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所以人之自明其明德，是可以自正其心，自诚其意，自尊其德而成就的。但是人的社会实践，却必须格万物，致万知，通过各种问学，才能得其理路而有其智慧。当然自我心灵是一切修为与格物之本，这一种深层意志，指导着人如何定位是非善恶，如何抉择目的手段应该与否，如何使用其理论工具与技术知识。依此理路，内圣是体是本，外王是用是末，不管外在条件如何恶劣，自我修持总是必须的，也不管自我修持是否能在天下国家得到实践，至少可以行乎贫贱，行乎家室。毕竟天下事物有历史的因缘，有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有他人他心他欲他利的种种纠结，必须看题目做文章，看材料煮菜肴，是不能单用己心一以贯之的。心性之悟还必须综合事物理则的实践之知，才能谈外王之应世活动，我想这也就是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提出良知坎陷说的苦心所在。
近阅蒋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一文，为了要推行他想象中的所谓“新外王”，专门针对牟宗三等人的当代新儒学，进行了严厉批判。蒋庆认定“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未能开出新外王”。他认为： 伟大文化必须包含人的天道性理，以及文物典章制度两个部分。他举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用以证明其论断。然后话锋一转说：
“但是，以此来衡量当代新儒家，我们发现当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显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中国社会，因而不能在中国建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学面临着衰亡的危险!”
这种论证的逻辑行程，的确十分可怪。我们知道蒋庆举的这些文化体系，都可以追溯数千年，都是亿万人集体奋斗的成果，拿这样的例子，来“衡量” 当代新儒家这几个人〔或者说几十人〕，未免是一种拿月亮来否定萤火虫的模式，因其过份的不相称而显得荒唐可笑。我不能不问：这样欠缺相干性的论证，有相应的可比性与证明力吗？渊深浩大的文化创造，如何能责望于区区数十人呢？
文化与制度是一种相当大，相当长时间的集体创造，绝非一代．乃至数代人所能为功。以中国近代制度变革为例，如从鸦片战争开始算，已经160年了，如从戊戌变法开始算也已110年，付出许多战争，许多流血，许多爱恋与悲歌的代价之后，今天中国的制度建设，恐怕也还不能谈足够的稳定与成功。这种制度变革，本来就涉及亿万人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是天下国家的大事要事，如何能单单要求新儒家的几个书生呢？
再说，人既是天地之创造，其本身就是完足的，人通过心灵的深层探索以契悟天心，本就是心性寻祖探源的当然需求，只要有人类生命存在，就有这种灵魂上的要求，正所谓“外王必有待于内圣，内圣无待于外王”，不管外在实践的成败如何，修持自心总是自在自足如其所如的，有什么“残缺不全”之可言呢？。心性对自我之要求实无待于外在制度的补充与证成，不管在那一种制度之下，心性的追寻与探索是生命之永恒追求，怎么能说“不能在中国建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 新儒学就面临“衰亡”呢？更且，天道性理是形上天心的契会，是助人脱离两元对立，脱离自我躯壳起念的心灵体悟，不是包生万物，包医百病的上帝。古今天心之契会不容有二，但古今中外的人事物与地理天候，却是万有万殊，即使要借天道性理以起制度，也只能是万有其殊的，那里能铁口直断说那一种制度才符合天道性理呢？
蒋庆批判新儒家的论证行程既然如此怪异，接下来的罪名安放，当然也就非常不相应。他指控当代新儒学的几条罪过是： 1．极端个人化倾向。2. 极端形上化倾向。3．极端内在化倾向。4．极端超越化倾向。
这里几个“极端”的连用，其用心似乎是要把当代新儒家打造成思想上的极端份子，这样的用心与用语实在太缺乏温情与敬意，太缺乏君子谦以自牧，仁以待人的基本风范了。如果蒋庆对自我心性有相应的修持，对“极端”两字有相应的了解，对牟宗三等人论学之义理与心态有基本的理解，则所谓“极端”的罪名，无论如何是加不上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等人头上的。
至于蒋庆用以坐实罪名的论据，所谓的：
“新儒学不关心社会关系，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立论，….完全忽视孔子的经学，忘掉了儒学通经致用的伟大抱负，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不关心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及其要求。….忘记了现实生活的生动性与多样性，…..新儒学看不到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与独立存在的价值，…..，新儒学既缺乏直接的社会现实感，…..新儒学这种极端超越化的倾向毫无疑问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精神，….”等等。这样漫天漫地的一路说来，不但完全没有相应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是闭着眼睛全面否定当代新儒学！这还算是” 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评”吗？这还算是“从儒学传统的内部来批评新儒学”吗？实在大言过度，不诚不信了！
