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倒台已近百年,今天来看晚清的一段历史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并且进而引出了几点思考。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下去,天下似乎又一时太平,出于对时局的隐忧,湘军主帅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有过一段对清廷前途的私谈。赵的后人生活潦倒,约在上世纪30年代把赵的日记资料出售,从而流传出了以下这段很有意义的对话。从中可见赵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幕僚,而曾也是一个相当豁达的主帅。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是很有远见的预测,曾国藩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事实上两人达到了共识,只不过曾出于自己的地位,无法挑明而已。可叹的是,面对神州陆沉,无论曾赵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这样史无前例的险恶形势、这样顽固腐朽的朝廷、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民,还有同样局限的试图明哲保身的他们自己。 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赵所预见的还要复杂得多,险恶得多,而且可以说这个又复杂又险恶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如何有效面对外部西方列强和如何彻底进行内部改革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晚清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国内的,首先是国际的,西方列强当时已经打遍了天下无敌手,殖民了一切可以殖民的地方,而清廷还在雾里云里,甚至还处在天朝大国的白日梦里。甚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1850年太平天国金田举事之后,在1858年英法联军为进京换约陷大沽炮台之后,咸丰皇帝还在对外国公使觐见磕头不磕头大为不悦,后来他见到美国总统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不言而喻,真正的夜郎不是别人,正是咸丰和他所代表的清廷。当时,甚至当清廷收到驻藏大臣的报告时,还搞不清印度方面的英酋同香港方面的英酋是否一国之人。于是就有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及其战败,就有了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以及辛丑条约,以及随后1911年的清朝的结束。 如果慈禧太后早点搞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可以搞定西方列强的话,那就不至于在同西方的关系上不断闹僵,从而清廷还可以在专注镇压内部反对派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因而赵的预言也会落空。当然这个维持在没有深度改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西方列强在打遍全世界的时候,可以直接殖民的地方就直接殖民,不适当直接殖民的地方就通过代理间接利用,而中国廉价而驯服的膨大劳动力,当时就是西方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而垂涎三尺的东东。如果清廷当初就果断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的话,中国岂非早就成了世界的廉价的加工厂?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产品销售和原料利用(包括廉价劳动力)一直是西方列强在华的重要目的。 其实晚清同西方的巨大差距远超出了许多先行者的思想,包括孙中山。中外的差距,不仅仅在器物武器方面,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更加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就是说,西方的领先是全方位的领先,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虚心学习西方,不可能缩短差距,更不可能迎头赶上。看西方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单看器物,因为器物层出不穷,花样百变,而要看过程。西方走到19世纪全球殖民化的时候,已经走过了约5百年,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诸如达芬奇式的人物,到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马丁• 路德式的人物,到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伏尔泰式的人物:类似的重要人物在英、德、法等国数以百计。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政治、宗教、社会、科技等重大的改革,并且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和全球殖民化等。第二不能把西方国家割裂开来看,英、法、德、美等,乃至包括俄国,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甚至有争斗,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国家是属于一个板块的,在思想文化上都是基督教,同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过全球殖民的过程。因此,晚清这个落后国家试图实行所谓的“以夷制夷”不啻梦想,因为只有具有实力的“先进”国家才能对落后国家实现“分而治之,以夷治夷”,而不可能相反。 至今为止,日本是西方以外唯一通过全面学习西方独立地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可以说日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接近,但仍然没有实现原创性的质的超越,仍旧是西方文明的学生,哪怕是最好的学生,而且日本是一个国家,而西方是一个板块。福泽谕吉对西方文明具有压倒优势当时就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所以阻之无益,甚至简直就是螳臂当车。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旗舰队来向日本扣关的时候,普通的日本人都能看出美国舰队的吨位和炮火的强大,不是日本的小战船可以匹敌的。而福泽谕吉在写《脱亚论》(1885年)的 时候,离开黑旗舰队事件又过了30 多年,并且他已经在1860年随批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使团亲自去过美国,目睹了西方文明的总体强大。尽管福泽谕吉也认为“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但 “当此时也, 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其结论只能是“断然废旧制,立新政, 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缩短同西方的巨大差距,首先是因为实现了全方位的总体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1868年)给人们的启示。 反观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至少像明治维新式的全方位的大刀阔斧式的总体改革,因此所谓的开放,也就变成了外国的代理。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开放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一大败笔,最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中日两国10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和强烈反差,不仅仅是由对西方文明认知和接受上的不同所造就的。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并且一开始就有同西洋诸国并驾齐驱、逐鹿世界的雄心,那是以当买办为荣、以家为重、以家族为重、以“肉食者为重”、以一党之私为重,而视民众为垫脚石和牺牲品的本朝所谓改革开放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回顾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而产生的的几点进一步思考如下: 1. 在西方兴起以后,西方文明确实是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完成了政治、社会、科技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以军事扩张和国际贸易为手段,迅速地走向了全球化的殖民主义的道路。