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从毒奶事件看国人的利益博弈观

杨宁

从毒奶事件看国人的利益博弈观


芦笛


自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大众议论纷纷。在我看来，最精彩的还是下面两位网友的评论：

“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必须考虑的就是如何投机取巧、吃仨混俩、偷工减料、蒙混过关，按毛左的说法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没有哪个行业是例外，甚至没有哪个人是例外，区别只是程度不同。就拿我本人来说，卖肉肯定会去注水，卖牛奶肯定会去兑尿，不玩这些猫腻，根本无法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除非大家都不去注水、兑尿。”


“厚黑学并不是多么高深复杂的东西，只要大脑没有问题，谁都能掌握。大家都掌握了，大家都没有优势，最后导致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并且出现了目前这种互相下毒的局面。卖奶粉的绝不喝奶粉，卖猪肉的绝不吃猪肉，卖蔬菜的只吃自家单独生产的无毒蔬菜。谁都觉得自己最聪明，自己占了便宜，其实大家都是厚黑学的受害者。”

这两段话堪称我看到的最经典的语录。前者是说，国内形成了一种逆向筛选的社会环境，专门鼓励靠拆烂污坑害别人迅速致富。你若要在国内正常生存，就非得按这“潜规则”办事，否则无法活下去。形势比人强，在那种烂污环境里，圣人也得变成盗跖。而后者则告诉大家这逆向筛选的最终结果：大家都以为拆烂污乃是什么了不起的三韬六略，是大智大慧的象征，于是争相仿效。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手，所有的人都统统受害，非但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反而造出了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

这些话触动了我早就有的感觉，那就是国人专讲小聪明，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表面上精来兮，其实愚蠢无比。国人刻下最时兴的是讲究“利益博弈”，但死也不明白那不过是害人害己的小博弈，并不是“一盘很大的棋”。真正的大智慧是英美式的。

已经在旧作中反复介绍过，早在17世纪，英国人就接受了英国革命导致克伦威尔独裁，他死后皇室复辟，又大举反攻倒算的痛苦教训，悟出了“斩尽杀绝，赢家通吃”的作法实在太蠢，虽则可以占便宜于一时，但必然酿成“无限翻烧饼”的无穷后患。因此，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利益均沾，互相妥协”。正因为此，人家才会在光荣革命成功后发明了两党政治，让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共存共荣，在国会中为自己代表的阶级争利益，和平解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害冲突。这就是民主，就是文明，就是指导人类改革社会的大智慧。

以上比较只停留在现象学水平，并未揭示东西方这种差异为何会出现，而中式“奖伪罚诚、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机制又是怎么形成的。区区不才网友使用吴思先生的发现作了解释。

吴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社会财富不是按等价交换原则分配，而是按权力分配。官僚集团乃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靠对子民的“合法伤害权”来聚敛财富。这种社会现实就是“逆向筛选”的发生机制：百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有要么设法变成敲诈集团一员，要么从被敲诈的良民变成游民乃至土匪，以逃避敲诈集团的“合法伤害”，这就是所谓“良民淘汰律”；而原来满怀理想主义的官员要么只有同流合污变成贪官，要么因断送同僚的财路被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清官淘汰律”。这两律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果，便是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腐败，而良民越来越少，国民财富持续流入官僚集团，朝廷变得越来越穷， 因而被迫提高搜刮百姓力度，更是促进了这一趋势。最后便是百姓揭竿而起，倾覆皇朝（说明，这是我凭模糊记忆转述，未必符合吴先生原意，请以《潜规则》、《血酬律》为准）。

还有网友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毒奶事件的发生原因，认为它是良民淘汰律的现代表现。因为暴力集团对企业的“合法”敲诈，导致腐败成本高昂，使得企业不弄虚作假便无利可图，甚至只能破产，这种社会现实当然只能把昧着良心捣鬼的烂污企业筛选出来，将诚实经营的企业淘汰出局。

此说不但解释了毒奶事件的发生机制，而且解释了为何犯罪企业一直得到政府包庇。根据国内网上披露的信息，新西兰某公司乃是三鹿集团的合作伙伴。人家早就发现了产品中有三聚氰胺，曾三次向地方政府反映，但都毫无效果，最后只得向本国政府反映，请他们向中国政府交涉。直到新西兰总理直接向中国总理提出此事后，中央才着手查办，使此事得以曝光。不难想象，若是新西兰商人也如中国合伙人一般丧尽天良，或若不是新西兰总理直接出面，则国内消费者还不知道要受害到哪天。

然而窃以为，这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舞弊现象。谁都知道，中国的学术腐败并不亚于任何其他行业，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教授高知们一般并不受到官僚集团的敲诈。那些人弄虚作假，并不是为了避免“合法”伤害 ，而是为了追名逐利，其动机和西方同事也差不多，区别只在于在西方弄虚作假会身败名裂，而在中国则会功成名就。很明显，以被动逃避敲诈集团的合法伤害，并不能解释学术大拿们主动作假的动机。

