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世界背后的实际运行逻辑，是“弱肉强食”的强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作用常常是驭民和治民。大多数有权有势者真正喜欢的，是法家。因为法家主张以实力和结果取胜，比赛谁“力大”、“腿快”和“拳头硬”。历史上虽有短暂的崇道侍佛时期，但更多的“成功者”把佛道思想看作“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在政事治理上，所见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但决定这一结构的，却是法家。实际上是“内法外儒，杂以黄老”。宋代大儒朱熹曾用两句打油诗给老子画了一副画像：“一个老头笑嘻嘻，退后一步占便宜。”当代国学杂家南怀瑾更有一个“儒道释”功用的妙喻：“儒家是粮店；佛家是百货公司；而道家是药店。”
但实际上维持这一切体系运转的，是统筹这一切系统的法家，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王道”传统。诸子百家以降，真正的显学，实际上是法家，它不仅在统治者和文人的骨子里，而且也存在于中国普通百姓的血液里。其它国家、民族亦有类似之处，从希腊、罗马以降，“丛林法则”式的欺压与强暴，就是世俗社会的主流。近现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是崇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的代表；虽然启蒙运动之后，人文主义的学者们试图抛开上帝，而以契约为基本规范约束人的恶，但契约精神如同“盗亦有道”，只是对这个如霍布斯所言“人与人之间战争”状态的人间的修补，并不能改变堕落人类的底色。康德的道德律令与自然法背后实际上是试图以人的理性取代昊天上帝。
中国前辈面对19世纪“救亡图存”、“振兴发展”两大时代课题，以饮鸩止渴的方式选择了激进主义：一方面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绝上天之道”、“断文化之根”；另一方面全面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这股更决绝、更彻底的“狼文化”思潮，得了“万国荣华”，却失了宝贵灵魂。泉眼阻塞，江河干枯，文明的滋养趋于断绝。人心近乎野兽，精神近乎崩溃：智穷、情穷、意也穷。人们如同约伯所言沙漠中的示巴商队一般，干渴难耐，到处找水。耶稣基督爱中国，祂像寻找撒玛利亚女人一般寻找我们，愿意从雅各井来到这中华井，将这一口生命的活水，赐给一切口渴的人。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世界法则中的强盗文化、狼文化的翻转、救赎与更新。耶稣基督被魔鬼、宗教和政权联合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眼里羞惭、失败、软弱地死去；然而父神却在神圣的反合之中让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祂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强盗和野兽，使我们在悔改相信中成为新民、成为一群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人，祂赐给这些新民生命的活水。这些新民虽然会与耶稣一样在这个世界经历羞愧、失败和软弱，经历误解、抵挡和冒犯，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主给祂的子民应许了一个美好的天国，所以我们当歌唱着、欢乐着、满怀盼望地奔向那更美的家乡。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所预设的，是在一种较为绝对的、一体的和缺少灰度的世界状态中的文明冲突。其中所谈到的文明，属于不断动刀兵的地上国度。而国度的性质，决定了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笔者认为，不应将文明看作铁板一块，文明之上有人类之光，应以一种“天上国”与“地上国”环绕、纠缠的角度，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冲突；任何人类族群文明背后都有上帝在圣约之中的祝福，也有其边界。挪亚的子孙“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10：5），其族不同，其界不混。目前国人当中有些人持有教会是“帝国主义”附庸的看法。这实在是坐井观天、蚂蚁观象一般，是短时的和无知的，是不客观的和情绪化的。
非基运动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未能秉承“家国天下”、“上下求索”、“格物致知”的士大夫精神，仍然如隔岸观花一般，没能真正区别对待基督教与西方政权。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因此也就如同叶公好龙一般，缺少勇气真正站立在至高者面前，正视我们自己和先祖们诸般的罪恶。不能忏悔，就不能在真信心中合宜地看待自己与他人。上帝爱中国，爱神州大地的亿万生民（拿4：10-11；赛49：12）。祂是“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上帝，祂是“大哉乾元、厚德载物”的上帝，祂等候这个泱泱大国认识祂、敬畏祂、信靠祂、尊崇祂。
2022年1月2日，笔者所牧养的北京恩道归正浸信教会被大规模联合执法。近百名执法人员对我们的三处聚会场地进行检查、封锁，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了登记，对教会牧者和长老做了询问笔录。本次执法的理由是我们有学生和老师参与主日聚会。事实上，在此之前，自2021年下半年起，本教会的老师和学生就开始被相关部门或校方约谈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退出“非法聚集”的家庭教会，去往官办三自聚会；在此过程中，教会有些信徒非常软弱，询问教牧人员我们教会不加入三自的原因。与此同时，在与相关执法方面进行沟通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执法人员对家庭教会的了解非常至少，故起意写作此文。
