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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基督徒最应该做的—也谈“三自/家庭教会”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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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08: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什么是基督徒最应该做的?
——就“三自/家庭”之分回应《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



读旧约的时候,我总是很奇怪,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不长记性?他们往往才经历过神的恩典,没多久就忘了,开始抱怨神;往往才从被神击打和管教,被撒旦攻击的境地中悔改、走出来没多久,又故态复萌,转而拜偶像,以至于再次被神击打。我一直搞不明白,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快就忘了自己民族的历史甚至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我甚至有一些怀疑,神是不是有意拣选了特别不长脑子的一群人?

但我越看教会的历史,越是发现,这不是以色列人独特的个性,乃是所有犯罪堕落之人的本相。我们自己也和以色列人一样不长记性,经常随从今世的风俗,听从荒谬的言辞,以自己不洁净的眼所看见的为道路,以被欲望所充斥的心所想念的为真理,却忘了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和一再叮嘱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神的信实上面,如同经上所说的:“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耶18:15

包括我所见到的《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书的部分内容,近来有一些新奇的言辞,论及三自和家庭教会今天的情形,虽然也不乏正确的认识,比如三自中有一些信徒乃是真信徒,或者家庭教会中间有很多的危机和问题,可能也出于好意提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其基本观点——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为了教会的合一,三自和家庭应该抛弃前嫌(积怨),握手言和——却是有问题的。基督徒应该有属灵的洞见,从一切属人意的好心后面,看见那天上的争战。

正如“程序正义”是法律上“正义”的前提一样,判断方法和判断内容的正确是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个观点,只有正确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我们才能判断出它是不是正确的:

1)  三自和家庭的所谓“前嫌(积怨)”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和解读?
2)  时代和情况真的变了么?导致三自和家庭之分的因素真的消失了么?
3)  “教会的合一”到底该如何理解,以至于我们该如何行动才算“合一”?

我认为,恰恰是在这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上,很多人是糊涂的,这表现出当下基督徒(不论是在三自还是家庭中的信徒)信仰的两大危机:1)对所信之道的模糊;2)对教会历史的模糊。前者是对神启示之话语的模糊,后者是对神历史之作为的模糊,简而言之,是对所信之主的认识模糊。

对此,我愿意做一点非常仓促的分享。如果下面的文字有什么内容或者字句上的错漏,请大家原谅。

我承认,对于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比如三自中到底有多少信徒是真信徒,有基本正确信仰和神学立场的传道人比例到底是多少;家庭教会的问题有多严重,到底有多少传道人不够忠心,有多少教会失落了信仰的根基,或者陷在很大的危机之中,我都不能回答(能回答的人大概也没有),但是一则,我在这里不是要做定量而仅仅是定性的探讨,所以“比例”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二则,我相信保守教会忠心与圣洁,决定一个教会是否是神的教会的,是神的灵而不是人自己的努力。哥林多教会问题不算少了,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说的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林前1:2),同样,去到加拉太的一些犹太信徒提出来的信仰规条不可谓不严格,听起来不可谓不敬虔,但保罗说他们“应当被咒诅”(加1:8)。所以,与其说我在这里试图讨论的是“什么是真教会/假教会”——对此,我承认,虽然有明确的立场,但我学习和研究得依然不够深入——不如说我要讨论的是对每个基督徒而言更简单和直接一点的问题:“以三自/家庭这个现实问题为背景,神要我们基督徒如何活着,我们活在世上又是如何的”。



第一个问题:三自/家庭的分野何来?他们之间的所谓“前嫌”或者“积怨”到底是什么?

