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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ce ffice" /> 时间：ffice:smarttags" />2008年5月22日
主讲人：谢品然
主持人：范亚峰
范亚峰：今天请诸位朋友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讨一下公共关怀的神学基础问题。
这次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各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以及教会走向联合，如深圳的教会；而且有很多教会走向联合的祷告和共同的服侍，如成都教会已形成一个“彩虹行动”的联合团队，上海教会、温州教会以及北京的教会也正在行动起来。透过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发现整个中国教会参与公共的热情正在高涨。同时，其背后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我们去探究，如其神学基础、《圣经》依据以及在这里面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解和偏差。因此，我们今天特意邀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谢品然">谢品然ersonName>教授和北京教会几位很有思考力的牧者一起来研讨从以赛亚书看公共关怀的神学基础。
谢品然：我从这三个维度对基督教的公共关怀进行思考。一是普世现有生活的状况。所有普世现有生存、生活都是从80年代之后发展出来的一种全球化现实的现象，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都是在整个全球公共的现实里面；第二，基督教会在这个普世、现实生存的状况中如何自我定位？怎样理解自身的使命；第三，我们信仰的内容。在信仰内容上，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从基督教的历史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二、基督教的基础——《圣经》到底对教会讲了什么？对普世现状又说了什么？接着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然后尝试着把我对现有普世的、全球的现象进行简单的勾画。
首先，我们对“公共”下一个定义。在公共的空间里面，家里、公司里是不是公共呢？在全球化出来之前，我们可能对“公”和“私”分的很清楚，可是发展到今天，当我们谈公共时，基本上指的是整个创造。从创世记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是公共的，只不过在生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把它“私有化”。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一切之后，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那为什么神在创造了一切之后说要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呢？因为他要把整个创造委托给人，让人可以替他治理，可见，人被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事宜。
公共神学的基础是创造神学，创造神学的整个基础构成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创造神学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后才出现创造神学，到九十年代才普遍看到相关著作。智慧文学里面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创造神学，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术界几乎不研究智慧文学。正如一个很著名的学者说，希伯来《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是希伯来《圣经》研究中的一个“孤儿”。七十年代之前的圣经神学、旧约神学讨论的都是救赎神学，只思考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不会思考到整个创造。正因为这样，无形地私有化了整个圣经神学中神的启示和创造内容。认为在基督和教会、耶和华和以色列中，除了教会以外，无一物；除了以色列以外，无一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七十年代关注智慧文学时，同时由于资讯的发达，导致世界各地老百姓生活之间的资讯都能够接通。接通以后，若有一地方发生大事的话，其他地方马上就能了解。实际上有人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象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全球化的生活处境。当然有的人会说，现在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天灾、人祸，你怎么还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光辉的、最好的呢？这里有两种声音在讨论，资讯和媒体只不过是管道和工具，让普世全球不同地方的老百姓联结起来。联结起来产生了由于知道而要有行动，構成了这个关怀的层次。我们现今生活的处境，即使在汶川地区，它也是普世的、全球的一部分。那我们在知道后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基督教的信念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关怀。但关怀的观念很复杂，人类一直发展到二战，都不是用这种方式的。但从六十年代二战之后，美国崛起把日本炸了之后却没有像以往那样——打胜战就把人家的国土归在自己的版图下。八十年代，由于媒体、科技的发达，我们对环境保护、环保生态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并且直接影响着对《圣经》的研究，然后开发出对创造神学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联合国的诞生。二战之后，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联合国背后的一些价值思考是从《以赛亚书》第二章发展出来的。从五十年代的韩战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战争， 二战之后，欧洲瘫痪了，英国也被炸了，就只美国一枝独秀崛起来。活在那个时刻，年轻的、有福音信仰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在想什么，做了什么？