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简析

杨宁

作者：毗努伊勒 屈指算来，基督教入华，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史可查的是唐代入华的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再后是明朝的天主教及清朝入华的新教。 放到历史长河中回顾，中国家庭教会也是由来已久。取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为时间点计算，距今至少也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在这过程中，家庭教会的命运伴随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而跌宕起伏。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家庭教会出现了峰回路转，在前辈的代祷和期望中进入新的里程。尤其是在文革之后，中国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同时，隐藏在复兴表象后面的危机也日渐显露，下面就七个方面作探讨。 一、神学建造的混乱和滞后，本土化过程的痉挛和痛苦。 神学是人对真理的一种回应和总结。综观神学发展史，我们会看到每一套神学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被悬置在真空之中，相反的是被定格在时空的坐标轴中的。它既打上了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同时又超越于历史和文化之上。他产生于教会为解答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同时又揭示了真理的普遍性。因此我个人理解，被普遍接受的神学，或者说是被上帝所使用的神学，乃是神在永恒中埋藏在圣经中的宝贝，到了某一个历史阶段，上帝感动神学家把它挖掘出来。它既具有真理的普遍性，神学历史的承续性，同时又带有时空的独特性。这时空的独特性，就是上帝为教会解决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真理上的答案和支持。有理由认为，世俗历史的存在是为了救恩历史的实现而存在，人类历史是在上帝手心当中的，神的教会所有可能面对的各类重大问题，他在永恒当中都已预见到，因此在圣经形成之初，上帝就在里面埋藏了教会解答各类重大问题的钥匙和答案，随着时空历史的演变，一步步被挖掘出来。因此神学本身也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断丰富、全面、深刻。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神学体系。这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人口最多的美名外，我们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完善的，也算得上世界上专制历史最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可以算得上源头最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明之一。我们的文明在历史波涛的汹涌中，由于缺少绝对真理的光照，由于专制统治的奸淫，人性的罪恶借着文明的幌子也得到了极度的张扬。进入近代，我们由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优越地位，跌落到贫穷落后的国家，然而却又表现出极度虚弱而又顽强不倒的姿态。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场场政客粉墨登场，内忧外困，战争，社会动荡，经过千百回折腾颠簸，却还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来保持着历史的连贯和现实领土的基本完整。因此这是个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国家。 历史的车论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所承载的历史包袱和负荷，是超过许多人想象的。同时，现实的复杂性也是象牙之塔中的学者所始料不及的。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我们民族的心理呈现出多变、复杂和不可捉摸性，我们民族的罪性也表现出隐晦、顽固、吊诡、根深蒂固和同化性强的特点。基督教从开始传入中国至今有一千多年了，竟然还没有在中国社会扎根，这在宣教史上也恐怕是很特别的现象。这其中除了当时为异端的景教可能是上帝之手的有意阻拦外，恐怕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因和文化内因。在新的时代当中，上帝的道要在中国扎根，必须要有针对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的神学体系的出现。 中国目前的家庭教会大都只是在机械地吸收西方的神学思想。诚然，西方已有的神学思想，剥离他们明显的文化性那一块外，也是我们所必须吸收的真理养分。但如果光光吸收这些，在建造中国教会以及牧养中国信徒的生命过程中，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目前出现的没有归属的无宗派信仰，最根本是因为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本土神学思想。神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它是从实践中逐渐建造，同时又在一定高度上指导实践。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都必须要有思想理论的指导和总结，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社会运动是盲目的，是短视的，结果也必然是混乱的，短命的。信仰运动也不例外。中国现在有很多传道人，和建造教会等战术层面的人才，相对来说，战略层面的本土神学家明显缺乏。目前相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实践来说，我们的神学建造呈现滞后和混乱状态。为此我们呼吁在新的时代当中，大批卓越的本土神学家的出现。 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我们目前的信仰阶段，谈本土化未免为时过早，现在应该还是在学习阶段。