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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日: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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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6 07:34: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一)理论基础之 如何把握好基督和文化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教会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教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兴起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也被译为使命导向型教会),并逐渐扩展到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最近几年,中国也开始有神学研究者关注使命教会的趋势并探讨如何应用到中国本土处境之中。
吴东日博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本科,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对近几十年来不同教会发展形态和牧养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
日前,他邀请研究使命教会的国际学者和专家就此话题多次进行交流和探讨,并进行了总结和分享,其中内容涵盖使命教会模式的理论和神学基础、国际不同国家和地区具体的案例和经验、后新冠数码时代的潜力和应用等。
对此话题的研讨,吴教授认为,这是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息息相关的,“以已知为前提,上帝是不断地开启我们——打破我们旧的认识,开启新的认知。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是活动的上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上帝。但是我们脑子里面形成的观念还是以过去的经验和认知为基础,上帝是不断把我们往前面引导,这样的过程中打破很多我们旧的认知,丰富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是上帝是不断扩张我们的认知的。”他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国际上兴起的使命导向教会模式?一方面适合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一方面符合和提现福音的内在性,福音内在要求我们不只追求量,更是对质的追求。”
研究者建议说,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美非常盛行使命教会,但是比起模范这些案例,我们需要共同去寻找圣经里初期教会使命教会的模式。我们要了解西方教会当下的转型以及要思考本土化处境,探索如何应用到东方。
以下是使命教会专题研究系列的内容摘要
(一)理论基础之一:当下如何更好地把握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提起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首先涉及到对基督和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而谈及这个领域,无法越过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894—1962)。
理查德·尼布尔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父亲是一位牧师,1915年毕业于伊顿神学院,192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到逝世一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现实主义神学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家之一,素有“神学家中的神学家”之称,对后世影响深远。
尼布尔考虑的切入点是如何用基督教思想重建二战后的美国,他对当时美国基督教的问题有深入研究,并反思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当时的处境下生活。他最终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整理成一本书,就是1951年出版的《基督与文化》,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
尼布尔在这本书中,整理了教会和文化的五种关系。
1.Against/反乎
——与文化冲突、对抗。主要态度是“只承认唯独基督,对文化主张断然拒绝、不妥协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比如约翰一书中的一些经文、神学家特土良、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以及再洗礼派等。虽有这种态度有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但对现代社会往往不合适,比如中世纪的修道院主义放在当下就未必合适,并且这种对抗的态度很难说明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
2.Of/属乎
——认为文化中最好的有价值的部分是和基督教部分是对应的。这是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态度。代表人物包括田立克(又翻译为:蒂利希),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见证神,甚至表示宗教是所有文化的核心部分,所有文化的DNA都是基督。
3.Above/超乎
——认为基督超乎文化,文化最高的就是基督。天主教认为所有哲学的顶端是神学。著名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说,教会遮盖世界、教会在世界之上。
4.And/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并列/二元论
——认为基督和文化是并列/二元论,也有翻译为基督和文化貌合神离、相反相承、或者基督和文化在张力之下。该立场认为,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冲突在信仰中一直存在,基督和文化也是如此,一直存在张力,因此基督徒生活在一种不得不妥协于现实中的张力。本质而言,该立场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上帝是全善的,但人类和文化却是罪恶的,马丁路德就是持类似的观点。基督徒一方面作为天国的子民,一方面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因此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
5. Transforming/转化
——转化或改造的类型。它承认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并且强调转化。代表性的比如改革宗神学观点中的文化更新的倾向;约翰福音中对于“道”(Logos 逻各斯)的阐述就含有这种态度;神学家奥古斯丁、一些自由派人士等。转化论与二元论是不一样的,这种态度认为人类的文化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改变,认为上帝是创造主和救赎主,文化不能脱离救赎,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历史,更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相互的文化变革的过程。
需要澄清的是,这五种关系的类型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理解做成的五种理想模型。尼布尔说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也离不开文化,因此需要融入文化,他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并不是我们所日常看到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意思。尼布尔把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五类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理解和接纳对方,而不是彼此排斥和反对对方。
在这五种关系中,福音派群体中比较保守的人士持最多观点的是第一种。但是作为二战后的神学家,尼布尔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态度无法使基督教很好地参与到自己所在的处境之中。
是反乎文化,还是做文化的更新者?这是对当时的美国教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然除了反乎论,二战后的美国教会也可以继续持之乎、超乎、并列的态度,比如效法中世纪对修道院的追求即出世,但尼布尔认为,这些主张对于更新美国教会和社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尼布尔认为,第五种类型即改造论是当时美国社会最需要的类型,强调鱼现在生活在混浊的水里面,但是可以让这个水变清。
第一种反乎文化观认为世界的文化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欧美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西方基督教受希腊二元论的影响很深,奥古斯丁、加尔文和路德的思想里面也有二元论的影响。基督教持二元论的立场,最开始也有为了保守基督教发展的动机,批评或者排斥这个世界。
但在1960年代二战后,尼布尔发现美国社会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教会持有的反乎文化观是有问题的,很难融入社会,所以需要改变。二战后至今,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反对基督教的氛围在加强。因此,尼布尔在他所处的时代开始提出基督教要更加使用第五种文化观:改造类型,我们要积极去改变这个世界。
反乎文化的态度就是让社会成为堕落的社会,教会不参与,教会和社会是分开的。对拒绝世俗只是在教会里面得人,教会可以称呼他们是有信心的人、热心的人,但从神学家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主张。
所以第一种反乎的文化观是希望整个世界成为基督化的世界,包括我们看的电影、听的音乐都是基督教的,以及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改造论不是这种主张,而是认为所有的都能成为荣耀神的工具,我们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创造基督教文化来影响别人,比如12月25日并非是历史上耶稣诞生的日子,本来在古罗马这一天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太阳神的纪念日,所以到现在一些保守的基督徒也仍旧不认同12.25圣诞节,但是把这个日子当做耶稣诞生的纪念日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更新,其实真正读圣经的基督徒不会认为耶稣就是12.25诞生的,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把罗马人人认为最不可能改变的偶像的纪念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诞生纪念日,这是一种更新。
通过这些主张也可以在宣教策略上有一些变化。比如曾经很强调的一些策略,如民族福音化、中国基督化、和文化圣洁化,谈的是文化是堕落的,而如何改变堕落文化?关键就是让基督完全占据这个文化就可以,这就是反乎论带来的模式。

但是,这样的前提就是产生一个结果:成为耶稣的门徒后,只是想去改变这个世界,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事实上,以耶稣门徒的样式在这个世界生活,就是最好的榜样。
而如今的时代和1960年代尼布尔提出改造论的时代背景又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尼布尔当年的主张也引起很多批评和问题。其中,再洗礼派对尼布尔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
比如,虽然美国总统宣誓必须手放在圣经的,候选人需要是基督徒才有可能竞选成功,为了竞选成功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也会刻意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并非如此,反而这些意味着基督教成了美国社会强有力的势力,他们不是关怀弱者,不是在社会底层服事他们,而是要高高在上来指挥美国社会。
所以再洗礼派指责文化改造论说:你们说改造文化的话,是想要改变成这样的模式吗?他们对尼布尔说:你是不是当时就有欲望让基督教成为最有权势的共同体?
作为尼布尔思想的批判者,再洗礼派的神学家尤达(Yoder)认为尼布尔最忽略的就是罪的可怕,所以他强调说,我们要有离世、出世的心态,不要与世界妥协,也不要被影响,但是也不能用暴力来改变,而是像耶稣一样秉持非暴力的信念。
20世纪文化反乎论和文化改造论是对立面,他们之所以争论是有前提的。彼此争论的前提是当时基督教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同时美国已经不是再以基督教为中心了,基督教被边缘化了。于是出现要寻求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种主张重新寻回之前的荣耀、权柄、中心地位,如果路上有障碍,那就破除掉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并且尼布尔的文化改造论让西方世界有了一些暴力行为。

但事实上,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能使用暴力,而是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和平的带出改变。比如,耶稣的事工是反当时罗马文化的,但他没有想用暴力来改造这些。所以效法基督就是出这个文化,但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做光做盐的人,所以持第一种类型态度的人常常会指责第五类型的人只是表面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生命的改变,就如再洗礼派批评说:很多基督徒好像很注重这个世界的更新,但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
教会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在社会之中还是之外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涵盖了2000多年来基督教内部非常尖锐的对话,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历史背景得当中,我们要选择倾向于哪里?

作为一位亚洲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学习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更要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处境适合哪种类型。如果我们不懂得思考这些问题,就只是会被动传承和照搬西方的教导,这样建立起来的也仍旧是西方式的教会,而非亚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所以使命教会的学习要落脚于: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门在中国的处境下如何界定和展开。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寻找新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需要寻找反乎和改造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呢?使命教会能否成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焦点是我们既要有离世的心态,但也要进入这个世界来服事。
无论是文化反乎论,还是文化改造论,其共同点是基督教王国的概念和身段要放下来,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比如所有的电影,音乐都应该是基督教的这种唯独基督教王国的观念要放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神学家在苦恼后基督教王国时期教会怎么发展。在这样的倾向当中,使命教会就成了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今天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影响这个社会?
时代在发生变化,教会也要思考。现在是2023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却拒绝承认和面对这些变化,那么我们会错过很多。
西方基督教衰落后,面临着很多社会的排斥和反对,反而这个时候的欧美教会和中国有很多可以共同面对的问题去讨论和沟通的空间。看世界宣教史尤其是西方教会向亚洲教会传教的经历,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去再思福音,只是照搬西方的福音就会出现很多张力。
上帝让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教会的模式也不刻意绝对化,这是欧美和韩国、新加坡等教会做了很多反思后的做出的调整,而中国教会也是需要反思,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如果我们中国教会醒过来,出现更多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欧美、韩国等教会的覆辙。
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二)理论基础之 从大众文化与教会谈文化牧会

