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兴中会的起义及失败

杨宁

第六章?兴中会的起义及失败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及失败 ??檀香山兴中会的设立和以往在香港、广州等地革命志士的集结不同，兴中会不但是凝聚和招揽同志的团体，同时也是发动起义的行动组织、他们组织成形后及着手策划起义并回国部署。 ??起义的准备 ??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和一些志士策划起义，计画到美洲向华侨寻求经济支持，此时收到宋跃如的来信，指出日军占领东北，中日交涉清廷的懦弱腐败引起民心激愤，为发动革命不可失之机，孙中山遂与同志先后返国。 ??孙中山至上海与宋跃如会面并决定袭取广州为根据地，抵达香港后决定以香港为集结志士和起义的基地，于是在此成立兴中会，由于香港是孙中山所熟悉的地方，早年在同学朋友中鼓吹革命就有积极的响应，亦曾在此结交愿意投身革命的同志，且香港距革命目标广州很近却不属清政府领土，这些造成成为适合搞革命的地方;而澳门虽也距广州很近，属葡国殖民地，孙中山亦曾在此行医，但此地多为传统式地方士绅，态度保守，不愿支持革命。 ??首先要找陈少白，孙中山与他会面后，回香港租了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革命基地，陈少白继续奔走，找寻旧同志并物色新同志，郑士良，陆皓东，区凤墀先后加入这个新组织，另外，孙中山为新组织法律及外交事宜邀请香港西医书院老师道济会堂的何启帮助，其它基督徒参与组织的有辅仁文社社员，另外参加新组织的非基督徒有与孙中山陈少白并列四大寇的杨鹤龄和尤列，此外亦有基督徒商人医生加入并助饷款，另外也招揽一些三合会中人。 ??各路同志招集后，1895年2月21日共聚在士丹街会址成立香港革命组织，计画重阳节于广州发难，香港兴中会的入会仪式仍比照檀香山，举首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其中的神明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为这次香港兴中会最初参加的人，基督徒占大多数，较檀香山的更高。 ??为避免香港侦查特务注意，公开招牌以"干亨行"掩护，此名称出自<<易经，文言>>："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此"天命"在基督信仰中就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自觉参与革命是符合上帝旨意，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后来许多基督徒革命志士亦曾表达过此信念。 ??四、五月间，檀香山百余人先后到香港入会，实力大增，在基层军力方面，香港兴中会计画集征港澳两地会党，绿林，乡团，防营等人力，这是基督徒与会党合作革命之始，由同是会党的基督徒所达成，另一方面，当时广州大量遣散军队，招致军人不满，兴中会趁机招揽，各军欣然从命愿效死力，为了起事后通告各国，要求承认，兴中会邀请香港<<德臣日报>>，<<士蔑西报>>等西人共同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这次起义领导人员孙中山，杨卫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黄咏商，谢续泰等全都是基督徒，可见当时香港兴中会的起义实在是基督徒主导的、 ??广州起义的部署 ??兴中会诸事安排妥当后，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等人赴广东部署，他们租用了双门底王家祠之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作为基地、并采用：“农学会”名义掩饰。 ??农学会的开设是区凤墀建议的，因鉴于兴中会革命力量专倚重会党等下阶层人物，缺乏社会上层力量，实力不足易遭失败，因此建议孙中山以农学会拉拢社会上层士绅、农学会主旨以忠君爱国、君民一体及整顿中国农务，明显示要迎合传统士绅口味。 ??然而他们的计画并不成功，革命对这些士绅而言，是有乖伦常的，连唯一例外肯支持革命的刘学词，亦只是想藉革命称帝罢了、传统士绅和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呼召反应冷淡，以致此次兴中会革命大多密谋领导者是基督徒，但其实此救国革命大业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 ??虽然招揽士绅失败，但广州兴中会参加的人数比香港更踊跃；有各层人士与教会工作人员、教会工作人员有圣教书楼负责人左斗山和书楼福音堂的牧师王质甫，他们不但参与其事还将圣教书楼及内中福音堂作为革命机关。 ??此外又在咸虾张公馆设招待同志之所，炸弹队即此制造炸弹，而圣教书楼内的福音堂则用作贮存军械及秘密文件、当时衙门不敢随便干扰礼拜堂，否则亦引起传教士抗议，而变成外交风波。 ??攻击计画分四路，由司令领导，另外设指挥部于十八甫纲纪教堂及双门底圣教书楼，为藉教会掩护、并且教会平时多基督徒出入，故消息之往来不易被察觉。