执法发生三个多月之后，到2022年3月30日，文化执法部门对我们进行了行政处罚。教牧团和长老团在祷告和商议之中进行了积极应对。整个事件中，虽然弟兄姊妹一起走过了担心、难过和惧怕，但众圣徒一方面跪下祷告悔改，求主鉴察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得罪主的恶行，另一方面感谢赞美神的主权和美善，仰望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求主伸出祂大能的臂膀护佑祂的子民，使祂的仆人可以放胆地传讲主的道，见证福音的真实。弟兄姊妹在祷告中一致认为，应当忍耐等候、谦卑顺服并仰望上帝的公义与慈爱，以温和有爱的态度地进行回应，尽量不给政府添麻烦，同时又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信仰。
在此处境之中，作为恩道教会的第一任植堂主任牧师，有责任从常识、圣经、神学、文化、政教关系等多个方面予以回应，使弟兄姊妹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立场，使政府工作人员了解我们的信仰、使未信的同胞听到基督的福音。本文写作花了三周时间，修改用了四周时间。写作对象除了弟兄姊妹，也有部分尚未信主的相关人员。因此语言上没有完全用教会术语，而是兼顾了不信群体。即使如此，受笔者身份所致，用语仍然有不少基督徒的行话，请各位朋友谅解。为了在自然的写作思路中保留作品的原貌，文章并没有将写作对象分开，而是仍然放在一起。本文初稿征求了十多位牧者、学者的意见，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因为安全的缘故，不再一一提名感谢，在此一并谢过，并求主记念。
郭易君牧师
于北京.海淀
2022年4月17日 复活节
“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引述的圣经文句令我满意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们！”
——1521年4月 马丁路德《这是我的立场》
“既知道坚决的态度与胜利的人生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应当靠着神的恩典，效法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那样刚强、那样勇敢、那样对神忠诚、那样不顾人的情面、那样不给魔鬼稍留地步；用坚决的态度应付一切临到我们的试探，在有人劝诱或威胁我们、要我们去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们说：“决不！决不！”
——1955年 王明道《我们是为了信仰》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路德那样，有勇气站在君王的面前，同时也是站在神及我们自己良心的面前，坦然地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站立在此，愿神帮助我们”。
——2011年3月27日 金天明《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
正文“仰望祂，寄希望于祂”[2]。我们都活在过去，我们都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就是历史。历史既是大写的基督，又是敬虔者对往事的记忆；我们都活在当下，每一个神圣的时刻（καιρός）都与天国紧密相连，基督的救赎泉源如不停息的活水泉源，汩汩涌流；我们都活在未来，在仿佛延展绵长却刹那永恒的审判视野下，神国的光芒显得那么华彩荣美（诗76：4）。“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诗篇145：13）。我们晓得，世俗政权是暂时性的存在，而上帝的国度永远长存（来12：28）。在此超越的时空观中，上帝的百姓将满怀着信心、仁爱、喜悦和盼望看待当下的时局和教会的处境。
在开篇之初，笔者试图给“家庭教会”做一个基本概念的廓清。根据维基百科，家庭教会是中国大陆境内的基督教会，独立于国家批准的三自爱国运动（TSPM）和中国基督教协会（CCC）运作，并且由于宗教政策的改变而成立[3],在国外有些学者不喜欢House church这个名称，用Underground church, or unregistered church来指称家庭教会。作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普通信徒，“家庭教会”的名称，不仅意味着解经和神学，而且意味着历史和属灵的传承。这个名称是前辈们用殉道和监牢换来的，也意味着其中有千千万万圣徒所持守的良心自由和精神家园。我们珍惜这一名称，并在这其中默默耕耘、流泪撒种。
我们深信上帝在中国教会的绝对主权，祂使用以利亚、以利沙在北国以色列宣讲主的话，也必能使用如今三自教会的真信徒在三自体系内为主做见证，宣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我们不赞同作为政治体系的三自教会背后的神学立场、教会实践，但我们知道“三自教会”内如同一个光谱[4]，有一批真信徒，我们为此心存感恩、敬畏及警醒，求主使我们在真道及圣灵中站稳，不与这个败坏的世界眉来眼去。我们深知将来的中国，教会真正的区别是“真教会”与“假教会”。而如今家庭教会有一群受苦、忍耐和恒韧的天路客。他们的坚持基于圣经启示、上帝计划、教会历史及良心自由。愿主恩待、扶持、坚固带领。