(二)理论基础之二:从大众文化与教会谈“文化牧会”
在对基督与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还包含重新检视大众文化和基督教/教会的关系,在观念上来到更新,由此展开以文化为广泛的实践空间,而不是只是着眼于有限可视的礼拜堂或活动场所,从而拓宽服事范围和效果。
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大众文化?
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是在福音派中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比较保守的教会的看法是认为大众文化都是撒旦控制的,所以一些教会非常讨厌年轻人带耳环、做纹身、唱流行歌曲、看畅销电影等。其中,很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12年,Lady Gaga来亚洲的韩国和菲律宾等地开演唱会,很多基督徒一起开祷告会希望演出不顺利,而当时在韩国演唱现场发生了风吹裂了横幅,有基督徒觉得这就是审判。
林林总总,原因都在于不少基督徒认为大众文化妨碍属灵生命、与非基督教格格不入,从而让基督徒对大众文化是彻底否定和抵制的态度,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就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因此,我们需要从神学理念上重新探讨美学。何为美学?世界上对美有不同种的定义和观点,比如消费主义的时代,美更多被资本所规定,宣扬美的标准,从而让人去更多消费,买时髦衣服、化妆品、美容套餐、减肥药等等。但美的概念是需要超宗教化和政治化的,神学认为美离不开伦理的,比起外貌漂亮,是否遵行神的话才是美的标准。
基督徒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信心和行为不能分离,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和艺术分离。不是只有艺术家才可以享受美。在我们的观念里,认为你只能付出代价比如金钱才能观赏艺术品,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让大众群体在生活中看到和享受到艺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在艺术、时尚、美丽等领域彰显信仰。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做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大众文化中彰显基督的荣耀。
创世纪中,亚当堕落后,上帝对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其中的“劳苦”原文中是有文化的意思,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化和生活、人类的实践息息相关。
艺术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艺术可以体现崇高的美丽与超越,纯真的喜乐和美丽的生活,并且艺术不仅仅可以作为欣赏对象,它其实也何人类的行为/实践息息相关。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被金钱或者权力等社会主导的势力影响,而是要活出自己的信仰。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彰显出来,比如艺术。
上帝在创造好人类后,对人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但是,我们人类误以为有品位、金钱和地位的人才能享受到高尚文化,就好像一提到艺术,理解就是高尚艺术一样,这是18世纪之前的一种氛围。但是18世纪后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带来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一战二战后,整个欧洲掀起大众文化的新阶段。这对曾经自认为自己有品位、金钱和地位可以享受高尚文化的群体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不仅大众群体,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情结。譬如,英国的清教徒在美国扎根、经济和生活环境恢复后,开始回忆在英国享受的古典文化,认为更高雅,才算是艺术,对于大众文化则是持贬低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让文化和艺术也分了贵贱。学术圈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文化批评学者英国的阿诺德把文化分为两类,认为群众和劳动人群是不懂艺术的。
遗憾的是,这也成了我们亚洲所传承的西方基督教的DNA的一部分。毋庸讳言的是,19世纪很多福音运动是通过殖民的方式在殖民地强加给当地的人民的,导致这样的负面因素也存在。比如很多油画等他们所归类的高尚的文艺作品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所以虽然当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群体要传福音,但不少人的态度是把当地的文化当做是卑贱的文化,把西方的文化当做高尚的文化。
近代哲学上也有这样的理念带来的消极作用。比如笛卡尔著名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我作为人能够思想,就成为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但非常可惜的是,当时人的范畴是西方、白人、男性、基督教的这种中心观,除了这四种之外,所有其他的是是“他者”,是被观察、被定义的对象,而这种并不完整的认识成了近代世界文化的主体。
所以在这样的思想当中,福音传到了东方和亚洲,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自觉地被影响,导致认为好像西方文化是高尚的,从而贬低自己的本土文化,并且不自觉地把高尚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开,对此持二元论的一种看法。亚洲教会也需要知道西方基督教的传播背后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我们不能否认身处当时时代大背景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群体们对福音的热心和对灵魂的怜悯,但可能当时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装载福音的器皿受了这样的污染,所以亚洲的教会需要分辨并且需要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在二战后欧洲因为战争特别是竟然发生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惨剧后才深刻醒悟,原来之前自以为的西方、男人、白性、基督教得价值观并不是合理的。
苦难之后有上帝的祝福。对于约瑟和约拿,他们经历了刻骨的苦难。亚洲不少国家的历史里面都经历了殖民,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但非常矛盾和惊人的是:上帝通过西方自己殖民的经历让西方知道自己的不足——上帝借着他们殖民的经历反而打消了他们的骄傲。比如刚开始欧洲去非洲殖民的时候,觉得当地人又不穿衣服又不洗澡,不认为他们是完整的人,但是他们发现到了非洲穿着西服很难生活,而且怎么管理皮肤也晒黑了,才发现当地人不穿衣服等很多生活风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愚昧无知,而是在当地生活就会形成这样的特征。现在我们可以笑话当时的人,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领悟
我们一般会强调基督教世界观,需要知道的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发源也是西方的,当然我们不主张排斥,但是我们要有分辨。
关于文化,田立克说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荣耀神。我们虽然没有学过美学,但是我们有权利用我们的方式去欣赏美,我们不需要花费高额的钱去听专业的古典音乐、去看专业的古典画展才是高尚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都是文化。
福音派需要如何重新看待大众文化?
近几百年来,世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曾经西方、白人、男性为主导,变成了非西方、非白人、女性为主导——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所表现出的特征。战争悲剧、文化人类学的认知扩散、多元性思考、底层文化的存在感、工人与女性还有学生年轻群体的兴起,这些带来了文化认知的转换,也由此引发了世界观的转换。
20世纪研究文化有2个主要的不同流派:英国主导的文化主义何德国主导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和福音派的文化观很多相似,强调大众文化和高尚文化的分离。但是英国的文化主义主张的不是两者分离,而是文化的日常性和大众性,所以正是在这种文化观下,高雅的歌剧和大众的流行乐都是在英国产生的,都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离追求专业化、精英化的文化,认为高尚的文化更能提升人的追求,认为文化艺术是高尚的、纯粹的,所以不希望受到污染,希望从资本的影响中脱离出来。
我们福音派需要综合两者的研究。英国的文化研究非常关注日常和表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导致的负面也是需要谨慎地。我们需要综合两者的研究。
今日教会需要如何参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同频性。后现代主义1970年代兴起,随后发生的越战等激发了女权运动,并且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也兴起黑人,后现代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西方的一种文化变革。
西方比如英美更多拥抱大众文化。是否拥抱大众文化,也会带来教会的更新。比如说起著名的耶稣运动的兴起,不得不提当时最有名的嬉皮士文化。1960年代,美国出现了反抗文化的嬉皮士(Hippie)运动,这个人群最明显的特点是很有叛逆精神,反抗传统和体制,他们当时在海边彻夜的放纵,传统教会觉得这些人是被撒旦占据了。但是当时美国加州加略山教会(Calvary Chapel),主任牧师查克•史密斯牧师虽然长相看上去是很传统的白人风格,但却非常重视教会改革。他把参与摇滚的人接纳到教会,把摇滚的歌词改变成赞美诗的歌词,这就是当代基督教音乐(CCM)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唱的很多赞美诗的起源在这里,本来当时被指责摇滚乐是撒旦的,但是被教会接纳后就成为一种新的福音歌曲,这也就是尼布尔强调的:基督教要成为文化的改造者。
我们身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是无法回避的。想象一下,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如何相遇?我们可以把大众文化看做是上帝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力量和动力之一。
不管我们的立场多么保守或者热心,都要对大众文化有所了解,大众文化是大众欲望的一种反映,如果我们不懂得大众的欲望,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大众文化不仅仅反应这个欲望,也反应思想世界。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悲哀,痛苦,挫折,才能够对症下药。甚至需要鼓励有些人研究大众文化,鼓励有些人要去看爆火剧,我买不是要去享受它,而是要去分辨怎样解读和帮助大众。
当我们没有这些检视和标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大众文化吞噬,没有解析能力和分辨力的话,很容易被带跑。但是我们有了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何分析基础,有了解析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大众需求。通过大众文化,我们可以了解大众内心最渴慕的是什么。很多的大众文化不只是表面的样式,背后也有激发这些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不单单传福音,去改变文化消费和价值取向也是我们的使命领域。
所以我们是以一种逃避还是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
教会服事后现代的年轻人:不可忽视想象力
近现代主义很强调理性,但是后现代主义得年轻人把想象力当做是一个革新的力量。想象力是后现代时代的艺术,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功能,而大众文化也是一个想象力的世界。
遗憾的是,很多保守的福音派不喜欢想象力,教会也这样教导:觉得我们只要“阿们”就可以了,不喜欢信徒提问题,信徒只要顺从就可以了。很多保守的教会不给信徒留下想想的空间和空白。教会不会给信徒空间,信徒也是说“牧师啊,不要我去想,我只是听你的命令就可以了。”年轻人喜欢想象、梦想,但是教会说只要阿们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年轻人不喜欢去教会,因为觉得到了教会就停止了他的梦想。
但是在教会的外面,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年轻人不喜欢大人的干涉,“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搞得好就行了。”所以很多教会里面长大的二代反而慢慢到外面去追求自由。
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教会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未来。在教会当中,有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变得很幼稚、格格不入,但是教会也是要接纳,而不是要排斥,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梦想上帝,享受恩典。

