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辞职部分原因是受了屠童事件的触动,很多外国朋友告诉我,这类残害幼儿的事件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谈个性坦率地说,我们系统的同事都知道,没有我的那种带有个性化的努力,很多制度是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快的
谈生活开会的时候我在想办法,回家吃饭的时候还在想如何构建救助制度,即使是刷碗的时候我还在想,家里人对我意见很大
谈慈善我的离开不会影响慈善立法的进程,因为立法程序现在已经到了国务院。但也别说没有慈善法,我们就没法干慈善
累
6月21日,现年56岁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跳槽”了。
在此前半年的时间里,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此后他不是慈善事业的管理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了。
在民政部任职期间,王振耀一直坚持有个性地做事。他推动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削了自己的“权”；常常以官员的身份公开回应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问题；他还曾为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前天,王振耀就“跳槽”事件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当司长的时候,打了很多场大战役,非常非常累。卸任司长后,他还愿做中国公益事业的推进器。他说,“我的离开,不是损失”。
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我觉得该出来了
南方日报：在本月上旬的几个活动中,您以司长的身份出席,21日就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变成了原司长。这其中有哪些故事?
王振耀：我只能说做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受了屠童事件的触动。很多外国朋友告诉我,这类残害幼儿的事件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我们现在要行动,而行动不是恶斗,是建设,中国社会需要急速转型,让恶性事件不再发生。当然,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靠加强治安管理可以解决的。在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盛情邀请我,希望我能出任院长,我也就接受了。
南方日报：被邀请出任院长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王振耀：我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这时候大家希望我出来,我也觉得是时候了,应该出来了。大家看得起我,而我呢,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受宠若惊”,民间组织对于我的盛情,我确实不好拒绝。我也希望有机会利用过去的传统经验,为民间公益提供一些服务。
南方日报：有过思想斗争吗?
王振耀：他们请我过来当院长,中间大概经过了半年时间,期间我也有几次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很快下了决心。我的上级领导表示了一定的挽留,但也支持我的选择,这算是我第二次转型吧。
为救灾我求人,为孤儿我也求人
南方日报：这种从官到民的角色转变,该如何适应?
王振耀：外界的印象肯定是当官员有权,大家都请我吃饭喝酒,现在到学校,就没权了。其实我在体制内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像外界想像的那样生活过。其实我在体制内做的事情,都是求人的事情。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肯定会很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南方日报：您一直在干求人的活?
王振耀：你们不会知道,改变一个具体的程序有多难。为救灾的事情我在求人,为孤儿的事情我也求人,给他们讲过多少孤儿的故事,一遍一遍地重复。包括高龄津贴问题,我也是急得到处说,有时候说得还很不客气。我专门找宁夏的案例去说服沿海地区,你看我每一件工作都是在求人。在部门与部门之间求大家帮忙,也求地方政府帮忙,让他们创新。
南方日报：地方上对于您的“求人”有什么反应呢?
王振耀：我曾对他们说过一句话,我是天天拿着放大镜在看地方官员的优点和贡献。有个县委书记听完,激动地当场站起来,眼中含着泪说,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这么说话的司级官员,普通官员都不这么说,他们都说我们素质低。而我告诉他,我是在求你们,包括城乡低保问题,我也在求你们,拿钱给贫困人员和低保人员。想起他们的贫困故事,太心酸。
南方日报：怎样做才能从此不求人?
王振耀：我改变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比如说解决救灾款问题,制定四级应急响应机制,我就把自己司长的权力剥夺了。标准是透明的,规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72小时中央的钱就到地方。我做了这些改动,就不用再求人了,大家顶多就是感情上的联络,因为从规则上我就把它给变了。
捐500块钱,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南方日报：外界一直说您的工作作风很有特色,怎么理解?
王振耀：我在体制内这么多年也说了一些有个性的话。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我说中央政府部门的普通公务员案头能改进一小步,中华民族就能前进一大步。我这说的是行政程序和行政标准调整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停留在坐而论道,空泛地讲大道理上。
南方日报：您是怎样做到“前进一小步”的?
王振耀：你可能听说过为了个人捐赠免税的落实问题,我捐500块钱的故事。2005年开慈善大会,我就说作为案例我现场掏出500块钱,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从这一刻开始计时,到拿到收据,你们算算要多少程序、多少时间。后来发现要两个月,经过10道程序,才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于是当天报纸都公布了,弄得北京市都很震动。
南方日报：那么“前进一大步”如何体现?
