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ell Kirk：梭伦：对美国秩序构建影响最大的希腊人

杨宁

原创 2017-03-23 大国 大国US
（说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第三章（章名：光荣与毁灭：希腊世界）第二部分前半段，本部分原标题是：梭伦与雅典政体。译者：张大军）

然而，这些古希腊人在美国人对秩序的理解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初看之下要多。尽管希腊人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到持久的正义，他们也没有少尝试。他们中的有些政治家和哲学家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建制。在美国建国时期，对美国人影响最大的希腊秩序构建者是梭伦。

大约在先知耶利米预言尼布甲尼撒将摧毁耶路撒冷之际，诗人梭伦升入雅典的权力殿堂，后来，希腊人将其尊为七贤人之一。两个世纪以后，柏拉图评论说，如果梭伦继续写作哀歌和韵律诗，他作为宗教诗人的成就可能会比肩或超越荷马或赫西俄德（Hesiod）。可是，梭伦改行从政，成为雅典卓越的立法者。梭伦曾为雅典制定一部新宪法，此后过了将近两千四百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也有梭伦式审慎的气息。

通过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普鲁塔克（公元46-120年）的作品，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得以了解梭伦，其中一些人曾读过普鲁塔克的希腊文原著，不过更多的人读的是诺斯（North）或德利顿（Dryden）精彩动人的译作。借着他的《希腊和罗马贵族的生活》一书，普鲁塔克对美国人观念的影响大于所有其他古典作家（可能的例外是西塞罗）。在普鲁塔克写下的所有传记中，对当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最有用且急需的内容无外乎梭伦的生平。

费城医生、学者及独立宣言签署者本杰明 拉斯（Benjamin Rush）博士并不欣赏古典研究的种种科目。不过，拉斯做了一个梦，在梦中遇到三位立法者。第一位立法者说，“我是梭伦。”*拉斯认为，以圣经和希伯来典籍高强度地教导美国孩子比将时间发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上要好。可是，他了解梭伦的价值。喜欢新花样的激进主义者汤姆 潘恩虽然平时似乎比拉斯更厌恶古典学问，却语带敬重地阐释梭伦的这一原则：当“对最卑微的个体造成的最轻微的伤害被视为对整部宪法的羞辱时”，3民主政府就显出它最突出的优势。

【*拉斯梦中的另两位立法者是威廉 彭恩（William Penn）和努玛 庞庇里乌斯（Numa Pompilius），后者在罗马相当于梭伦的角色。】

拉斯和潘恩同时代的美国人明白，声名显赫者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进行创作时没有什么权力，因为那时的希腊城邦已经衰败。不过，梭伦却和那些美国领袖们一样：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孕育而生之际，努力为合符正义的体制构建一个长久的框架。

作为诗人、哲学家、宗教老师、爱国者、英雄以及实际生活中的领路人，梭伦拥有美国的建国者们在自己的世代里寻觅的那种智慧和品格。不奇怪的是，在美国日常的新闻用语中，梭伦（solon）已成为立法者的同义语。如果没有梭伦，也许美国照旧会有一部宪法；不过这部宪法的下述色彩会淡得多：“制约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妥协，以及“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在新兴的雅典城邦，梭伦阐述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这些原则。在梭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原则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其他古典政论作家重新阐述；它们逐渐成为整个西欧地区以及新世界（各种不同形式的）宪政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

在巴比伦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大约五十年，梭伦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不过其父亲却挥霍无度。在耶路撒冷被占之后，他继续活了三十年；不过，那一事件似乎对他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富有远见，是一位预言家：他暗示，他所获真知的源头在他个人理性范围之外；就此而言，他就像一位先知。他的实践成就虽然很大，却远远比不上他树立起的公正诚实的高大榜样，也比不上他引入政治秩序中的道德想象力。

在公元前七世纪晚期，雅典部分地失去它早在公元前十世纪便已在希腊大陆上享有的主导性优势。哥林多、斯巴达和它的近邻墨伽拉（Megara）有可能会超过它；尽管阿提卡（Attica，被雅典控制的临近地区）的人口规模巨大，雅典的政治组织却相对脆弱。不再由国王统治的雅典深受内部纷争的折磨。德拉古（Draco）于公元前621年开始施行的严酷法律恢复了秩序，这种情况已持续一些年头，不过这些法律扩大了社会阶层之间危险的裂痕。在梭伦的青少年时期，雅典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带有贵族社会的优点和缺陷。对雅典人来说，爱财是万恶之源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渴望得到更多的财物；较贫穷的阶层满怀嫉妒，希望得到他们没有能力有效加以利用的东西。更紧迫的是，德拉古的法律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却将穷人逼到了墙角。在雅典的自由民中，许多人陷入债务黑洞，无力自拔，被迫将其财产收入的六分之一支付给债主--这一数额是体面生活和陷入贫困的分界线。非洲的无数手工业者或工匠们的命运更差，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的后代，不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一旦不能履行其对债主的义务，他们自己及妻儿就可能被卖为奴。实际上，成千上万名工匠已经被卖到海外为奴。在这种情况下，反叛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反叛者输或赢，雅典城邦都会四分五裂，在外敌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尽管雅典已拥有了财富、人口和文化，管制它的依旧是一部从更为简朴的部落时代演化而来的宪法。雅典人能够找到一位天才之人，让他们重新获得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吗？