想象力难道是反信仰的吗?并不是。因此,教会需要适应、更新和激发想象力。
结论:文化牧会的理念和文化礼拜的实践
所以,亚洲教会今日需要更新对文化的认识,不再只是困于近现代式的西方、白人、男性、基督教主导的思想,而是要抓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拥抱和更新大众文化,尤其需要探讨后现代时代东方思考的需要,并且如何透过亚洲文化表现出福音的本质。
教会需要回答大众文化承载的大众欲望,并且有使命去改变大众文化中弥漫得破坏、越轨、孤独、不义、矛盾的形象,用更新的大众文化去满足大众欲望。
教会的文化呼召是在这个时代使用同时代的形象表现福音,通过大众文化启示上帝的带领,并且与大众文化对话,促进圣经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地实践。
所以教会可以尝试做“文化牧会”,它不同于只是教会开展的一项文化事工或者项目。文化牧会是指通过实施文化活动并借此扩张福音领域的所有文化行为。文化牧会的要素包含文化的沟通,卓越的创造性,社会的公正性,文化牧会的牧者应该温柔,沟通,发挥创造性想象力,从而回应21世纪要求,以新形象见证神的国度。
2000后,韩国教会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大众文化,文化牧会是其中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在基督教伦理学和公共神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尝试。过去,教会总是想去直接改变大众文化,但是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建立的观念是:参与到大众文化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常常把文化当作是工具,只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但是文化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透过参与到其中,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化礼拜”,这是有神学含义的。
首先,我们需要牢记道成肉身事件。看在亚洲很多地区的礼拜堂完全是当地本地文化的模样,比如韩国最著名的延世大学的礼拜堂里面的耶稣是韩国人的牧养,带着门徒到处传福音,建造者他们想象耶稣如果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降生在韩国会是怎样的装扮。当然,我们不能改变圣经,耶稣道成肉身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本土的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文化礼拜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在时空的有限中相遇的信仰行为,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中敬拜超越的上帝,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韩国、中国,敬拜的都是同一位上帝,但每个国家处境不一样,如何在自己的空间敬拜上帝?核心是不仅仅只是在礼拜堂,我们在生活的处处,比如职场、家庭、甚至跳广场舞时想着怎么追求与上帝相遇。可惜的是,亚洲教会常常很少思考在特定处境下如何与上帝相遇,很多时候只是模仿西方教会的礼拜形式。
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上班族、餐饮人士,打工人群,我们的礼拜时间和形式可能都会有差异,最重要的是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尽情地见证上帝。
我们需要在礼拜中赋予文化牧会的意义。礼拜可以是非常多元的方式。礼拜不是形式多样,而是很多形式的体现。如果不理解这个前提,我们只会主张“我们的礼拜“”。但是,需要通过礼拜,让会众宣告上帝是他们的上帝;通过礼拜的不同形态,体现出服事他人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填鸭式的礼拜。
全能的上帝是进入我们有限的时空中,来到我们中间,通过不同的形式遇见神。所以,我们需要聚焦的是:通过使命导向将文化提现出来,重要的是不要成为教会的礼拜,而是成为会众遇见上帝的礼拜,要帮助你所服事的群体通过礼拜遇见神。通过不同的尝试和实践,通过不同礼拜的形态,让人与上帝相遇。
我们要思考自己所服事的社区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体,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个时间差派我们到社区。想象一下,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想法,社区就会成为共享文化的社区。

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北美教会停滞后开始的研究和反思
1990年代,美国南部的教会出现了增长停滞,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像之前那般认可基督教。这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两个问题:
教会为什么停止了增长呢?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听教会的话了呢?
几十年研究后,2022年美南浸信会发出这样一个宣告:教会成长学是教会的害群之马,看上去是让人数成长了,但却是“害群之马”。
近二十多年,亚洲很多地区比如中韩教会也开始学习欧美的教会成长学,但值得反思的是:去年美南浸信会对教会成长学正式宣告失败。因此,我们亚洲的教会不能只是被动学习和照搬欧美教会的模式,而是要结合经验和教训思考,否则不会产生真正本土的教会。
美南浸信会通过研究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在美国普遍化了,曾经以教会为中心的权势以及其他主流的传统权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网络时代的出现息息相关。
以前,以教会为中心在西方是一个主流观念,但是现在,教会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和学校、国家、医院等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一个是主导,而是所有人共享这些。
但教会宣教的方式很多时候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我们也可能会产生疑惑:福音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中心,为什么还要想其他的呢?但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接纳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消弱和否定福音。
1990年代,美国许多传统教会垂死挣扎,于是尝试了很多方式,想用很多钱做成事情,也就是说投入大量力气和金钱,想带来很多的人数增长和很大的发展规模,但却发现无法形成规模。种种经验教训后,他们总结出:教会不是宣教的目的,而是结果;教会的目的不是传更多的福音,而是注重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做光做盐,由此自然而然就会有结果。
很多教会觉得传福音达到看得见的果效才有平安,但我们翻看圣书就会知道,上帝的关心点不在这里,初期教会的增长也是因为他们活出好的见证和圣灵的能力,我们因此就会有神学的反思,对自己做的也会产生疑惑:难道传福音不重要吗?如果教会不宣教的话,人怎么样才会去教会?因此,反而是越热心的信徒越可能会有怀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付出才会有果子的观念推动了我们去做教会各种事工,认为这样或者那样做可以带来教会增长。但其实通过人所做的达到增长的结果其实并不多。看初期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觉醒的一小群人可以改变世界,所以当我们觉醒过来,世界会改变。
是教会重要,还是宣教重要?使命导向的主体是上帝,不是教会。宣教是上帝的工作,宣教的是上帝,上帝是差遣人的上帝。整本圣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帝差遣的这些人的见证,差遣的主体是上帝,我们是被上帝差遣的人,教会并不是差遣的主体。但教会常常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自认为是差遣者,正是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去动员、呼召和差遣宣教士,然后宣教只是让专业的宣教士去做,其他人热心参加礼拜就行,该干嘛干嘛,形成一种怪圈。
因此,我们要回归到圣书:上帝是宣教的主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思想:上帝喜悦什么样的宣教?
“差派的上帝”概念的出现和再批判
回顾现代基督教的历史,在教学领域这几十年一直有很多反思和争论,好似暖流和寒流的冲撞。热心传福音、建立差会和专门差传机构带着明确宣教目的去做的这一类,可以称之为是宣教的暖流;1990年代出现的反思这些问题的可以被称为寒流,主张是:比起表面达成了什么宣教效果和规模,成就上帝的旨意才是根本。
需要澄清的是,暖流和寒流双方都是爱上帝的人。热心传福音的属于暖流的人,他们主张上帝是有权威的,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权柄,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们让人都屈膝在上帝面前。而被称为寒流的人侧重于上帝另外的属性,侧重于上帝爱我们、上帝差遣我们,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愿意聆听我们祷告、像朋友的一位——暖流追求的是可畏的上帝,寒流追求的是更愿意彼此相交的上帝。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不能把上帝的全部属性都融会贯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批判哪方不对哪方对。并且,本身生态的平衡和健康需要暖流和寒流的并存。
事实上,1990年代宣教的寒流起源于1950年代。有学者追溯发现使命导向的教会的思想在1940-1950年代就在欧洲出现了类似的反思。
19世纪初,西方教会把宣教团队差派到很多殖民地,当时被差派的宣教士想要建立自己宗的派,于是产生了很多竞争。欧洲学者认为基督教的精神是合一,不能放任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竞争,为什么要以宗派为主,为什么要内耗呢?然后他们发现问题在于:我们的宣教不是出于上帝,而是出于自己的计划。
于是,有欧洲的宣教学家在神学上提出了“差派的上帝”(Missio Dei)的概念,有学者写了《差派的上帝》一书提出:教会和宣教都是以上帝的爱为源泉,两者都是上帝爱的表现,宣教的权柄要交还给上帝,而不是自己的主张。
1998年,达雷尔-古德(Darrell L Guder)编撰出版了《使命教会》( The Missional Church)一书,提出了要变革宣教模式:不能以教会的行为为主,而是以上帝的属性为主;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而不是自己固有的想法。
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上帝差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得不先要去问: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差遣我们?差遣我们的是上帝,我们该遵行上帝的旨意?

莱斯利·纽比真是使命教会理念最初萌芽和兴起的先驱之一。他是19世纪英国教会差遣到印度服事了数十年的一位宣教士,他的风格是包容接纳周边的宣教士一起完成宣教任务,他感到很有幸福感,因为虽然是不同地区和宗派差遣的,但是彼此不是竞争对象,而是合作者。30年宣教生涯结束后,1970年代中期他回到英国却发现一个惊人现象:虽然英国非常热心差派很多宣教士,但英国竟然成为了需要被宣教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信仰慢慢冷淡。并且英国基督徒不承认上帝差遣他们在英国重新做宣教,于是宣教士们只是去其他国家。于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英国教会变成这样?