不仅如此，吴思先生的理论没能从根本上说清问题：为什么暴力敲诈集团能在中国持续存在几千年？ 论“农民起义”的发生率，中国稳居世界第一。每次“起义”都是官僚集团逼出来的，每次都要彻底摧毁旧有的官僚集团，然而每次都只能建立个原模原样的皇朝，使得新的官僚集团得以再次受孕怀胎，发育长大，最终再度撑死新皇朝。为什么从来就没人想到要从根本上杜绝这合法土匪集团的诞生，或起码有效地抑制其疯长？

我觉得这还是个价值观问题。从远古时代起，老祖宗就一直信奉颠倒了的“逆价值观”，亦即把心狠手辣当成英雄气魄，把卑鄙暗算当成大智慧，并据此实行一套专门赏伪罚诚、汰优存劣的“逆规则”。任何人若想逆这规则而动，必然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光是自寻死路也倒罢了，最糟糕的还是就此成了天下笑柄。

第一个笑柄就是宋襄公，请看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一篇课文：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
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
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
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
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
。’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
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这是从《韩非子》上摘下来的，韩非子又是从信史《左传》上抄下来的，因此应该比较可靠。

用文明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高尚的人道主义者。早在《日内瓦公约》出台前两千多年，他就提出战争必须遵守堂堂正正的规则，不能搞“超限战”，在战争中必须尽可能实行人道主义，为此响亮地提出了“不重伤，不擒二毛”的高尚主张。那就是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战士，不擒拿年老的战士作战俘。可谓先得西方人道主义神髓。

可惜因为他奉行这一道义原则，在与楚国交战时，无视兵法“半渡可击”的教导，拒绝主帅的劝告，不趁楚军渡河只过了一半的大好时机发起袭击，却等到人家渡河完毕，排好阵势，这才堂堂正正地发起进攻，却因敌众我寡而惨败，自己也负了致命伤，就此成了千古笑柄，甚至为汉语增加了与“妇人之仁”等价的典故——“宋襄之仁”。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尤为伟大领袖鄙视，曾被他讥为“蠢猪”。

下一个千古笑柄则是项羽，为大众熟悉的鸿门宴最能暴露他这种“妇人之仁”。当年小芦读史，读到《史记项羽本纪》便长太息，觉得项羽真是个傻瓜，不但在鸿门宴上拒绝范曾的劝告，让刘邦逃出了掌握，而且在鸿沟与刘邦缔结了停火协议后，以为刘邦会信守条约，毫不提防地班师回老家，却不料刘邦把和约当成了瓦解对方斗志的天赐良机，趁机发动突然袭击。如此迂腐，当然只能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这其实也就是司马迁宣传的“逆价值观”。或许司马迁捏造了史实，藉此以曲笔辱骂刘邦，以报“蛋包子”被割之仇，但客观效果则绝对是读者从中吸取了“守信=愚蠢，不忍=怯懦”的教训。起码小芦当年就是这么想的。这也难怪——我从未见到谁抨击刘邦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的卑劣行为，更未看到有谁谴责教唆刘邦这么干的张良、陈平败坏领袖的心术，看到的只是对他俩那深不可测的智慧的无穷无尽赞颂。直到现代，伟大领袖还要用老项作为“反面教员”，谆谆教导全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然，这是战争，打仗要讲究宋襄之仁，自然是取败之道。从这个意义来说，高尚的宋襄公成了全民的两千多年的讥笑对象也有点道理。

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战争乃是人性邪恶面的充足发挥，即使是具有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当年日本人滥炸上海闸北，引来了美国的强烈抗议，然而后来他们滥炸日本的恶劣手段恐怕百倍过之尚且有余。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乃是英国皇家空军司令海里斯蓄意屠杀德国平民的罪恶设计。他精心策划的轰炸常规是，出动负有不同使命的几批飞机轰炸同一城市，以达到杀伤平民的最大效果：先在预定要炸的城市交通要道上投掷高爆破力炸弹，造成巨大弹坑，以阻断消防队、医疗救护等的援救途径，然后再在平民住宅区投下凝固汽油弹，引起大火，待到百姓逃出着火的住宅，即在街上投掷子母弹，最大限度地炸死他们。此外更投下定时炸弹，专等救火队员到场再爆炸。这些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致轰炸曾在汉堡等城市引起“火暴”（firestorm）。大火温度高达数千度，根本不可能扑灭，而且耗尽了局部氧气，使得侥幸逃出火海的百姓不是因吸入高热空气灼伤呼吸道致死，就是缺氧窒息而死。据统计，德国死于二战的平民有三分之一死于空袭。

