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洲：在旷野发声 ──以基督教小众媒体介入公民运动

admin

《旷野》的孕育可追溯到在台湾两蒋威权压抑的教育环境下，所吸收到甚为稀薄而珍贵的自由开放学风，以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熏陶。

在《旷野》诞生之前有三年期间(1984-1986)，一群对基督信仰在当前社会与教会所应发挥的角色有所期望的青年朋友们，每月定期聚会，无论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皆可入题畅谈，参加的人心灵必须开放，每次轮流带领讨论一个主题，参加后不得无故缺席，表明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三年下来，问题越看清楚，心情就越沉重，心灵也越苦闷，想至少把每次讨论的心得整理分享，而一本菊八开A4、薄薄八页、黑白印刷、两个月一期的同仁小刊物就成了行动出口。

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与其说《旷野》的诞生是基于理想，更是为了脱困于“苦闷”。在1987年1月《旷野》发刊辞上曾记载着：“当信仰在形式中僵化，当人文的理想已远去，当工商功利思想建立起王国，而心灵的火焰渐渐熄灭，神圣的信念渐渐失落，人类的自由尊严即将窒息；这时候，清越的笛声自旷野中吹起，……”。

然而，高昂的心志未必抵得过冷冽的朔风。办刊物的目的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刊辞也写道：“此际《旷野》的孕出，无非期企人文理想价值的再生，在残烬中复燃人性的关怀，借着文学的讴歌、信仰的探索，现象的反思、艺术的执着、宗哲的辩正、文化的批判，为奔跑在真理道上的追寻者，提供一片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也借着奔跑所扬起的热尘，邀得更多勇者的投入，好让我们不再冷漠而伪善，不再封闭而孤单；……”。

之所以取名为“旷野”，并非自比新旧约先知，而是要在令人窒息的建制中，将心灵回到摩西的旷野地，亲炙天启，领受召命，再返尘世，相互扶持，望着属天云柱、火柱的指引，同奔迦南。这是一个蕴于中、发于外，既内修、又外展的心智运动。

《旷野》诞生之际的1987年时空，正是强人式微、黎明破晓前的黑夜，前有民进党创党，后有报禁解除、野百合学生运动，整个台湾社会处于人心思变的剧烈转型过程，许多人都充满对理想的憧憬，《旷野》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实战案例分享

《旷野》除了要“寻找拥有开放心灵的人”之外，也将自我定位为“当代基督徒信念与行动的杂志”，办杂志绝不是目的，而是提供结交朋友的平台，整合出可信服、有力量支撑社会行动的信念，也相信只有行动才能介入历史、改变社会。

公民运动应是一套套有系统的社会行动之连结，在有意识、有计划的持续推动下，才可能积累出一定的动能，冲撞出改变历史的新页，而活动是用来吸纳潜在支持能量，表达信念与理想的良器。以下列举过往二十余年间几个实战案例，以供有志者分享：

“关怀弱势．声援刘侠”研讨祈祷会（1989年10月）

《旷野》的第一次对外行动是1989年10月在台北怀恩举办“关怀弱势．声援刘侠”研讨祈祷会，与会者百余人。“原本期望唤醒信徒对社会的关怀参与，遗憾的是福音派教会反应相当冷淡，甚至有人打电话来恐吓：你们若在“圣殿”谈政治，后果自行负责！”（何不曰政治，19期《旷野》，彭海莹，1990年1月）。

在此之前一百天的1989年6月，才有为数六百多的信徒挤满台北灵粮堂，为坦克车前的伤亡民运学生大声哭喊。然而何以遭共产党武力阵压的学子，就是“骨肉同胞”，就可以要求上帝天谴当局？而声援被国民党封杀打压的轮椅作家、百万残胞的精神领袖、同是主内肢体的刘侠，就有问题？如果要说这样做是“政治”，关心六* 就“不政治”吗？如果要说“圣殿”，灵粮堂就不是“圣殿”吗？再说“关怀刘侠”的那场聚会，不也有国语教会大牧在场带领祷告吗？这明明是福音派/国语教会的政教错乱，也是横在《旷野》面前、要先跨越的恶水。

“二二八平安礼拜”(1990年12月) 

“本土关怀”本是《旷野》创刊的起心动念之一，而长期暗夜饮泣的“二二八受难家属”，岂是任何有良知的基督徒可以将脸撇过去的？从1986年二二八平反运动起动，笔者即参加了所有在台北的相关活动，努力学习、体会“二二八事件”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创伤。

《旷野》也自1989年初起每期谈论二二八，了解课题、建构论述，特别是在六* 事件之后，益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实在必须首先面对这自身所处的台湾近代历史上的巨大创痛，几经祷告、思索、研议，决意举办“二二八平安礼拜”，在多次沟通后，终获李登辉()的牧师翁修恭及蒋家牧师周联华的信任并愿意跨刀相挺，于是在1990年9月邀集六十位国台语教会领袖共同发起，在国际人权日及圣诞节前夕的12月8日，以“1990平安礼拜──尊重人权．纪念二二八”为主题在台北怀恩堂举办。当时社会氛围还是十分肃杀，也有在情治单位任职的朋友提点说我们是在“提着人头办事”。