纽比真看到:英国教会过去几百年从威廉凯利开始就一直热衷于差派宣教士,但却不思考在英国,上帝有什么旨意,忘记了英国教会是被差遣者,反而把自己作为差遣的主体。随后,他把自己的发现总结出来并在一个宣教大会上分享。
南美宣教的案例也非常典型:当时南美是军政府,百姓受很多压迫和剥削,但是不少新教的教会只是关注传福音,很有热心把人带到教会,另一方面却不管社会的需要,不理社会的问题,这是很矛盾的。对于南美的老百姓来说,教会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是分离的。因此,天主教的神学家在南美发起了解放神学,说到:透过出埃及记可以知道,上帝是怜悯受压制之人的上帝,上帝关注这一点,为什么教会不能关注这一点?所以,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当时南美的教会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关心上帝的关注,而只是为了教会的成长大发热心。
当然,对于教会是着重于传福音,还是着重于关心社会,随后几十年新教内部对此产生了许多讨论,比如福音派和代表合一运动的协进会(WCC)的分歧。福音派认为主张上帝是宣教主体的人忽略了教会,只是关注世界,而另外一方认为福音派只是关心教会,双方彼此批判之中对于宣教的概念也有很多革新,这也导致后面出现的使命教会不仅关心社会,也关心教会的成长。
最为深远的是,教会在这几十年的讨论和变革中对于“差派的上帝”有了更新的认识,认为这个概念的有限性在于依然存在教会与宣教的二分化,并且仍以教会的结果来作为衡量工具。
深刻的神学变革:君主三一论?社会三一论?
其中,认知变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差派的上帝”神学架构的基础仍然是西方教会传统式的君主三一论。这和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有深刻的联系,西方基督教受西方哲学很大影响,强调他者,导致非常强调君主神论,也由此歪曲了“差派的上帝”的概念。因此,需要克服传统的西方基督教概念,才能真正开展使命导向型教会。
使命教会需要重建一个神学架构,对教会论的重新思考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即从过去强调垂直权威的君主三一论转为强调平行相交的社会/关系三一论(Social Trinity)。后者更契合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网络、关系、相生的特征,对“差派的上帝”的君主神论转换为关系中心才能克服其有限性。
差遣的上帝是宣教的主体,这位上帝差遣了耶稣基督,圣父和圣子差遣了圣灵,圣灵成为推动教会的力量——这是正确的主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对上帝的认识,是传统西方教会持有的君主三一论,强调君主式的权威,因为人的有限性导致最后教会反而成为自认权威的君主式宣教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看美国和韩国不少教会,特别是大型教会表现的更加明显,结构是上下垂直的关系,而非平行的关系。
使命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不同于之前教会为中心的下压式的宣教模式,强调要有平行的模式,追求的是水平的关系。比起学习外面使命教会的经验和模式,本质上是垂直到水平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仍有许多传统教会和传统式的宣教是垂直的思维模式,仍旧把教会当作是与世界分离的,无法融入到当下水平的社会结构中。
我们研究和学习使命教会,并不是把以前欧美的照搬过来被动模仿,而是要思考中国本土的模式,这需要我们更新神学观念和教会论。否则就如欧美和韩国也有不少教会学习使命教会,但没有神学观念的彻底翻转,所以只是学了表面,反而丢掉了本质。
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论强调上帝是君王,这是因为西方教会受当时罗马帝国的影响这样认识上帝和构建神学体系的。初期教会经历300年的逼迫,在那之前各地有主教但是没有教皇,但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被深刻影响,习惯了君王制的从上到下,教会制度也成为这样。
我们需要清醒知道的是:从上到下是人为的结构,而不是上帝启示的结构。上帝在圣书中的告诉我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并非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而是关系的模式:上帝差遣子,子差遣圣灵,这不是差派的关系,是相交的关系。我们如果追随西方君主三一论, 我们也会失败。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一点,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应该是相交、彼此服事的概念。
近代的西方社会,认为西方、男人、白人、基督徒是主体,并且是一种观察式的他者思维:我是我,你永远是他者;世界的中心是我,解析世界的中心是我,并且也用这样的方式研究上帝和定义宣教。所以,讲的上帝是君主论、有位格、以自己为主体的认识,对他人没有包容。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差遣西方教会去做宣教,而西方教会以外都是他者,认为我要改变你像我一样才是成功,我要来影响你,我是来改变你的。
这种观念在二战后伴随着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等被极大的破碎,开始反对这种近代范式,强调我不是主体,由此后现代主义萌芽。
对西方教会的君主三一论发出批判和质疑的是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主张:不是支配的三位一体,而是相交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是固化的,而是互补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三位一体和神的国》中主张说: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整个社会运行的,不是差遣的主体,而是建立关系的,因为差遣是单方向的,而建立关系是相互的,所以,这种三位一体论被称为是社会性的三位一体论,或者简称为社会三一论。
因此,强调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差派的上帝能够在社会三一论结出更好的果子。
有神学家写到: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差派就结束了,而是与圣子同在的神。这也是上帝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君主三一论的教会总是要把人拉到教会里面,但使命教会愿意人走向世界,不是把人拉进方舟,而是差遣人到社会不同的领域。
社会三一论是接受使命导向,不只是关心教会还会关心社会,不只是对于教会内部和基督徒群体有使命,而是我在整个地区有使命,我在所在的社区履行使命,思考我在我所在之处如何回应呼召,我们不是只在教会,而是差遣我到社会。
因此,使命教会是一个新的解释方式和模式:不是美化我们自己,拉人到教会,而是差派基督徒到世界。
美国南北战争时,双方都祷告: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当时的美北注重社会责任,美南注重传福音,南方的基督徒认为解放黑人是上帝不允许的。林肯总统的祷告是:上帝是谁的上帝不重要,而是我是否站在上帝那一边;我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与黑人弟兄同在,因为我参与解放黑人战争。所以,哪一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
我们在现有处境中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使命教会的目的。很多人热心宣教,但怎么成就上帝旨意的思考却很少。
从君主三一论到社会三一论是西方神学家对当地神学的反思,是他们走过弯路后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身处自己所在的环境,如何去吸收和应用,是我们的任务。就如不可杀人是圣书的教导,但是在不同处境有不同处理的方式,我们怎样寻找作为基督徒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神学的理由,神学给我们辨别的能力。
总结和思考:社会三一论和使命教会如何在不同处境下开展?
理解使命教会的出现,首先需要知道,它和之前的传统教会相比,是范式的彻底变革。
A是主体,B客体,把B当作是A’,自我同化。A不认可B和自己的不同,一定要把B改成A”,这是君主三一论导致的模式。
不仅在神学界,20世纪的哲学界对这种模式也提出这方面的反思,开始强调encounter(相遇)和engagement(参与)。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要强调分别为圣的时候,但基督徒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要进入社会和改变社会。有些人觉得这世界所有的歌都要是赞美诗,电影都要是福音电影,所有的人都要是基督徒,这才是作为基督徒的本分。这是20世纪的思维方式,这是主张君主三一论的特点。
但使命教会的模型是我们认可B,与对方彼此相交,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参与就好像是进入处境,是入世的概念,我们要选择进入处境,上帝差遣我们进入处境。就如约瑟从来都没有选择自己被卖为奴隶,所以他在埃及要经过很多思考和苦恼才有自己的最后告白:我是因着上帝的救赎计划被差派到埃及。他的时间没有浪费在要回去报仇,因为约瑟心里有确信,是上帝将他先差遣到埃及。因这样的思想,约瑟拯救了以色列。
我们教会不能和社会分离,只是成为宗教共同体,我们要进入到社会共同体里面,如果我们只是持君主三一论,很容易成为分离式的共同体。积极参与,不是完全融合,承认是有张力的,但是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处境进行更新,是落脚点。
很多时候,我们去宣教的目标是把村庄完全基督化,宣教是把他变成另一个我,就好像20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宣教一样。但如果我们改变模式,以社会三一论去操作,我们就是另外的模式,比如我们到了一个村庄会去考察:上帝把我差遣到这里,让我做怎样有益于这个村庄的事情?
君主三一论的模式是我是标准,并不关心对方是怎样的,我们很容易把处境对象化,以我为主去改变对方。但是,亟需改变观念的是:历史和世界的处境不是教会改变的对象、不是教会的对手,而是增进我们宣教的要素,我们与处境是不能二分的,是相通的,不是对立的,是要藉着他们的需要与他们融为一体,不再有主客和对立,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用对方认同的方式来对话。
我们被差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我们要更深考虑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宿命论式的面对,也不是认为所有的都是敌人然后进行攻击。使命教会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并参与到社会共同体的教会。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欧美的使命教会也是以个人主义去思考和建构,但是亚洲文化非常专注共同体的幸福,而不只是个人的幸福,喜欢使用“公共”类似的词汇,因此亚洲的教会如何切合自己的语境去建构适应当地处境的使命教会,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教会能否致力于“共同善”,比如教会可以成为社区的活动中心,让居民在这里共享?
(四)使命教会的实践:在英国和韩国的探索和经验
实践基础是教会论的更新:“何谓教会?”变为“教会为何存在?”
谈及教会,最被广泛探讨和问到的问题就是:
何谓教会?(What is the Church)
教会是做什么的地方(place)?
新教对此更是从宗教改革时期就有各种讨论。其中,最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教会是有话语宣讲和执行圣礼的地方。
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有话语的宣讲和执行圣礼的地方,就一定是教会吗?对比马可福音中的一段记录: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犹太人的圣殿也有话语的宣讲和圣礼的执行,但是为何耶稣却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呢?
教会共同体常常误以为拥有一个宏大建筑是他们的梦想,认为信徒人多、奉献增多,才能建一个更大的教会。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但耶稣说这石头建的不是圣殿。
约翰福音4章记录了耶稣遇到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自己的问题这个妇人为了躲开人群,所以在中东地区大白天最热的时候出门去打水。耶稣为什么在大白天很热的时候去那边呢?很有可能耶稣是要去与她见面、相遇。当时人们的风格是观察、然后改变对方,而不是参与,但是耶稣来深度参与了这个女人的生活。他们有过几轮对话谈到在哪里做礼拜,因为当时大部分犹太神学家对礼拜有这样那样的观点,但耶稣说了真正的礼拜是怎样的,祂强调了上帝是个灵,不局限在一个空间里面——也就是说,无论外人怎样看不起你,但上帝可以与你相遇。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得到了释放。平时她是躲避人的,但是现在她到村子里面跟很多人说自己遇到了弥赛亚。
如果耶稣是以传统的形式去见这个女人的话,不会有和这个女人的相遇,也不会有后面的参与,也不会有这个女人的转变。
其实,比起问“何谓教会”这个问题,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教会为何存在?”
关于教会是做什么的地方(place),人们常常聚焦于外面的建筑或者场所(place),但是教会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信徒共同体,是信徒们之间的交流团契。有内在的话语、圣礼充满外在建筑空间,才真正有意义。
礼拜不只是一个聚会安排或者礼仪形式。永恒的存在进入到时间与我们相遇,这是礼拜。这样的一个礼拜在一个空间里面表达出来。比起固守传统的模式,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礼拜的本质。礼拜的时间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习惯了主日早上9点或者10点聚会,但要反问一句:谁规定了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聚会呢?难道中午做礼拜就不圣洁吗?难道周间做礼拜就不是敬拜吗?比如有一个群体周日要工作,那能不能周一给他们做聚会呢?重要的不是哪个地方和时间。
教会礼拜的顺序也是需要思考:我们来教会里面是先吃饭还是先礼拜呢?
礼拜有固定的场所、时间、顺序等观念的话,就会把我们束缚在时间、空间和形式里面。但是使命教会就是进入和参与到你所服事的群体里面去思考如何做礼拜。
我们不是以观察分析的立场,而是要学习耶稣参与到里面去。
想象下男女恋爱:
如果一个男生总是想女生为他改变,这个女生对男生说:“你喜欢我梳这样的发型,穿这样的衣服,那我就改变,改变成你喜欢的发型和衣服。
还有一个男生对女生说:“无论你梳怎样的发型,穿怎样的衣服,我都喜欢你。”
哪一种的关系更能持续呢?
无论你怎样,对方都无条件的接纳你,那么你是不一样的感受。耶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耶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教会共同体是不是也要效法耶稣呢?如果我们不能深度参与到所服事的群体里面的话,我们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常常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我们并没有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只是评价对方这不好那不好,要求让他信耶稣。最开始这样可能有一些效果,但越往后面走的话,可能很难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所以,使命教会的教会论根据不是教会是什么?而是教会为何存在?
我们不是观察和改变对方,而是深度参与进去。如果宣教的主体是教会的话,很容易以要求和改变对方的方式展开,因为是以建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观察人,然后把人带到这个建筑里面。所以教会就会想着如何改造建筑、如何布置装饰更吸引人过来,但是如果转变观念,知道宣教的主体是上帝的话,那么会想着如何到服事的人群中,参与到其中,共同形成和建设一个共同体。
我们如果改变了对教会的认识,并且从君主三一论改变为社会三一论的话,就会来到范式的改变,我们开始会想着如何把教会存在的意义表达出来。
当然,有时候也需要建堂,我们并不是要支持B而完全否定A。但比起这个,使命导向型的教会共同体更关注如何参与到我们所在的社区,就像耶稣当时深度的参与到门徒的生活当中。
我们所有的认识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知非常重要。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不是君主三一论,而是社会三一论。传统的君主三一论认为,父子灵是垂直关系,而21世纪是社会三一论成为主导,把父子灵看成共同体,注重彼此的相遇和参与,成为合一。
英国的使命教会的实践:新表现运动
英国圣公会是最早开始探讨使命教会的团体之一。
1990年代,英国出现一个报告:英国的基督徒会减少很多,2050年教会出席人数是0。英国圣公会比较传统,老年人居多,很难吸引年轻人,即使到今天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是国教系统,神职人员可以从国家领受薪水,所以对教会有没有新人来不太关心,只要教会存在就可以。
在这样的境况下,当时圣公会的一位主教访问伦敦的一个教会,发现这个教会只有老人没有年轻人,但是随后,他去了澳洲的新颂教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所以受到很大的冲击。礼拜结束后,他来到台上跟主持的牧师说:“请给我话筒。”
当地教会的牧师就问:“你是谁?”
这位主教就回答说:“我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然后问现场说:“你们这里也有不少是英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教堂聚会,要来大剧场聚会?”
现场的会众就回答说:“传统教会没有意思,你们是老顽童,你们不听我们的,你们就是按照原有的形式存在下去,你们对我们没有关心。”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和我们相遇,也不参与我们的生活,你们只是有距离地观察我们,只是让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却没有进入到我们这里来。
这些年轻人的回答让主教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回去英国后,马上建立研究组研究这个问题,让人提交报告怎么解决无法吸引年轻人和教会逐渐衰落的问题。
研究结果出来后,带来极大的变化,之前圣公会是传统的范式,但是该研究结果推动了后面的英国的新型教会运动(Emerging Church Movement)出现,也被称为教会新表现(Fresh Expressions of Church) 运动,宗旨是在现时代的文化中道成肉身,重新表现教会。