王振耀：捐款事件之后,北京市税务局很快就改正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月捐款,下个月就能拿到收据。但是在外地,如果个人捐赠了,我还没听过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利索的程序。目前的个人捐赠免税,全国只有北京做得最好。
今年56岁了,人生需要重新定位
南方日报：古话说“学而优则仕”,您是博士,又获得国外名校硕士学位,现在“学而优”却不当“仕”了。
王振耀：我周围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看法。我看国外很多官员到一定时候都要做一些新的选择,甚至有一些级别比我高得多的官员都在这样做。而我今年56岁了,现在我的人生需要重新选择,重新定位,这个时候做民间的公益慈善事业对我更合适一些。
南方日报：重新选择是否意味着后悔以前的选择?
王振耀：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是我人生最骄傲的事,我运用了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对中国几件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坦率地说,我们系统的同事都知道,没有我的那种带有个性化的努力,很多制度是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快的。
我的工作状态让家人意见很大
南方日报：现在卸下了司长的担子,怎么总结自己以往的工作?
王振耀：我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也承认自己有一些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有一个错误我是没有犯过的———偷懒。在民政部这20多年,包括之前我在部队服役、做政策研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偷过懒。我也许办错过事情,但主观上始终想着用我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事。真的非常累,一个制度的创新,一个制度的改变,投入的精力远远大于简单地实行。
南方日报：在记忆中,哪些累是刻骨铭心的?
王振耀：有一个实例,仅仅一个城市低保问题,我要求几个月内在全国各个城市密集发布通知,所有符合低保条件的下岗职工的相关政策全部落实。那是一个大战役,非常非常累。接着是农村问题,大家开始意见不统一,所以我绞尽脑汁,非得想出一个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
南方日报：您这样的工作状态会影响到平时的生活吗?
王振耀：开会的时候我在想办法,工作的时候在找资料,回家吃饭的时候还在想如何构建救助制度,即使是刷碗的时候我还在想。家里人对我意见很大,觉得我太严肃了。但我有公职在身,这些事又是放不下的。
他们对我说,也没见别人这样呀,我说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确实太累,于是我觉得应该换一种生活方式。
没考虑过级别和待遇的变化
南方日报：您有没有想过,管理一个院和管理一个司是不同的。
王振耀：当然,一个司所能做的是有边界的。我当司长10多年了,主持工作也10多年了,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像我这样资历的老司长也不算太多。但对公益研究院来说就不一样了,研究院是有大边界的,但它又是一个创新型的研究院,中国社会还没有这样的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我也有很大的压力,需要和大家共同思考和探索。我相信当这个院长更有挑战性,也更有意义。
南方日报：当院长有级别吗?
王振耀：北师大给我的级别就是教授、二级,没有原来司长的行政级别了,仅仅只是一个前司长。
南方日报：待遇呢?差距大不大?
王振耀：待遇是不同的,有些方面不如原来做司长时的待遇好。
南方日报：没有级别,待遇没原来好,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王振耀：我是这样考虑的,那么多教授都能在教学岗位上干得很好,在他们面前,我还有什么可攀比的呢?不该再留恋过去的级别和待遇,太在意那些也不可能好好地为公益服务。在我当院长的期间,如果能像推进器一样,把整个中国的公益事业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景。
我的离开不影响慈善立法进程
南方日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慈善立法,现在您离开了民政部,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损失?
王振耀：我的离开不会影响慈善立法的进程,因为慈善立法现在已经到了国务院,到了法制局程序,民政部的程序已经完成了。而且到了民间社会以后,可能我对于慈善立法问题更容易发表一些看法,更容易和学者、立法工作者一起进行一些积极的探索。
南方日报：那么在立法没有最终完成以前,公益组织的工作又少了您这样一位有力支持者了?
王振耀：我认为公益组织、NGO要善于利用现在的政策,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而现在的政策空间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分利用现行框架和现行体制、政策,让它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法能按照大家的意愿尽早通过,会有很大的促进。但也别说没有慈善法,我们就没法干慈善。我们还有多种推进慈善的途径和办法。即使有一些不健全的程序,现行的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其实也是很好的。也许要我们积极去推进这种模式,让它能更健康地发展。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杨春
做院长第一天倡议富人捐款
南方日报：在您就任院长第一天,就有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研究院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培养慈善人才,但是善能够培养吗?爱能够培养吗?
王振耀：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国家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生来就不是恶人,这些国家法制的前提就是这样。而我们很多人对社会本位的理念还比较缺乏。培养慈善人才,就是要发掘、规范、调整这样的理念。
南方日报：所以您在出任院长的第一天就号召富人捐款?
王振耀：我是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人每年的捐款定为100万元,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发表于 2020-6-19 14: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