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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Yorkshire）。他于1865年创办了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向中国人传福音，以「信心原则」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呼召去进行工作。不借贷，不募捐，经费困难时不向人筹款，只求上帝感动人来帮助他们。
戴德生讲过很多很有名的话，对后来的宣教士与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
- 其中一句就是「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No，not for China，but for Christ」）。以上的话都显出他对信仰、宣教及中国的热诚。
- 接下来是说「我们为主所做的难道会觉得太多吗？」（「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 另外一句是他讲到信心的原则，他勉励当时的宣教士说「 神的工作如果照神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 神的供应。 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God's Way）。
戴德生：中国内地会创始人 于中旻
戴得生的一句名言是：
假使我有千镑英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生命，
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戴德生把十英磅微小的款项，存入伦敦的银行。这仿佛是信心的种子。到四十年后，他逝世的时候，他从那银行里，凭信心源源提取了许多倍的款项，供应在中国的宣教事工。
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国内地会正式创立的日子。今天，一百四十年之后，这个机构仍然存在，日见增长，工作且及于世界各地。他们仍然爱中国人。（编者）
戴德生
到达中国以后，已经三年了。二十五岁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仍然飘流无定，没有可以称为自己的宣教基地，当然也没有家。
在宁波，有个英国的艾德锡(Mary Ann Aldersey)女士，开设第一所在中国的抗罗宗女子学校；有孤女碧萝拉和马利亚黛尔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帮助她。
1957年三月，戴德生到宁波去，遇见了妹妹马利亚，后来彼此通信。姊妹二人一同去告诉艾德锡。想不到那位老小姐发起脾气来说：“那个戴德生！年轻，贫穷，无所倚靠的无名之辈。他怎敢想吃天鹅肉。当然，必须立即决断的拒绝！”后来，她更说：“黛尔小姐和那个戴德生不是同一社会阶层。她有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有才有貌，不缺门当户对的上流男士。”
戴德生想：不错，他学医学，没有毕业作合格医生；作宣教士，却不是按立的牧师。现在，又因为原则不同，退出差遣他的中国宣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除非乐意牺牲，甘心走十字架道路的女子，谁肯跟他同负一轭？但马利亚就是那女子，不嫌他贫穷，愿意同过信心的生活。
戴德生写信给马利亚的监护人，舅父坦恩(Mr. Tarn)，得到他的同意他们订婚，于1858年一月二十日结婚，是马利亚满二十一岁成年后四天。
1965年六月，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伦敦正式成立。这个名字，说明创立的心志：把逢迎传向基督的名未被称过的中国内地。戴德生夫妇卷土重来，带着四个孩子，率同十八名宣教士，从英国于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船开航，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批来华宣教团。到戴德生离世时，内地会在华宣教士有八百人以上，并有二千华人教牧同工及女传道，在一千个教会和宣道站工作；凭信心从主所得的费用，共逾一百五十万镑。
1853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一岁的戴德生，急欲去中国传福音，来不及等待完成医学训练，就登船出发。1854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攻防战。枪弹在他的头顶上呼啸飞过，他夹在中间，亲眼见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
他有受苦的准备，却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但他艰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从上海近郊，到江浙各地。
戴德生不仅学中国话，他还决定改穿中国衣服，并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减少种族的分别，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的冲激。