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起义之日重阳节来临，当日是扫墓之期，会有大批人回广州省城，由香港来会合的几千名同志可蒙混进城、一场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为人不屑的造反正待爆发，领导这场革命的基督徒抱着救国心志，憧憬基督教的公正和人道的统治实现于祖国、这是他们以基督教理想对中国旧政权进行批判的时刻、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兴中会为这次起义的种种准备和努力怎知还未起义就功亏一篑，主要原因是内部保密不足。 ??原来负责起草起义檄文的会员朱淇，行动被兄长获知，其兄竟在发难前一，二日用弟朱淇名义告发。 ??缉捕委员接获消息便立刻展开侦查，结果得知真有此事，又知罪首是孙中山，但总督仍指示再未有凭证前不能贸然拘捕，因知孙中山是教会中人，恐被教会反噬。 ??会这样想主因是当时传教士以本国领事馆势力为后盾，经常干预有关自己教会华人的诉讼官司，这其中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特别是那些法治观念薄弱，专事贪赃枉法的昏官污吏，常因刑求、受贿以及轻率判案等造成冤案比比皆是、传教士自然不愿他们的会友在这方面吃亏，因而造成这种西人常干预地方司法的现象、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只被监视，而官府则继续侦查其它可疑的人。 ??孙中山被监视及搜索期间，经历一些波折，辗转藏匿、怎知同时，香港通知广州，要迟两天才能供应机械和人员、广州无法实时发难，只得急急收拾，各自逃避。 ??同时农历初八，一批伪装坭胶运往圣教书楼的枪械被海关查获，于是官方不但知道罪首是基督徒，其它一些牧师亦是逆党，教堂也是造反机关。证据确凿，官方便派兵搜查圣教书楼，并拘捕左斗山，由于一些造反文件来不及毁掉，亦被搜出、左斗山被捕后，所属美国长老教会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请求美国领事默喜出面营救，左斗山因此得以保释外出。不就左斗山另设性质相似的大光观书楼，继续推广新学，并秘密支持革命。 ??缉捕委员四处搜捕革命党，在其它基地捕获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等人，陆皓东本可实时脱走，但他折回王家祠要毁党员名单，结果被捕、差役又在码头四时多名党员，官府得消息，谓其它革命党员也多为教徒，便下令传教士香便文一起到码头辨认缉拿、香便文关注中国启蒙且同情革命，便预先暗中通知有关教徒走避，兴中会人员因此脱险的很多。各路志士们亦闻风逃遁，各自离境避祸，一时同志四散，暂时失去联络，广州革命组织完全瓦解，得脱关系及身分未暴露的志士，仍留在广州的，亦噤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 ??陆皓东、程奎光、邱四、朱贵全等人被捕后，严刑审讯，个人直认不讳，其中陆皓东的供词极其慷慨激昂，痛斥满人政权腐败，誓要光复汉族，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衙役多方用刑始终不肯供出同党身分，并说：“我肉痛心不痛，汝耐我何：“陆皓东是基督徒，属香港纲纪慎教会，审讯后，美国领事默喜亦前往搭救，但县署拿出陆皓东的供词，证据确凿，营救陆皓东便告失败。 ??其它被捕人员有些供认为佣工，又无具体证据，结果被释，但除了陆皓东外，亦有一些基督徒此役中徇义，而逃脱的党员亦被悬赏通缉、中国第一次具民主性的革命行动至此完全失败、此役发生于干支乙未年，故又称：“乙未之役”、 失败后基督徒革命者的遭遇。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兴中会密谋被揭露，人员四处奔逃时，被一般人咒骂诋毁，相识者则断绝关系、士绅阶级更一致反对无一同情，广州曾参加农学会的士绅更深恨被孙中山所骗。自乙未之役失败后，官书报纸皆称孙中山为“孙汶”，即视为与强盗同等、可见志士失败后，成了被社会鄙弃的小群。 ??不过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除了这些社会压力之外，还要面对教会的排拒。虽然这场革命运动有教会牧师信徒支持和参与，但也有部份牧师不认同、密谋泄露后，在华西人包括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样，就联想到这动乱和太平天国的变质信仰类似、一些教会和传教士对基督徒革命失败者也采取划清界线的立场，原因不但是为了信仰是是否正统，更是为着保有传教机会和教会安全。 ??孙中山等基督徒志士一方面被社会和教会排拒，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无法继续在香港立足、事发后，两广总督要求港府逮捕孙中山等人遣返中国审理，港府拒绝，不过为避免两地政府关系恶化，便在 1896　年 3 月当孙中山不在香港时下令递解孙中山出境，五年内不得回港。 ??基督徒领导之第一次革命完全失败，同志四散，亲密战友陆皓东殉国身亡，广州乙未之役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的集结开始，亦以他们相偕逃亡结束、其它志士也只得各寻安身之处、他们为了救国大业都付上了极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