1991 重新植堂,因着使命训练人再把人差派出去
1994 打破原有的模式
2002 建立重新表现团队尝试
2004 出现了使命塑造型教会(Mission Shaped Church)
厄姆·克雷(Graham Alan Cray)在开始使命塑造型教会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开始的时候着眼于做教会,那么使命可能会丢失。如果开始的时候着眼于使命,那么教会可能会被寻找到”(Start with th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will probably get lost. Start with mission and it is likely that the Church will be found.)
比如在开始植堂的时候,出发点只是做教会,先把场所租下来、人分出来,可能之后我们会迷失:教会为什么存在。但是如果出发点是这里需要这样的服事,这里需要这样一个承担使命的教会,那么教会不会迷失。所以,虽然刚开始可能没有人,也没有聚会的空间,但是当我们聚焦在使命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这样有使命导向的教会。
教会新表现运动中,圣公会聚焦于所服事群体的需要,而非拘泥于传统模式,打破了之前的旧范式,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创新,包括:
备选性敬拜社区(alternative worship communities)
地板教会社区(base ecclesial communities)
咖啡教会
小组教会
由地区社会运动发展而来的教会
周间聚会(Multiple midweek congregations)
网络中心教会(Network-focused churches)
慕道者教会
传统性开拓教会
青年聚会
调查显示:
1. 那些出席被归类为“教会的新表现”类型教会的人中,约有24.5%已经是教会的成员,有35.2%现今因着某些原因不出席教会,有40.3%是完全没有出席教会经历的人。
2. 经研究发现,“教会的新表现”类型的教会平均占教区教会的15%,占总出席信徒的10%。
3. “教会的新表现”类型的教会的52%是由平信徒、40%是由没有正式权力(职分)的人所主导,而且三名中有两名为女性,男性大多是有薪圣职人员,女性大多是自愿服事。
4. 至少可以区分20种不同类型的“教会的新表现”教会,平均规模约为44人。
5. 在英国教会的所有传统中都可以找到“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形态, 它满足了地理和地区、时间与场所、工作种类和形态的一切多样性,可以被称为"多样化的小共同体(varied and small communities)"
6. 有78%的人被劝勉要成为门徒,而不仅仅是出席。有1/3参加圣餐礼,1/3接受洗礼。超过一半的出席者都期望承担起教会财务的责任,并在生活中得到指导,此等现象是在体制性的圣公会教会中几乎没有的。
7. 约占66%的大多数教会都经历过成长或维持现状。但有25%没有增长而是在减少,9.7%已经关门。“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失败因素可以透过“教会的新表现”教会的类型、及其服务的社会领域、以及有怎样的需求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韩国使命教会的实践:村庄牧会
韩国近十多年来开始接受使命教会的理念并进行转型,不再只是崇尚曾经的超大型教堂和教会的模式。其中,村庄牧会是一种实践。
何为村庄牧会?其产生是与韩国教会的危机有很大的关系,其危机在于教会本质的失落,只是聚焦于教会自身而忘记所处的社区责任等,比如在社会上荣誉感薄弱、很少参与到社区和社会之中,所以需要恢复教会本质,提升公共角色。
韩国教会从公共神学的角度而言,树立“共同善”(Common Good)的观念;从使命教会的落地而言,立足于所处的社区寻找其需求;从城市宣教而言,强调和城市社区建立公正&和平的关系。
村庄牧会中的村庄,并非传统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而是现代大都市下的一个个群落构成的“村庄”,曾经韩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村庄的人就进入到城市,地理上的村庄就慢慢衰落,但是人还是生活在不同的“村落”里面,比如各种“城中村”,或者某类人组成的共同体社群等。
当下,在韩国75%以上居住在城市,这里的城市并非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指都市生活,生活形态有城市特征的地方即是城市的涵盖范围。在韩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人从以前人与人连接紧密的村落生活变成了孤独的城市生活,人和人的关系断裂。韩国70年代做过的民众牧会,是为了当地困难的人、孤独的人设立的牧会。而如今的村庄牧会不仅仅着眼于此,更加注重参与。
“村庄”既是一种文化表现,也是一种隐喻。村庄牧会着眼于教会在城市中与其他人群共同形成一个共同体,是一种共生的社会民生异象,克服了传统的宣教模式,不再强调教会是地区的中心,而是成为社区中的一员,与经历痛苦的他人成为邻舍’。
因此,村庄牧会不是用城市宣教的传统模式,而是用城市共同体的观念。传统的模式是“让所有的居民成为信徒”,但村庄牧会的模式是“让所有的信徒成为居民”,也就是教会差派基督徒参与到城市和社区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让城市和社区因为教会的服事和基督徒的行动变得更美好。
很奇怪的一点是:常常信仰很好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和村子没有太多的关心,我们常常想把他们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但我们却很难成为他们的邻舍。韩国使命教会的形态就是村庄牧会——成为这个区域的邻舍,这就是相遇和参与的形态。
比如韩国有教会在圣诞节之前,提议首尔市做活动,与居民一起庆祝圣诞节,不是作为宗教活动,而是整个这个地区参与的居民活动,教会组织居民们一起做饭、享用和交流,最后该地区的人说:“我们这个地区因为有教会,所以变得越来越好,”之前教会怎么说,世上的人不怎么听,但是当他们和居民做活动后,教会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且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力。
结语:在自己的处境中追问——教会为什么要存在?
转型成为使命教会的核心是要在自己的处境中追问:
教会为什么要存在?
教会为什么必须在那里?
教会是谁建立的?
教会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建立在哪里的?
使命教会逐渐成为这几十年的全球教会趋势之一。中国教会曾经在几十年前充满活力,但是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也变成英国圣公会开始新表现运动开始之前的样子:制度化。所以未来是否中国教会也会失去曾经的活力?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些经验,寻找让教会持续有活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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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0 09: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全球各地使命教会的14个真实案例

1.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圣马田堂(S. Martins in the field)


圣马田堂(St. Martin-in-the-Fields)是伦敦最中心地段一座著名的圣公会教堂,位于威斯敏斯特市特拉法加广场的东北角,拥有6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曾经这里的会众都是老年人,圣马田堂接触和学习了使命教会后,发现英国社会老龄化非常严重,他们所在的社区也是如此,于是把教堂的地下一层进行了改造,成为了服事老年人的餐厅,以低廉的价格为老年人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不仅吸引了周围的居民,很多游客也来这里吃饭。

最开始教会长老反对做出这样的改变,认为教会里面怎么能建餐厅和收钱。但当餐厅发展起来,不仅服务了很多人群,而且赚得钱拿来用于老教堂维修的时候,整个教会都非常高兴。

在距离这个教堂大约100米之处,有个国家画廊也是这个教会支持运营的。晚上会收门票,用于运营,但中午会免费表演,专门提供给周围许多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的人。他们接纳这些人是他们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和不少著名的慈善机构一同参与到社区中,以寻求更深参与到城市生活之中。

2. 英国:东伦敦的堡贝门利教会社区中心(Bromley by Bow Church & Center)

位于伦敦最东部的堡贝门利的一家教会和社区中心。它是1984年由安德森-摩森(Andrew Mawson)牧师创办,旨在服务和转化所在社区。

该地区曾经非常贫穷,是二战后很多移民过来的人居住的地方。英国政府对这个地区没有投资改造,这里的居民也没有享受到国家的福利,生活在这里的人非常贫穷,很多是穆斯林。安德鲁牧师属于改革宗,是很保守的人,但当他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开拓,走在这里的路上时,圣灵给了他一个问题:你以为我是让你来这里开教会的吗?
他回答说:我是改革宗的牧师,我来这里不是做教会是做什么呢?
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难道你不怜悯这些人吗?