在此我要站在心性儒学的立场，着重的指出几点：
第一．就生活经历看。 牟宗三等人生活在北伐．国共斗争．全面抗战的中国，国家多难，生活艰苦，在客观环境锻炼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做一个光读书而不问现实的人。其中徐复观还留学日本，进入蒋中正侍从室，参与过军政事务。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希望在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可见其参与政治之深与痛。而张君劢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推行“第三势力”，被中共列名为第四十三号战犯。对这样一群饱经忧患，学通中西，努力投身民族文化振兴的学人。我们可以用描述白痴的语句描写他们么？这些儒家学人，都具有高才大智，且一生跑的路，读的书，接触过的人，都不在少数。难道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无知投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视为白痴兼蠢蛋吗？难道连街头小贩都非常明白的“现实存在”，这些儒家精英竟不明白么？牟宗三等人真有这么笨吗？
第二．从思想潮流看。西力东渐中西碰撞，中国人看到中国文明在制度建设与科学技术上的不足，而有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中共的建政，代表着否定思潮取得全面专政的权力，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面破坏与沉沦，所以有”花果飘零”的沉痛慨叹。这些儒家学人身处家国飘零，文化慧命黯淡无光的痛苦时刻，毅然承担护持民族道统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1.全面反思并阐明，中华文化之真精神与真价值。2.寻求中西文化的融通，以接续并壮大中华文化之慧命。这种融通当然需要引入概念．逻辑．实证等等西方之文化特长，以补中华文化知识论与思辩力不足的毛病。再说概念．逻辑．实证，从浅层看可以说是思辩游戏，深层看，却正是开拓知性．成就知性．壮大知性的利器，也是一个正常文明所应该有的思想工具，新儒家对此工具进行会通与引入，自然是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更新与壮大的好事，蒋庆个人可以不擅长不喜欢，却无权说三道四的不予接受还要派他们一个“极端形上化倾向”的罪名。
第三．从现实上来看。太极之人间是虚实相应，有无共成的人间。这些儒家学人通过亲自介入，或观察反思，洞然明白，欲求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一种向好的变革，则思想的开拓，心灵智慧的变革必须是其首要条件。因此专心致思，要承旧以开新，投身文化慧命之再造与融通的工作，这不是遗忘而抛弃经学，不是缺乏社会现实感，反而是最具现实针对性的工作，此而不为中华民族将永难有翻身的机会。知识精英之所谓“现实”，不是财米油盐的现实，不是现实政治搏击的尔虞我诈，而是上下几千年，东西十万里，明白过去，看到未来，更要看到人心深处之微波灵机的现实，并能就此现实，思索其相应的体制更新与理论创造。这是一种创造世界现实的思想力量，这是一种高才大智者对现实世界最真实而有力的贡献，也是一个学人应有的本份工作，有什么“不关心”与“遗忘”之可言吗？特别是张君劢还是“中华民国宪法”主要起草人，说他“不关心社会关系，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立论”，岂不可笑？
第四．从世界人间的有限性来看。任何人的任何创造都只能是有限的。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人的创造，都不会是完足与满全的。新儒学人有他的舍弃，有他的专注，有他的殊胜，有他的不足，但是他们数十年念兹在兹的奋斗，已经为中西会通，儒学慧命的再造，建立了一片山林芳草地，我们可以接续慧命，用此以壮大中华文明，用此以福佑家国天下，这是我们应该感念不忘的。可是蒋庆非但不知感念，竟还以全面完足与满全立场，要求他们几个儒家学人负起家国天下的责任，要求他们几个人为新制度的设立负全责，这未免太不知类，太荒唐了！
第五．从学理上看。个人化．形上化．内在化．超越化，都是学理本具的特质，因为能有心灵思考的只能是个人，心灵思考只能是内在工作，而要通透天地人文，要超越上下古今，要综合统贯万类，要脱落具体而殊异的个别存有，就必须进入超越的形上世界。宇宙本就有超越形体的存有，人心本就有超越现实生命的关怀，一个深透的学理体系，其根据就必须深入到天人之际，深入到宇宙本体的世界，不如此就不足以引导人心，不足以承续中华道统的慧命。这既是今日儒学必须向现时代做出的应有响应，也正是当代新儒学精华之所在。蒋庆有眼不识，竟以形上化．内在化．超越化做为其罪过，实在太不懂行了！
第六．天人万事万物都是不可割裂的。地球的存立受宇宙万有的条件支撑，人在人间的生息云为，也受地球与人间种种条件的影响，所以心与物并非隔绝的两端，任何用力于外者，必须先有内在能量的安立与存有，任何对外界的观想与作为，都必须先有自心的寂定与智慧贯注。因此人的思想与心灵拥有不可见，却也十分巨大的根本性力量。除了白痴与植物人，任何正常人的言思云为，都从心灵里发出来，所以心灵的修炼与转化，就是人实践能量的提升与转化，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另一路径。因此学人用力于心性学的研究与传播，看似是个己的，看似与经世致用无关的，却正是最根本的经世致用。要以经世致用的当代成就评论孔子，孔子只能是一个失败者，但是通过教育及言说，孔子却可以推动2500年的经世运动，而只要中华文化不亡，其思想还将持续推动人类的经世致用，这是何等伟大的经世致用呢？