神学本土化对目前的中国真的为时过早吗？如果我们从基督教初次传入中国来计，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有理由认为，对于中国社会的败坏，中国教会的软弱和败坏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教会乃是世上的光。灯台上的灯若是昏暗了，世界怎么能不黑暗呢？而中国教会的软弱和败坏，则与机械甚至错误的神学密不可分。即便以新教入华来计，距今也有二百年的历史了。二百年的时间酝酿一套本土神学体系，对一个民族思维基本正常的国家来说，这已经并不算太活跃了。更何况，现在我们的信仰群体中，真正有才华的神学家还没有被神呼招出水面。即便我们现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恒切祷告，呼吁大批的信徒来着手研究，光阴荏苒，说不定也得过50年到100年，才可能出现一代优秀的神学家。个人认为，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非得至少有两三个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样的重量级神学家,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支撑起基督教信仰的大厦。 在我个人有限的思考中，我们的本土神学体系，必须从几个方面来着手研究。一个纬度是，西方的神学脉络和哲学背景。在研究和学习这一块时，我们要时时清醒的是，作为西方的神学和哲学，他们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时的现实处境；一个纬度是要精通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和传统文化。要看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要看到糟粕和劣根性。籍着圣灵的能力，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神的道前面降伏，同时对其中的糟粕和劣根性进行拆毁和清理。在对基督教在华一千多年的发展轨迹进行回溯考察时，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强人本主义是如何抵挡神的真理？我们几千年的人本专制，是如何抵制上帝国度的拓展；一个纬度是，对我们复杂的现实处境要有深入的了解。不深入了解现实，就很难真正读懂历史。因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积累。不了解现实，就很难精确地预测未来。因为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是未来社会的胚胎。因此不了解现实，如何能产生出卸绑历史包袱，针砭当代弊端，构架未来社会的神学体系呢？更何况这个国家幅员这么广，历史包袱这么重，问题这么多。我们现在好像形成了一个共识是，城市知识分子教会要在中国未来信仰领域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我承认，未来中国社会的信仰运动，确实是由知识分子的信仰群体起领导作用。但我个人还是有几分隐忧。城市知识分子的信仰群体，就目前来说，属于这个社会的中层。他很容易面临两头脱节的孤立状态。上头脱节的是这个国家的执政阶层。好像目前走入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体制外的居多。下头脱节的是，我们社会的基层信仰群体。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意识形态、思维动态、生存状态，用一句时髦的话是中国目前的三农经济，那就算不上真正了解目前的中国社会。城市知识分子信仰群体，如果不了解也不关注农村教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话，那根本就谈不上对未来中国社会的信仰动态有全面的把握。最后的一个纬度当然是对圣经的精研，这是不言自明的。 二、制度建设的艰难 综观我们的历史，就社会制度而言，我们发展出了很完善的封建制度。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过于完善的封建制度反倒成为了社会新生力量的坚硬桎梏和强大阻力。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皇朝，中国社会进入了短暂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高唱起胜利的凯歌，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善良的人们以为战争终于换来了安居乐业，但好景不长，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总是伴随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最为铭心刻骨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又改革开放，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强的人们这样咬紧牙关，浴血奋战，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在颠来覆去中变得更加完善。相反的，政治上我们可能有多如牛毛的规条，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完善的政治制度，粉墨登场的都是一批批政客；经济上，我们也出台许多的政策，却从来没有形成过规范的经济制度，市场的规律总是隐退于人本的设计和想象。……目前的社会就整体来说，几个重大领域都没有完善的制度建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进行完善的教会制度建设会面临很多艰难。诚然，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但由于信徒身上残余罪性的存在，同时信徒并不能割断历史的影响和社会现实的羁绊，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社会上其他领域建设完善制度的瓶颈和困难，在教会制度建设中依然存在。 目前家庭教会的制度建设存在几大问题。 1、世俗化严重，世俗制度的黑暗和腐败，同样在教会中严重存在。 2、无神论国家普遍流行过的制度崇拜，也在教会制度建设中隐现。