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方:言论控制已经松动，政治改革必须启动

杨宁

中国言论控制已经松动，政治改革必须启动
 
转贴自:新法家网站
 
编者按：作为一位长期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人和实业家，加州《论坛报》社长，美国"江南事件委员会"主要成员阮大方先生的这篇文章(节录)为海内外华人探索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方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阮先生在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从言论的开放到选举制度都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值得所有关怀中国前途以及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人士关注。
 
  
 

　                                                 文╱阮大方

 

    自2004年夏、秋之交后，我虽然在台北长住，却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大陆，这是自我于1989年之后，没有足履斯土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这次到大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台湾慈济功德会去四川灾区服务，我于6月20日先到北京、6月28日再取道成都，转往广汉到中灾区洛川作义工。7月2日出上海做十天的勾留。7月13日经香港回台北。这一天，是我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日期，事实上，我是在农历七月十三日出生，时维1940年，也就是民国29年，抗战方殷之际。

 

       69岁的望七之年，我在旅途中过了一个不是真正生日的生日，闭目沉思，独坐暝想，想到这次大陆行的所见所闻，有所感受，觉得大陆已经开始了更深沉的质变，这是自zhonggong实施「为社会主义补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活动之后，不可避免、迟早会发生的事，自1982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方式，给中国带来的第一波变化是：功利主义的猖獗，它为原来均贫的中国大陆社会成就了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要求，也形成了大陆社会追财逐富的风气与动力！20多年来，即使以人口13亿的总额来说，中国国内富起来的人，也已为数不少。物质水平的程度，早已脱离以前贫穷国家的行列，中产阶级、小康家庭，已经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在衣食足之后，人们当然要进一步追求社会的公平性、公义性，这是我在2004年最后一次到大陆，还没有机会感觉的「精神文明初阶段」！而这次大陆行，所到之处，不过三地，却处处见闻，均有此感觉，我很深切的感觉到两件对中国人今后有重大关连的事：一是zhonggong对言论控制的力道松动了；二是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力量加大了！二者都是因中国为举办北京奥运，全国总动员而引起的边际效应，这是中国在迈向国际化所必然要接受的事实，尤其是言论自由逐步开放势不可挡，它是似水民意的渠道，统治阶层如能善体民意，善加引导，言论自由就会如水道江河之中翻滚汹涌的浪潮，但不会造成水灾。如果当局者执意控制，建坝筑堤处处打压、拦阻，积压的民意力量，最后必定会在某一个定点上冲突坝提，溢漫成灾。有几件事，我在这次大陆行中听闻的民间意见足可代表：

 

    一、四川灾区，民居倒塌近五百万户，政府在重建规划中把重点放在各类公共建筑上，对倒塌的民房，每户祇补助人民币16000元，不及所需的半数，不周延的账灾与重建规划，迫使山区灾民长期住在棚屋中，如果因为冬季酷寒而雪上加霜，甚至冻死，谁负责？

 

    二、上海杨姓市民杀公安事件同情凶嫌的舆论、指责公安的说法，成了不相称的对比，甚至官方的媒体，也无力为公安辩论，因为信者甚少！

 

    三、贵州火烧衙门案，情况与上海雷同。

 

    这些是我在大陆这段时间，看到、听到的「民意」。这在以前严格控制舆论的中共辖下，根本不可能听闻到的「反革命」说法。这一趋向，对我这个坚持言论自由、死不悔改的媒体人来说深感鼓舞，我认为，zhonggong对言论自由不必害怕，看看台湾经验，台湾开放媒体之后，言论自由百花齐放，最大的得益者，是社会黑暗面被曝光，人民对不公、不义的各种事件，有了宣泄的管道，不需要把不满积压在心、不需委曲求全！政府也可以在自由的言论中，发掘可以提供施政参考的意见，事先拟订因应政策，相对增加了社会稳定的力量，回顾2008年三月的总统大选，可说是风平浪静，许多论述均指出「阿扁」现象使马英九得利，但我认为选民之对「阿扁现象」认识深刻，就是言论自由的贡献，电视的「扣应」政论节目、平面媒体的舆论文章，对拥扁、反扁都有充分而激烈的争论，使选民有充分的了解，做自行的判断选择，这是一例。再看二年前，施明德号召反贪，集结「红衫军」，号称百万之众，在街头示威了一个多月，和平收场，究其原因，就是人民对积压的不满与愤怒，有了宣泄的管道，在情绪获得了消气的出口，就不会走上「余及汝皆亡」这种激烈的末路！也就是说，如果上海的杨姓市民与贵州的当事人家属，在受到基层公安的不当对待之后，可以透过言论管道向社会及其上级诉说不公，就不至于想到去「拚命」！

