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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仁昌
基督徒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清楚圣经教导的议题，
也抱持着如同基要福音般的毫不妥协态度。
圣经虽是我们权威的基础，
却也是我们权威的限度。
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权威的；
但圣经却不谈论一切。
对于那些不是清楚启示或上帝旨意的事物，
谁胆敢宣称自己有认知的权威？
如果上帝都「没说话」，
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说大话」。
圣经中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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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政治观？」，对于关心政治的基督徒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却也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当我们愈是讨论所谓的「圣经中的政治观」时，往往会愈讨论愈是心虚。因为，虽是翻遍了圣经，似乎也建构不出一套「圣经中的政治观」来。这是我们的不才与欠学呢？或是有其它的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很严肃的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圣经中有没有一种所谓的「政治观」？如果我们说没有，恐怕很多基督徒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不过，如果「观」这个字指的是有系统的、整体的看法，那么，实在是没有所谓的「圣经中的政治观」。
圣经是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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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许多教会人士经常说道，「圣经是一切的答案」。然而，圣经却不谈论一切。譬如，圣经不谈论环保与核能的问题，圣经也不谈论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不只是这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就算是原则性的问题，譬如，圣经是主张开明专制抑大众民主呢？资本经济抑社会主义呢？顺服政权抑革命反抗呢？即使在专业的圣经学者中也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必需承认，圣经到底是一本以灵魂救赎为主旨的著作。而不是一本专门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是科学等的教科书。
对于灵魂的救赎，圣经的教导是完整的，一句话都不能减少，也一句话都不能增加。然而，对于政治，或是其它诸如经济、科学、环保、女权等的领域，圣经却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而这些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并不足以构成一套完整而有系统的「圣经中的政治观」。
双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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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个基本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带来了双重的困扰。一方面，因为圣经对它们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导致许多基督徒自然的忽略了它们，甚至发展出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反动态度。这不正是台湾福音派与灵恩派中的普遍现象吗？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圣经对它们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以至于基督徒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反而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立场纷纭、莫衷一是了。譬如说，一个基督徒可以根据圣经中的罪观神学以及创造论，来提倡民主人权﹑反抗专制。但同时另一基督徒却也可以搬出保罗，宣称「君权神授」，不容抗拒与侵犯。再譬如，如果按照卡尔文教派的看法，财富是上帝给勤劳者的奖赏，因而私有财产制度、甚至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可以支持及肯定的了。然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却也可以根据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历史而来主张共产主义。
（的确需要谨慎的对待各种“主义”的思潮）
近代西教士的战争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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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诸近代中国的教会史，正为这种情形作了最佳的批注。譬如，在晚清时期的许多西教士眼中，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战争，就被诠释为上帝的伟大福音计划的一部份。因为他们眼见中国社会的各种民间信仰、以及对基督教的顽强排斥，很自然的就将中国当作是撒旦的首要堡垒与「敌基督」的最大国度。而列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是上帝用来打击魔鬼的刀剑了。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说道：
“我们不怀疑那位说祂带刀剑来到地上的已经来了，我们不怀疑上帝众仇敌的迅速瓦解以及祂自己国度的建立。祂要搅动、再搅动（中国），直到祂树立起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ProductID="和平之" w:st="on">和平之ersonName>君。”
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时，卫三畏继续指出，英国的攻击「大为强化了一个盼望，即上帝正预备在中国人当中有力地作工。」他相信此一斗争将为传教士们「松开土壤」，以便「撒种」。西教士萧克（Henristta Shuck），甚至将英国的海军「当作是上主直接的工具，用以清除阻碍圣神真理前进的垃圾。」另一位极力督促列强干预中国（包括占领台湾）的美国传教士领袖伯驾（Peter Parker），在鸦片战争后也曾说道，