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三自/家庭之分,并不是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之后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导致西方教会动荡与没落的自由主义神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争执在新时期的特殊表现与结果。

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有后来以王明道为代表的“基要派”和吴耀宗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分歧。正如王明道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开头所说的: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教会同世界的教会一样的,都存在着信仰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发生在‘基要派’“Fundamentalist”与‘现代派’“Modernist”之间的。‘基要派’是信仰基本要道的,他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圣经中所记载的:基督藉童女降生,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各各他山上为人舍命流血,成就了救赎的大工,死后三日身体复活,出了坟墓,四十日以后被接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到地上,接他的门徒,使他们复活、改变,得着属灵的、不死的身体,与他自己复活后的荣耀身体相似,以后在地上施行审判,最后建立他的天国。‘现代派’却对这些要道都表示不信,但他们不明说他们不信,却用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解释,来讲解这些要道。他们说他们并非不信这些要道,他们也信,不过他们的解释与‘基要派’的解释不同而已。”

这个争执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立场之争,而不是所谓“政治神学”之争。只不过这种对立后来为政治力量所介入,所利用,以至于成为了一个“政治有涉”的信仰问题。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而言,三自/家庭之分虽然总是牵涉到政治(这不是教会要干涉政治,而是政府要干涉信仰造成的),但是其内核从来都是一个信仰问题,它只是在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格局中表现为三自/家庭的分野。

但如果我们对此一历史的解读到此为止,那依然不够深入,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因为已经有人说了,今天的三自已经“逐渐被一批忠心于基督的教会领袖,带领进入西方传统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思想的阵营中。这是教会的美好得胜”,换言之,当初主掌三自的那一批“现代派”大佬已经逐渐成为历史,三自从整体上已经不再是自由派神学,而是转而相信诸如“圣经无误”、“童女生子”和“复活升天”的基要派了——既然大家都是“基要派”,为什么还要分三自/家庭呢?为什么不抛弃前嫌,力争合一呢?这难道不是偏见和人心中的私欲在作怪么?

我对三自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不知道其整体神学立场已经改变到了何种地步,当然不敢说上面的判断绝对不正确,但是,自由派神学不仅仅是“否定圣经无误、童女生子和复活升天”这三板斧而已,而是一个很庞大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解经体系,由是论之,首先我发现,我接触过的一些三自“神学家”和传道人其实仍然受到自由派的、至少是非正统的神学观念的严重影响(比如,即使从口头上甚至条文上接受“圣经无误”,但是实践上他们对于摩西五经到底是谁写的恐怕还是有问题),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三自/家庭”问题所指向的,引发过去两百年普世基督教会动荡的自由派神学与正统神学之争,乃是一个从释经方法论出发,引发了基本教义之争,继而在实践上影响了教会治理和政教/社教关系等方面观念动荡的争论,是“基督教信仰体系”整体的争论。

这种全面的信仰之争,在中国五十年代的特殊环境表现为教会是否参加三自的分歧。在这特殊议题背后的,不仅仅是“是否相信童女生子”这样基本教义条文的争论,也包括对教会论和政教关系的认识分歧。正如我的好朋友江登兴弟兄所说的:

“这个争战,除了是教义的争战,也是教会论的争战。就是教会是否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政教是否分离。”

家庭/三自之分,不是一个政治分歧,而是一个纯粹的信仰分歧,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它表现为一个必须在政治上作选择的信仰问题。所以,即使导致这个信仰问题被政治化的因素消失了,这个信仰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它不能被消解,而必须被回答。



第二个问题:导致三自和家庭之分的各样内在与外在因素真的消失了么?

教会对于政教/社教关系的理解基于教会论,而教会论则从属于包含基督论、救恩论、末世论等在内的整个教义体系(比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路德、加尔文或者再洗礼派的不同立场),不同的教义,会在实践上导致不同的政教/社教关系认识,这对任何一个具备和了解自己信仰体系而不是人云亦云、糊涂地相信的基督徒都是很自然的。

很显然,吴耀宗等人当初之所以死心塌地地加入三自,其根至于自由主义神学的“社会福音”立场乃是重要内在因素。也正是出于这方面原因,王明道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称吴耀宗至少很“诚实”,因为他怎样相信,就怎样做了。而王明道自己,出于他基要派的立场,才会有不加入三自的行动,他说:

