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琦
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
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文明的赛局
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经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坚持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已经有四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这在一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
“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3年是苏联宣布从1928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新闻封锁，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调情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 “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凯恩斯曾公开宣称《资本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兰经》。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不能肆无忌惮地批判苏联体制，因为这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的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
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即将上演。
“该财政出场了”
在送给罗斯福的 《通向繁荣的手段》一书中，凯恩斯以摧枯拉朽之势廓清了以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进行反商业周期干预的最后障碍。这些原本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是针对英国政府的新预算案讨论而写就的。针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财政部官员，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其主要武器是“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
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的《通向繁荣的手段》铺就了美国的新政之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在反击萧条这场战争中钱从哪里来、怎么花以及如何发挥最佳效用的问题，这为美国经济走出前任总统胡佛的货币主义泥淖提供了推手。
公平而言，胡佛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患上了行动瘫痪症，被动地坐等复苏的到来。上任伊始，胡佛就开始以信贷扩张的方式干预商业循环。1929年的最后一周，美国政府追加了约3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胡佛对自己的做法充满信心：“以前没有一位总统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从那时起，胡佛一直试图给美国经济这个遭受重创的疲惫的发动机泵满现金汽油，然而成效甚微。胡佛力图避免直接动用政府开支，而将政府信贷的责任推给银行，结果使银行信贷金融过度膨胀，加剧了银行岌岌可危的地位。1931年到1932年，美国共有5096家银行倒闭，倒闭的最高峰出现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到1933年初，美国的金融体制已陷入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人们对罗斯福翘首以盼，其中不乏杰克·摩根这样曾经是胡佛的密友的金融界精英们。杰克·摩根对朋友说：“当然，罗斯福的一些对策很可能是错的；但从总体上看，情况实在太糟糕，因此任何措施大概都不无好处。”
美国：最大的凯恩斯主义试验
罗斯福上任后的“百日维新”规模之庞大，内容之庞杂，攻势之凌厉，甚至连凯恩斯都为之目眩。他在1933年6月与李普曼的一次跨洋对话中说：“你们的总统已经说服国会给了他一些漂亮的空白写字纸和一些漂亮的削尖了的铅笔，但是我们这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依赖的是他的那部分权力。”
事实上，与其说罗斯福的新政是对凯恩斯信条的照本宣科，不如说它是秉承了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政府“必须做些事情”来鼓舞人们的信心，无论是通过直接救济，还是兴建大型工程。
美国人民的信心来得很快，甚至有些太快了。在3月12日的炉边谈话和银行重新营业之后，杰克·摩根在写给他的欧洲合伙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表达了对罗斯福的颂扬之情：“所有国民都十分钦佩罗斯福的作为，他在仅仅一周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罗斯福的百日计划尚未结束、其公共支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不可能产生任何乘数效应的时候，美国就奇迹般地迎来了复苏的浪潮，标志之一的华尔街股价在一年内上涨了53%。这令凯恩斯获益匪浅——1920年他的投资组合仅值16315英镑，而到1946年去世时，凯恩斯的净资产已经达到411000英镑，成为当时最富有的经济学家，收益率远超过同时代大多数专业货币经营者。
虽然这一快速复苏的势头在随后的几年里并没有持续，事实上直至二战军需勃兴，美国才彻底走出萧条的阴影，但在当时这一复苏已足以让人们信服新政的魅力，并进而将其归功于为凯恩斯主义的奇迹。而凯恩斯本人，头脑则要清醒得多，开始担心罗斯福 “过多地依靠与真实情况截然不同的心理因素”。
1933年4月17日，凯恩斯对爱尔兰进行了访问，并在都柏林大学发表了题为《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凯恩斯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来了个大逆转。他认为与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不同，大多数的现代大规模生产的过程在大多数国家里都能够达到相似的效率，而且，随着财富水平的提高，那些与国际交换关系不大的住房、服务和地方设施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此外，凯恩斯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自由贸易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相结合，更能够挑起战争而不能维持和平，因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对别国资产的占有可能会引起紧张和敌对情绪。有鉴于此，“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当让商品以国货为主，而且，最重要的是，让金融以民族性为主。”
仿佛是为了回应凯恩斯的“让金融以民族性为主”的论调，1933年4月，罗斯福不顾国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果断下令让美元与金本位脱钩。
此举在国际和国内金融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刘易斯·道格拉斯沉痛表示：“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个罗马尼亚银行家冲进摩根在该国的办事处斥责说：“世界上有三个金融大国，它们自从大战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说教，告诉我们合同是多么神圣。但一旦事到临头，它们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食其言：先是英国脱离了金本位，接着是法国拒绝偿还对美国的债务，现在则是美国脱离金本位。我想我们罗马尼亚人好歹不是这种骗子。”