从2003年非典后第一次听到福音、04年蒙恩受浸到如今，18年已经过去了。笔者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中信主、悔改、受洗、被服侍、蒙召侍奉、受装备、回国，其中每一步都是上帝预定中的拣选和恩典。相关部门公务人员问我，“你们为什么是家庭教会，而不申请成为三自？”教会信徒也问我：“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我自己也问我：“现在是什么世代？我在哪儿，是谁？我为何在家庭教会中？我们到底坚持什么？我们和三自有什么不同？哪些可以协商，哪些绝不可以妥协？”在真真实实的被误解和被逼迫的处境之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分享自己的观点，也申明自己作为家庭教会牧者的立场。
一、从圣经的基本观点看教会上帝虽然藉着普遍恩典向人显明祂的真、善、美，并祂大能的威荣。宇宙洪荒、天地穹苍、风花雪月、鸟鱼虫兽，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但唯独《圣经》是上帝给人类的特殊启示，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文本根据（提后3：16）。对我们而言，圣经全本不仅无误，而且都是上帝的启示，不可篡改，不可凭私意翻译及解释。实际上，圣经每一卷书，都是上帝写给人类的，都包含着对世人及教会的启示、教导和指引，从这个意义上，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看待教会，其实可以从每一卷书中看到教会论的教导。笔者将只截取新约圣经保罗书信中的以弗所书，来阐述我们基本的教会观。
（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3，4：12，15）一间真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保罗以头和身体的比喻，来解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一方面声明基督对教会的权柄：“又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2-23），另一方面讲明教会建造的目的和合一的原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2-13）。而这是不少家庭教会前辈们在辨明信仰中格外持守的。例如，袁相忱牧师在其对于不加入三自的解释当中，就多次就提及如下这点：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身体，就不应该与一切属世的东西联合。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要归给神，凯撒的要归给凯撒。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让教会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不符合圣经的”。
（二）教会是新造的团体人（弗2：11-15）与前文“共同体”的侧重点不同，教会作为新造的团体人，是以圣约子民的身份而存在的群体，是新以色列民。基督流血牺牲的目的，是“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His purpose was to create in Himself one new man out of the two, thus making peace）（弗2：15）。在基督里，教会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以撒之约、雅各之约、西奈之约、非尼哈之约的唯一继承者。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之外，没有拯救（Nulla salus extra ecclesiam）。那些声称无神论者可以因着“爱”和“善行”在教会之外进天国的教导，不符合圣经，是假先知的虚假教导。
（三）教会是上帝的家（2：19）教会是上帝的家，是上帝临在和显荣之处，是会众“以灵以诚”敬拜的地方，如同古时的会幕与圣殿。天是主的座位，地是祂的脚凳（赛66：1），圣三一神本来自存、自足、自在和自由，但因着爱的满溢，有恩典和真理地住在选民中间（约1：14，路10：38），使教会成为上帝的家，彰显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使万民看到希望之光。祂充满万有，掌管全地，也圣洁无瑕。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彼前1：16），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来11：6），非有爱就不认识上帝（约一4：8）。上帝住在悔改相信、被称为义且勇敢去爱的人中间，并以他们为居所和灵宫。那些自称为教会，却没有悔改相信的群体，上帝并不与他们同住。
（四）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家（弗2：20-22）教会是上帝百姓属灵的家，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上帝是我们所奔向的安息居所，是磐石山寨、逃城盾牌，也是我们的诗歌（诗62篇等）;在遭遇逼迫、患难、控告和弃绝时，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祂领被囚的出监牢，使被压制的得自由，开瞎子的眼，使瘸子行走。无论君王、平民，富豪、乞丐，科学家或者不识字的农妇，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相信、依靠的对象，而教会是他们躲藏、哭泣、歌唱、悔改和安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身体被医治、情绪被抚平、灵魂被唤醒；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拥抱、相爱、扶持和担当。耶稣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3：31-35）
