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莱与希腊思想比较》中译本序

杨宁

《希伯莱与希腊思想比较》中译本序



列维纳斯曾经在一篇《塔木德》疏解中，把源于希腊的“知之优先性”称为“欲望的欲望”，也就是对于知识的纯粹智性的静观沉思（theoria）。这种静观沉思以其“纯粹性”而是“天真的”，并以其“天真性”而是“纯粹的”。这势必影响到行动的性质：“行之天真被聪明化：从此以后，只有在算计之后、在权衡赞成抑或反对之后，才可以成行。行不再是无偿的，不再是宽厚的，不再让他人置身于其相异性的状态，而是将他包括在全局之中。”[1]

根据伯曼在这本《希伯莱与希腊思想比较》中的观点，那种整全性的静观视野显然是古希腊“重视觉的”、“静态的”语言和思想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正如列维纳斯从《塔木德》的《沙巴》（Chabat, 88a-88b）中读出“以色列首先是行动，然后是理解”一样，伯曼也已经反复强调过这种首重行动的希伯莱性格首先来自希伯莱语的“动态特征”。关于这一点，伯曼从《旧约》中举出了非常丰富的例证，并由此出发，历数了这种语言上的动态特征对于古代犹太人在看待神、人、物、时间、空间、历史、自然、逻辑、心理等等各方各面的影响，并以之与古希腊语言和思想中的相应形态逐一比较。

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首重行动的精神给了我们以勇气，来冒险涉入希伯莱思想及其与古希腊思想比较这一陌生领域。毋庸讳言，我们对于希伯莱语言及其思想传统还几乎一无所知。从“算计”、“权衡”的静观观点看来，在此情形下的任何冒险行动必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是出于某种客观情势的要求，使得我们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来等待时机，那么这种行动的意义便至少能体现在它的即使不乏鲁莽的开端。

这个客观情势便是中文思想传统在今日的处境。百年来，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关于西方的中国图景，以及关于中国的现代图景。这种形成于现代中国的中、西图景是对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扭曲。这种扭曲不是某种源于认识论原因的错误，而是殖民地式扭曲型现代化的必然后果。

在殖民地背景中形成的关于现代西方的中国图景中，有两个基本的扭曲点：一是不在与其古代（古希腊-罗马）的继承-反叛关系中看待所谓“现代文明”，二是不在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影响-对抗关系中看待所谓“西方文明”。在这两点之中又以第二个问题为重，尤其是从希伯莱方面出发的“两希”比较研究更是有待展开。

从这种对现代西方的扭曲图景而来，人们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扭曲图景：一，凡是中国的便是要从“世界化”中剔除的；二，凡是古代的便是要从“现代化”中剔除的。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们所汲汲营营、盲目奔走的，无非就是这两条“真理”。

但这是多么错误的“真理”，它完全建立在对“现代西方文明”的错误了解之上。如果“新人”们从一开始就明了“现代”并不那么“新”，“西方”并不那么“西”，他们就会以一种更加健康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和“古代的”东西在“现代西方”世界中的自主价值，从而谋求一种真正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现代化”，并以此健康的现代化来担负起那已从西方的肩头卸下的天下责任。而这责任的担当，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如同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那样来如实地、深入地了解西方的-希伯莱的传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2]只有一切都回归其位置之后，道才会从脚下重新开端。



柯小刚

二五五七（2006）年秋序于道里书院



《希伯莱与希腊思想比较》，托利弗•伯曼/著，吴勇立/译，茎典书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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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维纳斯：“欲望的欲望”，见《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栾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46页。另参见拙文“在欲望的欲望与困难的自由之间”，收于拙著《思想的起兴》，即将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2] 《周易·乾·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