"小骂"，就断言此端可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是天方夜谈。
谈到复兴，西方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究其本质，恰好由其文明转型，传统解构和时代嬗变等综合因素所成。这个复兴，是主导人权和神权的斗争，是人权高于神权，还是相反的争执；也是最后肯定神学剥离神权的一场思辨；最后，他是自我更正为政教分离的最后一场人，神逻辑双重性的演绎。简而言之，起而批判上帝的唯物主义，并未得到欧洲和西方世界的认同。虽然，这当然会籍以时日。但是，历史的今天和今天的历史证明，获得胜利的思想，不是灭教运动，而是人权运动。人权和神权，是纠缠在神，人共处的西方语境中的悖论，但是，上帝，凯撒各得其所，规定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结局——虽然，逻辑主义者并不能苟同上帝和凯撒之物，可以归并为同一前提……。但是，这毕竟无关大局了。
文艺复兴产生了法国革命对于天主教的迫害，很快被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在复辟时代中兴。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复兴本身涵盖的偏执之被纠正。这是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式微的历史明证。人们在继承和批判前文化和前文明时，同时在完成一种新文明，新文化；这既是一种变更，也是一种继承。这个方式，比起断头文化，更能表达西方意义上的复兴——无论在历史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的。虽然，那时的学者如尼采等人，都把希望剥离了耶稣基督，回复到希腊罗马时代，但是基督教影响并未颠覆而只是改变了指向，从天赋皇权，改变为天赋人权。否则，何以法国复辟时代的文化璀璨，带来了渐进的民主和自由，而非1793年，为人们带来人权。这个历史，在西方的哲学探索和文明掘进中屡见不鲜。
无论是艾科的『傅科摆』/诠释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还是胡塞尔的现象主义运动和德理达的"延异"和解构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个批判加继承的文化革命和文艺复兴。他们的思维特点，一是，其原创性，解构性；二是，其对于传统的改造，却不是颠覆。重复而言，他们所有的复兴运动，价值重估运动，甚至类似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在多少内涵革命和传统中，相互对峙和相互包容中完成的。卢梭的"普遍意志"（或言"总意志"），既是原创的，也是继承的——他继承的模式，就有基督教摩西法典和大卫之国的传统，被霍布斯言及的"列维坦"——基督教专制国家形态和基督教政教合一形态之传统，等等；但是，这个形态之注重法典和有限专制的人文主义精神，艺术和文学精神，及其杰作，人物和遗产，依然赫赫在目。民主和自由，在古代自由的意义上，和现代民主自由互相沟通和互相补充。卢梭的，革命的，民主的，契约的原始意义，并不是自天而降之类似牛顿的苹果。他的"普遍意志"再走半步，就是大卫国度中上帝的意志。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丁的三界，西赛罗和更早的，甚至早于耶稣的古典文献中的天堂地狱说，同样一脉相承，只是产生了体系更加完备，思想更加成熟，情绪更加丰厚之结果。也就是说，没有摩西五经产生的历史奥秘和但丁神曲产生的准现代性思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路径是无法开通的。无论是尼采的反基督，还是卡尔纳普回避上帝的意义公设，都无法绕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惯性和意向指涉。所以，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与我们这里所言之后复兴时代，随时可见，可触和可感的一次次小复兴，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任何复兴时代，对于复兴内涵的把握，可以说，既是革命性质的原创，也是继承性质的保守。这个创造性和保守，对于中国人，又该如何解读，如何适应，华夏文化的复兴从何开始——这个问题，提出已经百年，却依然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当首先端正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按照一切历史都是今天之历史的看法；一切时间，都是现在时的看法；和一切意向，都是现在时的意向之看法，我们看待文明和历史，当然不能罔顾和无视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思想和倾向——也就是说，任何前人的创造和原创，都是他们走在历史前沿之结果，即便是重复过去的历史，像吉本和卡莱尔，总结罗马历史和革命历史一样，他们同样既要找到历史，典籍和过去时的根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找到即时的，现在的，甚至预知的根据。