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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实现和平，却有勇气隔三差五地策划、导演一场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赵灵敏
2008年12月24日，以“文明冲突论”著称于世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与世长辞。3天之后，巴以之间爆发了新一轮军事冲突，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大量平民死亡，随后发动了地面攻势。有人说这场新冲突印证了“文明冲突论”，双方是在用枪炮向这位学术大师致敬。
那么，巴以冲突果真是文明的冲突吗？诚然，以色列人是犹太国家，信奉犹太教，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似乎分属不同的文明体系。但实际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人，按照《旧约》的说法，二者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因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血缘关系比欧洲人近多了。而且，巴以冲突只是一段绵延了60年的恩怨情仇，和世界上很多长达几个世纪的纠葛相比，只能算是小儿科。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还有几十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当时的犹太人还是非常友好的。说巴以之间是文明冲突，似乎有想当然之嫌。
况且，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哈马斯政府就是在2006年初巴勒斯坦一人一票的选举中胜出的。说巴以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显然也不成立。
长久以来，国际关系被认为是由利益的争夺所驱动，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但2003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教授出版了《国际关系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提醒人们注意——决策者和民众的认知心理和认知偏差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纵览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围绕着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现实利益的冲突，也是一个互信不断减少、仇恨和厌恶不断增加和升级、最后劫持了决策者和民众的过程。
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了希伯来王国，雄才大略的所罗门王在这里建了第一圣殿，存放约柜、诺亚方舟等圣物。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圣殿。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耶路撒冷也成为伊斯兰教继麦加和麦地那后的第三大圣地。其后的1000多年，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并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化，逐步形成了现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流落各地的犹太人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的宗主国英国同意在这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此举遭到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但犹太人继续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双方的矛盾就此产生。二战后，犹太人遭屠杀的悲惨经历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1947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第181号决议，同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家均对此表示反对。
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的军队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在后期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战后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近百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成为难民。此后，双方又相继发生了四次战争，均以以色列的胜利告终。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而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大量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巴以冲突发展到今日，彼此之间的伤害陈陈相因，已很难决然地分出对与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是巴勒斯坦的主人，让谁离开都不可能；耶路撒冷同时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双方自然各不相让；以色列打死了很多巴勒斯坦人，但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也造成了大量以色列人的伤亡。此次冲突，支持以色列的人谴责哈马斯不肯和以色列续签和平协议，并向以方发射导弹，是引火烧身；同情巴勒斯坦的则强调以色列滥杀无辜的野蛮行径，渲染巴人的惨状。人们在立场上的各取所需，恰恰说明了巴以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巴以双方都不肯主动迈出这一步，宁愿以极端对极端。极端的、要致对方于死地的主张，更容易在双方的民众中获得支持，而那些温和的、主张妥协的主张，则很容易被枪炮和流血所粉碎，因而支持者寥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
由此观之，互不信任，互不妥协，以暴易暴，然后冤冤相报，然后是更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妥协，这才是巴以冲突的心理机制，也是很多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很多时候，在利益的冲突已经消退的时候，互信的缺失却使大家成为了仇恨的奴隶。
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胆识去挥别怨恨、实现和平，却有勇气隔三差五地策划、导演和观看一场场同类之间自相残杀的活生生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又与“文明”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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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09: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