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确定中共新坐标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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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确定中共新坐标

 

 

 

 

 

在从十三大到十七大的20年中，中国翻天覆地的转变正是在这一旗帜下进行。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R·汤森（James R. Townsend）曾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正在由毛泽东主义模式向现代化模式转变，对社会主义的强调显示了改革家维持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决心，这也许可作为他们不能与毛泽东主义道路分离的一个证据。

更多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特色”置于“社会主义”之前，显示了中国的改革家们认识到，早年社会主义的弊病所在并有意与之分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它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发展道路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

这个标签并非为所有的党内人士认可。这个概念出笼后直至现在，都存在需要“统一认识、同心协力”的问题。在毛时代，关于旗帜问题是“无争论”；在邓时代，关于旗帜问题是“不争论”；随着中共内部权力结构的逐渐常态化，价值多元和民间表达也成为常态，各个派别人士的不同意见经由互联网放大，旗帜问题再度浮出。

 

早在今年2月，具备党内老干部背景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谢韬的署名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由此掀开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讨论。

谢在文中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问题专家陈奎德评论说，谢韬在文章中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左翼自由主义。但《人民日报》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

这篇文章引起一些左派学者的不安。在一些左派网站如毛泽东旗帜网上，谢被称为“搞和平演变运动的集大成者”，署名林柏叶的文章标题赫然便是《批判谢韬反共文章，打退修正主义思潮的猖狂进攻》。

而在十七大召开前夕，马宾等17名部级离休官员联名发表《关于对山西黑砖窑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上签名的，有原政府部长、原驻苏联大使、原陆军将领等。这些人也是反对《物权法》的三千人上书的签署者。

 

“左”派认为当下的市场经济已经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持激进观点的新右派则认为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深化，前者的重心在于自由经济，后者的重心在于代议制民主。其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胡锦涛的“六·二五讲话”已经用“四个坚定不移”来表示这一代中央领导对于旗帜问题的态度。

胡延续邓时代与江时代的“不争论”态度，而且在十七大报告中，用了3个“永远铭记”，来彰显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且“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联合早报》报道说，胡锦涛在报告的第二章中，对“左”派要求检讨改革开放弊端，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呼声作出回应。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危难局面”，赞扬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这是20多年来中共再次在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批评“文革”及毛泽东的错误。

海外观察家说，当下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引起不同派别的争论，但无疑这一旗帜获得了先后三代中共领导人的认可，任何企图在中国实现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此次十七大的报告，无疑是一种高调而坚定的表态。

这份不到3万字的报告，提到“社会主义”多达95处，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达52处。对于那些仍在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年轻人来讲，虽然这些概念离他们甚为遥远，但又时刻影响着他们。

 

现代政党是民主的政党

长久以来，海外一些人士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停留在“党内一言堂”的地步，认为中共声称的民主集中制是有集中而无民主。但是“民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共全代会必然提及的名词之一。

早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曾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同时，也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

在革命年代要求“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的毛泽东，在晚年恰恰成为党内民主不能监督到的超越常人的领袖。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也在努力从传统的革命党转型成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日渐成中共领导层的共识。

1992年，邓小平曾经就苏东剧变事件明确指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当年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说：“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

同样是十四大上，江泽民曾说：“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

十六大报告中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与之对应，十七大报告则更进一步，“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此次十七大首次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对比这15年间对党内民主的阐述，可见中共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已经大有改观。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但同时经济建设也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一届领导集体已经意识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命题，还涵盖民主政治等制度层面的东西。

自1990年代以来，中共在一些地方推动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在一些地方的县一级取消党的常委制，省市县三级大面积减少党委书记副职。去年出台县级以上党政干部的选拔条例、回避条例、异地交流条例。期间，废除中共的总书记终身制。这是党内最后一个终身制的领导职位。

在十七大上，中央委员的选举实行预选并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预选的投票方式是指，在各个代表团内部首先将拟定的人选进行两次预备性投票。如果在第二次预选当中，仍然有代表不能达到法定票数，有关方面就会请他体面地退出。

与往届全代会类似，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与大会主席团成员有较多重合。据悉，有17位中央委员候选人落选。

与往常相比，此次扩大差额比例并实行预选，体现了中共逐渐使中央委员会选举程序化的意图。选举关涉人事安排，乃是每届全代会的头等大事，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以民主程序产生中央领导集体，较之以往则是一大变化。

前不久四川召开的“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会议上，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魏宏评价“超级女声”时说：“为什么几十万、几百万人发疯一样投票？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但有一个原因不能疏忽，那就是这个娱乐活动调动和激发了公众民主参与和公开选举的激情。他们有规则的民主参与，按规则得到信息公开，最后按规则实行票决，很有成效，也给人想象！”

对于有着86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想象空间当然很大，民主政治也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越共和中国国民党在近年内，在党内民主上都有了惊人的改观。现代型的政党是尊重党员个人权利的政党，是承认个人表达权的政党，是能受到严格监督的政党。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行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这或许是中共在当下转型的开始。

