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亮：马克思在东亚

杨宁

马克思在东亚
作者：李政亮

读书 年11期 字数：3208 字体： 【大 中 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有一段预言性的文字：“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都被亵渎，人们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态与他们的相互关系。”这段文字，是马克思对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社会发展所进行的判断。马克思一生当中尽管也曾参与共产国际的创建，不过，他更多的时间则是花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及其内在矛盾之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超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之道。从革命实践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才是改变人类现实社会的开始。然而，这是一段漫长的“翻译”过程。就思想层面来说，抽象的马克思理论该如何理解？就现实层面来说，马克思理论又如何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脉络当中实践？一方面，在东亚社会随着己身所开启或是帝国主义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开展过程当中，不均衡的社会发展引燃了人们以实际行动抗议社会不公的激情；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则又让企求革命追求社会公义的人们充满乐观的期待。正是在现实所带来的社会意识与对革命的追求当中，构成了一段马克思在东亚的漫长历史。

　　在东亚社会当中首先揭开序幕的是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启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改造的大工程，而其资本主义化的步伐也被称为日本的产业革命。这个资本主义化的内涵，不仅奠定了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轴，也为日后的左翼运动发展方向埋下伏笔。依照守屋典郎的看法，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发展可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国家力量所主导的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构筑有直接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则是通过政策优惠与三井、三菱、川崎等少数大财阀合作。第二个方面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崩坏，日本各地博览会的举行，原来的士族子女都必须投入生产，再加上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可观经济利润，种种因素都催发日本的纺织业迅速发展。纺织产品成为日本最大宗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其生产模式也迅速进入工厂的大量生产阶段。第三个层面则关乎占日本劳动人口多数的农业人口。一八七三年，明治政府颁布《地租改正条例》，这一办法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制度与新兴的地主身份，也就是土地不再是由封建领主所有，然而，地主却也必须负担缴纳税金的义务；对农民来说，农作物的价格也因此由市场所决定。

　　产业革命之后的日本，尽管账面上的经济成绩可观，但是，却面临农民与劳动者受压迫的严重问题。一方面，必须缴纳税金的地主将税金的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因此成为剥削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往工厂移动，不过，高工时与微薄收入却是当时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农民与地主、劳工与资本家之间的相关争议不断爆发，而社会运动就在如此情势之中逐渐孕育。日本社会运动的启动者首推从美国归来的片山潜。他在一***七年创办“劳动组合期成会”之后，同类的团体继而陆续成立。不过，日本社会运动的第一个挑战也随之出现。一方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资本家的力量大举进入国会，另一方面，一***八年《治安警察法》公布，不仅使社会运动当即因之一挫，该法条在日后还动辄成为打压社会运动的利器。然而，在贫富差距日渐悬殊的社会情境之下，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一九○一年，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九○四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在报刊上刊登。不过，在《治安警察法》这一法律利器的打压之下，逼得这些运动都是稍纵即逝。

　　在日本社会运动发展的初阶段当中，多在集结—被打压的循环当中迈进，也因此，很难看到运动内部关于对抗国家机器之路线的论辩。不过，一九○六年足尾铜山的大暴动却激起了有关运动路线的不同观点之间的论辩，事实上，这场论辩也成为日后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论辩基调之一。一九○六年，标举“自由主义者”的西园寺公望担任总理，社会主义者认为机不可失，成立以“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日本社会党”。在此前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虽然如此，但是非但没有得到俄国的赔款，抢到手的土地也极为有限。对于平民与士兵家属来说，政府动辄以“勤俭”为号召进行战争动员，然而政府要员们却仍旧过着奢华的生活，平民与阵亡士兵遗属的不满于是激发了东京的“日比谷烧打事件”。面对足尾铜山多达四千名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人的大罢工，社会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运动路线——幸德秋水主张直接针对财阀专制的“直接行动论”，片山潜则主张渐进劳工阶级意识的选举路线。这场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妥协案收场，不过，社会党却也遭致被日本政府禁止结社的命运。此后，社会运动风潮不断高涨，直至一九一○年的“大逆事件”逼使运动进入“寒冬时代”。该事件起因是一名年轻工人携带炸弹到工厂被查出，这使得极欲镇压社会运动的日本政府找到借口扩大打击面，将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十二名运动者处以绞刑。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开始步入“大正民主”时期，并在一九一四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拜“一战”所赐，日本账面上的经济数字亮眼，然而，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于一九一六年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并引起轰动的《贫乏物语》一书当中，却指出一个事实：英、美、德、法等先进国家非常一致地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即国家越来越富、人民却越来越穷！而同一现象很快就在两年后的日本引爆，这也就是波及日本三分之二土地、高达一千万人参与的“米骚动”。事件源于“一战”之后，包括米价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物价高涨，富士县的渔妇们为了防止有心人拉抬米价而抢夺米仓，结果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日后成为日本左翼史上重要理论家的河上肇，其作品在这一时期已引起轰动，数年之后这些作品更被翻成中文，成为当时中国理想青年们接触、认识马克思的重要媒介，尽管如此，如同河上肇日后在其自传当中所反省的，此一时期的他，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仍较为浅薄。虽然他认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但却忽略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