从这时候开始,他开始关注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他发现这些人在英国做为外邦人生活,孩子没人照顾,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不好,所以安德鲁内心有了一个想法:让这些人生活的更好。

本来这个教会很小,前面有个很大的公园,也很脏,垃圾和动物的粪便比比皆是。教会找到当地社区管理部门说:我们来打扫,你们来支付我们的薪资。当地的社区管理人员嘲笑说:你们能做就做吧。然后牧师带领这个地区的人一起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之后,他把教会建筑分出一部分给穆斯林建立托儿所。有人看的时候很惊讶问牧师说:“改革宗的教会怎么能分给穆斯林做托儿所呢?”安德鲁牧师回答说:“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不做呢?”

他还说:“教会是什么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教会为什么存在。上帝差遣我们来服事这些人,我们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安德鲁牧师帮助这个很穷、也没有什么资源的地区建立了伦敦最早的免费体育中心,并且争取到了免费的医疗,并且邀请艺术家们来给这里的人教授艺术,让这里的居民可以制作手工艺品卖出去,由此开始了艺术中心。奇迹就慢慢发生,这里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如今这个社区中心涵盖了教会、健康中心、托育所、儿童中心、社区设施和咖啡店等。这间教会共同体也因此得到很高的评价。

有传统教会的牧者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人聚会?他们会说跟20-30年前一样仍旧是20-30人,虽然这里活动的话有好几千人参加,但是来参加礼拜的人有20-30人,所以传统的牧师就会很失望。但是这里的人问他们:难道我们教会不是为了服务这些人存在的吗?

3. 英国:托特尼斯的转化小镇机构(Transition Town Totnes)

这家机构位于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曾经因1980年代的疯牛病而闻名世界。它本来是一个放牧的地方,但是因为疯牛病彻底被荒废。

因为当地循道卫理公会教会的帮助,小镇发生了重生,成为有机自然村庄的代表。小镇的转化起源于一位放弃年薪100万美元的威廉•拉尼亚,在这里开了一家服装店,促进当地发展地区自生经济,并且支援地区内手工艺人的培养。他2006年成立了托特尼斯的转化小镇这个机构,这是一个以社区共同体为主导的慈善公益组织,其宗旨在于加强本土经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适应环境变化的韧性,全职工作人员不多,大多靠志愿者的工作支撑起来的一个草根机构,主要透过运营项目来推动有机农业和手工业的形成。

托特尼斯也被誉为是“英国小镇的未来”。当地的官员和探访的人评价说:这个村子的变化是因为有信仰共同体的影响。而托特尼斯的转化小镇激发了英国“转化小镇”的运动,许多人自发起来创建项目和机构帮助英国许多古老的小镇抵御气候变化、石油枯竭、不公平贸易等,帮助传统小镇重新焕发活力。

4. 英国:绿带音乐节(Greenbelt Festival)

这是一个1974年开始的、每年一次在英格兰的大型节庆,融合了艺术、音乐和公益的话题。它的前身是一个福音派背景的基督徒音乐节,以当代流行方式举行,吸引了1500名年轻人,伴随着他们的扩大,人数逐渐增长,从2010年开始每年能吸引2万人,包括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的人前来参加。

如今,当地的基督徒团体联合60多个社会NGO共同做起来的一个四天三夜的节庆,每次活动的时候本地人搭帐篷的就有1.5万人,还有挤爆酒店的世界各地的人赶到这里。

大会吸引了许多全球最有名的基督徒和社会主流音乐家,他们一同演唱摇滚、流行和民谣,并且还会一起举行敬拜,同时还会安排探讨信仰的环节,邀请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世界基督教领袖作为他们的讲员来分享关于公平贸易、正义等话题。这个节庆极大得改变了当地社区,并且对世界产生影响力。

5. 英国:伦敦海边的X教会

在伦敦靠近海边有300年的历史的一个教会,会友本来只是老爷爷老奶奶。海边有很多人来游玩和冲浪,但是教会对这些没有兴趣,并且教会对这些年轻人不感兴趣,年轻人对教会也不感兴趣。

然后来这间教会服事的主教接受了使命教会的学习后和教会说: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在教会给年轻人打造一个活动的空间。
长老们就问他:“你要做什么呢?”
主教回答说:“我要做一个酒吧,让年轻人来这里玩。”
长老们就反对,说:“牧师你疯了吗,在教会前面做一个酒吧?“
主教说:“三个月后你们再做评价,如果不满意可以把我赶走。”

这个教会因为历史悠久,虽然出席的人不多,但是财政上的积累还是很丰足的。于是主教申请到资金做了一个酒吧做尝试,门口写了“年轻人,欢迎光临”。

不少年轻人被吸引过来,在房间跳舞,喝酒。然后有人看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跟他们说“你知道挪亚吗”,然后就开始对话,也有专门跳舞的房间,每个房间有主题讨论,进去的人一边跳舞一边讨论创造论和进化论。

慢慢就开始发生了非常惊奇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周末时专门来排队要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信徒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接受使命教会理念的人是接受的,于是,这样的案例开始在整个英国流行。

6. 美国:纽约救赎主教会的公益项目——纽约希望(Hope for New York)

这是纽约救赎主教会开展的一个社区型公益项目。在建立之前,救赎主教会调研了自己所在的曼哈顿地区有哪些NGO,筛选出和教会有关系的NGO, 然后思考这些NGO可以和自己的教会能够做什么链接,随后鼓励会友寻找到自己所在地区的NGO一同参与进去。

这个教会的规模很大,但没有自己的建筑,借了其他教会的房子做礼拜。教会的主任牧师说大家来教会每周做一次礼拜,但是大家的生活是在地区的NGO进行,你们不要想成为教会的会友,而是要成为当地社会的居民;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消耗在教会里面,而是参与到社会的NGO里面,所以创立了“纽约希望”,这个并非教会自己做的NGO,而是连接教会的信徒和NGO的一个桥梁。 “纽约希望”的异象是希望透过彰显基督的爱而使所有人经历属灵、社交和经济上的丰裕,成为一个新纽约,使命是动员志愿者在人力和财力上支援那些帮助纽约边缘群体的慈善机构。

“纽约希望”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动员自发的捐助者进行奉献,然后这些捐赠直接流到教育、餐桌等各种NGO里面。在2022年,“纽约希望”筹集了290万美金用于帮助各种慈善机构。并且,当下有16个教会共同合作,一起祷告、服事和满足邻舍的需要。

因为救赎主教会专心在这个事情上,整个曼哈顿的灵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透过他们可以思考,教会如何参与城市的生活,让城市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幸福?

7. 美国:华盛顿的救世主教会(Church of Savior)救世主教会于1940年中期创办,创办牧师在二战后来到这个地区,看到这个地区是黑人居住的地方,生活很贫穷。他问自己,上帝让他来有怎样的使命?于是,他开始给贫穷的人提供食物,让孩子有学可上。

这个教会看到自己的使命是开展NGO,于是他们在10多年的时间创立了20多个NGO。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让自己的教会扩大,不是让自己的教会建立大的组织体系,而是服事这里的居民。因此,虽然这个教会的信徒不多,大约有150-200人之间,但他们教会的奉献达到了一亿多人民币,这些都用于服务弱势人群。因为他们的宗旨是帮助贫穷的人,这很有价值,所以去各地筹款时很多人乐意捐助。这间教会进入到美国十大教会之一。其他都是大教会,只有它按照人数而言是小教会。

现在去这家教会,这间教会变得非常干净,会让人以为是不是教会变富有了就变质了?但其实并非如此。 当这个创始人去世之后,教会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思考:因为这个教会最初的目的是服事困难的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地区变成了很富有的地区,原本的使命是这样的,但现在我们该何去何从呢?所以他们就把书咖关闭了一年时间,用了一年的时间研究,最后得到了结论:现在这个境况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进入到现在的处境当中,所以教会内部就变得非常干净,在书咖里也是周围居住的水平很高的人,他们敏锐地去抓到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和目的。

撰写该教会传记《呼召委身》(Call to Commitment)的作者伊丽莎白-康纳(Elizabeth O‘Connor)说:“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我们突然被摧毁,第二种是我们慢慢被摧毁,第三种是我们将成为幸存者,延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她强调的是,我们只有抓住呼召,才能真正的延续。

8.食物神学:美国西雅图的晚餐教会(Dinner Church)

这是在西雅图一间有60年历史的圣公会教会。因为大部分信徒都离开了,教会人数很少,所以就想要把教产卖了去另一个地方,于是开始讨论是否要卖。主任牧师开始思考:教会从来没有来过中产以下的人,也没有来过黑人,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群体。所以,他们开始尝试改变,他们打开教会大门邀请邻舍共享晚餐时,中产以下的人和黑人都来了,这个教会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礼拜。

这让主任牧师看到:其实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起吃饭分享,这正是初代教会经历的;他们是白人中产阶层,但是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饭,这位牧师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感受。大家一起吃喝礼拜不就是福音吗?