1855年，在上海，戴德生遇到了无畏的苏格兰人宾为霖(William Burns)，第一名英国长老会在华的宣教士。宾为霖是当时英国有名的布道家，甘愿来华开荒布道。他比戴德生大十三岁，在华已经七八年，是识途老马，德生把他当作属灵的父亲。二人十分投契。
有一位基督徒船长鲍尔斯(Captian Bowers)，谈起汕头对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动去汕头工作。鲍尔斯给他们免费船位，载二人去了汕头。在那里，他们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同住，一同出外工作。后来，那里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愈；听到戴德生能用西药医病，请他来试，果然不久痊愈了。为了感恩，给他们帮助，工作和居住环境大有改善。二人认为配搭由宾为霖传道，戴德生医病，是传播福音的好方法。于是，决定戴德生回上海，取来寄存的医药及器材，一同工作。那知，到后发现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烧；剩下的被一名中国佣人偷走。不久，收到宾为霖的来信，两名中国基督徒同工，因传福音被进监狱；宾为霖则被广州英国领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传福音。
戴德生去了宁波。在那里帕克医生(Dr. William Parker)家中，和马利亚.黛尔由结识，而结婚。
1858年八月，帕克医生的妻子，猝然患霍乱去世。悲痛的帕克，决定带孩子们回英国，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抚养。因此，要求戴德生接办医院和药房的工作。他接受了。那不仅要负责诊治病患，给予药品，还有每天全体上下的钜大费用。
几个星期后，厨房的人来说：“我开了最后一袋米，不用多久就要完了。”
戴德生说：“那是说，神的帮助就快到了。”
那袋米还没用尽，柏格(William Berger)从英国来了一封信，内附五十英镑。信中说：“有一个沉重的担子，落在我身上。家父去世了，留给我相当钜大的财产，需要为主用。我所有的已足，不愿再提高自己的生活花费。请你在祷告后，费心写信详细告诉我，你能否更多的用在有益的事工上。”
戴德生和他忠心的小基督徒团体，欢喜感谢真神的大能和大爱。他乐于代负柏格的担子，也减轻了内地会经济的担子。
不过，经历六年在华的生活工作，他本来就不太健壮的躯体，已濒临崩溃边缘，必须回国休养调治。1860年七月，戴德生夫妇由上海乘船回英。同行的有一个宁波华人王来俊，预备在英期间，一同修译正确的宁波方言圣经。
1861年一月，戴德生作了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伦敦的医生坦白告诉他：如果回到中国，就是去送命！
医生的警告，并不能取消神的应许。他需要的是等候。这段时期是戴德生演化的时期。
他与王改进宁波方言新约圣经译本，也预备一本圣诗集。同时，觉得有主的引导，他到伦敦医院，去修完医学课程。
1862年，戴德生医生考试通过，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Member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RCS)，并获助产执照(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Licentiate in Midwifery, LM, RCS)。
戴德生觉得神增加他对中国的负担：到那时为止，外国宣教士只在沿海的七个省份，向一亿八千五百万人口工作；而内地的十一个省，还没有福音使者的脚踪，二亿多的灵魂，在黑暗中没有真光。他长久的与神挣扎，最后降服下来。
1965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向神祈求二十四名有同样负担的工人：每省二人，蒙古二人。二天后，戴德生去伦敦市郡银行(The London & County Bank)，由皮尔司(George Pearse)陪同，开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帐户，首次存入十英镑。
照内地会的规章，以向中国内地传福音为宗旨；戴德生自己是卫理会和弟兄会信仰背景，但接纳任何宗派的信徒，并不要求申请者有高深的教育，并且接受单身女子。宣教士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穿中国式的衣服，教堂建筑采中国传统形式。工作方向由在工场的主任指导裁决，不是请示在伦敦的董事会。柏格同意为在伦敦的代表。另一原则是内地会在任何情势下，绝不举债，不募款，全然倚靠神。戴德生常说：
“照神道路作神的工，必不缺乏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在这期间，戴德生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指出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亡，他们灭亡没有基督救恩。初版三个星期内售罄，需要再版。
到1866年一月，各地对戴德生讲演的要求，纷纷而来；申请作宣教士的人因而很多，必须慎收精选。结果，收取了十八人，于那年五月二十六日，乘兰默梅(Lammermuir)号帆船启航。这标识着一个信心差会的开航。
经过了海上的风浪，终于到达上海。停留几个星期，每人都制备中国装，蓄起发辫。报纸谑称他们为“猪尾差会”。
十月二十日，他们集体出发往杭州。在那里，戴德生预备建立内地会的战略性基地。
只三个月后，他们当中的倪可勒(Lewis & Eliza Nicol)夫妇，即受英国圣公会宣教士的影响，拒绝穿中国衣服，而恢复穿西装；并且散播毁谤戴德生的假话。经劝告无效，戴德生即采取断然行动，辞退他们；另外三名单身女宣教士，也自动退出内地会。这风波使戴德生极为忧伤。
