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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据说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经典笑话与血腥注释。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百年的时间抵怎么给抵挡得住我们五千年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然后，历史书就任由其做“人民代表”了。
如，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但仔细一想，也不尽然，这只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时，需提醒自己警惕的东西。尤其是“奉天承运”“人民代表”写的。
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
张献忠凭什么“奉天承运”的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人民”想从中插过一杠子，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或“人民万岁！”等。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人民来惹怒了皇上的人民代表身份，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子的耳目安装到人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时至今日，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在此，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历史规律、世界潮流，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历史规律与民心或利益集团与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人民”代表资格，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民主”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民主体制”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
近百年以来，皇上可以代表天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实行宪政改革。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及“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当时，也有不少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
当然，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是人民代表。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还权于民”的理由。
但，毕竟无数中国人身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比如传唱至今《游龙戏凤》，调戏，成为“奉天承运”的有趣舞台喜剧；强奸，变作凤求凰的“人民代表”身份，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啊，便是端庄儒雅、道德文章背后的阴暗和庸俗。人民呢，也在强烈的猎奇心理和扭曲的心态中得到满足。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也是极现实的悖论演出。即，人民不能代表自己，非得认同一个“奉天承运”的玩艺。当然，不能排除仍有当世“凤姐”这样的做了几千年奴隶而不自知的“未成年人”，在陶陶然中，瞧一瞧，看一看，皇上见了美女也流口水！小姑娘居然敢和皇帝逗闷子，皇上不但没有杀她，甚至都没有生气、而是无比亲切、神采奕奕地同她玩耍，多天真，多友好啊！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庆祝，庆祝，热烈庆祝！
最后，我想从“以鸡为本”，看“以人为本”的角度，问一问“凤求凰”们：你们的是本位是什么？你们的本钱又是什么？“凤”们，可别跟我说什么“奉天承运”！“凰”们，可别再跟我说什么“人民代表”！当然，你们仍然可以“殷殷”叫着、叫着！我只当你们是“伟哥”或者“伟哥”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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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08: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