作为基督徒是应该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无论对社会还是教会，制度最终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个人认为，制度本无所谓好坏，如果抽掉了人的天然罪性的话。当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天真的理想主义，因为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在罪的侵蚀和渗透中发展起来的。但共产主义在世界的风靡一时，确实让人震惊，无神论者对天国无意识的怀念情怀竟然如此强烈而真实，妄图把天国拉到人间。结果悲剧就在人间上演了。共产主义的致命伤在于对人类天然罪性的忽略。结果，妄图在人间建立公平和公义的无神论政府无一幸免变成了极权政府。可见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却并不在于他在规条本身上所表达的公平和合理，而在于他在扬抑人性善恶方面的适度。因此人类普遍的罪性，永远是制度建设所最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此参与家庭教会的制度建设者们，应该放弃一切对制度本身存在的幻想。深刻认识到，不解决人心中这个罪，最完善的制度也是白搭。因此教会制度建设中，教会成员内在生命的建造，永远要放在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3、对西方教会制度的单纯模仿。显然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带上了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烙印的。比如新教一些派别实行的普选制，是建立在“人人皆祭司”的教义以及信徒有较高的祭司自觉意识上的。诚然中国许多家庭教会也教导“人人皆祭司”的教义，但对教义理性上的接受与教义在生命中扎根还是两回事。可以说中国目前很多信徒并没有形成祭司的自觉意识。中国目前家庭教会的制度建设，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借鉴西方教会制度，在圣经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出合宜合理合情的制度。不鼓励跟社会现实拉开很大距离，因为教会制度是很难与社会现实脱节很多的。尽管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一些基督徒发动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往往有宗教改革的先行，但两者之间的步伐是有一个适度的距离。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教会的民主建设，可以对这个国家的专制体制产生影响。这个愿望很好。但就本人的观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宗教改革对国家宪政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还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西方教会早进入社会主流，甚至是好不容易才从与世俗政权的纠缠不清中解脱出来。而我们的家庭教会至今却还只是个处在社会边缘的小媳妇。任你怎样的宗教改革，民主建设，社会还是以惯性运作他豢养熟了的制度。家庭教会在目前的阶段就是努力壮大自身，在社会上福音广传。因此本人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帝带领中国家庭教会的方式，可能还是一定程度的家长制。为了防止专制的出现，可以配设教牧委员会等什么对教会领袖有所限制的制度。自下而上的普选要谨慎。在信徒生命状态和真理根基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集体意志更容易表现它盲目的一面。 4、参与教会制度的建设者，普遍对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认识不足。这个现象也许与我们社会在心理学发展方面的薄弱有关，同时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内敛性，以含蓄为美，个体的人性有很大一块是封闭起来的，这就让人与人之间的了解9很难彻底和充分。众所周知，制度运作的对象是人，作为教会制度的建设者，需要对人性有透彻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运作时尽量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我曾与一个牧师交流中谈到，作为教会制度的建设者，如果对于人性没有深刻的透视，不能从罪中看到清白，又能从清白中看到罪；如果不能看到某些小偷身上却有着比一些堪称道德楷模的人身上更为纯真的品性；如果不能看到妓女和嫖客之间却能够产生比一些郎才女貌的佳偶之间更为深刻的爱情；——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个层面对人性的洞察和把握，那我们就很难能把一套制度玩活。 三、信仰教育的教条主义倾向 中国目前的家庭教会在总体来说，呈现出教条主义的倾向。造成这种教条主义的原因，可能与我们承载信仰的背景思维有关。由于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我们的民族普遍来说，在思维上缺少创新的能力。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封建时代的八股科举，到现代的应试教育，不但没有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还在扼杀人的创新思维。举个例子，一个幼儿园，老师看到有孩子把太阳画成了绿色，圆圈上长出角来，就狠狠批评孩子。她就是没在这其中，看到孩子的独特视角和反向的思维能力。……这种扼杀创新思维的教育模式，导致我们的民族在思想领域呈现一潭死水。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一传承就可以扶摇直下传承几千年。而纵观西方的历史，思想家和哲学家人才辈出，一波高过一波。承认如果放在神浩瀚而深奥的真理面前，人类的思想和哲学，确实只配算是世上的小学。在相当程度上，它确实起到引诱人偏离上帝真理的作用，以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被马丁.路得称为“大淫妇”。