之前周边的人群觉得教会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有人告白教会是我们的家。这个核心是大家一起吃饭就是礼拜。随后,牧师做了这样的事情,开发了食品神学。他们将教会重新装修,出租后并开拓了6间教会。之后美国圣公会推动,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尝试,形成了“晚餐教会运动”,今年11月还会在佛罗拉达举行第一届“晚餐教会峰会”。

初代教会,男女身份不一样,奴隶和主人不一样,犹太人和外邦人不一样。但是在福音里面,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工作。在美国,种族问题是很严重的。尼布尔曾写了一本书《教团的社会主义起源》,他研究后得出结论说:虽然教会当时有很多复兴,但是也有很多分裂,不是因为神学而分裂,原因是政治和经济,穷人和富人分开礼拜,保守派和自由派分开礼拜,都是人为因素造成教会的分裂。尼布尔称之为是教会的道德堕落,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没有解决种族差异。

晚餐教会主张,大家一起吃饭和礼拜可以促进种族差异的消失,一起分享食物本身就是共同体。所以在他们吃饭的空间,门口有接待的人,告诉进来的人菜单是什么,告诉他们食物神学的含义,就像告诉他们今天讲什么经文一样,并给他们刀叉、倒水。一套流程和我们做礼拜的流程一样,他们吃饭中间,也会一起赞美,也会给他们传讲福音信息,吃饭结束,礼拜就结束了。

其实,很多时候教会的礼拜很大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等级,但是晚餐教会的礼拜大家是平等的,他们一同吃喝感受不到彼此的差异。他们在一同吃喝一同领受话语的时候,感受到我们都是一家人。晚餐教会让社区变得明亮,也让贫富二元论消失,不再觉得是阶层差异,而是对方是我们帮助的对象。

9.韩国:与地区教会共生的温馨餐车

韩国教会也有学习晚餐教会的模式,进行本土化尝试。起源是首尔一位女牧者发现主日因为基督徒都做礼拜,没有人给露宿的人送饭吃,她本身就对帮助露宿街头的人很有热心,于是开始有为他们做一餐车的负担。

一间教会因为她的异象而感动,给她大约100万的奉献,于是她就开始买了一辆车,把盒饭放在里面。车上写着温馨餐车。

在韩国,很多人做帮助露宿街头的人的餐饮的事工,本身送餐这个事情没有很特别。但是这位姊妹把温馨餐车融入到使命教会的理念,不仅提供食物,也是教会,也提供礼拜,共有4-5间教会一同轮流来做这个事。虽然这几个教会彼此都不熟,但是他们一起来做,互相不往来的教会开始联合和沟通,并且联合为露宿者举办音乐会。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使命导向时,不同的教会可以一起联合做事工。

10.融合赞美和灵性:缘起法国的泰泽社区

泰泽社区(法语:Communauté de Taizé)是一个位于法国索恩-卢瓦尔省泰泽的一个普世主义修道者团体,它也可以被翻译为泰泽共同体,强调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督徒朝圣地点之一。每年有超过10万名人来到泰泽朝圣祈祷、学习圣经、分享信仰和在泰泽社区中工作。

泰泽团体由基督新教长老会出身的神学家罗歇弟兄1940年创立,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长老会的身份,但也一直有创办修道院的想法。如今,这个团体是由超过一百位来自各国,分别代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新教的人士所组成。在泰泽这里生活的有5000-6000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这里远离城市,一同敬拜生活。

泰泽非常强调祈祷、音乐和默想。周五对探访者开放,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在音乐和赞美时,音乐是非常舒缓悠扬的歌咏,祷告也是非常自由的,参加者也是有不同姿势,可以很自由的敬拜,主持的修士会点亮蜡烛传给他们,年轻人一个一个的祷告,是非常美的状态,让人心很受感动。

年轻人来到这里,34岁以下可以免费住宿,34岁以上需要交钱。他们在这里祷告的题目是关于世界的和平。这里规定说,来到这里的人,不会祷告让我越来越好,让教会复兴,而是集中实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让世界的和平到来。

一位年轻人在回答探访者“你为什么来这里”时说:“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但是在这里劳动、祷告,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答案。”

11.韩国:籍着古典音乐鼓励地区共同体的郊区Y教会

该教会位于首尔有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牧师是首尔大学声乐学毕业。30年前,他所在的地区还没有通电。因为他的专业是音乐,对欧洲的古典音乐很有感情。他去欧洲考察的时候发现,除了很多大剧场的演出,还有很多小剧场。他就想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小型音乐剧场呢?当时,他所在的地区还不通电,也不是国际都市,在这里做古典音乐可以吗?但是这位牧师没有看周围环境,只是因为怀有异象就去做了。

当时,这个村庄没有人听过古典音乐,他通过各种努力邀请有名的音乐家来演出,邀请他们过来不是为了做赞美会,而是做古典音乐。 把教堂设置成可以做演出的。教堂有管风琴,也会邀请非常有名的演奏管风琴的人来这里演奏,然后让村子里的人来听,已经有十多年来在这里举行古典音乐会,让住在农村的爷爷奶奶也听到音乐,让他们的文化开始丰富起来。

同时,教会放了两台大的洗衣机,是政府帮助配置的,雇佣老人来洗衣服,并给他们费用。所以教会既创造了就业,也提供了文化享受。

12. 韩国:共同居住的共同体——首尔市中心的Z教会

首尔和很多大型城市一样,房价飙升,租房子也很难,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很多年轻人把拥有自己的房子当做自己一生的心愿。

Z教会位于首尔市中心,教会的面积不是很大。一般教会都希望把教堂建的大一点,以此也呼吁信徒更多奉献。但这个教会在在建立新堂时机成熟的时候,主任牧师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些资金都是信徒奉献的,建立新堂的话,大家一周也只是使用一次,但是怎么能够让大家都可以使用到呢?他开始思考:我们教会信徒很多都没有家,但是因为爱上帝的心,把很多的钱奉献出来,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些钱呢?

于是,牧师决定不建新堂,而是让信徒有家,建成了北欧的社会公寓,专门为单身青年、新婚夫妇和老年人各建立了一个公寓,礼拜仍旧在原来的小地方礼拜,但是这几个群体有了居住的地方,既解决了教会信徒的居住问题,也切实在帮助社会问题的改善。

13.韩国:某岛屿上的L教会

这所教会的牧师来这个小岛10年了,他把这个岛当作共同体服事。韩国的岛屿文化并不兴盛,生活很枯燥,接触不到外面,这个岛上的人都是60多岁,年轻人都去了外地。这位牧师想,我能为这里的人做些什么呢?上帝希望他们过什么样生活呢?

于是,这位牧师在岛上做了咖啡厅,其实刚开始岛上的人不知道咖啡厅是什么。这位牧师做了咖啡厅并且放了很好听的音乐。岛上的人就看一看咖啡厅,但是不进来,因为出现了传闻:牧师是从陆地来的,去喝咖啡就要去教会。

这位牧师就想该怎么办?他就做了咖啡,拿着咖啡去拜访周围的居民说:老人家,尝一下这个,怎么样?
老人说:太苦了
牧师说:加点糖就可以了。
村里人也问:喝了就要去教会么?
牧师说:不是的。陆地人都喝咖啡享受,我们也喝这个享受。不用去教会。
有些人问:我想去教会,要交钱吗?
牧师说:不用,下次我教你们做咖啡。

于是,慢慢很多人去咖啡厅,享受咖啡和音乐,享受凉爽的空调。村子里的人本来交流很少,来到咖啡厅开始彼此交流和问安。

慢慢,喝咖啡的人多了,这位牧者跟大家说:各位,我们虽然在岛上,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岛上这么漂亮,如果有年轻人来这里多好。于是,他开始考察岛屿,发掘这个岛的历史和自然风光,并提议给市厅做开发方案,当地投资了几百万做展览项目,比如人生博物馆。这位牧师给岛上的人拍照,把照片放在博物馆,研究岛上每个人的人生,理解每个人的人生故事。

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从来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关注,本来他们的儿女去了城市,他们的生活很孤独。虽然这里有教会,但是他们觉得教会和自己没有关系。他们的照片挂在博物馆里,有无数的人为了参观博物馆来到岛上。这位牧师就介绍他们的人生故事。岛上的人觉得,我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牧师对岛上的每一位说:上帝看你们每一位都是宝贵的。大家可以不来教会,但是希望大家记住,上帝爱你们每一个人,看你们为宝贵,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14.新加坡;千禧一代自己主导的礼拜——上帝之心教会(Heart of God Church)

这是一间1999年千禧年之前创立,只有20多年历史、位于新加坡东部的教会。他们创立的初衷已经落实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吸引年轻人。这个教会的会友年龄平均22岁,而且不少委身的会友是青少年。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2023年专门介绍了这家在吸引年轻一代上做的更有效果的亚洲教会。每个星期天这里都有大约5000人参加聚会。该教会的共同创始主任牧师塞西莉亚·陈(Cecilia Chan)对《今日基督教》介绍教会的策略时如此说:“青少年首先需要被人邀请、有归属及参与感,然后他们的生命才会被(信仰)影响及挑战”。

这家教会为了让千禧一代,就是所谓的1995-2009年出生的被称为是Z世代的人有兴趣和热心来到教会,最大的诀窍是让这些年轻人自己来带领主日聚会。《今日基督教》报道说:即使年仅12岁的青少年也被赋予了设计主日ppt、操作教会现场直播、音控,甚至协调设计主日礼拜的流程等职责,同时,他们也有来自较成熟的会友给予的人生指导。”一位参与服事的年轻人说:“服事让我有一种归属感,我感觉被赋予了权利。我感觉到被信任,有操作非常昂贵的设备的机会。””

教会还常常鼓励会友创新,并且希望促进新加坡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睦共存。

正是因为他们在吸引年轻一代上非常有效果,特别是这边常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可以熬夜准备和参加礼拜。他们每年7月主办的“代际”牧者特会(Generations Pastors Conference)研讨如何吸引和服事年轻人,聚会也充满活力和创新,吸引了不少英美教会服事青少年群体的牧者都来这里学习,导致周边的新加坡酒店都订满了。

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分享者自己拍摄或教会官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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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8 12:35:28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后新冠数字化时代,教会需关注共同善和神国:胸怀世界、 都市、和村庄

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很多剧烈深刻变化的时代:后新冠、数字化、后现代、后世俗化.....

这样的时代也给教会带来了许多明显而深远的变化。比如线上礼拜的普及,人们可以一边做其他的一边礼拜,甚至可能躺着礼拜,一边开门一边说阿们,这让许多传统教会的牧者同工感到不适。同时,对于线上奉献和圣餐也是引起许多争议,而新教又缺乏对‘线上礼拜(教会论)’与‘圣餐’的神学性解释。

近几年教会的很多现象,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宗教想要成为世界中心的欲望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同时教会对数字化时代既得权力圈的抵抗,以及平信徒在经历疫情和线上礼拜等很多事情后开始体验到信仰行为主导权的魅力。

可以说,宗教文化和传统圣礼的变化,以及脱离体制化宗教现象的加强是后新冠时代,教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同时,面对疫情等很多灾难的发生,新教界的公开应对上又未能理解公共领域的语法,可能只是以生硬的天谴论来回应。

在这样一个后新冠、数码化、非面对面的时代,教会需要如何应对?