梭伦像

这个人就是公道正派的诗人梭伦。他宣称，只有依靠公义的秩序，共同体才能长存。梭伦在他的其中一首哀歌中写道，民众领袖们已经腐化，变得不公义。他们得罪了正义女神（Dike），正义女神将进行报复，除非共同体改变其作为。*在危机席卷雅典之前，作为爱国者与外交家的梭伦已名声在外，因为他为雅典重新夺回了萨拉米斯（Salamis）岛，超越于各政治派系之上。因为经商的缘故，他游历颇广。作为一个富有灵感的诗人，他在古希腊人中获得的评价要高于现代美国选民对他的评价。

【*希腊字dike意为正义、对邪恶或毁坏的补偿、法律程序。法律的希腊字是nomos，意即习俗、传统、宪法或实证法。有关这些词汇的恰当定义，参见F. E. Peters，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有关对希腊人正义和法律观的精确敏锐的描述，参见Huntington Cairns，Law and Its Premises，第二十次Benjamin N Cardozo讲座（New York：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62）。凯尔恩斯（Cairns）博士写道，“既然法律的源头是一种秩序体系，这种体系必然会限定法律领域正当与正确的范围。”】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民政官（chief civil magistrate）。由于这时的雅典城邦已陷入绝境，所有人--包括中产阶层、富人和穷人--都同意赋予梭伦“仲裁者”或“宪法改革者”的权力，让他有权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如果被授予如此的权力，几乎任何其他希腊人都会让自己成为暴君。可是，梭伦拒绝了攫取绝对权力和巨额财富的机会，治愈了雅典社会的毛病。

我们这里可以谈谈他实际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政策方面，梭伦废除了原有的允许个人抵押自己身体的法律；他解放了所有因债务被卖为奴的人，并将已经被运到其他国家的那些人赎了回来。他否决了激进人士要在所有雅典人中间均分土地的诉求，然而他削减了债务，并采取措施减轻土地的集中程度。他修改并重新评估币值，降低了利率。在没有没收富人财产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处境，并恢复了雅典城邦共同体合理的经济平衡。

在政治建构方面，梭伦肯定了现实“政体”的存在--也即尊重共同体内所有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权利的政府体系。经他改革过的秩序既不是贵族政体，也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混合”政府。他废除了担任公职对良好出身的要求，建立以财富为基础的资格要求和义务责任--决定财富水平的标准是年度收入。公民被分为四个阶层：较富裕的阶层可以担任较高的公职，较贫穷者可以担任较低的职位。这些阶层与服兵役联系在一起，此后，雅典的军事实力就主要依靠中产阶层的男子，因为他们支付得起服兵役所需的重装步兵的盔甲和兵器。

梭伦增强了由所有自由公民组成的民众大会的权力。不过，梭伦将行政权力留给了原有的亚略巴古（Areopagus）委员会--这是一家类似元老院的机构，其成员为以前的宗教、军事和民事官员。为了让公民大会更加有效，梭伦创建了一个四百人委员会，以预备和指导公民大会的各项事宜。梭伦写道，这两个新旧不一的委员会将使得公民大会避免唐突之举：“城邦这艘船要靠两只锚行进，在风浪中才能较少剧烈摇动，让人们免于颠簸之苦。”

他允许那些让其儿子们在阿提卡从事贸易或学习手艺的外国人和长久流亡于自己城邦之外的外国人获得雅典公民身份。他鼓励雅典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很快，这些措施就使得雅典成为希腊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首屈一指的城邦。

梭伦也让雅典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可是，在此过程中他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曾极大地受惠于他的人。有些人竭力侮辱他，因为他没让自己成为雅典的绝对主人，也没有损公肥私。他以一首讽刺诗回应这些人：

梭伦确实是一位梦想家，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当诸神赠与他财富时，他自己选择了拒绝；
当沉甸甸的渔网里挤满了鱼儿，
他拒绝将它拉起，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手段。
如果有一天我只能选择财富和王位，
我宁愿人们扒掉我的皮，拿走我的房产，让我死去。