这场平安礼拜在当时可谓是相当震憾，与会者近二千人，每一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邀得周牧师用台语证道，翁牧师用国语证道，表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族群复和意涵。以“止痛疗伤，化苦难为祝福”及“为台湾求平安”为出发点的大会宗旨下，不料在礼拜之前即引起非主流媒体及社会广泛注意及高度重视，促使礼拜当晚府院高层及在野领袖齐聚一堂，共同关心二二八；特别是行政院长郝伯村突然现身，不但全场参加，并于会后主动与家属一一握手致意，造成隔天最保守的军方政治教材全面回收改版，从此不再称二二八受难者为“叛乱犯”或“匪谍”了。

随后几天各大报连版报导上百则，各界评论十分嘉许，政府也公开表达肯定之意。自此，“二二八事件”的禁忌因首次受到官方正面看待而得以开解，也在以往冲突、对立的局面之外，新开辟出一条往复和方向迈进的路径。

“二二八关怀运动”(1991年1月起) 

“二二八平安礼拜”只是一场宗教活动，曲终人散之后这些受难家属并不能就此轻易走出长年的伤痛及阴影，而“彼此关怀”本是基督徒的信念与诚于中、形于外的自然举止，1991年1月13日，笔者出面在《旷野》的地下室组成“二二八家属团契”，成员二十余人，定期隔周聚会。
次月自“二二八家属团契”选出五位家属代表，随林宗义博士晋见李登辉()，提出真相、道歉、赔偿、建碑、设二二八纪念日等五大要求，获得首肯；随后着手改组筹备为“二二八关怀联合会”，邀集发起会员近百人，五个月筹备期间举凡出版书籍、杂志、成立十个分会筹备处，举办礼拜、弥撒、禁食祈祷会、巡回音乐会、施放气球、送艾草、河祭等数十场各式活动；1991年8月“二二八关怀联合会”成立后，亦多次举办“二二八纪念画展”、“二二八纪念音乐会”、组成“真相”、“赔偿”推动委员会，以民间立场的立法与历史调查工作，与官方展开长期斡旋，并持续探访各地二二八家属，及推动二二八建碑与碑文撰写等诸项极为敏感而艰难的工作，期间不断积累并提升运动之动能(momentum)，以竟全功。

揭露不义需要勇气，关怀受苦的人不再受苦则需要更多的智慧、毅力与爱心，而协助犯错者 (即便是政府) 走上正确的路，也应是福音精义的扩大展现。二二八事件所留下的苦毒，在以“关怀”为本的基督信仰精神上，透过多面向的持续努力，也渐渐转化为这块土地上的祝福与瑰宝。

“反雏妓运动”（1992年5月起）

“关怀弱势”本是基督徒的天职，而被人口贩卖、性剥削的“雏妓”更是“弱势中的弱势”，能够为当时为数高达六万的“雏妓”略尽心力，是《旷野》蒙主使用的另一项恩典。

1992年5月，笔者在励馨基金会董事任上，主责构思、推动全方位的关怀、救援雏妓计划。除传统道德诉求外，另创以产业观点的思惟，对此数千亿近兆的庞大产业进行经济社会分析，以增加成本、提高风险、减少利润等各项方法，展开将“雏妓产业”“夕阳化”的社会工程计划。此外亦策划全场来宾带面罩，以共体不幸少女不见天日心情之“励馨礼拜”与“励馨晚会”、举行“雏妓防治公听研讨会”、组成“反雏妓行动项目”联盟、研拟“雏妓防治法”、发起“反雏妓宣言”十万联署广邀各界参与、“买雏菊．救雏妓”义卖鲜花及“反雏妓之路──华西街万人慢跑”(化色情名胜为古迹)等可能干犯黑白两道的种种创意活动，从“管头”、“管中”、“管末”多管齐下，数年之后，非人道的雏妓现象终告消失殆尽。

改变历史的小众

自古“言为心声”，一份刊物之孕育过程、成果呈现与预期效应，在在显示该社群所秉持之个别或共同理念与理想，并成为对于相同或不同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进行结盟、战斗、斡旋或妥协的场域。

《旷野》作为一份基督教小众媒体，介入公民社会运动之中，是必然，也是当然。虽是小众，但因较无包袱，进退行止也较机敏，只要锁定目标、凝聚焦点，即足以点燃火种，启动公民运动，而千百年来基督教本身的历史就是明证。

基督教起源于颠沛流离的小众，新教亦复如此，在台湾更是如此，基督教自始就不是一个靠权势、财富、人数起家的宗教，只要基督徒能秉持来自上主的召命与力量，生死以之，再加上对社会变化有犀利的分析力，对历史征兆有先觉的洞察力，对处理问题有全盘规划的掌握力，对集结资源有如草船借箭的创意执行力及对信仰理念有坚定不移的持续力，万万没有不能在世上作光、作盐，发挥改变历史的影响力之理。

创刊伊始，《旷野》一直靠少数个人小额捐款维持，无权无势，没有腐化的条件，也免去无谓的争夺；若遇特别感召，则聚力以之，顶风而行，成败交于上主。

二十四年来，曾经疾如风、烈如火，如今也届心徐如林，不动如山的知命之年，其间受尽各方关爱、受益良多，如今尚有三愿待了：其一，对多年来不舍不弃的牧长兄姊，如有可供回报之处，自当戮力以赴；其二，对有志投入公民运动的年轻主内畏友，如有经验可供分享之处，亦当倾力以授；其三，对斯土斯民之未来前途，持续祈愿主佑长随，早日实现“上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