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教会的挑战与前瞻

杨宁

二十世纪的种种冲击
　　
　　在十八、十九世纪，教会在各种困难与挑战中复兴、扩展。但复兴与扩展并没有把外在的困难与压力除去，反过来，整个欧洲的文化正在更急剧的转变：科技高度的发展、物质主义及世俗主义潮流的高涨，共产主义的蔓延，这一切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若回头一望，便发觉，假若没有十八、十九世纪的复兴与扩展，为教会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相信教会在面对二十世纪的急剧转变时，可能会经不起那些冲击与考验。
　　
　　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科技的发展真是惊人。起初只是一些简单的机械，随着便是原子能的发现与使用，以及太空科学的发展。更使人惊异的，便是对生物世界的瞭解与掌握，如今生物科学家在遗传工程方面已有相当的成就，对于掌握生命的奥秘又推进了一步。
　　
　　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征服了大自然，宇宙再没有任何的问题是科学不可以解答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再不需要神来解释宇宙的存在，也不需要神来维持宇宙的状态。人不单是万物之灵，也是宇宙的主宰。然而，很矛盾地，人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却因科技的发展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与考验。
　　
　　随着生物化学的发展，科学家便将一切的生物分析，归纳成一组一组的生物化学反应。人也不例外，人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感受、一切的决定，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反应的结果罢了。于是，人一切的道德感情，对真理的执著，对美善的向往，都不过是一些生化现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多余的了。同时，既然对真理的坚持也不过是幻象，那么人的行为再不受任何绝对的规律约束，于是西方传统的道德架构便开始崩溃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随科技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整个西方文化渐渐变成消费文化。为了使经济及生产更高的发展，高度效率的机械几乎完全支配了生产，而人便得配合、迁就机械的运作。同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讲求效率。因此，人的生活便变得越来越机械化。现代人似乎只有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其他人的特质都给压抑了，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便因此受到严重的亏损，属灵的感应能力变得非常微弱。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世俗化的现象，即是说，人除了感官所及的事与物之外，对于超越的事实--如神的存在、永恒的价值、永生等--完全失去了感应的能力。面对这世俗主义的狂潮，教会真有些束手无策的感觉。因此，在欧洲不少地方，信徒的人数不断锐减，信徒生命的活力也渐渐失落。当上一世纪宣教工作播下的种子在亚洲、非洲等地茁长、开花时，欧洲的教会却受到世俗主义严重的冲击。
　　
　　除了科技的发展，另一个挑战便是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蔓延。自从主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来，短短的几十年，共产政权统摄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共产主义是一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观和历史观，对很多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共产主义之中不少人文理想根本是来自基督教，当然也有一些是与基督教对人的瞭解及理想有所冲突的。这些理想成为很多革命者的生命动力，推动革命。然而，共产主义的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宗教的价值，因此，当共产主义蔓延时，基督教便受到很大的压力。
　　
　　二十世纪也是回教国家变得极度富强的时候。因着石油的发现，很多回教国家富裕起来；同时，当西方文化渐渐侵入回教国家时，回教国家便作出强烈的反应，更激烈、狂热地死守回教文化传统。这种回教的狂热加上石油带来的财富，便产生了回教的宣教运动。这运动在非洲、亚洲等地，也对基督教会造成相当大的挑战。
　　
　　同时，曾经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纷纷从殖民地的情况下独立建国，他们正不断地寻求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对于自己传统的文化更加重视，面对于外来的一切影响都非常敏感，甚至排拒。在这种情况下，宣教工作的发展便受到不少阻力。反过来，西方在过去五十年中，因着两次的大战，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反失去了信心，因面对亚洲、非洲的文化采取极度开放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反受东方的各种宗教及哲学所吸引。现时在美国及欧洲，东方宗教及各种异端邪说正不断蔓延，这对于教会也形成一种压力。
　　