梭伦没有追逐权力；他随时愿意放弃权力。

在颁布了法典之后，梭伦（他宣称他的法律会统治城邦一百年）离开希腊达十年之久，很可能既是为了看看民众在他不在的情况下是否会遵守新的宪法，也是为了避开对他的新举动不满之人的抱怨和讥诮。到这时，他大约已五十二岁。他后来又回到雅典。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梭伦在其诗歌中描述并身体力行的那种秩序的伦理根基。

梭伦说，最高神宙斯是公正的；祸害人类的是他们自己。宙斯查看这一切，他的正义会让作恶者得到报应；确实，他的报应不仅加诸于作恶者自己，而且会延及他的子孙和邻居，因为神的大怒会给整个国家带来苦难。

人们满怀幻想地劳作；他们期待最不可能发生的事，要求应由命运裁决的东西。疯狂地追逐财富通常会导致蠢行和犯罪：

财富我所欲者，不过，以不当方式获得的财富，
非我所欲者；正义，虽然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有德性的人应追求荣誉，而不是财物--这里指的是源自卓越的荣誉。抛弃幻想，追求正义，努力听命于诸神，因为我们生命的奇迹都源自诸神。

鉴于个人必须在其私人生活中放弃幻想，建立秩序，共同体同样也必须争取和谐共存；正义的内容包括协调安排社会义务和权利。公义之人让自己的欲望和责任保持平衡，这一点对国家也适用。如果城邦想要长久存在下去，各阶层和派别必须约束自己；公正的法律协调不同社会集团的诉求，这就是梭伦经由宪政改革达成的目标：

我将这样的权力归还给民众
既不删减他们已有的权力，也不赋予新的权力
对于那些豪富之人和据高位者
我的设想同样让他们免受各种羞辱
在这两造面前，我都用强力维护他们
不让一方触犯另一方的权利

一个人在行动方面给人的教益可能与他言辞的作用一样大；梭伦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离开雅典，开始十年的流浪生涯时，他宣称将对他盖棺论定的不是他同时代的人，而是时间本身。时间已经给他下了判语，认定他是高贵公义之人。埃里克 沃格林（Eric Voegelin）这么评论梭伦道：“他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并没有超脱于党派之上，而是活动于其中；他对民众的激情感同身受，因此使自己在政治上被接纳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且他能够以人民政治家的身份采取富有权威的措施，因为在他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遍的秩序。他为希腊城邦塑造的法律女神（Eunomia）源自他灵魂中的法律女神。他活生生地展现了灵性政治家的原初模样。”4

大多数人对公义原则都不甚了了。在梭伦离开雅典的同时，谋私利者就抢着破坏由梭伦改造过的宪法。到了公元前561年，梭伦早先的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朋友利用阴谋诡计成功地让自己成为雅典的僭主。*他被赶下台，后来又夺回权力。在这新的艰难局势中，梭伦回到了雅典。他以惯常的勇敢无畏精神反对庇西特拉图；在这位僭主的所有其他对手都逃散之际，老迈的梭伦走到集市中，鼓励市民们推翻那位僭主。没有人响应他；于是，梭伦回到自己的住处，将武器放在门廊上，宣布他已与公共事务无缘；他不会逃跑。他告诉国人，是雅典公民们的愚蠢将雅典卫城再次让渡给庇西特拉图；践踏公义的是人的恶行，而非诸神的恶意；

如果你们正遭受苦难，不要责备掌权的神祗
因为他们本是良善的，而所有的错误都因我们自己；
你们将一切要塞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现在他的奴隶们必须按他的命令行事。

【*庇西特拉图导演了一出希腊最阴险狡诈的阴谋。他让一位个头非常高的年轻漂亮的女子身着类似女神雅典娜那样的盔甲；她乘坐战车赶往雅典卫城，庇西特拉图在后面毕恭毕敬地跟着，然后她被当作神灵迎进雅典卫城。庇西特拉图和他的随从一旦以假冒的雅典娜女神的追随者的身份进入卫城，那里的治安官员便不能将他们驱逐出去。雅典人也许是希腊人中迷信程度最低的，不过，他们的理性并不是总能辨别出冒牌货。】

除僭夺权力外，机变的庇西特拉图后来成为梭伦所创立的宪制的盟友；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强化了其中宽宏大量的条款，并说服梭伦向他提供建议。临终时，梭伦开始写一首关于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岛的长诗；不过那时他已八十高龄--这是他希望活到的年龄，写作任务对他过于艰巨了。希罗多德后来写道，梭伦在旅行中告诉吕底亚（Lydia）王克罗伊斯（Croesus）说，所有人都应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不管是什么事，我们都应理所当然地求个好结局，因为上帝常常先让人们尝到一丝快意，然后又让他们坠入毁灭的深渊。”不过，梭伦已让自己的灵魂和行为井井有条，与宇宙的秩序协调一致。他在日子满足、荣誉等身之时离世，留给人类公义的榜样：在其离世的那一刻，梭伦是幸福的，如果人类曾经有幸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