（五）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弗3：1-13）教会是基督的奥秘。主的旨意是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教会其貌不扬，充满瑕疵，且看起来软弱可欺，如芥菜种般渺小。但教会里有至高上帝的座位，且有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柄（太16：18,这权柄在福音里）。这是这个靠着外表判断人的世界所不认识的；如果认识了，他们就不会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虽然他们不认识并抵挡主，这天国的福音却被卑微、不体面、软弱、可欺的人发扬光大，这是三一真神的奇妙同在与保守的明证。如一首诗歌所唱，“直到卑微拿撒勒人耶稣，不再被人看为卑微厌恶，再会，再会，再会”，圣徒的盼望即在于此。
（六）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弗5：22-33）教会是基督的新妇。使徒保罗和约翰都用“新郎和新妇”的比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种比喻是旧约中上帝和选民关系的一贯叙述和表达。新约中强调新妇的关系，不仅指向末世论意义上基督再来之时的审判及拯救，也指向教会在此地的忠诚与委身。新妇的忠诚与委身在与世界关系上体现为：不能与巴比伦行淫乱、不可以忠诚于任何权柄和秩序高过圣子基督，也不可按照世界的方式行事；因为败坏的世界的背后是魔鬼（约16：11，弗2：2）。一切把某个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教会之上的行为，都是悖道和叛逆，是属灵的掺杂（Syncretism）。这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基本问题，是不可妥协和讨论的。
（七）教会是基督的精兵训练营（弗6：10-20）王明道牧师讲到，教会自古以来都在争战。我们的敌人不仅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更有败坏的世界和恶者。作为圣约共同体，教会有责任训练门徒，担当主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帮助他们在真理和圣灵中长大成人，成为主的战士。不是让他们只做婴孩基督徒，只吃奶不吃干粮，乃是帮助他们长大成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求上帝的国和义并尊荣上帝。正如边云波弟兄所言，上帝可怜中国教会，但我们不能在主的怜悯中自怜，而不追求成长，却是要竭力长进，见证传扬基督的大能。那些不训练门徒，只关心建筑物、人数、奉献和项目的“教会”，从本质而言不能称之为教会，乃是上帝拆毁拔出的对象。
二、从教会论的基本概念看教会（一）“不可见”中的“可见”教会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己流血召聚、买赎回来的（ἐκκλησίαν，太16：18-19，18：18），是“所有世代一切真信徒的团体”[5]。就此意义上说，教会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彼得等十二使徒，到马丁路德、加尔文，马礼逊、戴德生，蔡高、梁发，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以至于当下每一位真信徒，共同构成了基督的身体——教会[6]。教会超越了时间、种族、国家和阶层。会众在“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的新身份之中，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因此，教会是不可见（Invisible）的。这不可见的教会是上帝眼中的教会。路德和加尔文指出，天主教会虽有外在可见的组织形式，却不是真正的教会。“可见的教会”（Visible）是指认识基督并在生活中见证主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与改教时期的天主教会一样，三自教会在中国虽是“合法教会”（Legal），有教会的外在形式，在上帝国度里却没有合法性，不是真正的教会。家庭教会虽是“非法教会”（Illegal or underground）,却在上帝国度里被耶稣基督授予“天国钥匙”，得到合法性，是真正可见的教会。在“不可见的教会”之中，一定会有来自三自的真信徒，但一定有一大批三自的“参加者”被排除在外；在“可见的教会”之内，一定有一大批认真践行信仰的人，但也必然有尚未认识主甚至抵挡主的人存在。
（二）“大公”中的“地方”使徒称呼在家里的聚集为教会。保罗问候百基拉和亚居拉家中的教会（罗16：5），“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西4：15），腓利门家里的教会（门1：1-2）。据此可知，使徒时期家庭教会是信徒的主要聚会形态[7]。袁相忱牧师在论证家庭教会圣经依据时特别强调“在家中”这一特点；林献羔牧师强调家庭教会是“House church”而不是“Family church”。他指出马可楼120人的家庭聚会（徒1：15）里的信徒明显不只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Family member）的聚集[8]；王怡牧师则强调家庭教会是在私人性的物理空间聚会，这并不影响其公开性的信仰表达[9]。
使徒称呼城市、地区以及全世界的教会为教会。保罗称呼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在哥林多神的教会”（The church of God in Corinth）,“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林前1：2；贴前1：1）[10],这里都是指一个具体的教会；路加也以地区性的方式指称教会，例如，保罗信主之后为主作见证，“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徒9：31）;同时使徒们也以世界性的广泛性用法指称教会，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弗5：25），这里的“教会”明显是普世的、大公性（Catholic）的教会。