我们需要探讨信仰形态在这个时代新的可能性,比如
——非上下等级性关系的形成与以会众为中心的信仰模式
——非面对面礼拜的经历与信徒自我主导的信仰行为
——社会公共性扩展的邀请与信仰对“共同之善”的作用
——后疫情督促信仰的新角色:相生共荣

亚洲教会受欧美教会DNA中重要的一点政教分离的影响,尤其是福音派对于这个世界、社会和公共话题关心甚少,更多关注拯救灵魂、个人灵性、教会内部,成为一种“私教会”的氛围。

但是现代多元化时代中,教会作为公共社会的一部分该如何参与?以“共同善”(Common Good)为基础建立的公共神学值得探讨。

案例对比:新冠后英国和韩国对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比新冠后英国和韩国对宗教的态度,是很有启发的。有社会性的调研显示,英国有60%的受访者觉得教会对社会有积极影响,而韩国对基督教的信赖度降低了一半。英国也有媒体说,教会对社会的恢复做了很大的贡献,美国没有这样的案例,但是英国有很多案例。

其实在疫情中,韩国教会和英国教会都是做了帮助邻舍的工作。比如说,新冠期间,英国很多露宿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去,教会就把停车场提供出来,让他们在那里搭帐篷,并且教会购买一些物品,分成小包,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取。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教会信赖度的差异呢?其中一个核心是取决于只是教会在做,还是教会和社区一起做?研究发现,若是当教会把主导权交出去,和社区其他团体一起做,人们反倒更认可教会;而且推动这些事情的很多是平信徒;教会和这些做事情的团体一起联合,不仅可以给他们异象,而且他们知道教会在后面为他们祷告和提供属灵支持,他们也会有很大力量。

由此,也可以看到,使命教会尤其是在亚洲,需要强调关注公共性,拥有公共视野,而其中一个关键理念可以是“共同善”。

韩国有统计显示,韩国人持续脱离宗教化。201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显示无宗教人口占56.1%,人们对于宗教的信赖度越来越低。以前是困难的、穷的人去教会,是主流,那个时候人们对宗教的信赖度是高的。但是现在的现实是高收入、工作稳定的人是新教最高的,但是人们对于宗教的信赖却大不如以前。整个世界的形势也是世俗化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发展而日趋加强,宗教的影响力减弱。同时,韩国教会在道德上面有很多问题,人们越来越不信赖教会。

教会如何在当下一个多元化社会保持自己的圣洁呢?

世界上的问题仅仅用政治、经济、科技是解决不了的,仍旧需要宗教的参与。一位国际著名的宗教领袖说:21世纪能够提供道德和伦理的是什么呢?国家、政治、经济做不了这些,而是宗教。所以西方社会这个时代遇到公共问题的时候,也会问教会。

在美国,有研究社会学者看到,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共同体慢慢在瓦解,比如他们发现40年前会四个人相约去打保龄球,现在打保龄球的话是一个人去,美国社会的变化是什么都一个人做,所以他们就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需要保持共同体的DNA,研究者发现共同体的DNA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建议教会说,你们每周自己聚会有自己的共同体生活,但不要仅限于自己教会内部,而是希望整个社区都能享受到你们的共同体的生活。

教会可以成为构建共同体资源之一。这是社会学研究发现的成果。人有多样的社会关系网,通过社会关系网的开发,这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丰富。使命教会不是以奉献款多少来决定如何活动,而是通过社会人际网络来做工。前者是更多的奉献就更多的活动,与相遇和参与是没关系的。

同时,后新冠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公正/共享/共同的社会公共性要求高涨,比如不同国家的人都越来越认识到气候/生态是全人类共同体生存的条件,个人的生存与共同体的生存是有很多重叠之处的。

教会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之一去参与公共领域,让教会不仅仅只是成为基督徒的教会,而是成为所有人的教会,寻求“共同善”;成为为共同之善贡献的教会,从而在这个时代重新表现福音。落脚点在社区而言,教会不是成为这个地区的中心,而是到这个地区去,进入到市民里面去,与市民一同协作,为了这个社区的发展而参与。

教会需要转变观念和教育平信徒,尤其是年轻的平信徒一代需要转变观念,从只是为教会服事的观点要转变为社会服事的观念。我们不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仇恨和争吵上,上帝给了我们创造的力量去使用,参与到社区之中,让我们所在的地区变得更好。

将道成肉身事件翻译为共同之善,重新表现福音 ,是我们需要传承给下一代的使命所在。

公共性并不是社会上的公共性,而是以天国的视野去看待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公共性并非指的是社会上的公共性,而是从上帝国度的视野来看公共性。

使命教会的圣书根据之一是神国的福音。有一种方式是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是: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问题,我们带着问题去思想,思想的是上帝愿意我们怎么想、上帝愿意我们怎么处理。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呼召他?创世记里面写到,“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目的并不是停留在以亚伯拉罕为中心,而是因着他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但是犹太人理解成只是自己成为中心;19世纪的帝国主义有这样的心态,觉得自己是中心;美国有一些清教徒也以为自己是中心,但是这些是歪曲经文的做法。

亚非拉地区经过了殖民时代,思维方式里也受了这样的影响,教会也常常以为要以教会为中心,所以西方教会中有使命导向型的教会说要悔改,因为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力的历史仍然在持续。今天我们看到非洲因为这些很难从贫穷中摆脱的情况;美国也因为曾经清教徒施行的暴力,而有很多到今天很难饶恕和和解的问题。

上帝差派我们去所去之处的目的是让我们聚集创建更大的组织,还是出去见证神国呢?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圣书中告诉我们的使命,寻求上帝的旨意,走向世界,走向都市,走向村庄,成为体现神国的见证、福音的公共性、公共的教会。

上帝特别厌恶我们自己成为中心。领受福音的个体或者群体不是要成为中心,而是要去服侍事。耶稣说,服事的人是大的。蒙福的一些国家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应该去服事。如果以自己为中心,这是很大的罪,上帝是不喜欢霸权的。

若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会觉得上帝把所有的权限都委任给了他,很多时候基督徒到哪里都希望自己成为中心,但耶稣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当我们需要成为带领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担当。耶稣如此去担当,但耶稣并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处处以自己为榜样去排斥他人。

耶稣的山上宝训到底是对谁讲的呢?是给门徒讲的,还是给很多人讲的呢?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是门徒,觉得登山宝训的话语是给教会讲的,对教会里面的人讲的,教会里面的人是门徒。但是公共神学是把门徒的概念扩大了。

换句话说,登山宝训并不仅仅是对教会讲的,而是对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讲的。所以,这里的门徒并不仅仅说的是在教会里面过信仰生活的人,这里耶稣的话语适用所有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各行各业的跟从耶稣的人。所以门徒不仅仅是指聚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登山宝训的话语是讲给所有愿意服事世界的人听的。

耶稣所做的事情超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们的认知,因此他们批判耶稣。耶稣做的超越他们之前对于上帝的概念,超越他们犹太人中心思想。虽然我们在提倡使命教会说到这一点,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就这样实践了,耶稣来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犹太人的救恩,他来关注的是当时被社会排斥、不受到尊重、贫苦的人、社会地位很低的人,给他们好消息,成为他们的邻舍。

登山宝训是马太记录的耶稣的第一个教导,随后记录了耶稣所行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实践祂的教导。耶稣来并不是单单为了犹太民族,祂做的事工是为了包含外邦人的所有百姓,这并不是新鲜的事,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意图,但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欲望,歪曲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看过足球队,12位门徒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比赛的人,许多人就好多在观众席上支援的人,他们是在同一个队有同样的目的。就像我们教会的带领人和信徒们为了一个目的,向着一个目的奔跑。带领人并不是要自己成为中心,而是自己预备去服事。

使命导向教会也是持有这样的目的,它也可以用公共教会来表达,也可以用我们很熟悉的词——“神国”来表达,神国就是承认上帝的统治和主权。

用君主神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会以为上帝的统治就是我的统治,教会就带有非常攻击性的态度。因为上帝是我这一方的,所以上帝的主权就在我这边。但是上帝差遣我们是为了去服事。

很多牧师转型做使命教会时觉得很难。因为所在的地区都不是基督徒,一起讨论事情很辛苦。牧师们的姿态是“我是牧师,我说什么你们就去做”。所以,大家一起讨论商量是非常难的。但是,使命教会不是要教会成为这个地区的中心,而是要成为邻舍。

罗马教会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堕落了,然后出现了宗教改革。所以我们教会要思考我们要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核心是我们一定要摆脱我们要成为中心的欲望,因为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成为中心,而是为了改变世界,为弱者发声;教会不是只是做礼拜,也要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改变黑暗。

所以,我们有必要思考拯救灵魂,也有必要思考改变这个世界。教会正是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所以西方教会开始反思,然后出现了使命教会,并且这种模式开始传播到亚洲。其实这是耶稣当年所做的,也应该是我们教会应当行的。

所以,我们要摆脱以我们为中心的观念。约翰福音17章和20章中,耶稣是在十字架前后问门徒们的安,耶稣在给门徒们赐下平安,他没有让门徒去征服世界。美国福音主义就是有这样的理念——要去征服世界。但其实,我们不是为这个目的被差遣的,我们被差遣是要让地上成就平安。

对那些掳到巴比伦的人,耶利米先知说让他们为那个城祷告。我们在我们被差遣的社区有必要为他们的平安祷告。约翰福音里面圣灵也是期待我们为世上的和平而工作。如果教会要按照上帝旨意生活的话,教会不是把自己作为中心向外扩展,但是大部分教会满足于自己做中心。西方教会把福音传到亚洲时,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亚洲的教会还是常常以教会为中心,但是西方教会这几十年已经对自己有深刻的反思。

所以,亚洲教会不能局限于曾经所传给我们的理念。我们要超越这些错误的理念,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处境中创意地解释圣经和实践圣经,去探索适合我们的解释方式。我们要去思想:上帝为什么给了我们现在这样的处境,上帝是想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怎样地传讲祂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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