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强制计划生育为什么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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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女孩之声首发

 

强 制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年代的产物。那时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再加上闭关锁国，使得人类科技发展的大多数成果在中国得不到应用，一切就业岗位都是政 府安排的，甚至还“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所有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都被严重压抑，绝大多数人在温饱线上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高速增长确实意味着饿肚子 的人高速增加。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几乎一切问题都不能自由讨论，因此强制计划生育很容易被当作不得已的恶为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另 一个情况是，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高不了多少。这跟当时中国城市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较高有关，也可能 跟当时中国城市户均居住面积过小有关。因为生育意愿强烈而跟计划生育发生激烈冲突的，基本上都是远离传播媒介和国际视野的农民，而且是家族组织早已被彻底 破坏的一盘散沙的农民。

即便如此，强制“一胎化”在农村仍然遇到了普遍的非暴力抵抗和零星的暴力反抗，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对农村实行“一胎半制”。但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农村仍然普遍生二到三个孩子。

中 国农民维护自己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公民不合作”，反而被相当多的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落后”而加以嘲弄。今天，正是当年农民付出巨大代价 “超生”的孩子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给国家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收，使得退休的城里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干活的农民工。但是就连相对开明的城市知识分 子，也只是认为强制计划生育不适合低生育率时代，仍然认为三十年前的强制计划生育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中国年轻的八零后农民工有一半是不该出生的。这是城里 人的耻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这不但是恩将仇报，简直就是弱智！

中 国农村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是太上皇南巡讲话以后民工潮兴起的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育龄人口进入城市打工，随着城市户籍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村户籍人口的 不断减少，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重度老龄化威胁越来越近，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出生缺陷率也越来越高。但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意愿也意味着农民跟 强制计划生育的冲突在不断弱化。当强制计划生育严重危及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它所造成的直接人权灾难反而大大减少了。尽管强制计生造成的人权灾难空 前绝后，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损害，毫无疑问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人权灾难；但正在逐年减少的计生人权灾难，似乎远远不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征 地拆迁人权灾难醒目。谎言重复一万遍就被那些不长脑子的人当作了真理，“基本国策”的高压也使得报道和评论计生灾难存在更大的阻力。这使得从不同角度反对 计划生育的人难以形成合力。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强制计生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计生利益集团。他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顽固地阻碍着人口政策的调整，更不要说废除强制计划生育了。从国家计生委到乡镇计生办的正式公务员就超过40万，国家计生委说聘用的无编制人员还有10万出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全国接近3千个区县，每个区县以20个街道、乡镇计算，差不多有6万 个街道与乡镇。除了大中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哪个乡镇没有一支“计划生育执法队”？一支“计划生育执法队”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都是从邻近乡镇雇用的 地痞流氓，任务就是从农民那里收取“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收不着钱就打砸抢。乡镇吃公家饭的人，除了中小学教师就数计生人员多。粗略估计全国三分 之二的乡镇即4万个有“计划生育执法队”，每队平均15人，总共就有60万人，加上编内的40万，全国从计生行政系统拿工资的人高达100万。

计 生行政系统之外，每一个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都至少是一个人搞计划生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一个小学校，只有五、六百个职工，也有一个专职的人搞计 生，还有一个副院长监管计生。卫生系统还有不少人在吃计生饭，试问哪个医院没有计划生育科？全国的人口学家，又有几个没从国家或省市计生委拿钱做过所谓科 研课题？这些人加起来有多少，已经超过我的观察能力。

计 生利益集团所占有的利益现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各级财政拨款；二是“社会抚养费”分成——尽管“社会抚养费”名义上要上缴国库，但是计生系统肯定要以 征收费用的名义分成，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县计生委都参与分成，上缴的反而是一小部分；三是出售生育指标（“人票”）的收入——目前中国的不婚、不育和婚 前意外死亡平均高达育龄人口的20％，这样就节省下来大量“人票”，而“超生”人口有限，丝毫不用担心被“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因此这些富余出来的“人票”被计生办用来卖钱，有些地方的计生干部甚至反过来劝农民多生孩子。

中 国政府是不会重视计生人权灾难的，因为承受定期孕检、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直接苦难的主要是最没有话语权的农村妇女和她们腹中的胎儿，甚至缴纳所 谓“社会抚养费”的也主要是农民。但是时至今日，在梁中堂先生（他早已主张自由生育）影响下一大批有良知的中青年人口学家已经成长起来，放开二胎已经成了 人口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以何亚福、易富贤、王鑫海、杨子实为代表的草根人口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彻底扭转了互联网上有关计划生育的舆论。易富贤更是 通过大量赠送他的《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同时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何亚福和我本人则不失时机地对有关计划生育的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所有这些人的努力和新闻记者追求真相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经彻底打破了计生既得利益集团对人口问题的舆论垄断。自从2007年叶廷芳先生公开他率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废独提案以后，批评计划生育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越来越多，到2010年“两会”时要求调整计划生育的提案和建议已如雨后春笋。在今年4月我因为生二胎而下岗的风波中，我们夫妻得到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这样的局面下，很难说党国最高层没有意识到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害。

那 么党国最高层为什么仍然坚持强制“一胎化”的计划生育，为什么仍然允许计生系统绑架人口普查呢？我觉得他们有顾虑。现在放开计生管制解决的是二十年后的人 口短缺问题，而停止计划生育引起的索赔和上访是迫在眉睫的。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被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绝育的估计有几千万，受到“超生”罚款或被征 收“社会抚养费”的少说有一亿多。真要索赔，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赔得起，党国变成民主国家后同样赔不起，换成美国政府还是赔不起。因此我觉得民间反计力量 应该提出一个和解与限制赔偿方案，只对那些受到特别重大损害的公民予以赔偿（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引起严重后遗症、对计生暴力正当防卫而被处刑等）。本来这 应该是停止计生暴政以后的事。施暴还在继续的时候，倡议受害人原谅施暴者，是很滑稽的。但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除 了大量的上访，党国最高层可能还担心计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引起政权内部裂缝增加，抚养比往不利的方向变化暂时加剧对财政的压力（除了由奢入俭难，财政收 入增长减缓也影响统治能力）。这些影响政权稳定的因素显然要比弱智们假想的资源压力和就业压力对党国高层的影响更大。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越拖越严重，但 对于得过且过的“救火政府”而言，拖延似乎是更理性的选择。再加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或者受计划生育意识形态蒙蔽，或者因为自己生育意愿低下而不关心 人口问题，废除强制计划生育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