但我们更要看到，在西方神学发展史中，如果抽掉了与其相互扭打、碰撞和融合的哲学力量的话，那神学要出现目前的繁荣景象也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思维是如此有限和狭隘，而上帝的真理又是如此丰富和深奥，上帝也正是籍着人类最具思辩的哲学对人类的思维死角进行碰触和清扫，以帮助我们对真理能有更广更深的探索和理解。而西方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不管是基督教思想家还是世俗思想家，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哪怕是站在对立面的挑战。 鉴于真理是必须以文化为载体，因此我们背景思维的教条和狭隘，就影响到了对真理的解读,形成了信仰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下面就几个方面来简单阐述。 1、种种人为的属灵标准，借着神圣威力牢牢地捆绑着圣徒的生命和属灵视野。人为的属灵标准，往往是我们对于属灵品格的认识，经过原有的思维习惯、传统审美和前文化价值观等综合审核后所形成的标准。诚然他听起来很像是圣经中记载的圣灵的果子，但实质上却是大厢径庭的。比如，教会中很容易把性格上的成熟和灵性上的成熟混为一起。因此那些倾向于平和、安静、内敛等特征的天然性格容易被认为是属灵的，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标准。而那些比较急噪、冲突、直率等的性情，就容易被认为很不属灵。但其实，圣经上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却不一定是外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他更多指的是内在生命上与神性情的调和。这种调和甚至在平时根本看不出来，而是需得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显现。比如，我们通常会认为平时说话细声细语的弟兄很温柔，粗声粗气的则被认为不温柔。一天，这两个温柔的弟兄和不温柔的弟兄同时从路边一个垂死的病人身边经过，温柔的弟兄看了几眼病人后皱着眉头绕开了，而不温柔的弟兄则在病人的身边蹲下，满有怜悯地抱起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发现到，原来这个一直被认为不温柔的弟兄其实是最温柔的。还有什么比对神所造的生命表现出的细腻和关切更为温柔的性情吗？ 人为的属灵标准还表现在其他的许多方面。在这种氛围中，信徒的生命并不是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相反是在某一个标准中被束缚和捆绑。甚至在公开的祷告会中，有些人都不能够凭着圣灵的感动放松而自由地祷告。祷告时千方百计组织语言，筛选思想，以便符合某种属灵标准从而被其他人所接受。如此一来，原本应当是心灵中对上帝发出的呼吁，变成了说给人听的背书。这样的祷告会，如何能让圣灵自由地运行呢？没有圣灵自由运行的祷告会怎么能复兴呢？另外，当教会里塞满了人为制定的属灵标准时，就很容易带来会员无形中的装假现象，不能真实而敞开地表现自我。但其实，在成圣的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初期生命表现得非常糟糕的信徒，最后真正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因为他们通常在神在人面前坦率敞开，生命真实经历了被神的对付。 2、圣经解读的机械主义。中国目前家庭教会，大部分都传讲新教“唯独圣经”的教义。但在对这个教义的应用中，普遍存在着对圣经解读的机械主义。表现在教牧人员在牧会的具体事件，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的解释上，都机械地到圣经中来寻找模版。本人认为，“惟独圣经”的教义更主要所指的是惟独圣经为真理原则，而不是指在我们解决具体事件时非得从圣经中寻找原版，或者用圣经记载的具体个案来审核现实发生的个别事件。我不认为，在圣经以后这么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所有人所有事，都是可以从圣经记载的具体事件中找到一个对应模版的。即便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事件，上帝对人的带领也不见得非要局限在圣经曾经记载的模式上。因此我们要给圣经以后的历史，圣灵对其引导的方式留出一定的空间。圣经只是提供了一个真理原则和框架，内住我们生命的圣灵则是机动地“具体问题、区别对待”进行引导。比如在政教问题上，是否圣经记载的保罗和彼得等使徒与当时政府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唯一标准呢？我认为在政教关系的处理上至少要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圣经是指导原则，神在教会历史和神在当今世界对其他与中国背景相似国家的带领为参照，中国现实的国情为落脚点。这三个纬度缺一不可。少了一个纬度，都有可能落入偏隘和简单化。 3、普遍存在的律法主义倾向。有人认为，中国基督徒在生活上做不出美好见证，是因为信仰教育过于看重因信称义。我却认为不是我们把因信称义过于看重，而是我们没有把因信称义的教义讲深讲透。家庭教会的讲台普遍只是在得救层面阐发因信称义，没有引申到成圣和侍奉层面来作深入阐述。因此可以说，教会的讲坛给信徒指出了什么是罪，但对于如何不犯罪却没有提供有效的答案。而其实，成圣跟得救一样，全是籍着圣灵的能力才能达成。否则，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许多信徒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一开始是坚守着严格的律法标准。但走着走着，发现走不下去了，在人性天然的败坏与主观努力的顽强对抗中痛苦地挣扎。这时，又得不到有效的辅导，甚至得不到教会弟兄姐妹的误解和接纳，于是很多人只得一转身，搬出了因信称义的招牌而放纵自己的行为。而其实，因信称义的教义如果能讲深讲透，并能运用起来，是信徒能活出圣洁生命的重要钥匙。而行为称义的观念和动机，恰恰就是生命被捆绑的地方，是徒有敬虔外表的源头，是信徒能活出圣洁生命的重要障碍。许多信徒在生命成长中的痛苦和挣扎，有相当原因就被这种行为称义的动机和观念所捆绑，不但活不出真正圣洁的生命，一旦被魔鬼试探而跌倒了，重新站立起来也就特别的难。 信仰教育中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必然导致信徒属灵视野的狭隘，对上帝的真理失去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教条主义的牧养氛围，不但形不成培养卓越人才的土壤，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扼杀。