　　在外患重重之际，教会内部也有不少困难，而其中最严重的，便是传统信仰所受的挑战。十九世纪兴起的圣经批判在二十世纪更加蓬勃，并且对于现代人瞭解圣经有极深的影响。不少圣经学者相信四福音只不过是将一些留存在初期教会的传说、忆述及宣讲的片段编集而成的，因此其中有多少史实是可靠的便很难说；所以，真实的历史耶稣是很难从福音中掌握得到的。旧约的书卷也是如此，往往一卷旧约书卷会被学者切割成一组组不同年代背景的产物。旧约的历史记述往往被怀疑。在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考验的时刻，纯正信仰的教会对于这些圣经批判却无力招架，并且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因此更给人一个落后、保守的印象，而很多大学及神学院的教席都落在新派神学家的手中。这对于教会非常不利，因为这些神学家训练出来的神学生将来便是教会的牧者及领袖。
　　
　　同时，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不断冲击基督教的思想，神学家面对这些思想的冲击不得不重新瞭解传统的信仰。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但偶一不慎，很容易让这些思想取代了教会信仰的实质。例如马克思主义在南美对神学思想影响极深，因而产生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固然不一定是错误，但问题是，当神学家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历史及社会状态，他们很容易失去了圣经的透视。不单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历史、社会的转变，革命是主要的动力。如此，神学家往往将圣经的信息解释成革命的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语言分析哲学对神学也有相当的影响，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神学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神学所讲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在人的经验以外，是不能摸、不能见的事物，例如三位一体的理论等。因着这种挑战，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纪中很多神学家便致力研究神学语言到底在二十世纪是否还有它的地位。一些神学家研究的结论是，传统的神学语言在二十世纪是完全无用的，就算是"神"这个字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开始谈到将"神"这个名词从字典中抽出来。而"神死了"的神学思潮便是这样开始的。
　　
　　二十世纪是神学思潮汹涌，也是相当纷乱的时代。一个思潮兴起，流行一时，不到十年便又衰落。这种情况，使信徒感到很迷惘，甚至怀疑神学家在玩一些思想游戏，因此神学教导在很多信徒的心中也失去了过往崇高的地位。
　　
　　面对这些挑战，教会如何回应？教会整体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又如何？这一点我们以下自有交代。

二十世纪教会的情况
　　
　　十九世纪是欧洲文明的发展高峰。西方人对自己满有自信，科技的发展急速得惊人，似乎宇宙间再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用科技解决的。不单是科技的成就，更令西方人自豪的便是民主、自由及高度道德生活的建立。有不少人甚至认为西方文化便是天国在地上的实现。抱着这样的自信，人对自己的罪性便忘得一干二净，而圣经对罪人的宣告他们更听不进去了。
　　
　　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整个西方文化都朝着一个消费文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更高的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每一环节的运作都要讲求效率。因此，不单人的生活变成机械化，以致可以与机械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客观、冷静。总括来说，现代人越来越世俗化，对属灵的感应能力越来越弱。
　　
　　在二十世纪，科技发展急速，经济的发展更惊人，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更明显地成为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以外，共产主义的扩展更是前所未有的，也构成了二十世纪很重要的特色。在人看来，这一切都使人焦虑。然而，当我们看向深一层来看，教会在考验中处处表现了她的活力。二十世纪虽然在各方面都急速发展，但很奇怪的，欧洲人的自我形象却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两次的大战将他们过往极高的自信都打碎了。他们突然惊觉自己黑暗的一面；也很深的体会到罪的真实。同时，科技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却带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例如污染便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西方现代人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地探索新的方向。
　　