“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伪装基督徒,混在教会里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虚构的道理,去迷惑信徒,败坏信徒的信心。这些人是教会中的窃贼,是混入羊群中的披着羊皮的豺狼。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起来揭穿他们的真相,反对他们,使他们不能伤害神的羊群。对这些人谈不到尊重,更谈不到团结。根据圣经上的教训,我们根本就不可接他们到家里,也不可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们安的,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分。”

需要指出的是,王明道等基要派领袖不加入三自的主要动机,不仅仅是不愿意和那些“不信派”搅和在一起。事实上,当初政府看到这些人不愿意加入三自,也曾提出让这些“独立派”教会自己组合起来,只要愿意接受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这群人甚至也可以不加入三自。然而这个建议也被王明道所拒绝了,由是观之,王明道不加入三自,恰恰是为了维护教会“三自”的真正根基——自治!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政教关系上的明确立场。袁相忱在《十字架》中的言论也一样,在“不信派”的理由之外,袁弟兄特别指出,他们当年的选择,乃是因为“基督才是教会的头”。

所以,导致当初三自/家庭分野的,内在因素是双方整个信仰体系(包括从 “相信圣经无误”等基本教义到“持守政教分离”的立场等一系列逻辑相连、前后一贯的内容)的截然不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外在因素则是在中国特殊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中,基督徒被迫就信仰问题做出政治性选择,并被迫得到政治性的评价与对待。

从五十年代到如今,时代确实改变了,但这些因素现在发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了么?

外在地看,政府对于教会的具体行动确实不同于五十年代,信仰环境明显宽松很多,我能在这里写这些文字,而不必担心会和王明道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我甚至也相信,今天的政府对于教会的看法和感觉也不同于五十年代。毕竟,这个政府自身意识形态上的坚定和清晰程度已经大不如以前,它确实越来越从一个革命党而转化为执政党;比起从前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与憧憬,现在的领导人更注重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现实、长久利益。在这样的治国思路之下,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么激进。

但是我们所讨论的不是“政府对教会观感”的问题,而是“政教关系”问题。除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段时间之外,这个诞生于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背景下的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党,而是带有很现实的民族/国家意识色彩的组织。即使在五十年代,宗教问题在他们那里也不仅仅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冲突,而是这个国家能否被彻底极权化,以至于执政者可以掌控全局,随心所欲地调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去完成自己坚信是正义、有益的执政目标的问题。

就这个目标而言,教会最不能为政府所容忍的,不是她传扬有一个上帝,甚至也不是她等候一个“末世”,而是她不愿意接受党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领导,为其役使,她要追求真正的“三自”!这一点,五十年代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真正神的教会愿意顺服政府行政的权柄,因为我们相信,是我们的神赋予今天这个政府以治理这块土地的合法权柄;真正的基督徒也都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有着深沉爱恋的人,我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些海外的传道人和牧师在布道的讲台上为中国而留出的眼泪。基督徒愿意也应该完成作为中国公民的各样职责。但是,“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圣经把基督和教会关系比作新郎和新妇,这样的关系是如此私密,以至于是独一而排它的,任何人或者势力不能僭越基督对于教会的位置——那是上帝才能去占据的位置!

有三自的基督徒这样批评家庭教会的立场说,等我们去了天上,难道神会问我们是属于三自还是家庭教会的吗?不会的,神会问我们传了多少福音,做了多少见证,到时候,你们会发现,咦,怎么某某我们所抵挡的人也在天上?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想象,但可惜没有扎实的圣经根基,它只是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有的念头而已。美好的想象不能够代替圣经的教导。神用整个新旧约圣经向我们表明,爱首先是忠贞。基督徒真正爱人、爱世界的心必然来自爱神的心,不爱神的基督徒不可能对世界有合乎圣经教导的爱。教会既然做了基督的新妇,不是传福音,而是她在这世上对主的“忠贞”与“圣洁”才是她爱神最大的明证!一个没有忠贞的教会,一个在平时也念经、祷告、传福音,却会在关键时候向世界的权柄低头,向别神跪拜的教会,不可能去传“唯有基督”的福音,也不可能做那“忠贞于主”的见证!