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大公性或普世性体现在教会既作为地方性和具体的教会存在，同时这间地方或具体的教会又是普世教会的一员，不可分割、不能孤立。无论是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还是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是希腊人为主的教会，还是罗马人为主的教会，他们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被统称为“教会”（弗2：14）。在基督“已然、未然”的末世论框架之内，作为普世教会一员的中国各地的真教会，其大公性不因世俗权力的限制和阻碍而减损。无论“允许”还是“不允许”，“合法”还是“不合法”，中国家庭教会的普世性与大公性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
（三）“天上”中的“地上”基督徒是一群有着“双重国籍”的人，他们虽活在世界，要在这个充满劳苦的地上努力工作，荣神益人，但他们地上国度的国籍是暂时的。这世界其实不是他们的家乡（来11：15-16）。他们的盼望在乎那可爱的天国，这个国籍才是永恒的。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它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境内代表本国的机构。它向东道国声明本国的权益，并为生活在东道国的本国公民提供保护”[11]。教会既是罪人的集合，也是圣徒的相聚。在教会之中圣徒预尝天国的滋味。但教会同时又活在这个充满着罪和争战的世界，它在地上有其身份；在此世俗身份之中，它应当顺服在上的世俗权力，在不违背上帝的前提下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因此在基督再临之前，教会以天上和地上两种身份存在：
首先，教会是信仰共同体，即选民为了敬拜上帝的目的而聚集在⼀处，他们为了认识上帝、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和荣耀上帝而存在。在此意义上，凡不是为了敬拜上帝的目的而聚集在一处的任何集会都不是教会。凡不是选民，既使是在教会里，也不属于这个群体，从救恩意义上而言，他们仍然正在与上帝为敌，正如爱德华兹所言，活在上帝烈怒的审判之下。但是，从古至今，教会的门一直向不信的⼈开放（如同圣殿中有外院一样）：无论他们怀着任何目的，当不信的人踏进教会门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被欢迎和礼遇，因为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盼望他们成为被福音改变和支配的人。
其次，教会是社群共同体，即选民因为敬拜上帝聚集，成为与世界分别却又在世界之内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享受上帝、以上帝为乐，在上帝面前吃喝快乐，以恩典为记号，以爱为旗帜，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另一方面，以自己的生活去见证信仰，吸引不信的人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并以上帝为乐。再次，作为社群共同体，他们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尊重政权并遵守法律秩序。教会的社群共同体特性使其天然具有结社的特征，这种特征要求基本的物理空间和属地条件。当然他们可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7-38）。
教会“天上”和“地下”双重身份的存在，使其具有某种内部与外部的张力。内部的张力在于他要在此地与不信的人一样经历真实的挣扎与苦痛，他要踏踏实实过每天平凡而琐碎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他与世人没有多少区别。此时天国是以隐藏的种子的形态埋在他们的心里。但他们要带着盼望活着，盼望主的国和主的义，正如印度宣教之父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所言，他只是暂时从天上下来修鞋。作为基督的门徒，他们虽然是天国的王子，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但他们要学习“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要归给神”（太22：1），在暂时的世俗秩序中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尽诸般的义（太3：15），过“可上可下”的生活。
（四）“出世”中的“入世”耶稣非常明确地指出信徒群体的“出世性”：“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17：16）。基督的教会从本质上是“出世”的，虽然他们要服务这个世代，但他们不是为了这个败坏的世界而活，他们本质上是一个来世的、彼岸新世界的群体，他的出世性使其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也使其可以担当起“外邦人之光”的功能；教会若是没有出世性，就会失去使命，变成了地上的一个普通组织或团体。它要仰望星空，也要着眼未来，它不能只是鼠目寸光，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却要看重世人不看重的人的灵魂的价值。教会的出世性，使它对权力、金钱、名誉采取较为超越及管理者的态度，不以外表判断人和事物。
