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文化中国前瞻：“三十年”与“三千年”的交汇

杨宁

文化中国前瞻：“三十年”与“三千年”的交汇

何怀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或者说“硬实力”方面)。而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远中国的路将怎样走(尤其在精神文化或者说“软实力”方面)？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不能不关注的。由于文化必须在既有的条件下传承和创造，未来也是过去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还是不能不糅合对过去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分析来展开我们的前瞻。

　　在我看来，当前参与塑造中国现实乃至未来的主要有三种主要力量或者说 “传统”，是它们构成了一些基本的限制条件同时又提供着正反两方面的文化思想资源。“三种传统”的概念，我在2000年4月写给北大新青年网站开办的“寄语”中就提出了，这主要是一个描述和分析的范畴，而“通”则是甘阳的发明，“通三统”的主张是甘阳2005年5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来的。而我对当前是否能“通”他所说的“三统”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我以为在讲“通”之前，需要首先仔细地分辨三者，需要先认清它们，注意其间的分别性和断裂性。

　　我理解的“三种传统”如下：一是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三是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道：这最后一种文化往往被人们作为一种“商业文化”轻视乃至鄙视，但是我们却不可低估它的巨大力量和带来的骄人的经济成就。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又的确主要是经济的。三十年就取得如此的成就，一方面说明，如果方向正确，人们中间能够产生多大的潜力。中国在一百多年里磕磕碰碰，终于这三十年里抓住了世界提供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成就是有限的，甚至是有些片面和失衡的，而这种失衡不仅将使我们的目标失去重心，最终也将拖累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相对于迅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对滞后和失落，或者说，相对于“硬实力”来说，我们的“软实力”相对来说缺乏对内足够的凝集力和对外充分的吸引力。

　　那么，如何发展这种“软实力”？除了需要继续遵循普遍的底线规则和确立适当的公民政治社会的理论和习惯，可能最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核心的精神文化。而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传承的文明古国，今天的中国应当不必“尽弃家藏”、另起炉灶，而是优先考虑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灵感和精神力量，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传承，而且，在近百年的激烈否定传统之后，又在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后，我们首先有必要恢复对历史的记忆并将其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在文化传承和创造的意义上，我们应当优先考虑的不是 “通三统”，而应是“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中国最近的三十年或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三十年。它在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正”一“反”之后达到了某种“合”。而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现在离决定此一国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间只有三十年；离先民开始有文字、进入辉煌的文明发展期的中华文明也只有大约三千年左右。这种“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也即是古今的汇流、新旧的汇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汇流。我们应当努力到我们三千年的璀璨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去吸取精神力量。但是，对于现在瞬息万变、全球一体的世界来说，照搬过去的文化显然已不敷应用，所以，我们又需要创造，只是这种创造应当充分吸取和借鉴我们的传统资源。

　　的确，在我们的“三千年”和“三十年”之间，又还隔着一个激烈动荡的“百年”，它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只是对这些遗产需要仔细地审视，比如说，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互相吞噬的斗争哲学，肯定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东西。但是，在这种“传统”中一种平等的呼声，及其后面隐藏的一种恻隐的感情，又需要我们认真倾听和对待，只是需要对它们与某些不恰当的理论人为建立的联系进行仔细的剥离。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三十年”中，也已经吸取了百年来启蒙传统中的一些有益精华。

　　所以，对于上述三种文化“源流”或“传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不是“通”的问题，而是“致中和”或“执两用中”的问题，即注重两端，在“三千年”和“三十年”的两端中寻找中道，在努力建设一种公共政治平台的同时探索更深的民族精神和个人心灵的安顿。

　　这种“三千年”和“三十年”的汇流我们从今年的奥运会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比方说开幕式的表演，支持它的技术手段是全新的，容纳它的“鸟巢”是全新的，这些形式都是极其现代和新颖的，是立足和得力于中国近年来走向全球市场的巨大经济成就的；而它的内容则主要是历史的、传统的，它展示古代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古代的琴棋书画。数千人击“缶”而歌、展开长轴画卷、三千弟子呤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最后反复出现各种字体的“和”字。没有那些来自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新颖技术手段和资金力量，不可能有如此宏伟壮观的视觉效果；而没有这样的一些文化内容，也显示不出中国自己的固有文化和历史特色。而这两者的结合，也正是上文所说的“三千年”和“三十年”的某种汇流，它甚至可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千年传统”。

　　未来文化中国的复兴可以有高期望、中期望和低期望。高期望是成为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重新引领世界，成为中心。在一个文化日趋多元的世界上，这似乎是一种奢望，虽然也不可完全排除。不过，更切实的可能还是一种中期望，即有自己很独特的文明精神和信仰、价值体系，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世界上许多人。至于低期望则是较缺少这种独特性和创造性，但社会还是比较安定，在人格、规范上也还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

　　而我以为，无论是哪种期望和前景，要使中华文化取得某种程度的复兴，重要的是要使这种运动和努力携带一种精神性。即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运动，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还应当首先是一种精神运动，或始终以一种精神运动垫底。它不仅有一种社会政治或文化的目标，还应当有一种精神的目标或精神的强大支持。比如甘地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马丁·路德·金争取有色人种基本人权的运动，在这些运动的后面还有一种精神的东西，一种精神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仅仅致力于争取物质利益的运动是不会有这种吸引力的，单纯的民族主义也不会有一种吸引他国的精神吸引力，如果每个民族都只顾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便说这也是一种“事实的普遍性”，也是一种相互排斥和冲突的“普遍性”。

　　而且，这种精神运动开始并不在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在其发端处我们甚至需要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乃至个别人身上。只是这种少数又是从多数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个从穷乡僻壤里冒出来的孩子，一个从那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孩子，也许某一天会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重新点燃这样一种精神之火，正如韦伯所说的：“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限制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大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这需要创造。我们前面多是谈传承，但除了传承，还需要超越的、有时甚至似乎是凌空一跃的创造。没有伟大的创造，中华文化的复兴是谈不上的。的确，我们并不能担保，不能指望一种必然性，我们无法肯定地说这种文化复兴什么时候一定会到来，或将取得多大的成就，或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心里放着这样一种期望，并为此做一种艰苦的努力和坚韧的奋斗，以便当这样的精神种子出现时，它有最适宜的气氛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