所以，所谓“正义战争”的“正义性”，只能是相对而言，只能以侵略与反侵略划界。除此之外，交战双方谁都干净不到哪儿去。例如使用潜艇躲在水下偷袭水面舰船，在具有传统的骑士荣誉感的西方人眼里本来十分下作。二战期间，英国人全靠从美国以及海外殖民地海运物资救命。邓尼茨发明的“狼群”潜艇战术一度几乎阻断了大西洋航线，让英国危在旦夕。等到纽伦堡审判时，英国人便想报复，重判邓尼茨，却不料老美偷偷告诉他们，老美正是从老邓那儿得到了启发，才切断了日本对南洋战场的补给。大约没哪个例子比这更能说明交战双方动用的手段都高尚不到哪儿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争必然煽起仇恨，使得双方到最后什么下作手段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使出来，而且还能找到辩护理由。例如海里斯之所以要精心滥杀平民，是因为他坚信它能在德国人民中制造恐怖气氛，彻底摧垮他们的斗志，使得战争能早日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犯下的只是估计错误而非道德缺失。正如北约后来轰炸新南联时记者采访提示的，人类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到最后就像英国人习惯于坏天气一样，习惯了空袭。因此，海里斯的空袭战略并未达到目的。若是它能像原子弹一样，起到了提前结束战争的作用，则他滥杀平民的丧德战略，恐怕也不会遭到后世正直史学家（包括英国史学家）的谴责。

因此，似乎可以说，人类堕落的最简捷有效的途径，就是发动战争。然而西方和东方在此有个重大区别：人家知道战时乃是人性丑恶之面暴露最充分的非常时期，因此不会在和平时期把那套下流作法使出来，更不会用去对待自家同胞。

中国人却分不清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将兵家诡道当成治国正道甚至为人处世之道。大众并不是把宋襄公当成不称职的军事统帅，而是当成一般意义上的蠢货来加以嘲笑。在国人心目中，宋襄公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广义的，并不限于用兵（其实也没谁会如他那样去用兵，那故事根本没有什么军事教训）。这就是国内为何至今还要把它作为启迪儿童智力发育的良箴，而易中天先生那些专门钩沉阐发古代政客勾心斗角的《品三国》又为何成了畅销书——说到底，那才是真正的国学，令国人沉迷千年、于今尤甚的“万人敌之学”。

这传统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便给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伟大领袖毛主席临终还谆谆教导全民：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简单了，对敌人心慈手软，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在伟大领袖的亲切教导下，全民都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善于从最坏最阴暗的角度去揣测他人行为动机，并据此制定克敌制胜的高招。改革开放后虽然结束了“阶级斗争”，但在百姓心目中，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甚至情场，统统都是战场，克敌制胜的唯一诀窍在于尔虞我更诈。

总而言之，中国人把人生当成了战争，把世界当成了杀戮场，这就是宋襄之仁的普遍教育意义：它随时提醒大众：心慈手软、正直诚实、讲究荣誉感不但会招致毁灭，而且会让你变成千古笑柄，引来的不是崇敬、同情和惋惜，而是后人无休止的嘲笑。生子当如孙仲谋，做人要作张良、陈平、诸葛亮那种“智多星”，精通阴暗心理分析，娴于以阴谋诡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我想，这就是逆向筛选机制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传统原因：战乱频仍使得人性获得反复堕落的机会；改朝换代筛选出来的“智多星”们因朝廷和史家们的表彰，成了全民崇拜与学习对象，由此塑造了全民颠倒的智愚观与荣辱观。这些乌烟瘴气的价值观再结合上权力崇拜与成功崇拜，便自上而下地形成了逆向筛选机制，又得到自下而上的加强与倍增。这就是为何历史上从来无人质疑官僚敲诈集团存在的合理性，从来无人想到过必须改革社会制度，杜绝这种土匪生活方式。

49年以后，弄虚作假就取代孔孟之道成了我党的“三纲五常”。诚如网友指出的，中国历史上最不诚实最堕落的时代，乃是左派们歌颂的“无比清廉”的极左时代。与依靠“天命论”的历代统治者不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靠欺骗人民获得，政府开动国家机器撒谎。因此，下级官员虚报政绩，不但是获得提拔的唯一途径，更是避免沦为“阶级敌人”的必要条件。彭德怀就是反面教员。因为实话实说便是“反党”，撒谎当然就成了全民的生存前提。因此，尽管当时的官僚集团尚未沦落为如今更具备传统特点的暴力敲诈集团，“奖伪罚诚，汰优存劣”、逼迫全民撒谎却是他们首要职责，而百姓当然也就只能完成彻底的人格分裂。当“新”社会向传统社会回归，“奖伪罚诚，汰优存劣”直接以金钱方式体现出来之后，当然全民的堕落也就如同千里长江决口，一发而不可收了。

 

转自凯迪：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75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