这样一来，国人寻找文明根据的时候，就应验了孙文的话，历史潮流不可违逆。如果你违逆之，就是对于文明和历史的最大强暴。于是，在解构和结构之间，发现现代性和民主自由之普世价值，就成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最大复兴和继承。这个继承，一方面是继承摩西之法律精神，一方面是继承希腊城邦之民主文化，民主精神——这个政治试题的几乎是永久的答案，成为"政治光速"类型的，既古老又现代的，可以复兴，但从未死亡的历史魔术。任何复兴，不谈来自摩西五经和亚理士多德的民主概念，民主母题，都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欺罔之谈，一若缘木求鱼和无根望树。
回到看待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上来。中国人分离于基督教世界的地理现状，即便在艾科企图网罗世界的百科全书般的八卦图阵里，也是图示在外的一极。这样，在这个经济一体化，政治尚未一体化，文明和文化更未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如何看待独处一极的华夏传统，已经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现象。至于说，这个现象，是不是上升到现象学的地步，自然见智见仁，各执歧见。其中，也是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前提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动力何在，根据何在。传统文化本身的复兴，实力和可能性如何——其存在，是不是类似亚理士多德和摩西法典永久之"政治光速"概念，不会衰败衰——抑或不然，西方普世价值（请注意，这个普世价值的来源是西方！），就会取代东方的亚洲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价值。（中国的现在，正在企图围绕着这个普世价值的外围转圈子，以图如此崛起；他们接过许多似是而非的假民主论，以便拖延时日，造成人们无限期"相信未来"之说——西谚说，这是主人赐给奴隶最后的礼物）。二是，复兴中国的传统价值，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刚好相反？像处理西方意义上的恒久价值体系一样，我们是否把我们自身的君轻民贵的老思维，再行复兴，是不是可以接合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体制，加以融合？我们如何操作民主的民本思想和反民主的民本思想？我们是不是要发明一种罔顾民主的发展之路，等等。都是很大很重的课题，且坊间看法很多，如，把三教统一而论，把十二种文明归纳到现实之中，以造就世界文明宗教之统一场论，等等。
历史的证明和提问是，我们何以会在一百年前面临亡国灭种，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并未走上与欧美结合的价值之路，而是采纳了苏联的极权体制？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做过很多辩论？20世纪初叶，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化殉道于昆明湖，就是此番辩论的开始。那时，国门打开，思潮涌动。其中，自由主义之思潮已经呈现出我们前辈阐述和号召的雏形，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这个思潮的内涵，在提出者陈寅恪那里，还只是一种帝师教育的轮廓。也就是说，他的指涉，是对于帝制下，严格意义上，是在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气节和立场下，参照西方政治学概念提出的，一种类似西方帝师教育乃至基督教教育的政治思想。这个思维的正负面，优劣面，并存不悖。但是，如何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之民主精神，却是他们这些前驱和大师并未包涵和阐发的。这样，延续英国式帝制自由化运动的幻觉，出现在陈，王等人昭示的精神和思想当中。这是非常伟大，也非常危险的一种判断，一种希望和一种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顾后，而未瞻前。顾后，是他们承继整个中国文化，遗民文化，反清文化的意志和胆识；瞻前，正好是其缺乏的，即，对待民主之自由主义立场的确认和阐释。可惜的是，他们只是围绕着尊重中国文化的过去时，而不知道自由主义旁及自身和比邻，已经产生很大的冲击力。这也就是西方人如俾斯麦所言，是中国人罔顾政治和教育改革的结局（他对李鸿章言）。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陈，王等宫中行走之人，之官吏，之士，可否在中国施行帝制下的自由之问题，且暂时规避民主。他们的预言有对，有错。对的地方是，他们估计未来主义运动是民疯代替民主，造成中国的百年疯人院。这个预言不幸言中。文革和1949，就是中国的疯人院运动，围剿文化和灭绝人种的运动。错的地方是，他们不知道民主不变成民疯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从帝师自由，走向全民民主，普世民主。这个估计不足，造成了他们只是估计非理性于国中，不知道理性之政治学说的理想模式。这个模式，其实就是美国和欧洲模式。