　　教会面对这些压力，如何回应？在十九世纪，教会可谓处处失利。在神学思想方面，新派神学攻占了很多神学院的阵地，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的神学系。在科学与信仰的争论中，科学似乎永远占上风，例如生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的主教在一次公开的学术辩论中，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论，结果牛津的主教惨败。进化论便毫无疑问的为人所接纳，并以此否定创造论。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形势却有所转变，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A.D.)首先举起反新派神学的旗帜，再次肯定圣经的启示及神的主动性，他强调，要瞭解神，我们必须放下我们为自己建立的宇宙人生观，放下我们的假设，安静地去聆听神的话。巴特在欧洲的影响至为深远。在他的领导下，一群忠于传统信仰的神学家开始在各神学院发挥他们的作用，收回部分已失的阵地。同时，在主后一九三Ｏ年开始，特别在美国，福音派渐渐兴起。过往，忠于传统信徒的神学家或信仰在外面的各种压力下，退缩在自己小小的圈子内，称自己为基要派，将神学院、大学的阵地放弃掉，任由新派神学人士占据。但从三Ｏ年代开始，一些有见识有才学的基要信仰的人觉得要在知识界内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并且要重新收复在大学及神学院失去的阵地。于是，福音派的神学院便一间接一间的开办，并且在学术水平上，直追大学内的神学系，而新一代的福音信仰的神学家便在四Ｏ年代出现，为福音信仰神学建立稳固的基础。
　　
　　同时科学与信仰的争论在二十世纪早已平息。很多科学家开始瞭解到宇宙的奥秘，而机械宇宙观实在是将复杂的宇宙过于简化，只有那些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才敢用科学去否定信仰。
　　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渐渐看到现代文明的各种问题，也在两次的大战中体会自己罪孽深重。一种精神的空虚弥漫在西方文化之内，心灵的干渴已到了极点。这时候，正是福音向人说话的时候。因此，在二十世纪，欧洲及美国的福音运动也有不少成果。
　　
　　然而，二十世纪也是宣教运动退潮的时候。欧洲以外的地方，民族主义兴起，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各民族都寻求确立自己的身份，因而对于宣教士有很大的抗拒。同时，各地区的教会也寻求自立。一时间，宣教士失去了过往扮演的角色，以至有很大的失落感。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到了二十世纪便渐渐失去了过去的活力。然而，这却刺激了地区教会的自立性及自主性，地区信徒的恩赐与活力便更深得发挥，这一种祝福是很多人所料不到的。各地区的教会，不单著意训练自己的领袖，更著意建立自己的神学，将神的启示更具体地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内表达出来。所谓本色神学或本土神学便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象。
　　
　　二十世纪的另一现象，就是合一运动的出现。合一运动其实源于十九世纪宣教合作的经历。为了使宣教工作更有效，不同宗派的教会便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宣教工作上彼此配搭、扶助。这种合作便渐渐演变成一种信仰合一的探讨。最初，这种信仰合一的探讨只限于基督教以内的各宗派，但渐渐，天主教、东正教也加入这种探讨中。于是在四Ｏ年代，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WCC）便渐渐成形；到了六十年代更成为一庞大的机构。然而，普世教会协会成立后，注意力便开始转移，以往信仰合一的探讨渐渐给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关怀所取代，而宣教的定义也变得很含糊。最令人失望的，便是不少普世教会协会的神学家对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及唯一性，感到怀疑。各宗教殊途同归的观念一度非常盛行，于是，本来是教会内部合一的探讨变成宗教大同的探讨。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普世教会协会在各方面都有所转向，对福音使命也重新肯定，这是可喜的现象。
　　
　　在表面上，在十九及二十世纪，教会节节失利。但实际上，教会却稳步向前。我们不妨看一看数字，在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全球的人数占全人类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一。到了二十世界七十年代，经过共产主义兴起，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也经过了各种的冲击，信徒却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在对比下，比十九世纪末只少了百分之二；而我们要记得，在这数十年间，世界的人口增长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比例减少，而人数却是增加的。
　　
　　在过往的教会历史中，教会经历了四方八面的攻击，也经历内部的失败，但神在各种历史的变动中，依然是教会的主，看顾着教会的发展。往前看，教会面对的挑战是宣教的挑战。而亚洲便是最大的宣教工场。在亚洲，超过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是未认识基督的。教会必须重新建立传福音的热忱，宣教运动必须再度兴起，要不然，教会的增长便永远赶不上亚洲人口的膨胀。为此，我们必须努力，也求神加增我们的能力，好叫我们在这二十世纪的末期，敢于向神求大事，为神作大事，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迎接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