　　无论如何，“米骚动”背后所反映的，当然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与此同时，日本之外的世界迅速变化，变化原因同样源于严重的贫富差距——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俄国的革命成功对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关键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燃起全球共产主义者的乐观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却也以一个新兴的指挥中心形态出现。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次组党是在一九二二年，其成员多是舞文弄墨的文人。一九二三年的秘密党员大会当中，则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革命的《二二年纲领》。该纲领认为，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以天皇为中心团结一部分布尔乔亚阶级而构成。面对这样的结构，应采取两阶段革命：第一阶段团结布尔乔亚阶级，废止天皇制，建立共和制；第二阶段则是普罗大众通过共和制革命建立政权。这种两阶段革命论的思考，与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过程有极为相似之处。事实上，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日本左翼有着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论辩。无政府主义的看法以大杉荣为代表，大杉荣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组织行动的观点，也因此，他无法接受苏维埃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打压。相反的观点则见于山川均，他在理念上支持当时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颇为普遍的“劳动组合主义”，也支持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不过，实践策略上，却主张通过议会路线获取群众支持的稳健道路。无论如何，日本第一次的共产党组党，在一连串的惊慌当中宣告结束。首先，日本左翼运动原本就受到警务系统的严密监控，而该次秘密会议更提到推翻天皇的言论，也使得成员遭到逮捕。其次，一九二三年发生关东大地震，这场大地震所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灾害，更包括右翼势力的腥风血雨。六千名韩国人被认为与左翼力量有所牵连而遭到杀害，而大杉荣也难逃右翼力量的追杀，日本左翼运动当中的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论辩，也因大杉荣的遇害“自然”告一段落。

　　日本共产党的自我解散，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日共于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五色温泉会议上讨论再次组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当中，日共发展史上著名的山川均主义与福本和夫主义正面对决。依照立花隆《日本共产党的研究》一书所述，山川均认为，要累积革命力量，日共应先转向合法的无产政党、避免非法的共产党活动，如此才能集聚足够的资源，毕竟，日本离革命阶段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山川均认为列宁路线是俄罗斯独特的产物，该路线未必适合日本国情。然而，山川均却面临新冒出的福本和夫的强力挑战。与曾因左翼运动多次坐牢的老革命山川均不同，福本和夫不仅毕业于东京大学，更自一九二二年始在欧洲留学两年。一九二四年回到日本的福本和夫，非但旋即出版《社会的构成及其变革过程》等著作，更对当时包括河上肇在内的知名理论家进行批判。尽管福本和夫的作品以艰涩难读著名，然而，他笔下的马克思理论，却是一篇篇吸引读者（大学文化程度在日共占相当比例）立即进行革命的文字。一时之间，福本和夫在日本左翼运动圈里卷起千堆雪，他不仅被视为新的理论大师，当时更有人称之为“日本的马克思”。在福本和夫眼中，共产党应由职业革命家所领导，而共产党员应具有坚定的马列信仰，并且党应通过激烈的理论斗争排除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百分之百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就是他著名的“分离与结合论”。对福本和夫来说，日本已进入资本主义没落的革命关键时刻，然而，革命行动应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除此之外，两人对革命路线的判断也有许多不同。例如，山川均主张一阶段革命，因为政权实际是由帝国主义资本家所掌控，天皇不过是工具，一阶段革命论也就是直接针对这些资本家。不同于山川均的主张，福本和夫则提出两阶段革命论，应先面对代表封建制度的天皇，再解决资本家问题。另外，山川均认为阶级意识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自然形成的，福本和夫则认为应由知识分子灌输劳动者阶级意识以利革命的推展。