当代新儒家采取的路径正是孔子的路径，蒋庆却责备他们“完全忽视孔子的经学，忘掉了儒学通经致用的伟大抱负，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第七．从道统的继承与外王的开显上看。自孟子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圣道传承系统，司马迁更声言“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道统继承人自许，而唐朝韩愈更有原道之论。但近代以来，究竟中国有无“道”，有无“统”，何种精神与思想最能代表道统，那些人最能继承道统精神？都曾发生许多争论。牟宗三等人对二千年之思想大要，做出深透的分辨与诠解，判朱熹为歧出，“别子为宗”，以心性学之陆王为正宗，这是石破天惊的大识见，一举廓清千年思想迷雾，恢复儒学为己践履之基本精神，以心性修持为儒学核心特质，实大有功于未来儒学之更新与壮大。牟宗三先生更提三统（道统、学统、政统）并建说，着重说明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就是要融通科学与民主，就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序文]。这何尝有过“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问题呢？做为学人要批判其它学人，基本工作应该先读读人家的著作吧！怎么能闭眼睛乱派罪名呢？
第八．从制度创新的问题看。蒋庆指责说“新儒学不去按照儒家的理想建立起体现组织化的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前已论及要当代新儒家包揽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责任，根本是河汉斯言，太离谱了。此处再补充说明：人的理想常常暗藏有罪恶的黑手，越热烈越坚持自己的所谓“善的理想”，其危害性就越大。纳粹要强大德国的尊严，其后果是制造可怕的大屠杀；犹太人建国的理想，制造出巴勒斯坦人整体的苦难；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向往，制造了亚非拉人民厚重的死亡与奴役….。中国一代代的古人难道都没理想吗？中国二千年的相砍史又是怎么来的？当代新儒家学人之所以要以教育与著作终生，正是他们守份守礼，持守人间物我分际的明智作为。蒋庆却认为他们不涉入政治，不负责建起儒家政治，是新儒家的罪过。至此我终于更加明白蒋庆为什么主张中央统制的儒教协会，为什么指责民主政治是小人政治，为什么幻想以”三重合法性”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帝王意识的天命信念，坚持自己的信念最善，坚持自己的理想必须得到贯彻。却忘了政治是众人地事，必须通过众人多层次．多面向．长时间的沟通，而后才能进行转化与创造，任何个人的，少数人的所谓理想，都不可以未经沟通，未经认可就在天下国家实施。所谓“天听自我民听”，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的就是这么一层道理。二千多年来，许多有天命信念的政治人物，包括最近的毛氏，就因为他们渺视众人，特特坚持贯彻自己的理想，而为人间带来多少血泪悲歌啊！今日蒋庆还好是个文人，如果他竟是有权的政治人物，中国人可要有苦头吃了！
第九．世界是个整体，人类文物虽有其分殊，却也有其共业，因此，人类文明可以互相学习，可以互相成就，这正是人性与事理之当然。至于说学什么，如何学，这就需要就具体情况而论。西方文化之特质在上帝信仰．科学理论技术．民主法治体系。新儒家学人认为中华文化的新外王，首要的就是接通科学与民主的根脉，这一判断自有其深厚的历史经验与群众基础。至于说具体怎么学，怎么落实到中国的体制上，这就需要亿万人的参与，需要具体实践的不断探索，不是几个书生能简单设想判定的。蒋庆不同意这样的新外王，自可以提出他的理据，但不可以向壁虚构的以西方为小康世，中国为大同世，而说“不能一味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齐，否则，儒学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不再成为儒学了”。为什么向西方学习就会沦为附庸呢？这是什么逻辑？学生向老师学习就会成为附庸吗？就以现代学人基本共识来说，涉及人的信仰，涉及人心灵深处的核心信念与人伦情感，才是一个族群的精神核心所在，必得要置换这种核心信仰，才能说一个民族被同化了，新儒家主张学习科学与民主，远远还谈不上核心信仰的置换，怎么能以“附庸”视之？〔蒋庆三重合法性的政治儒学说，我已在〔试评蒋庆先生的“三重合法性”论说〕一文中有所评析，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多论及。〕
世界是自在自为，广大无边的，人类的文明成就与宇宙的浩瀚相比，毕竟还十分渺小，而这一点渺小的成就，也还是亿万人共同心念与奋斗的结果，因此总结的说，每一个个人的思想与实践能力都太渺小，太有限，人必须能群，必须善于组建联合心灵，必须善于传承他人奋斗的成果，接续进行创造，才能有所成就。新儒家诸学人在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之际，毅然承担护持文化心灵的使命，并且做出了重大成果，这是后学所应该感念不忘的。蒋庆要推销他所谓的公羊学新外王，自是他的权利，我们也可以讨论。但是没有道理轻率而随便的否定心性儒学，更不可以随便否定科学与民主的外王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来自众多学人与实践家的共德互助，不可以处处以己为是，不可以有唯我独尊的傲慢思想。为此特写此文与蒋庆商榷。
孔子2559年10月30日[08] 皮介行 写于 江汉之滨
| 
发表于 2020-6-19 06:3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