“回顾事情目前的状况，我勉强自己不将它只视为一件鸦片或英国的事务；而是上主伟大的计划，祂使人的邪恶来促成祂对中国的慈爱目的，打破她孤高排拒的城墙。”
固然战争带给中国的是悲惨的灾害，但是，借用卡尔文的话来说，或许正是「上帝对世人的忿怒所施的审判」。这个审判当然是痛楚的，但与永生之乐比较起来，它却是短暂而必要的。因此，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道，「战争是对中国伟大祝福的一个泉源。它是可畏的惩罚，但中国需要它，而且将会因它而更好。」以此而言，这些西教士相信，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能不说是上帝的一项祝福与礼物。而且，这项祝福与礼物是双重的，中西方都同蒙其惠。西方人终于可以偿还所欠中国人的「福音的债」，这个「福音的债」是上帝给「白种人的负担」。而中国人呢？则是得到上帝的福音，脱离悖逆的生活。
（逻辑上固然不错，但于情感处见骄傲）
无产阶级革命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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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五四以后到北伐统一的期间，中国的许多教会领袖竟都将耶稣诠释为一个「革命家」，为了是因应当时的国家主义浪潮。而其中最有趣的是将耶稣描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说耶稣也「受统治阶级奴役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经济的掠夺。」「他的家庭完全是贫困的小工人的家庭」，「他没有财产，无从收房租得利息，他没有富亲，无从享受每年额定的收入。」「只有贫穷的人配做耶稣的门徒，只有贫穷的人敢和耶稣同受冻馁，同暴风尘。」而一位林汉达还作了一首诗来描绘耶稣的无产阶级特性。诗中说道，
无产阶级的耶稣哟，
你为何生在马槽里？
一睁眼，就是破的窗，败的壁，
风雨怎庇？大雪何处避？
驴马的生活你先尝，
奴隶的痛苦你留意。
狐狸有洞，飞鸟有巢，
你竟无枕首之地。
你为何受冻受饿，将名利丢弃？
临死衣服被人剥夺，
安葬的还是别人的坟地！
……
你竖起十字架奋臂，
将特权阶级打倒，
揩尽贫民的眼泪！
他们甚至还引用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到民间去」的主张，来批评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西方传教士所作的社会服务。在他们看来，福音并不能只偏重精神生活，而不注重农工的现实问题。否则，就不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而只是演了一幕戏。王治心因而说道，「『到民间去』是以改造群众生活为前提，要改造群众的生活，必须亲身加入到无产阶级的群众之中，与他们共同生活。」
信仰与教会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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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这一段教会史实在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忍不住要问，到底「耶稣是谁？」很显然的，这些对耶稣世俗角色的解释，并不能说是圣经的必然推演与逻辑，而多是周遭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信徒自己的偏好。政治神学因而面临了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是该如何超越它所难以避免的诠释危机，以展现基督信仰与教会的主体性呢？
基督教与世俗思想，几乎可以说有一个永远的区别，那就是在考察世界时彼此不同的历史向度。基督教相信，支配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历史或自然的内在因素，更包括了历史与自然以外的超越因素。而人的意义也并不只是存在于与家庭、社会或国家的关系中，更存在于一层与永恒与上帝的关系之中。因此，无论是现世的建构、或是对现世的批判，基督教相信，都不能从现世历史与自然中找到最终的合理根据；相反地，它们必需改以「超越的向度」（transcendental dimension）。否则，一切的建构与批判就将只是「瞎子领瞎子」的悲剧。
而这种「超越的向度」，正就是信仰与教会在「文化使命」上展现其主体性的真正基础了。基督徒的参与政治因而并不是在既有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中选一个来认同；更不是要为既有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提供宗教或神学基础。但如果我们分析台湾国、台语教会两大阵营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却会发现双方几乎都是先有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而后再据以来寻找圣经基础的。这样的「政治神学」无可避免的经常只是反映了各自周遭的意识形态﹑以及信徒或教会自己的预设立场。它们当然缺乏基督信仰在凡俗世界的超越性，而教会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失去了主体性。
就以国语系统的教会圈来说。台湾从五○年代以来的白色恐怖、万年国会﹑党禁﹑报禁﹑早住民、雏妓、劳工等等的问题，国语系统的教会圈就几乎从来没有一句正义之言；不只没有，还跟着歌功颂德。更悲哀的是，还在国民党的主导下去打击政治立场不同的长老会弟兄。而属于台语系统的长老会又如何呢？他们固然在台湾历史上扮演着令人敬佩的抗议角色。然而，笔者却经常在怀疑，他们在基督徒的政治伦理上到底带给了党外势力多少正面的影响？相对于民进党的理念与具体行为，他们又展现了多少基督信仰的超越性与教会的主体性呢？
赵紫宸对教会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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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二○年代教会参与政治的热潮中，赵紫宸就曾经特别提醒教会不可以做「政府的留声机器」，失却了「审判是非，鼓励正谊，反抗罪恶」的主体性，沦为「政党或政府的走狗」。他还说道，
“教会绝对的不应当加入任何政党，绝对的不应当跟着呼叫「革命」的人嚷「革命」，跟着高唱「三民主义」的人说耶稣也讲「三民主义」，跟着谈党化教育的人乱闹党化教育。教会是超乎政党的机关，……政府不良，有罪恶；她就要责备，不当原谅。政府为善，有良政治，她就当称许激励，求上帝佑护。国家与他国开衅的时候，她只能求上帝饶恕交战国的罪恶，……若教会处于武力之下，伏于刀俎之上，她虽不能发言持论，她还当守持正谊，明示原则，而流泪祈祷。”
赵紫宸的这番话实在是鞭辟入里、令人为之动容的。但这种坚持教会主体性的立场经常反而不讨好。在当时就有不少基督教领袖，积极的期望基督教投身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譬如刘廷芳就有一个模拟。他说道：