是的，他们一方面批评痞子运动，保持与之水火之距离，一方面，研究于民国之学术，造就了一代大师。民国本身的学术自由，文艺自由和政治学自由，媒体自由，为我们现在如果可能的复兴，产生了榜样的力量和模式。我们现在谈论复兴，其实，复兴的精神基地不是希腊，不是罗马，更不是莫斯科，而是民国。
1949年以后，这个文化基地被彻底摧毁。蒋介石被魔鬼化。无数来自民国的大师和并非大师的学人教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毛氏竖子，用文化摧毁取代了文化本身。洗脑过程开始了，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个毛氏天堂里，陈氏的地位极为奇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遗民思想，并不直接对抗于毛氏之革命的，游民思想和统治思想，所谓水浒思想和法家思想。他们并无直接的对抗。其中原因，就是陈氏的自由不是民主。他不牵涉到质疑毛氏极权主义的民疯。毛，陈，似乎处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尴尬和侥幸的关系中。
在1960年代，陈的至交吴宓大师亲赴陈府，才发现，陈，吴氏之间政治处境，迥然有异，且吴宓对此大为吃惊，大为羡慕，大为赞肯。因为，吴宓十多年来已经被毛氏的文化围剿搞得焦头烂额，痛楚不堪；而陈，却可以超然世外，悠然自得，不改造，不学习，更不检讨。这个过程的出现，全都因为陈，毛达成的互不侵犯条约。于是，柳如是的抗争，在一个奇幻的影子中，出现了追究气节和立场，而非追究是非和价值的诗意悲情。这个故事给出的提示是：陈，吴等人的文明坚持论中，缺少了胡适直接自由主义，且是民主之自由主义的号召和论述，影响和批判。陈提出的遗民情结，和所有的岳飞，文天祥和夏完淳的古代悲歌遥相呼应，却空谷回荡，全无反响。他们的气节和立场说，彻底转化为毛氏黄继光，董存瑞的爱国主义正确性。于是，在民国覆灭，文化三光，遗民受辱的毛氏政权中，唯一剩下的，就是苏俄的文化痈疽和党文化恶瘤的发展壮大，且不可收拾。社会主义于是隙罅而入。
当然，社会主义而入之虚，还因为1，陈，王政治文化空白论，民主自由之偏狭论，使得真正的自由民主付之阙如。2，自由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3，无人明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本质不同，内涵不同和前景不同。4，中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不懂得列宁主义和三民主义之不同，如，孙文。5，儒家科层制度中，群己权界的误导，苟合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包括俄罗斯集体主义宗教观）。诸如此类的走偏和疯狂，使得国人在过去一个世纪接受的，是劣币汰胜优币的惨烈过程。就像吴宓1920年说过——五四余音未了——国人接受的是易卜生和马克思，不是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是法家而非儒家；是非仁，而非仁。
这是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不知是文艺复兴还是文艺堕落，是康健之躯，还是一抔病身的历史悲剧。这个民疯革命，痞子革命，很快席卷一切，摧毁一切，成为世纪浩劫；而文革，成为浩劫中的浩劫。然而，整个20世纪，国人是否留下了些些正面文化和政治遗产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遗产，就是民国的文化遗产。民国文化遗产的代征符号，就是陈寅恪等不胜枚举的国学和西学大师。反观49年以后，毛氏竖子治下，恰好出现"中国当代无大师"之尴尬。回到民国文化，是我们提出的希望，也是寻规有据的道途，舍此，你回不到复兴之路。