1868年四月十日，戴德生率领着几名宣教士，向苏州进发。从那里，更北上抵达扬州。八月二十二日，当地的士绅唆使暴民，鼓噪围住内地会宣教站。看到情势紧张，戴德生冒险同另一宣教士去到衙门求援。孙大人拖宕推诿，戴德生不得不警告他事态的严重，和他应负的后果。二小时后，守备才率兵去镇压，驱散暴民。宣教士们有的被殴打负伤，宣教站部分被焚毁。
戴德生和同工们，退到镇江。九月八日，英国领事麦华陀爵士(W.H. Medhurst)闻讯，从上海乘船，率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并有法国军舰和领事，迳往扬州衙门。他们勒令孙知府同往南京，面见总督曾国藩。曾谦恭接见，但炮舰离去后，不肯履行英方所要求的条件。
十一月，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爵士，派五艘炮舰溯江而上，要求履行所作承诺。十一月十八日，扬州的宣教站由当地官府拨款修复；为首的肇事者受惩治；并由官绅陪同戴德生和麦都思，在通衢大道游行，两名前导宣告：“所有人民听真：不得冒犯外国人，不得称他们‘洋鬼子’，要称他们为大人！”
扬州事件由暴起到平息，没有造成人命损失；如果不是戴德生应变迅速，初设立的内地会，可能会连跟拔起。不过，英国国会上议院，于1869年三月，辩论此次事件。有人认为在华宣教是不必要的麻烦，可能记怪戴德生明言反对贩卖鸦片；趁机责驻在当地领事代表，无权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将酿成战端。舆论推波助澜，过分批评，造成内地会一时的经费困难。
同年四月，戴德生经历属灵的危机。他感觉自己的罪难以对付，缺乏持久的圣洁。在长久挣扎中，九月四日，收到麦克萃(John McCarthy)的信，指出“成圣是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挣扎，是住在里面；仰望，倚靠的大能。”这是“与耶稣的合一”，是真实的安息。戴德生欢呼得到释放。
那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柏格从伦敦来信说：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索取内地会所有三十三位宣教士的名单，为他们个别祷告。同时，也收到穆勒来信，鼓励他们的事奉，并给每双夫妇及单身宣教士，各附有支票。以后，慕勒每年捐助给内地会二千英镑。这不仅及时纾解了内地会的经济困难，那位信心伟人的支助和认同，也使这些远在异地的战士，得到鼓励和温暖，士气大为提高。
1870年初，戴德生夫妇决定，把他们四名年纪较大的孩子，送回英国受教育；巴爱梅(Emily Blatchley)宣教士志愿负责伴送他们。不久，多年忠诚的朋友柏格，因年高辞去在英国代表的职任，即由爱梅继任。
七月，一同生活事奉了十二年的妻子马利亚，离开了他逝世。内地会创立了还只五年。戴德生没有时间悲伤，再次奉献自己，继续努力工作。
在妻子逝世后一年，1871年夏，戴德生带着二岁的儿子查理(Charlie)返英国，同行的有梅冬斯夫妇，和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海上长途航行，虽然费时也不便，但同舟共济的相处中，爱情萌生并滋长；到伦敦后，三十九岁的戴德生同二十八岁的珍妮，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结婚。
次年十月，夫妇返回中国。那时，各地的宣教士，在艰难中情绪低落，信徒软弱退后。戴德生夫妇巡视各地宣教站，鼓励同工和当地信徒，灵命大得复兴。
1874年四月，内地会的经济继续拮据。戴德生说：“银行帐户只有二十五分，加上神全部信实的应许。”
六月，戴德生从梯子上跌下受伤。八月，夫妇二人乘船返回英国。抵岸后，悲哀的信息在等待他们：当他们还在海上，爱梅因肺痨去世。
戴德生受伤的下肢，情况恶化，几乎瘫痪，必须要卧床休养。但他仍然奋?π醋鳎�为中国内地一亿五千万灵魂请命，求神差遣十八名拓荒布道者去中国。信息在几个刊物发表�?
1875年，戴德生开始中国亿兆(China's Millions)期刊，是内地会的喉舌，推动国人对宣教的兴趣。
不久前，珍妮富有的舅父去世了，留给她四千英镑的钜额遗产。她收到款项后，全部捐献给内地会。
戴德生的健康慢慢恢复。他渐能下床，进而行动如常。
1876年二月，戴德生率同二十名新旧宣教士，乘船航向中国。
1877年底，戴德生夫妇再回英国。珍妮显明很为能干，性向会独立任事。1978年四月，因为戴德生本人不能离开，由她率七名年轻宣教士到中国去。那年，内地会增加了约三十名新男女宣教士。到第二年春天，戴德生才可以再去相聚。
内地会的事工继续发展。1881年夏天，珍妮回到英国。十一月，戴德生和宣教士派洛特(A.G. Parrott)谈论工作的展望，忽然路加福音第十章1节主差遣七十人的事，进到心里。戴德生觉得是神的感动。他们回去和同工说起，每天为求神差遣七十人祷告。
有人说：“到那一天，我们这些人将要分散了；何不趁现在大家先献上感谢？”于是，全体同意先行赞美。
1982年一月，戴德生起草一封致英国教会的信，由七十七名同工宣教士签名，吁请派遣七十名宣教士。
起初，反应并不甚热烈，只有十一名新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到1883年春，戴德生回到英国。那时，内地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邀请讲演的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伦敦大都会会幕堂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请戴德生去讲道；他也在特别聚会中任讲员。他并不为内地会请求捐款，会众却尽力奉献，更有人奉献自己，参加中国内地宣道的工作。那年，有二十名新宣教士启程去中国。1884年，又有四十六人。求七十名新工人；神竟然给他们七十七人。同工的宣教士，得以增加了一倍。