目前的家庭教会普遍吸引不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同时，我们前文化中的毒素侵袭并渗透到了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在思想上有深刻认识，籍着祷告，求上帝对我们背景思维中的狭隘和劣根性进行拆毁和清理。其次在讲台和信众之间，努力创造一种灵活而积极的交流平台，使教牧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形成一种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三、教会要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能让会员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在思维上充分活跃起来。我个人是一直坚持基督徒在操练谦卑、顺服、温柔、节制等品格的同时，更要操练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圣灵所结的果子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圣灵的果子主要是指生命状态，而独立思考是指思维上的方式和能力。尤其是对于在几千年高压统治下的中国信徒，我们的思维基因里烙下祖宗们被政治权力钳制的印记。因此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持有就尤其宝贵。 四、教会本位主义严重 教会本位主义，我把他理解成一种集体性自我。是信徒在成圣过程中，顽固的自我隐退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居所。这是从个体层面来说的。就群体层面，当然与我们的民族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人说我们的社会以前是集体主义，但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我们虽然有过几十年看似团结的集体主义，但当时我们却有阶级斗争，人性的争竞和折磨欲，却是以另一种面貌粉饰登场。可以说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历来已久的，所谓的一个中国人一条龙，十个中国人一根虫。但我们其实也从来没有过真正鼓励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即便算是崇尚个人主义的今天，枪打出头鸟，谁敢吃螃蟹就群起而攻之，依然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这样的民族传统影响下，跟民主运动一样，家庭教会也呈现出自立山头，互不接纳，甚至相互攻击的状态，没有以上帝整个国度为念的基督教大同主义胸怀。由于目前外部环境的严峻，还存在共同敌人这个靶标成为彼此联结的纽带。一旦这个靶标消失，那分崩离析的状态会更加严重。诚然，鉴于人类罪性的相通，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争竞和分裂一直是一道不褪色的风景。但如果那段历史首先放在中国上演，那基督教将会支离破碎到什么程度，就更加难以想象的了。 如果按照绝对数量来说，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算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在社会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却几乎微乎其微，远远小于他所本应当释放的能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恐怕与目前家庭教会这样一盘散沙的局面有关。其实，中国家庭教会早就应该成立更多像“家庭教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可以先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组织，然后区域与区域之间联合，最后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联合。这样一种联合组织，一方面可以促使各兄弟教会中的资源形成有机的共享，更加密切地分享经验，在有争议的神学上努力达成共识，彼此之间取长补短，彼此接纳等。另外，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各教会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合，凝聚力量共同争战。当重大问题出现时，能有一个普遍公认的权威机构进行裁判。我相信圣经说的肢体之间的合一，不单单指的是一个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也更指的是各兄弟教会之间的合一。显然兄弟教会之间的合一所起的作用会非常强大。基督教历史上的几大信经，也都是产生于大公教会基督教全体大会，从而为基督教确立了基本的信仰轨道。目前在我们的信仰群体中，据我所知，就只有河南几家教会成立了类似这样的组织。但奇怪的是，当他们被警察骚扰时，许多弟兄姐妹不但袖手旁观，竟然还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和嘲讽，认为信耶稣就够了，何必搞什么组织？我相信许多人会有理由认为，中国目前的外部形势还比较严峻，因此各教会各自为营，独善其身就够了。我想对这样想的人说一句话，我们外部环境的严峻，与我们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越是自立为营，一盘散沙，我们的对手就越是想把我们孤立开来，逐个攻破。我相信随着福音的广传，外部环境有逐渐松土的可能性。但在中国这个魔鬼势力盘根节错的社会，福音如果不能燃烧成一股熊熊大火，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进行一次扫荡的话，都是很难真正动摇黑暗势力的根基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天父诚然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中国需要一次大复兴。虽然现在大部分家庭教会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了让福音能在更为安全的环境下传播开来。