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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四川农民工，因经济萧条而失业，不久前组成14辆三轮摩托车的“大篷车”队，挈妇将雏，经广东、广西、贵州、重庆……行程约3000公里，返回四川老家。途中，女人和孩子可在车里过夜，男人则在路边搭地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舍不得价值数千元的三轮摩托，二是舍不得出租房里自己添购的简陋家具，三是节约路费。
12月初，这支队伍中的4辆车抵达重庆，其余人因车况、车祸等原因仍在路上，也有人索性弃车转乘火车返乡。其中一位农民工说，返乡后，一些人会休整一段时间，而另一些人将马不停蹄地奔赴成都、兰州等地碰运气，据说那里有就业机会。（新闻点此进入）
“大篷车”内坐的，只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逾千万返乡民工中的沧海一粟。我们的专家常眉飞色舞地讨论“抄底华尔街”，幸灾乐祸地分析“华尔街精英的失业危机”，却很少提到，在经济萧条而造成的中国失业人口中，首当其冲的不是“精英”，而是农民工。
失业或就业难问题，近来媒体报道甚多。比如广州1500名硕士哄抢10个卖猪肉的职位；深圳一公园每天都有西装革履的白领夹着公文包报到，只不过为了在家人面前假装没有失业；上海女白领抢着怀孕，以免被企业解雇……而关注不够的失业农民工返乡问题，或许较上述更加严峻。
2008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1亿。他们是农业户口，却离开了土地，从事非农业工作；他们的劳动条件通常最糟糕，社会保障也最低；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始终未能融入城市，也享受不到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他们既非真正的农民，又非真正的工人，只是身份暧昧的边缘人。而在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这种边缘人的身份就更加凸显，甚至导向危险。留在城市中不肯返乡的农民工，一旦失业，很可能变成“城市新贫民”；返乡的农民工，或者不愿意再种田，或者根本就失去了再种田的机会，则很可能变成“农村新游民”。
在“城市新贫民”和“农村新游民”中，又以20多岁、30多岁的农民工最为迷茫与尴尬。他们被称为“第二代民工”，多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随农民工父母进城，几乎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到90年代中期后，也“子承父业”，加入农民工行列。在他们身上，有父辈缺乏的铤而走险的勇气，也有父辈不明显的对城市的眷恋或憧憬。而在今日涌动的农民工返乡热潮中，他们的选择更为艰难，前途更为扑朔，潜在的悲伤与愤怒也更大。
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迫返乡后，很可能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跟父辈不一样，他们对歧视、不公平以及生活无助更加敏感，也更有反抗精神。因为在十数年的城市生活中，年轻的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看到更大的世界，也渐渐有了“身份认同”的意识。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越有梦越痛苦》（点此进入），讲述的是一个酷爱庄子的叫罗炼的青年农民工，有天突然离群出走，消失在无何有之乡。走之前，他留了张纸条，说：“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采取的反抗方式是消极的，他选择了出走（甚至可能是自杀），但其余的青年农民工，则可能选择更激烈的反抗方式。
勒庞曾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当返乡民工认识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时，若再有man of words振臂一呼，谁能保证，各种规模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事件”不会出现在今日之赤县神州？何况，今年以来的群体事件已经甚嚣尘上，从瓮安、吉首、孟连到若干城市的出租车罢工，涉及人数之多，层次之复杂，前所未有。而群体事件显然具备示范效应或者说连锁反应，“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语言以至思想之所以流行，乃是因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中低阶层，绝对不止一个杨佳。
也许会令当局尴尬的是，多年来，为了捍卫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农民起义”常被视作是正义之举，而“镇压农民起义”则永远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行动。那么，假如返乡农民工爆发（甚至是频发）群体事件，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定性及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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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08: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