　　以理论指导家之姿出现的福本和夫，其激进路线在五色温泉会议当中击败了老革命山川均的稳健路线。然而，当时主张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迅速否定福本的“分离”观点，并为日共制定了《二七年纲领》。不过，其时的日本已是右翼势力逐渐达到顶点的时刻，一九二八年“三一五大检举”与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大检举”都使日共摇摇欲坠。尽管当时处于权力斗争状态下的共产国际再次更改《二七年纲领》的路线，提出《三二年纲领》，但是，新纲领出世之时，日本已然出兵东北，在国内对左翼的打压则更趋严重。老党员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在狱中所写的《告共同被告（即被逮捕的日共同志）诸君书》当中，便表明了从共产主义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的意向，而其效应则是监狱中大约三成被捕的左翼人士纷纷要求“转向”。“转向”一词，旋即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时代语言。
　　在发展当中，日本左翼运动并非沙漠一块。事实上，依照丸山真男的看法，作为第一个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的国家，其左翼运动却充满书生的色彩，据一九三五年警视厅的统计，依《治安警察法》被起诉的人当中，大学毕业生与在校生便占三成，而这三成人几乎均与左翼思想有所关联。与日本的左翼运动相较，中国的革命过程则另具一番面貌，从城市到乡村、从书生到职业革命家、从马克思理论到实际的革命行动。尽管今天的上海被赋予各种小资情调的怀旧氛围，然而，上海其实却是左翼运动的重要起始点。与日本的左翼运动发展过程相同，社会现象先于运动者的介入。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开埠，让上海成为吸引大量城乡移民的城市，各种不同产业类别的工人不仅成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劳资纠纷与罢工的新闻也时而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新闻当中。辛亥革命之后，工人运动更为蓬勃，不仅公共演说蔚为风潮，中华工党更介入几次大规模罢工活动。不过，左翼力量的组织化，主要还是在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其特定的历史脉络，一方面，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有效解决政治问题，军阀与帝国主义力量依旧；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也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乐观的期待。陈独秀从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到共产党的创建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事实上，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不过，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九二○年，在《论政治》一文当中，才公开信仰社会革命的理念。

　　与日本不同的是，尽管中国的左翼运动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翻译方面，无论速度还是深度上都落后于日本，甚至是通过日本的翻译去理解马克思理论，不过，却是通过相较之下更强而有力的行动，通过挫败，而奠定左翼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通过工人运动崛起的共产党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然而，这时的共产党也意识到，必须有更强大的合作者，才能凝聚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力量。多年力倡三民主义理想、但在政治现实层面却多次为军阀所出卖的孙中山，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心向俄共学习，调整国民党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大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成员们在政治经验上却有代际的不同，国民党人的政治经验来自清末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党人则得于五四运动的参与乃至十月革命的刺激。无论如何，这段时间的合作基本上对共产党持续扩大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有帮助的。然而，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的崛起，五卅惨案的爆发、蒋介石下令的暗杀行动等，都使共产党被迫退出城市上海。

　　在这关键时刻，此一时期对日共与中共都扮演指导角色的俄共，事实上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严重的斗争，中国问题恰恰是其中的焦点之一。而围绕中国革命问题的，则是革命对象首先是帝国主义还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而对于盟友兼敌人的国民党在阶级上的判断又是如何？对斯大林来说，他坚信国民党不仅是反帝的，而且将是引领资产阶级民主产生的力量，因而也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预作准备的一股力量。也因此，中共应与国民党保持合作关系。然而，对托洛茨基来说，他眼中的国民党，是与外国资本有一定连结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是不可能维护工人利益的。斯大林的看法，与共产国际对日共一九二二年所下达的指令极为相似，同样具有俄国两阶段革命的色彩。而这个看法很快也在中国被证明了失败，因为蒋介石崛起之后严厉打击左翼力量的手段超过想象。

　　与斯大林相较，托洛茨基的判断似乎较为正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托洛茨基的理论当中，工人相较于农民有更高的革命动能，也因此，他不看好农民革命的可能性。讽刺的是，农民革命的可能性反而恰好就是中共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二十年代末期，中国农民大约五亿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3％。更重要的是，步入三十年代之后，蒋介石巩固政权的方式是通过“银弹攻势”将军阀纳入统治机器当中，一方面，他要极力发动现代化的脚步，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化基础的根本来源——税收，却是任由军阀向地方征收，农民于是陷于背负苛捐杂税的无政府状态。从城市上海退守到农村，却成就了中共成功的舞台。二十年代曾在城市上海担任联络工作的毛泽东，事实上对城市生活相当陌生，对知识分子也相当反感。不过，回到湖南乡村的他，却开始构筑一条未来革命路线的可能，在中国现实社会方面，他在一九二八年已写成《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在政治手段方面，他也很清楚有俄共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指留学俄国并被俄共派回的年轻共产党成员）在监督他，甚至与他竞争。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毛泽东开启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革命——不同于共产国际最初的国共合作或团结城市工人的想象，这场革命是以农村为基础而开展的；不同于日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言听计从，毛泽东有意识地提防了俄共的指令。

　　当然，革命之道路遥远，以农村为基础的共产党在此之后仍有许多挑战，例如长征、国共合作、抗日等其他历史过程。甚至就在此过程当中，毛泽东也还能从孙子兵法当中延伸出日后为其他国家革命所效法的游击战。无论如何，就中国与日本而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理论与路线实践，在俄共指导与本土实践之间，开启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对于日后冷战下的东亚政治结构则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