但如果慢慢我们发现，有一个顽固的堡垒，将成为中国福音大复兴的最大阻碍。那时我们怎么办？我们最终发现，各兄弟教会必须要联合起来，为了上帝国度的拓展而共同争战。我们现在还看不清上帝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中国家庭教会？不排除，当抢夺灵魂的灵界争战剧烈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地面上有形冲突的可能性。 五、家庭教会的社会责任感普遍淡漠，有消极出世倾向。 目前大部分的家庭教会只关注福音的传播，而对于社会政治、人权和法律等社会正义问题则普遍不太关心。这种状态的背景思维是，一，认为教会是属天的团体，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二，大部分信徒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当务之急是福音的广传。这两种思维在本质上都是正确的，但存在理解上的偏颇。 首先，众所周知每一个信徒都有着天国子民和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那么作为一群信徒的集合体的教会，当然也抹杀不了这两个角色的同时具有。既然有这双重的角色，那就说明教会不但担负着属天国度的拓展。因此社会正义追求，也是作为被上帝绝对公义洗礼过的教会所不可推卸的。政教显然是必须要分离的。但正如一位弟兄所说的，政教分离的真义在于不能将教会当作政党和权力团体，一种宗教不能利用政治权力去压制另一种宗教，而不是说基督徒当自动放弃社会关怀和社会公正。 其次，确实一个社会的黑暗，总是起始于人性的黑暗。因此福音永远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根本。相信这也是上帝所采取的方式，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而且有理由认为，从上帝的出发点，地上社会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健全等，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他的首要目标是灵魂的得救。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除了最终的毁灭，是很难建立真正的美好国度了。 但目前家庭教会在这方面有点走偏了。要知道，这种社会责任感的普遍淡漠，反过来也影响到上帝国度的拓展。因为福音的广播、教会制度的建设、神学体系的建造，与外部社会环境、政治现状以及文化氛围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虽然在西方，一些基督徒推动的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总是在福音普遍被接受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但假若我们现在不及时作社会责任和正义感的预备，即便我们的信仰预备成熟时，真理之道如何能在现实社会结出圣洁、饱满的果子，也是一个问题。 在未来的中国社会，福音要想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家庭教会是必须要进入中国社会主流的。因此独善其身的纯福音传播显然不够，教会必须要担负起文化大使命的传播，将神的真理向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渗透。但在目前阶段，上帝普遍复兴的是纯福音性的教会，而一些肩负着文化使命的教会基本没有被复兴。但这不是说，文化使命不是神对教会的心意，而只是说在现阶段，神定意先让纯福音性的教会得以复兴。我想这里面有上帝自己的计划和美意，从某方面来说，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教会可能都是一种保护。但我个人认为，到了合适时机神是一定会复兴那些担负着文化大使命的教会的。因为基督教信仰大厦在中国社会的建造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必须得通过文化大使命的传播而得以实现。在2000年到2006年这几年里，北京的许多民运分子、社会活动家、作家等，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陆续被神呼招，这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从中我们能隐约看到，上帝定意要在中国的信仰群体中兴起一种平衡的格局。这一部分人他们有自身的优势和特别恩赐，也有社会正义的负担和文化传播的使命。但他们的自我也比一般人要顽固和强大，因此老我的破碎和新生命的建造过程会面临着更多的艰难。如果他们的天然恩赐、理想和信念等不被神的道圣化和更新，那么不管他们自身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也无法成为上帝手中传播文化大使命的器皿。但当这一部分人经过被神反复地对付，生命逐渐建造起来后，我相信上帝会大大使用他们的特别恩赐和负担。我甚至相信，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建造中，这一部分人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的角色是其他信徒所承担不了的。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多多关注这类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多多为他们献上祷告。我们不要看他们一些人目前表现得好像有点血气和自义，指手划脚、粗里粗气，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在他们身上的特别心意。 六、家庭教会表现出神学水平上的参差不齐，存在感性和理性的两大极端。 神学水平的这种参差，是与这个国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关的。中国目前的社会不但贫富悬殊，同时也出现了受教育程度的极其悬殊现象。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显然信徒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影响了他们神学水平的参差。 在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农村，基本没有什么神学教义的建造，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背景知识的预备。