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谈犬儒化的中国批评者 记者： 李肃
华盛顿
2008年10月23日
中国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反对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然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批评者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六四后流行“渐进” 告别革命*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尤其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中国的批评者们看到：
王天成：“89年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流行。”
这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运动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
王天成：“80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像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1996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也就是著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89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
王天成进一步指出：“我特别怀念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了。”
*补天和变天 与己两无关*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也指出中国精英对改革的冷漠。
刘军宁：“在89年以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到89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和‘变天’和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观点类似体制内的反对派。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
崔卫平：“在一种比较严厉的体制的限制之下，本来对这个人来说，他是一个参与社会的行为，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却变成了一个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行为。甚至他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不再拥有一些生长性的空间。那么能够与他为伴的就是他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孤独感，很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脱离社会。”
*反对派当自强*
尽管崔卫平教授认为反对派人士脱离社会大众是官方压力造成的，但是她劝反对派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
崔卫平：“不能因为自己被边缘化了，被限制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天空当中，于是这些人说话的议题和眼光也就变得越来越窄。”
“仅仅是一些道德的英雄行为，它所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与其和指望呼唤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他们的道德角色，还不如认真去思考超越个人，甚至于超越个人道德的问题，比如说，到底目前中国社会民众的不满和要求是什么？到底人们的愿望和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到底如何在今天更加中肯地描述这个社会？而这样的描述如何做到让更多的人们口服心服，体现更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想象？”
“要能够更多地对社会说话，与社会对话，或者在社会面前喊话，而不仅仅是小圈子里面的少数人的语言。”
*问题和主义*
但是刘军宁指出，中国早就有过奉劝知识分子“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观点。
刘军宁：“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的话，就没有问题。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的判断才出来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理直气壮地保持沉默*
*改革无望 变天无力*
自称是“变天派”的刘军宁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
刘军宁：“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是最终呢，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但是，面对中国当今的局势，刘军宁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确的方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六四以后一直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中国批评者的看法：“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没有。”
发表于 2020-6-19 0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