耶稣同样指出“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17：18）。因此教会又在地上，他们要在这个地上，度过这又苦又短的人生（创47：9），又要担当基督的使命。虽然与世界的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爱恨离别，遭遇患难、伤痕、黑暗和逼迫，但是主给祂的百姓以应许，就是不离开他们。虽然他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常在软弱、紧张、危险的处境中，但主让他们在一种不友好的环境学习信靠、喜乐、敬虔和智慧地生活。主教导他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在这个教义之中，教会的入世性体现在这种被动的神圣张力之中的恒忍和温柔，在弹性之中过大喜乐的生活（雅1：2）。
教会的“出世性”和“入世性”体现在一种“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的生活。基督徒对于世俗事务，可以采取更加超然的态度看待，毕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一2：17）。但是这并不是如佛家、道家或欧洲修道院般过遁世的生活，乃是一种在“出世心态中”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我们不逃避这个世界中的冲突和苦难，也正视人性中的罪和黑暗，以一种昂扬向上得主最终奖赏的心态，努力奔跑。在金钱上竭力挣钱、竭力省钱和竭力奉献，在人际关系中，凭着基督的爱饶恕人，以和平、服侍和成全对待这个社会，在各样的秩序当中学习谦卑顺服、仰望等候、积极努力地生活。
（五）“内部”中的“外部”教会按照《圣经》教导敬拜、祈祷、团契、奉献、讲道、教训和治理，这是其作为地上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及内部要求。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按照《圣经》及教会的教导跪下祷告、伸手服侍、起来赞美、生命长进都是内部建造的事情。在文革等极端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前辈们在内部建造中为我们留下了敬虔传统和受苦传统，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无论什么时候，教会的内部建造是基本功，信徒的“内功”是外在服侍的基础。若是我们丢了前辈敬虔生活的榜样和受苦背十字架的精神，我们做的许多工将成为草木禾秸的工程。求主坚立我们，效法中国教会那些对教义“忠贞”，在克己“成圣”中不妥协的前辈们的生活。
作为地上共同体，教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无论信徒如何追求天国，他们都需要实际生活在这地上，他们要生产生活、吃喝消费，他们身边有不信的邻舍和客观存在的政治、社会秩序。在人伦中，他们要孝敬父母、教育子女、夫妻相爱、兄友弟恭、交友以诚；在社会中，他们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正常纳税，并作为公民努力服务于所在的社群和国家。从现代国家的概念而言，教会是一群公民因信仰的缘故而结社聚集在一起的宗教团体。教会与经济组织以及其它社团组织一样，应当享有基本“公民待遇”意义上的权利，而不应当被歧视和差别对待。
教会“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双重属性，要求信徒过“可内可外”的生活。关起门来敬拜赞美、流泪祈祷、刻苦研经，打开门来在小事上尽忠心、做好管家，认真工作、服务他人。这不仅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基本生活形态，也是耶稣基督大使命、大诫命的基本要求。一个不追求在教会内部生命操练和长进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力量服务；同时一个不服务他人的人，也就无法明白基督“爱邻舍”的教导。这爱在“爱弟兄”之后又加上“爱众人”。在这服务之中，教会的使命就自然被出来表现了：不仅藉着口传，也藉着身传，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见证，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六）“历史”中的“当下”教会的历史性体现在教会在时间之中。它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客观团体，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和记忆，或者说它在不可见的教会层面作为基督的身体所经历的所有事件就构成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史。中国新教的历史本来就不长，抛开历史来谈当下，不仅是无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是由一个一个认真寻求信仰、面对信仰的信徒所共同组成的，是由一间一间具体的、可能卑微、渺小、不起眼的小教会所谱写的。教会的历史是上帝大历史中的清流。如同以色列在万民中一样，教会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代表。不理解中国教会史，就无法真的理解中国，这是不信的人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
教会也活在当下。摩西和大卫都在服侍了他们那一代人之后睡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打的仗，我们若逃避了，就会失败，子孙就要遭殃。我们过去经历“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后的屡次被逼迫，也经历暂时的宽松。走到如今，教会在经历新的挑战。有人试图用“城市新兴教会”的提法割裂历史；有人用“新三自”运动笼络人心；有披着羊皮的狼以所谓“中色神学”迷惑主的百姓。从本质而言，教会的敌人虽与前辈们一样，但世俗主义潮流中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理性主义至上的潮流中的新自由派神学与新诺斯底主义、极权主义潮流中的混合主义和绥靖主义，都是当今教会需要极其警惕的。