一位弟兄这样比喻说,一个淫妇,不会因为某一段时间她的奸夫没有求她晚上留下来就不是淫妇,也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留在了丈夫身边就又变成了一个忠贞的妻子,她不需要每天都淫乱来证明她是淫妇。从外在环境上来说,教会今天所遇到的情形,政府对于教会组织顺服于他,听命于他,为他所期待的属世目标而不是神的目标而传讲福音,甚至不惜修改信仰的实质内容以配合“与时俱进”之政策的期待,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虽然并非每天都受到逼迫,虽然不需要每天都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虽然我们有暂时而有限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国基督教会所面临的政教关系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只不过这样的关系并非都天都导致教会与政府的冲突而已。而三自教会,那曾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不忠于主的抉择的所谓基督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向家庭教会显明,在政教关系立场上,他们已经与其前辈分道扬镳了呢?

如果导致三自/家庭分野的外在因素虽然不再继续紧张,但是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如果导致一些忠于主的基督徒唾弃三自的内在因素,三自自己并没有什么外在可见的行动来表明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只不过因为中国社会中的政教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而频繁的冲突,使得三自背道弃主的行为显得不那么扎眼而已的话,那么,家庭和三自凭什么握手言和?



第三个问题:“教会的合一”到底该如何理解,以至于我们该如何行动才算“合一”?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必再做出太详细的讨论。几十年的分道扬镳,使得家庭和三自之间的差异已经不是凭借人力一朝一夕可以消弭的了。引用我从前帖子的话说,三自和家庭因为长期处在不同的处境,给与信徒不同的教导,导致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虽然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看圣经的眼光,做门徒的基本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大致而言,三自信徒以”爱“为根基来理解整本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的信仰人生,而家庭教会的出发点则是”圣洁“。所以三自基督徒对家庭的弟兄姊妹最常见的批评就是“没有爱心”,而家庭的信徒反过来则很容易看见三自仍然没有摆脱“不忠于主”的地位。

必须承认,因为人自己的罪,也因为长期处于和社会隔绝,被政府打压甚至武力迫害的环境中,更因为我们其实所受的是同一种的共产主义式的学校教育,所以,家庭教会的一些信徒确实会存在爱心不够的问题,确实有时候太极端,对别人很苛刻。但是反过来,三自因为一直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对于圣经所讲的”爱“其实抽掉了很多的内容,更因为政府为了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为其所用的工具而变了味道。我很怀疑,有多少人说得清楚,基督教中神agape的爱,和这世界人人都放在嘴上的爱,和房龙所说的“宽容”,甚至和佛教所说的“慈悲”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前所述,“忠贞”和“圣洁”本是我们信仰中“爱”的重要特质,而三自所教导的“爱”少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坚守对主的忠贞“的部分,也不教导信徒如何从“圣洁”的角度看三自被政府所掌控,成为了政府的工具,用来对外统战,掩盖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的这个事实。三自刻意淡化现实中政教关系的本质性冲突,强调非本质性的教会生存环境的缓和,这无非是为自己没有坚持“政教分离”的基本教义找借口罢了。这让人无法相信《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书中所说的,“三自的传道人从主体上已经是基要主义”了。或者三自的信仰和神学体系建构内部有极大的混乱和断裂,它的教会论与其它基本教义无法一致,或者其“基要主义”转向(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只是表面现象,并非真正的归正。

如果三自在基要信仰上没有真正的归正,如果其教会论特别是政教关系立场不论从理念还是从行动上都看不出实质性变化,三自与家庭的任何“合一”都不会是真理上的合一,而不过是人为的、形态上的“二人结为一体”。这种“合一”只能使家庭教会跟随三自,也变得远离主的道路,这就遂了政府掌控教会的心意。与其这样子“合一”而招致主的忿怒,不如先分着吧。

不管是否有诸多神学流派,中国教会当然最终会在基督里合一,但是这是神大能的工作,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可能操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要做的,神所教导我们该做的,乃是更多地思想主的话语,并且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守住它,以此显出,教会爱他的主胜过世上的一切。


何当
20071114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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