“（ersonName ProductID="孙中山" w:st="on">孙中山先生）自觉被上帝召唤此正与摩西少年在何烈山顶牧羊时从荆棘中闻声应召相同。他创立民国，使四万万同胞脱离满清专制的权威，正如摩西引导同胞出埃及。他为革命劳碌四十年，又与摩西旷野中引导希伯来人四十年的时期相等。摩西领民出埃及，而未能亲入迦南，中山先生今日革命的工作只成第一步，而要建设真正民国的志愿，还未达到。摩西登尼颇山头，遥望迦南而死。中山先生撒手归去，我中华国民流乳与蜜之迦南，还远在前途。尼颇山头的遗嘱，与中山先生劝国民努力的遗嘱，实后先相映。同信一主的信徒，读先生遗嘱，当撩干眼泪，努力进迦南呵！”
在这段引文中，刘廷芳几乎将孙中山先生模拟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他还另外作了一首挽联，来论定这一位二十世纪的中国摩西。「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今日尼颇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很明显地，刘廷芳这里所谓的当「努力进迦南」，指的就是要信徒努力实践国民革命。事实上，透过孙中山先生与摩西的模拟，国民革命已经不再是世俗的政客革命，相反地，成为一种由上帝启动、且代表上帝正义的圣战了。从此一诠释取向来看，中国这种政教「合一」的发展实为惊人。一方面，它反映出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庞大势力，以及宗教界对其国民革命主张的深刻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一些热情的国民党员很努力地企图加以吸纳与整合。
（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应审慎对待，此“国父”与华盛顿境界是否一致？）
诠释范畴内的绝对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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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督信仰的超越性与教会的主体性之外，政治神学基于诠释的危机而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彼此学习在政治立场上的宽容，并且在承认差异与多元的前提下互相对话﹑凝聚共识。（美国国父们的共和精神乃是宗教宽容精神的自然演绎，孙中山在这点上可能不够忍耐，动不动就动刀枪）事实上，我们从上述对耶稣世俗角色的冲突看法中就可以深刻体认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的说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上帝的真理。同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对于台湾未来的蓝图是圣经的教导。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是如此、韩国的民众神学是如此、台湾长老会的乡土、自决或是出头天的神学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保守或激进、反动或革命，都经常可以根据自身的立场或偏好，来诠释基督教对于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等的主张。
对于一个鄙弃圣俗二元论及肯定现世的基督教徒来说，信仰是具有穿透力的，它提供的是一种全人以至于全世界、终极以至于现实的关怀。它应该要由个人的层次逐步向外穿透，扩及家庭、社团以及国家的层次。但我们必需指出的是，愈是属于内层领域的问题，圣经的直接教导就愈丰富或清楚；相反地，愈是属于外层领域的问题，圣经的直接教导就愈稀少或模糊。换个角度来说，愈是属于内层领域的问题，圣经的主导性与权威性就愈易于突显，而个人的诠释范围、思考的自由空间、以及在应用与实践上的弹性就相对缩小了。譬如「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反之，愈是属于外层领域的问题，圣经的主导性与权威性就愈难于表现，而个人的诠释范围、思考的自由空间、以及在应用与实践上的弹性也就相对地增大了（请参如下的示意图）。
无论如何，圣经到底是一本以灵魂救赎为主旨的著作。对于此一主旨以外的问题，争论什么是圣经的原始教义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已经从「客观意义」的层面走到了诠释学所谓的「主观意义」层面了。它们必得依赖一种所谓的「第二度创造」。
事实上，并不只是政治立场，在其它的文化问题上，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清楚圣经启示的议题，也抱持着如同基要福音那样的一种毫不妥协的绝对主义。基督徒往往太习惯地以权威性的态度告白自己的一切立场。然而却忽略了：圣经虽是我们权威的基础，却也是我们权威的限度。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权威的；但圣经却不谈论一切。而对于那些不是清楚启示或上帝旨意的事物，谁胆敢宣称自己有认知的权威？如果上帝都「没说话」，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说大话。相反的，对于这一类的课题，基督徒当学习的是持以「七分的肯定，三分的宽容。」
（在个人得救上，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圣经的指示，我们毫无疑问拥有真理，但在其他方面，务必加倍谦卑，努力学习。换言之，我们独处时，有信心喜乐，有理由平安，一旦与人相交，必得“看他人比自己强”。）
基督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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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政治问题往往不是在明显的「好」与「坏」、或「对」与「错」中作抉择。譬如是要统或独、修宪抑制宪的问题，无论人选择了那一边，都不能说违背圣经或是不道德。因此，许多社会冲突与政治议题，并不见得存在有一种所谓的「基督徒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彼此学习在政治立场上的宽容，并且在承认差异与多元的前提下互相对话﹑凝聚共识。更甭说因为彼此政治立场的差异，而拒绝在一起领圣餐﹑或根本怀疑对方有否重生了。台湾教会的上一代就在这一点上跌倒了。我们容让政治立场的差异来撕裂基督合一的身体。笔者在此衷心地期望，台湾教会的上一代政治恩怨能够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对于台湾的政治问题，让我们共认彼此所拥有的立场，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圣经中的政治观」或「基督徒的答案」，而都只是一些应该彼此尊重、有商量余地、甚至可以折衷妥协的「个人意见」。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
（转载自“信望爱”网站http://www.fhl.net/main/thought/thought1055292.html）心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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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8 19: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