在“历史”和“当下”的教会中，我们需要用“可近可远”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秩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长河中，我们目前所经历的，都非新事。过去主的百姓遭遇如何，今天的我们也如何。现在所面临的这一切，都要过去，且都要写在历史中，因此求主赐给我们眼光，祂在呼唤我们忠诚和持守，站稳自己的立场；我们依然要有“当下”的眼光，这帮助我们脚踏实地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在信心和恒忍之中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挑战，把困难当作见证主的机会。正像一位北京的老前辈所说，与过去文革中艰难的环境相比，如今教会虽然有些难处，但实在算不得什么，应当感谢主，并继续信靠祂得胜的大能[12]。
（七）“门训”中的“宣教”作为常识，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28章18-19节耶稣基督升天前颁布的大使命，从解经的角度而言，在原文之中，只有一个主要的谓语动词“门训”（Make disciples）,其余“去”（Going）,教导（Teaching）和施洗（Baptizing）都是辅助动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大使命的核心是建造门徒，“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1：28），使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的福音，并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教会的“去”、“教导”和“施洗”，是为了培养跟随基督的真门徒。若是教会忘记了这一点，无论教会的项目和活动（Program）多么丰富，都未必在基督的心意当中。
God is God, God is good, and God is Great。上帝是大神，是大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地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上帝，祂希望万国都来就祂的光辉。作为信心中亚伯拉罕的子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3）。如今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把信仰作为“家神”和“国粹”，也不能在艰难处境中明哲保身，而是带着深深的使命感，使万国万民因我们蒙福。当初以色列民因为自高自大，看外邦人如同猪狗，因此上帝将大使命赐给教会，让教会承担宣教的职责。如果教会忘记了这历史的教训，忘记当今世界那些不信的人，忘了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这样的教会就是忘了那位离开天庭降在人间的“宣教的上帝”（God of Mission & Mission of God）。
如果一间教会不训练门徒，也不参与宣教，我们就要谨慎地称它为教会。教会可以幼小，可以只有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但若它完全没有这个心，那我们要非常小心地面对它对自己是教会的宣称。家庭教会虽然在门训上未必完全，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竭力地按照《圣经》和良心自由，传讲着主的话，执行着主的圣礼，并有一定的教会纪律与管教[13]。更重要的是，家庭教会虽然面临各样的限制和阻碍，但或多或少他们都在参与近处或远处的传福音和宣教，他们关心万国万民中尚未得救之灵魂的福祉，为他们祷告祈求，希望他们蒙恩得救。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教会是在宣教上顺服主呼召的教会，是真正正当的教会。
三、从教会历史看待中国教会（一）基督教会起源于东方，福泽万民耶稣基督诞生于以色列的伯利恒，成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祂的早期门徒也大多是以色列人。新约第一间教会就诞生在中东的耶路撒冷。耶稣升天后不久，司提反殉道（徒7：60-8：2），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基督徒被迫四散到不同的地方，并随之把福音传开。使徒保罗受召传福音给当时的外邦人，在小亚细亚、欧洲等地建立了不少教会。教会史记载，其他门徒如马可、多马等也在非洲北部、亚洲南部等建立教会。从教会起源而言，我们很难说教会是西方的，而应当说，教会是“全地”的，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创1：1）。虽然基督道成肉身，行在以色列一地，但这福音本身是万国万民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到教父时代，教会仍然具有大公性和普遍性。安提阿教会、士每拿教会、亚历山大教会、以弗所教会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教会，都在亚洲西部和非洲东北部，并非西方世界。受过使徒约翰教导的早期教父殉道者伊格纳丢（A.D.67-110）是安提阿教会（今土耳其境内）主教；受过使徒约翰教导的早期教父殉道者坡旅甲（A.D.69-155）是士每拿（今土耳其境内）主教；坡旅甲的门徒爱任纽（A.D.130-202）是里昂（今法国）主教；革利免（A.D.150-215）、奥利金（A.D.185-253）都曾经在北非的亚历山大事奉。从极简的早期教会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当时的教会都不是“西方”的，而是全地的。