开始的转机何在，只能参见台湾东，西融合之文化样板。起码，在取消政治鸡肋和革除恶性文瘤上，台湾是民国文化之缩影。没有这个参照，一切都是奢谈，都是空想，都是欺罔。可惜，学界群网，都无此认识，他们远近而谈，只是借鉴了西方的遥远和近视的博客，他们没有掘进到民国大师早就讨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那些课题:民主，专制；科学，玄学；理性，意志；逻辑，上帝……。他们同样没有发现，毛氏现代极权和蒋氏有限专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不同和优劣——蒋氏的有限专制，为台湾的政治改革预留了最大的文化和历史空间；其宗教空间和舆论空间，直接或者间接地，造就了反对派的政治和反对空间，遂使得蒋氏父子，在直接或者间接实行民主的时候，接纳了这个预留空间极大的文化和思想恩赐。也就是说，"自由中国"运动如果处境内地，是不是会按照经国路线演进，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因为，这里的异见空间已经彻底清楚。
从毛氏文革开始的，"无社会"和"反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其伪启蒙和真愚弄的文化毁灭之历史。这个后果，正在被邓氏的极权主义改革，消化为另一种半市场，半专政的猫鼠文化和机会主义亚意识形态。这个形态，和蒋氏预留文化空间产生极大反差。也使得中国文化复兴接合民主文化的可能性，降低到0。这样，中国的现实，不是什么崛起和复兴，而是正在走向另一个异数和边际的选择。得出的结论，不是什么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一类的神话，而是失掉最后一个机遇和转机的命运和宿命——要反抗这一点，就要施行巨大的剥离和解构，而非和平演变。在我们看来，走向民主和迎面潮流的第一步，是走向蒋介石式的舆论开放或者宗教自由。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竟然被所有的学人忘记和忽视。再退一步，如果用开明的皇帝体制，改造中国现代极权主义密不通风的政治环境，采纳皇帝，帝，师分开之路，也会比全国人民统一在一个思想下面，要强——皇帝，也要统一和服膺在孔孟思想的正统纲常底下，而不是"四个伟大"，导师也是领袖。这当然是一个心酸的幽默。
诸如此类的历史回顾，并非否定普世价值，只是在看待文化传统的时候，党文化之鸡肋，如何锁定复兴之门，这个事情，必须得到澄清和辨正，否则，有人开出党之改革的空头支票，用它来再维持五十年或者更久的文化复兴之梦和大国崛起之梦，国人的命运，就会变得更加不堪。在西方视野中，一如翁。艾科在其著中对于女性生子之"器皿"，作过热情之赞美那样——我们承载儒家和传统文化的器皿，今天何在？
我们如何恢复到三纲五常和礼仪廉耻，那种儒家对于君王而言的，社会和政治的科层制，等级制；在社会和人民的层面，我们如何再建立新一波的大家长制和乡村族长制？如何再次产生进退有方之方式，而留出隐士空间的飞地？以及如何再产生所谓君主和宰相，宦官和朝臣之间的政治治衡？（利马窦在考察了中国官僚制度以后，得出上述中国式治衡机制之看法。）如何界定新的群己权界，群己关系和群己关怀？社会各阶级如何产生互相流动的灵活机制？由谁承当王道和道统之主宰？游民和正统的未来地位如何确定？民主和民粹如何厘清？如果是复兴王朝，我们如何修复民疯百年，由革命带来的斑斑创痛；如果消灭封建，我们如何继承孔孟之道？
如果我们强调全体，整体和国家，我们界定个人精神的历史，从何开始——约翰。穆勒对于中国近代的殍败和国势之衰的批评和观察，主要指向这里没有个人主义的诉求和获取个人人权的空间——我们如何摆脱传统文化里如此这般的阙如，如何汲取精华！等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任何复兴和崛起的幻觉梦魇之推广，弊大于利，甚至有欺罔之嫌。因为，这些基本问题关系到复兴和崛起的人本和民主前提。这是避免重蹈苏，德崛起而覆灭的明智思考。
在另一个层面。五四以来的政治现实，一如前辈所言，是民主转化为民疯和民粹的毛氏革命历史。这个历史，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不是所谓继承了千年专制文化或者文化专制。文化，就是文化；没有什么专制和民主之分——起码在历史的意义上如此——希腊文化和中世纪文化，拿破仑文化和俾斯麦文化，耶稣基督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是文化——西方文艺复兴文化是什么？就是涵盖基督文化，批判基督文化和开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文化大兼容，大创造，大弥合。一句话，所有文化的文化背景如此，内涵如此，本质如此。他们都不可被抽掉，被扭曲，被切割。批判上帝，也不可以取消上帝。批判封建，也不可以数典忘祖；而中国毛氏革命之要害，就是取消中国文化。这个阙如，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负担。
大面积恢复中国人的中国文化，首先要肯定被毛氏革命取消和颠覆的东西；固然，在文化的意义上讲，这里并无民主。证明是，在西方实行民主和基督教文化的时候，也并非只有实行了民主，他们才有文化。中国的问题恰恰是，政治文化取代一般性的文化之积习难改。明明是他消灭了文化，却把消灭者和文化本身取名为专制主义——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以至于迄今人们不明就里。毛氏文化和他消灭的文化，我们强调一遍，那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抛弃毛氏膺品的唯一办法，是恢复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而别无选择。