1885年一月，戴德生启程往中国，“剑桥七子”同行，是七名剑桥大学的学生，出身上等家庭，奉献去内地穷乡僻壤吃苦传福音。因为工作扩展，人员增加，必须设立地区监督；司提芬生(John Stevenson)受任为戴德生的助理总监。
工人增多，工作也迅速向内地开展。1886年夏天，戴德生去山西省，看到宣教士同当地信徒，协和同工。他与剑桥七子之一的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步行二十四天，到达汉中，观察入四川的可能。途中有好几次面临激流河水，运动健将包春圃，把戴德生驮在肩上，涉水而过。
在旅途中，有时人烟稀少，食物缺乏。有一天的上午，他们甚为饥饿。戴德生忽然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的饮食。”
章说：“戴先生，那里有食物？”
戴笑着说：“天父知道我们饥饿，食物还会远吗？不过，我已经先感谢了，到时候就可以吃；你要先感谢才可以吃。”
不久，来了一个卖粥的，二人得饱餐一顿。
在同行的路程中，章必成也看见戴德生灵修生活的纪律。他每清晨天还未亮，就起来点蜡烛读圣经祷告一小时；不论客栈如何肮脏，环境如何吵杂，他总是保持定时的灵修。
1886年十一月，内地会中国议会在安庆开会，助理总监司提芬生提议，祷告求主在明年差遣一百名新宣教士。全体禁食祷告，相信神已经垂听。只在上海有一位资深宣教士，同意神会赐下多名宣教士，但认为一百的数目雄心过大。戴德生告诉他：“你要来欢迎一百名中最后的一人。”
1887年二月，戴德生返伦敦，在各地教会讲道。申请加入内地会宣教阵营的，有六百人。经过慎选，接受了一百零二人。那位资深宣教士，在上海欢迎第一百名宣教士。
那年秋天，美国的福洛斯特(Henry Frost)写信到英国，邀请他在尼亚哥拉湖(Lake Niagara)聚会并慕迪(Dwight Moody)的北原(Northfield)退修会中讲道。结果，有四十名美国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北美议会也成立了。
从麻萨诸塞州北上，到多伦多。有一篇杂志的文章说：戴德生貌不出众，口才平凡，声音不宏亮，只是一个看来可亲的英国君子。戴德生笑着说：“实在不错。神就是藉眇小人物，显明是伟大的神。”
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鸦片联盟及国家正义组织成立，成员中有多位宣教士，包括戴德生，成为弱小民族的声音。
返回上海后，戴德生于1889年底，访问北欧宣教差会。参加聚会者甚为拥挤，并晋见瑞典的苏菲亚(Queen Sophia)女王。有五十名北欧宣教士，加入了内地会的中国工场。
1890年秋天，戴德生往澳大利亚，推动宣教事工。
次年，从美国，欧洲和澳洲来的宣教士，有七十八人。
1900年春，戴德生在纽约卡内基大厅，向来自一百个差会的三千五百听众讲道。
五月，他到波斯顿的聚会讲道。在聚会中，他似乎失去了思路，不自禁的一再重复着说：“你只能不充分信靠神，绝不能过分信靠。‘我们纵然失信仍是可信的，因为不能背乎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道。
美国的一位圣经教师皮尔生(A.T. Pierson)，看出了是部分精神崩溃的征兆，立即接过了讲道。后来，皮尔生说：“那是他终生致力和信仰的中心，在此开始，也在此终止，不仅是预言性，也有诗意。”
珍妮伴他去瑞士休养。六月里，中国义和团事件爆发，在归正教中，内地会损失最严重，有五十八位宣教士，同他们的二十一名孩子殉道，华人信徒被杀者更多。当时，这些事戴德生并不知道。当然他不能自己执笔，由珍妮代他写信，安慰激励同工们。后来，他渐渐恢复，明白发生的事，他说：“我不能读；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我能够信靠。”
回到英国后，他渐渐复原。至1902年，戴德生夫妇再到瑞士日内瓦湖边休养。他能够欣赏花木，仰观夜星，并重拾起摄影；也渐能读书，在1902年，读完了圣经；那是他四十年来的第四十遍。
1903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妻子珍妮逝世。
1905年，那病弱又孤独的伟大老人，仍然不能忘记他所爱那远方的土地和人民，由他作医生的儿子陪同，再到中国。
那是他第十一次到中国，也是最后一次。
六月三日，在长沙内地会所，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当晚，戴德生离开世界，被欢迎进入天上。他的遗体埋葬在镇江的墓地；他的妻子马利亚，葬在那里；四个孩子葬在那里；现在，中国内地会的创立人，把福音带给十一省千万华人的福音使者，葬在他们旁边。他曾说过：“我若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遗下的身体，也埋在他服事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何斯德(Dixon Host)接续了中国内地会总监。工作的主自己继续引导内地会。
[ 本帖最后由 曹志 于 2008-3-31 13: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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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7 18: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