因此信仰就表现出感性的特点，注重圣灵的带动和能力，依赖于神迹奇事。当然不排除这是上帝引导农村教会的方式。但显然没有神学基本教义建造的信仰，就很难抵挡异端的攻击。所以目前农村教会的异端特别盛行。另外，在城市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有足够的教育背景以让神学教义的建造成为可能。但又显出了过于理性的特点，把上帝局限在人有限的理性当中，变成信仰上的一个概念。这种思维上的过于理性，大大阻拦了圣灵的自由做工，再也看不到上帝又真又活的性情。这显然既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上帝在历史中的带领轨迹的。显然在福音的广传过程中，是离不开大复兴之火的燃烧。每次大复兴来临时，无不是神迹奇事的伴随。诚然，这其中也确实出现不少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就否认这其中上帝荣耀和大能的充分彰显。一次就归信几万人的大布道，肯定比一年归信几百人的问题多。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就逃到狭隘的理性城堡，拒绝圣灵的活泼能力和带领。 这感性和理性两大极端往往互不接纳，彼此指责和排斥，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很难为中国大复兴的来临营造氛围的。两者都不能成为上帝手中点燃福音大复兴的火炬。我相信一个大蒙圣灵复兴之火燃烧的教会，肯定在真理根基的造就上是全面而深刻的，同时人性和意志又是向活泼的圣灵敞开，并被圣灵的大能降伏和得着的。 七、文字侍工的被忽视 相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历史来说，我们的文字侍工，明显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一些家庭教会根本没有认识到文字侍工对拓展神国度的重要性。殊不知基督教两千年文明的发展，基本是通过文字沉淀下来的，无论是神学教义，还是文学艺术。很难想象要是没有一辈辈基督徒在文字侍奉上的付出，基督教文明能够比较完整地发展到今天；那上帝在历史中显明的大能和荣耀，也就湮没于时光的飞逝中了。 目前的中国家庭教会，可能比较热衷于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翻译和传承，但对于我们活生生的现时、现地的文字侍工并没有重视，也没有去作有意识的沉淀。如果我们现在不作这种现时、现地的文字侍工的努力，我们将如何对我们的下一代交代？虽然都认为现今处于末世时代，但我们却谁也不能确定主再来的日子终究在什么时候。或许是几十年，或许是几百年，当然在几千后之后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的后人无从了解在现今这个特殊时代，上帝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带领轨迹，无论如何是我们的失职，也将是留给后人永远的遗憾。 而且这种现时、现地的文字侍工的怠懈，也必将带来广大信徒在思维敏感度上的迟钝，思维活力的下降，对现实关注的淡漠，并防碍教会之间更加有机的交流。这必然导致本土基督教文明发展的滞缓、碎片和边缘，很难形成规模、阵势和风潮，当然就不可能对社会核心文化和价值体系产生冲击。 因此需要各家庭教会都能引起对文字侍奉的重视，大批大批地培养基督徒作家和学者。当然在培训这一块，无论是精力、财力、人力等都需要作出大量的付出，而且是个长远的工程，以目前大部分家庭教会的状况，都还是没有实力能够单挑起这个负担。最好是由几个教会联合起来，能成立一个部门专门来做，并能拨出一部分基金作为培训专款。文学、艺术侍奉的培训尤其要引起重视。可以说，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对一个国家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而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文字侍奉方面，差不多都只能算是文字性的，极少有文艺性的侍奉。活跃在社会文坛或影视界的，大部分都是外帮文艺工作者。即便有信仰基督的文艺工作者，但他们的信仰并没有在其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因此就谈不上通过他们的作品把人引到上帝面前。比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持有基督教信仰的其实并不少，如冰心，许地山、周作人、老舍等据说都是基督徒。然而，信仰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因此他们的信仰并没有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影响和冲击。这种状况给人的印象是，信上帝的中国人好像都是些没有文艺细胞的，或者是上帝的道与普世的文艺审美不能粘边似的。但其实真是这样吗？要知道人类的一切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文学和艺术最独特，又怎么能在造物主之外呢？在西方，真正在历史上留存下来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恰恰大都是与基督文明有关的。要是抽掉了基督文明的话，那西方的文艺史将是一片苍白，黯然失色。可见我们的文艺审美和神的真理之所以脱节，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群体人为造成的。因此我们的家庭教会现在要来重视这个问题，并能给于一定的引导。当有几批的基督教文艺工作者逐渐成熟起来后，这方面的培训负担将会慢慢转移到他们身上。 以上是对中国家庭教会危机的简析。尽管我们目前存在问题，但对于中国未来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我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能从各种迹象中看到，上帝那双无形的手在中国社会所动的善工。我相信，中国完全可能成为福音接力赛中最后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福音传到地极的那天，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国成为宣教国家的那一天。 来源：作者博客 http://weizhen.ccblog.net/archives/2007/273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