面对种种非难，罗斯福不为所动，称他对金本位和其他所谓的“国际银行家偶像”不感兴趣，他心仪的是一个“管制的国家通货的新世界(6.14,0.02,0.33%,吧)”。对大多数老派经济学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捉摸不清方向的新世界。它意味着按照19世纪古典经济学运行的太平盛世已经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战争中随波逐流的世界，这其中，竞争性货币贬值看上去是赢得战争的利器。
“罗斯福的手坚定有力，但不聪明”
凯恩斯坚定地站在了罗斯福的一边。在1933年夏天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凯恩斯宣称“罗斯福总统的思路是极其正确的”，其着眼点在于管理本国货币，防止国际因素的干扰。事实上，英国早在1930年就在凯恩斯等人的倡议下脱离了金本位，并对英镑进行了贬值，从而在国际经济衰退来临时取得了较有利的位置。
在凯恩斯看来，金本位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缺乏弹性，没有能力适应不断扩张的经济需求。黄金储备应被视作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战备基金”，应该将它与货币的发行切断关系。凯恩斯预测世界最终将向一个中央管理的货币体系发展，以某一国或两国货币为主导，其他国家则以金汇兑本位将本国货币同它们挂钩。这一预测在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而凯恩斯则是该体系的主要缔造者。
不过，凯恩斯很快就陷入了对罗斯福新政是否过于偏左的苦恼中。令他感到不快的是在罗斯福强力推动下通过的“国家复兴总署”法案（NRA），该法案赋予复兴总署过多的权力，使其看上去像是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机关。美国国内那些想要在复苏的基础上恢复市场经济的人们纷纷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凯恩斯。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上刊发。在信中凯恩斯敦促罗斯福将NRA束之高阁，他将NRA称之为一个“戴着复兴假面具而实质上也许会阻碍复兴”的机构，罗斯福应该致力于促进公众消费和开放市场操作。凯恩斯还对国家复兴总署研究规划司首席统计学家蔡利斯基解释说：“不管支出是由政府出资还是由私人资本家出资，我的理论都同样适用……但只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指望政府支出不断起到主导作用。”
罗斯福没有按照凯恩斯的想法收回自己的政策，也许新政本来就不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产物，也许罗斯福想保持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试验”的可能性，不过这并没有令凯恩斯产生挫败感，不久他将来到这个最大的凯恩斯主义的试验场，亲眼看看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为他于1932年初开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充实素材。
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与罗斯福，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一个革命的实践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双方对这次见面都很满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罗斯福则说他与凯恩斯有了一次“极好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凯恩斯对罗斯福的手给与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凯恩斯是一个颇有名头的手相师——“坚定而有力，但不聪明又缺乏技巧，相当短的弧形指甲跟商人手指上的指甲没什么两样。”
“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1932年10月10日，凯恩斯在学期的第一节课上对学生们说，讲课的标题将有所变化，从“纯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凯恩斯以此开始了他在本学期的八次授课，后来在《通论》中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基石在这些授课中渐次展开。
下转42版
上接41版
在1933年的新学期中，所有这些基石得到了更清晰的阐述。对剑桥的经济学学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很快，这种激动的情绪蔓延到了大洋彼岸，后来成为凯恩斯强有力批判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回忆说，与此前凄凉的画面 （奥地利学派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法）形成对比，关于凯恩斯对萧条和正确治理政策进行解析的新闻从剑桥传播开来，“这必然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它提供了一种对疾病极乐观的诊断。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更少痛苦和更加有效的预算赤字形式的治疗方法。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太容易被他吸引了。”
第二年，凯恩斯来到了美国，来实地检测凯恩斯疗法的实际效用。从5月15日上岸到6月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后离开，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凯恩斯作为“一个好奇的观察者而非指导者”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展开了会晤，为此，他把自己的演讲和纯礼仪性社交活动减至最少。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以至于他在写给莉迪亚的信中抱怨说：“我已经吃不消了，我必须离开，因为我现在已不能再吸收更多的信息和印象了。”
凯恩斯对友人说：“正是这里，而不是莫斯科，是世界经济的实验室。主持这个实验室的年轻人非常杰出，他们的能力、智力和学问都让我惊叹不已。”美国之行加速了凯恩斯的 《通论》之旅，1936年，《通论》问世。
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终于成为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通论》几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在那些最年轻和最睿智的人群中广为流传，他们把对此前奥地利学派的顶礼膜拜毫不犹豫地转赠给凯恩斯。加尔布雷斯如此描写那段时光，“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办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几乎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直至现在，连最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凯恩斯主义使它的主要对手——集权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步伐停滞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对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已经被甩到了身后。凯恩斯成了资本主义的救星。
来源：经济观察网
| 
发表于 2020-6-19 06: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