从殖民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同昨日的全球化不是割断的,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图和面貌改变了整个世界和人类,单独的一国或本国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这不会以个人和单个民族的好恶为转移。一方面,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另方面,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强度也更上层楼,因此新的矛盾也层出不穷,而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甚一日。 2.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摆平了西方内部的关系,西方国家从工业化的时代走向了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又更深入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这个领先的地位不可动摇。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几乎全世界的战略要地和重要资源,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且是几乎所有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3. 在上述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基本实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直接殖民开发了可以占领的地方,间接利用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的石油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在一百几十年以前还同西方几乎毫无关系的东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东亚新秩序中,日本是受到控制的,韩国和台湾是得到扶植的,大陆作为世界工业链中最低的一环是被利用也是被遏制的。因此,一厢情愿地想通过做世界的廉价加工厂进而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逐步爬到工业世界的顶点,那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需要澄清,西方确实有他们的普世价值,而且那也是一种好的值得提倡的价值,但西方对此内外有别,那种价值主要面对他们的国内,而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国家利益。 4. 如同今天的西方是历史的西方的延续,今天的中国也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面对千古未有之奇变,中国仍然以不变应万变,历史的惰性在中国的顽固超出想象。尽管有时候中国的变化披上了激进或爱国的大旗,这一切还停留在表面上,高楼大厦和GDP并没有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万变不离其宗,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夫妻老婆店,肥水不流外人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有枪就有权,强权即真理,外事无小事,内事无大事。再上推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几乎殖民化了全世界,并且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即使面临亡国灭种,而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满清还是无法一致起来,清妖同发逆的内斗、 后党同帝党的内斗、保皇党同革命党的内斗,内部还是要斗到死。到了民国以后,嘴巴上大家都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每一种势力都要找外国老板,英美也好、苏俄也好、日本也好。 5. 现在西方对这个世界秩序总的来说很满意,东亚的秩序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且西方从这个秩序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任何人或者国家只要不企图改变,不以武力来挑战这个以西方为主导和主动的世界秩序,你说奇迹也好,你要和平也好,你吹崛起也好,甚至和平再加上崛起再加上奇迹也好,他们都无所谓,甚至还会来点儿捧场。毕竟,廉价的是你的劳动力,污染的是你的环境(但过度污染到大气层不行),每年死5000多的是你的煤矿工人,如此等等,在以上这些问题上,西方也采取另一种形式的“打酱油”,关我屁事。 6. 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的一个只不过改朝换代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和尴尬。在同世界隔离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一套还可以维持两三百年,因为一方面固然有君臣父子那一套,另方面也有礼义廉耻那一套,现在变成了跛子和独手。而且廉价加工厂所积累的外汇又无法成为启动内需的资源和真正发展自己的工业及科技的手段。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又怎么可能产生所谓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呢?先进的科技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第一流的教育呢?而脱离自由思想的教育又会是第几流的教育呢? 总而言之,“盛世”危言,从晚清到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本质上仍然没有缩小,而且在目前的格局和态势下也无望得到缩小。对于权贵集团,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婊子也好、牌坊也好,和谐也好、斗争也好,只要有利万世一系都好。然而和谐是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在既没有精神支柱又没有物质保障的情况下,空谈和谐,很可能而且往往必然沦为笑柄。 简单地预测一下今后几十年的历史大走向:第一,中国作为世界的廉价加工厂在国际原材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难以为继,而且,作为世界的血汗加工厂也必然导致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虽然本朝利益集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但那点好处在西方的眼里不值一顾,西方掌握的是大历史和世界格局,何况贪官偷到的那些资产归根结底又伴随他们的子女通过留学移民转移到了西方,肉仍旧烂在西方的锅里。权贵的世袭,官僚的特权,平民的无奈和民工的被奴役将无限延续,不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第二,西方在大量积累和优势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本朝内部矛盾的加剧,控制力的下降,西方还会不断深入进来。一方面,执政之要是不得罪洋人,友邦惊诧是头等大事;另方面,一切潜在的势力也会重复民国的历史,寻求外国的支持。挟洋自重,本朝开过这个头。第三,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今后也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关系,没有孤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所谓现代化,这包括政治和科技等等,在保留自己好的传统的基础上,中国要全方位彻底向西方学习,但这个学习并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附庸和永远的廉价加工厂。这个学习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也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理性对待残酷的现实。 对于历史的大走向,对中国而言正不容乐观,但愿不要再出现豪杰扼腕,贤士寒心,“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哪怕大观园再花团锦簇,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些事情不单当时的曾赵无可奈何,就连当今之人也毫无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法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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