现在看来，要施行这个诉求，只有面对整个传统，使之产生延异或者解构，但是，绝非破旧立新，怀疑一切，否定和恶搞一切。这个事情，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做得最好。他们的皇帝和文化，并存不悖，安然相处。他们从来蔑视和指责法国和俄国革命大屠杀，大破坏的传统（克伦威尔的僭主统治例外）。
1949年十岁之孩童，今天，也是七老八十之耄耋。但是，个中多少人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华呢？回答，几乎是全部否定的；而毛氏文化——一个伪文化，却深入骨髓，影响至深。
半个世纪以来，只有吴宓和陈寅恪这样的出类拔萃者，才成为对抗毛氏本人和时代群氓的精英。在此局面中，复兴和崛起之梦，应该转变成为对于中国人的启蒙和教育。这个启蒙和教育的前提何在，就是造成一个恢复传统和文化的政治前提和政治条件；这个政治前程，就是民主自由加上中华文明。无此关注，就会出现倒因为果的朦胧诉求，而产生一团乱麻的网氓，博客。网民之中，究竟多少人有正经的诉求和理想。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教育愚昧，究竟焕发，还是蒙蔽着他们"昆达里尼"（一种灵量。为印度教和基督教合一的神学概念。自立注）。他们中，究竟是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在玩世不恭，左右逢源？对此，我们呼吁专家调查于此，以证明在极权主义之国家生存状态中，并无可能造就任何复兴的一代。
再就是，在排除了单纯的国学复兴之可能和纯粹西化的可能性以后，人们的关注之焦点，就自然落于中西合璧的复兴可能性上。于是，这个巨大的疑问和挑战得以产生。一如寅恪先生所言，印度佛教和华夏文化摩宕五百年，佛教才得以融合于儒学和道学。中西文明中的东，西互补，究竟产生何种融效应，此课题尚在天悬。耶稣基督本是西方神灵，西方超人，无论是说耶稣是人，还是说耶稣是神之辈，他们的言说，都是东方人士的陌生——就像艾科所做：他可以把大半个世界，囊括在其浩荡无垠之"八卦"里，但是，唯独中国这个中心之国，他不可以涵盖——就像他说过，其实，中世纪，也是"中心世纪"的意思——和中国是两个中心。一个中心中兴了，一个中心衰落了。这是历史的嘲谑，还是人们所言的蝴蝶效应。是选择，还是决定论。是意志，还是必然。
我们只是看到，在人们妄称中国即将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我们既未看到基督教"文化"如何西文东渐，也未看到西方文化如何驯化于本土。一个从未行走于罗马或者维也纳者，本不知道那里的城市本身，建筑本身，加上其音乐，绘画，文学，诸如此类，是基督得以存活的社会基因和文化载体。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建筑，社会生态和美学建构中，严重地香港化，不伦不类化，正在毁灭这些城市的人文内涵。这里首先消失的，正好是中国文明。至于言及基督风格，我们只是看到，保罗和约翰的足迹踪迹，根本不见于兹。这里没有任何超然世外的三界结构，从来也不曾讨论过任何经院哲学的上帝证明，更不会产生但丁……。徒然加上一个基督，就如插种无本之木，泼洒无源之水，其结果，究会如何呢？在此意义上，只是讲基督教和异见政治的苟合，更是把政教分离变化为政教合一。
基督的精神，已经不是政治诉求，而是政教分离的精神诉求。而国人的文化精神诉求，一开始，是俄罗斯的痈疽苏维埃文化；如今，又和美国的世俗文化，嬉皮士和商场文化接合，唯独避开美国的普世价值。这个文化究竟何去何从，在价值的层面上，还在玩团团转的游戏。这个拿来主义，正在重蹈吴宓大师关于国人负筛选的事实。这个负筛选的后果，就是所谓特色化。罔顾这个鸡肋尚存的现实，就无法谈论任何复兴，连回到正常的社会生存状态都不可能。比如说，这里没有报纸，没有网络（世界性不受阻碍的网络），没有电视（世界性频道），没有圣经，没有法典，没有民主，没有三权治衡，没有正常的教育（不是洗脑和灌输），没有公民社会（只有和官方保持一致的附庸和顺民），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大学和科学院，没有平等的市场机制，没有法律机制，没有正常意义上的律师，没有可以执行的宪法，宪章，没有反对派（一些人痴人说梦地编造党内派别，以满足他们的政治意淫）反对党，没有会……。
在此一无所有之中，我们应该做的，很难做的，是恢复用人性和人权建国，除此，别无出路——在此一穷二白的文化瘠地上，徒有富裕和贫穷之"牲权"，又何谈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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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3: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