 

    zhonggong中央领导中国走向国际；称强世界的大政略是活在当下每一个华人共同认知而拥护的，这个走向不变，就必须在各方面同步迈进，经济建设的强势，少了民主社会其各项互动的精神支持，就如沙漠中建大厦，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为一片钢板，就必须建立深厚的互知互信，zhonggong的强硬保守派，不明此理，不断的用公权力来打压言论自由，如管制媒体的设立、如切断网络的通信，都是在为人民争取讨论自由的洪流上筑堤建坝，为什么不反向思考，开渠导引呢？譬如让中央电视台开一个「扣应」节目，设立议题，倾听民意？又如在「人民日报」开辟「舆论板」接受民间投稿表达意见，都是导引的方法。我记得早年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刊出投书「小市民的心声」一稿，引起广泛的讨论，对国民党当时稳定政权，起了良性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帮助！可见反映民意的言论，绝非只是片面淹没政府的洪水，当局如能用大禹治水的方法，何尝不能成为平息民怨、宣泄民愤赏心悦目的细流呢？

 

    中国在陆续取得2008北京奥运以及2110上海世博的主办权后，又主导筹备创设「东协加三」的「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协约」（FTAPA），在21世纪初，就加速国际化、现代化的脚步，国际化的积极展开，当然会使中国现代化加速，而现代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政治改革，迄未启动，这是中国改革难度最高的项目，却不得不做的大事，对国家的影响最大。

 

    所以，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领导亚洲与欧美鼎立，就必须实行政治改革，遂行民主法治，民主政治的落实，以中国的现状当然必须逐步启动、步步小心，也当然不必全盘照搬西式民主！我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服膺者，也曾参与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工作，但自李登辉执政之后，黑金横行于台湾政坛，造成社会不公的现象，大过于将经国的威权统治时代，20年来，我一直在为此感到困扰，所以在许多人挞伐zhonggong威权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声浪中，我始终不愿再冒然的呼吁把西方民主政治全盘搬到大陆，因为大陆太大了、教育太不普及了、人民太穷了，更且有许许多多与两方不合的中国传统，所以我自89年之后，就只是思考，民主在中国，应该怎么做？因为我在1994年到2002年，曾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也曾亲受zhonggong地方官员党干的无理压迫与掠夺，投诉无门，所以自2002年迄今，我不时的思考这个问题，有了模糊的一个轮廓，虽然尚未完备，但已有型，本计划慢慢补充，但这次到大陆，我感到在北京奥运之后，中国必须面对政治改革启动的压力，因此不端简陋，把我的想法，略加说明，或者可以提供关心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者参考：

 

    我认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建立主要基础建在普及的教育上，人人自幼就学到民主、自由、公平的待他人，成为生活与生存的意义！而中国乃至亚洲各国都缺乏这个基础。

 

    其次，西方人重宗教、种族及利益关系，而中国人却更重视宗族、义理、友谊关系，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中隐恶扬善与温良谦恭让的传统思想，此二者是使西方民主政治精髓移植到东方洲国家，难以彻底实施的主因，水土不服、橘逾淮则枳，是最好的形容。

 

    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了符合国情，不但应该逐步启动，而且在框架上要先有规划，我的建议是：

 

一、民选民意代表，不论它的名义是人民代表还是议员；而且应该分为二级。初级民意机关成员采直接民选，纯粹为反映民意。高级民意代表则需限制候选资格，采间接民选，成为地方精英的机构，也是朝野沟通协商的场合！

 

二、地方首长官派，必须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包括学历、经历、避籍、任期等等。这是台湾民选首长不当，贻害无穷的教训。中国人内斗内行，在地方上争夺首长之位，宗族邻里、利益集团等的斗争，绝不是民主政治之福。

 

三、民意机关有权提案罢免地方首长。如经公民投票通过，派任的的上级机关，必须接受。

 

    我认为这种模式经过研究发展，不但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东南亚国家。因为东南亚国家在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后，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出问题，如果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起步之前，先行规划防范，创建一个适应亚洲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实验成功，就自然地成为亚洲地区的领袖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为中国擦亮了一盏光辉的明灯，可以塑造中国已侧身世界大国的形象。2010年上海世博，则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贸地位，进一步提升，而且也将因此为国内引进更现代化的技术与机制。这两个现象，必然迫使中共务需改革现行落后、保守的威权体制，从人治走向法治，民主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向，而政治民主化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作法，就是承认事实、面对事实，再处理事实，而处理的方法，必以民意为依归，少谈主义，多做实事而已！胡、温两位领导人在处理和台湾改善关系的立场上，已经显示了对这个道理的认识，赢得了掌声。在处理四川震灾的过程中，也实践了这个道理，获得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