那时，不单是年轻的基督徒，就是社会中的年轻人都开始有反戰的行动，并且开始出现嬉皮士和披头士。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局势有这样的反应呢？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本来在一年一度的宣教大会正要举行的时候，在大会的台后祷告、讨论，接着成立了福音派社会普世关怀的行动（ESA）。2005年在布什再选之后，当时的组长马上编了一本《一个健康国家的福音派和公共政策》的书。在2000年，美国的神学家也认为思考人类进入21世纪時是應讨论人类公共神学的课题。到去年为止，他们在 “上帝和全球”这个标题下共出了四本书。我之所以特别地提六十年代，是因为它发展到今天，我们华人教教会受到国外教会好多的影响。从六十年代发展到现在，有很多的名称和名词困扰着我们。有些地方不能说社会行动和公共行动，要温和地叫关怀、责任、参与、行动。今天非洲的津巴韦，在七十年代，教会一时不懂应该怎么反应，结果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一部分人进行筹款帮忙，甚至动军火去支持某一行动。所以，基督教会对社会行动和公共行动很惧怕。六十年代，福音派和普世协进会有两个非常明确的相反方向。福音派说自己传扬基督教福音为主要使命，而普世协进会认为我们应该关怀老百姓、关怀社会。这样的发展一直到今天，导致了教会不知道如何与社会拉上关系。谈到基督教公共关怀的时候，我们从本地本土也会自然地取得一种普世全球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不能说只关心在北京的事情或者说只关心中国的事情，你在关心当中也必然涉及到全球狀況。
普世的意识对本土处境的挑战是很大的，中国这个大国到底如何在全球普世的处境里面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身份和地位的找到也同时把一种普世创造神学里面的基督教会信仰的使命赋予了中国教会。中国教会里面的知识分子、中国教会的精英、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正如上个世纪欧洲和北美信徒、知识分子怎么看全球的状况和开展他们的宣教工作和全球对人类一样的情况。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是不是下个世纪我们中国所要做的东西呢？如果是的话，因为我们看见上个世纪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9·11”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因此，我们自然在思考中，下个世纪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当我们有微观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宏观；当我们看宏观的时候也需要问自身的处境、身份和地位。这两则是互相持续的互动，正如金融事件和整个全球的股市经济如何地运作。人就是生活在宏观和微观的互动和相互指示的状况下发展的。从本土谈，有“雪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在高声赞美和敬拜主，在各个点进行聚会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说一个最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当每个点都在传的时候，突然灾难来临，那该怎么做呢？真的能够联合起来做吗？我从成都过来，听到很多人说要联合起来做，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合作的操作练习，即使我们现在形式上有联合，但是当我们一谈到细节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分歧。新约的教会是这样子，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如何达到一种和而不同呢？这种挑战当在一个灾难性的东西出现时都会暴露出来。这证明我们教会过去的一个很大的盲点是我们没有留意到我们只是生活在一片口号当中；以为自己的信仰灵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一定的程度。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传扬到全世界？在国际论坛上声音多得不得了，最起码问的是“奥运会的那支火把什么时候变成了圣火？”皇上的圣旨随着圣火全世界地去传圣旨，所到之处必须下跪?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后美的时代，那后美的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后美的时代是不是标志着中国亚洲的崛起？中日的崛起真的取代了美国吗？最近一本杂志对这个报道进行了分析，后美国时期也就是每一个人崛起的时期；The Post American World, the Rise of the Rest。每一个人崛起的时候，会不会乱呢？在面对次按金融風暴的时候，索勒斯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警察出来”，亚洲的论坛都对他的这点进行攻击，一个后美的中国崛起成为大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新的世界体系从六十年代開始已引發学术界的讨论，把二戰後的世界問題總結起來，學術界在問世界體系是否仍归在联合国的体制内进行运作。在这个后美的时代中，我们问基督教和世界体制的关系在哪里？这就是宪政的问题。《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谈的都是有关国际政治，但是在大部分的解经书、讲道和释经里面都不会涉及這方面的論述或許是因为強烈的政教分离观念。因为搞不清楚“政”是指政治、政府还是政权？也搞不清楚“教”指的是教义、教徒还是教會？只是感觉那个东西很麻烦，别去碰它。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中有十章谈及这个國際政治问题，并且不是只有一处经文谈及。
世界在本土的发生中也在蜕变，世界并没有在中国的发展当中静止下来，因此不可能只有思考中国的问题或者本土的问题，而没有把它定位到一个全球或现实的问题里面去考虑。让我们发现在今后21世纪的时候，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在失控的世界中会重新再寻找自己的秩序。新的世界体制是什么？简单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思考世界体制的时候，因为世界正在蜕变，中国基督徒的使命在哪里？联合国到底是怎么样咦 | 
发表于 2020-6-17 20:2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