老常委出席大会

十七大开幕之时，9位深居简出的中共前任领导人，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身份，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列席于主席台第一排。胡锦涛坐主席台中央，左侧为江泽民。本届政治局其余7名常委按他们在政治局的排序分左右两边坐下。

前中共中央领导人李鹏、万里、朱鎔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亦在前排就座，名列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乔石缺席。其他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坐在第一排最外围，有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徐才厚、何勇、王忠禹3人。

按中共现行规定，党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领导核心，一般由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组成。前任领导人以主席团常委身份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这在中共十六大上已有先例。当时亮相的前任领导人有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薄一波、宋任穷、叶选平、宋健、曹庆泽。十六大后，江泽民、李鹏、朱鎔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6位政治局常委退休，另外薄一波、宋任穷去世。于是在世的10位元老进入本次大会的主席团常委名单。海外传媒认为，这次9元老齐亮相，彰显中共特别重视前任“领导集体”的含义。

就主席团成员看，除了邀请中共8大元老目前唯一在世的92岁老人万里与会外，保留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续任主席团成员，其次女邓楠也成为新主席团成员之一，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和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商务部长薄熙来也都成为主席团的新成员。

十七大的主席团成员里，有4名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以及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前北京市市长焦若愚。此外，还有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铁瑛、焦若愚、李铁映3人并未进入主席团常委。

由于主席团常委对大会各代表团提交的人事名单有否决权，大会面对纷纭的人事安排时，元老出面的话，有利于促进高层人事决策的更趋分散，有助于间接提高高层人事决策中的民主成分。

会前的记者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提到了不需选举产生的特邀代表。特邀代表系指党的代表大会特别邀请参加大会的党员。按规定，特邀代表享有代表的权利。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可设特邀代表，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937年7月6日以前入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有贡献、有威望的同志。

十七大的特邀代表共计57名，前文提及进入主席团的党的前任领导人均在此列。此外，特邀代表还有103岁的前中顾委委员、前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当时设有第一书记）、97岁的前中顾委委员、六机部部长方强、86岁的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77岁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等。

在大会闭幕式上，乔石仍未现身，开幕式上曾在第一排就座的万里与刘华清，也没在闭幕式上出现。

两岸关系的新表述

北京的十七大也引来海峡东岸无数关注目光。此次台湾媒体对中共十七大极为关注，一则因为岛内国民党、民进党分别推动的“返联公投”与“入联公投”极大地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岛内亟需等待中共高层尤其是领导层的态度。另一方面，胡锦涛去年在台湾问题上虽有四点意见，但并未展开论述，十七大报告无疑是其展示对台政策最好的载体。

与十四大以来延续的对台政策不同，十七大报告在立誓中国“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之外，主题表述用的是“和平发展”，同时提出“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这表明，中共的对台政策主轴已经由强调“和平统一”改为“和平发展”。

从十三大以来的对台政策看，中共对于台湾问题越来越倾向于柔性处理。早在“江八点”中，就主张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中共起初不愿与民进党谈。

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称“我们愿与台湾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交换意见”，已经隐隐透出愿意与民进党交换意见。此次则表露得更为明显：“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多年以来，中共与国民党、民进党没有实质的接触，在十六大以来的5年中，至少国共两党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这是一个缓和两岸冲突的开始，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和台湾当局有过实质意义上的接触。此次表明，中共开始正视，民进党作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对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影响巨大。

中共首度将签署和平协议写进党的正式文件，未来5至10年的对台政策框架，正式成型。报告未再提“‘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法”，表明当下中共领导层或许认识到台湾问题可以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去解决。

有学者认为，中共要考虑怎样建构统一的中国制度架构。这不仅是对台湾，还包括对港澳，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大中国的制度框架。

民生首次单列一章

十七大报告与往届全代会报告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胡锦涛在报告中将民生问题单列一章阐述，题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比十二大以来的中共全代会政治报告，这是首次将民生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也是首次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在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后，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建设”的阐述，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破题之笔。

在十七大以前的历届全代会报告中，民生问题殊少涉及，关于社会保障、就业与医疗等问题，是放在经济建设这一章节之下展开叙述的，教育问题则放在文化部分阐述。此次十七大报告，突破中共对社会问题的传统认识，将社会问题提高到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相同的高度。

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为完成建立自主工业体系和国防现代化等国家优先目标，全社会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民生上的巨大牺牲。那个时期，民众的权利与保障，是殊少被提及的问题。非但如此，很多社会问题正是诞生于当时的体制与政策之下，甚至流弊至今。

改革开放后，中共以“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民整体生活水平随经济的巨大飞跃发展亦有了根本改善，但也呈现出全新的社会矛盾。诸如贫富分化、保障不力、国家医疗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就业困难、地方群体性事件激增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已开始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

中共在十六大以后，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强调转变执政理念，加强政府的社会职能，“民生”首次成为官方频繁使用的关键词。

十六大七中全会提交十七大表决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写入党章修改内容。密切关注中共十七大的海外媒体即判断，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变化和主要内容，就是将民生问题列为中共今后的重要任务。

民生乃现代政府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全党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将民生问题列为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的任务，是中共完成从“主义”优先的革命党向“问题”优先的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坐标。

 

2007年12月19日 19:41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