公元一、二世纪教会经历逼迫和成长，A.D.313年君士坦丁皇帝发布米兰赦令，随后，A.D.391年迪奥多西颁布法令使基督教为国教，并宣布异教献祭违法。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暧昧，罗马教会逐步从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亚历山大等教会中取得大公教会领导权。直到宗教改革前，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成为了大公教会的代表。这是当前中国人认为教会来自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但从本质而言，基督教信仰对罗马人而言，不是本土宗教，乃是来自东方的“外来宗教”。从天主教在欧洲的位置而言，说基督教是西方宗教有一定道理；但从历史和地理而言并非如此。基督教是西方的、东方的，也是南方的、北方的，是全地的祝福。
（二）上帝在古时就一直记念着中国“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赛49：15）。近一千多年来，上帝对中国人民的爱和恩典可谓是奇妙可畏、长阔高深。在漫长却又短暂的历史长河中，这真光看似微弱，也曾经历失败，但中国文化的记忆之中，不可抹去这恩典之印，福音之光。在新教来华前上千年时间，上帝差派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儿女来到神州大地，传播大喜的信息。阿罗本（A.D.635，唐朝景教第一位传教者）、若望·孟高维诺（1247－1328）、利玛窦（1552－1610）、汤若望（1591-1666）、南怀仁（1623-1688）……都曾踏足中国，并在此耕耘、播种。
后来因“礼仪之争”（是否祭孔与祭祖），康熙帝于1721年发布禁教令，但并未严格实施。后来雍正帝发布更加严厉的禁教令（1723年），在此之后84年时间，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变为非法。非常值得反省的是，唐朝以至于明清，景教与天主教耶稣会[14]采用的共同宣教策略是“依附皇权”和“上层路线”，并没有更深进入这片土地的底层苦难之中。因此在“武宗灭佛”、“元朝灭亡”、“清廷禁教”事件之后，天主教会都遭遇极大打击，甚至被连根拔起；另一个问题是，唐朝与元朝的景教福音处境化策略，都有混合主义的问题，与本地宗教佛教、道教融合严重，导致属灵上不清洁，身份意识淡薄，慢慢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虽然不是那么广泛，但是上帝对中国的爱却是无法否认的。虽然在古时我们的祖先没有大面积地归信耶稣基督，但是上帝的仆人一直在扣响中国人的心门。而且，在普遍恩典之中，上帝把神州大地圈在祂慈爱的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之中。虽然按保罗神学来说，儒释道等文化哲学属于小学，上帝仍然藉其作为训蒙的师傅，如同以启示律法作为训蒙师傅对待以色列民一样[15]。在此之中，上帝预备中国人等候祂的仆人来到，将福音传扬，使人心归向祂，与祂和好。在隐秘之中，我们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是蒙上帝祝福的，是上帝所爱、所怜悯的。上帝疼惜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得到福音的光照与恩惠。
（三）新教主要教派注意与政权保持距离1517年马丁路德的教改，虽然离不开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A.D.1486年－1525年在位）的支持，但其教改主张中非常警惕天主教的“政教合一”体制。路德在其“两国论”的架构之中强调教会在“属灵秩序”中的权柄，而把世俗事务交给政府，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政教分立观念；加尔文反对政教合一，主张政教合作和政教分权，“政府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乃基于上帝的主权凌驾在统治者与民众之上，祂设立政权为了人民的幸福”[16]。从后来“日内瓦实验”加尔文与市议会的博弈中，可以看出来，加尔文并非想建立政教合一的治理架构，而是尝试建立某种分工合作配搭的制度。
后来在新教的各个教派之中，虽然英国圣公会有与天主教类似的内部治理架构，但是大部分的宗派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都保持着某种距离。比如路德宗、浸信会、卫理公会的“政教分立”的宣称，清教徒与改革宗长老会的“政教分立”的态度等等。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相信《圣经》无误的新教主要教派，在面对约翰福音18：36节的教导时（“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仆人们早就会争战，不让我被交给那些犹太人。但如今，我的国不在这里”），都不得不去思考，自己与政权走得过近的危险。因此他们顺服政府，也作为公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但是新教教会的核心关注仍然是人灵魂的得救，不能心有旁骛。
以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观念看待新教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美国和英国等都不是基督教国家，教会也不是世俗政府任意摆布的木偶。受宪政影响，美国等国家教会信徒基于人性有罪的认识，对所在国政府一般保持安全距离。作为非政府的宗教团体，教会与政府之间实际上差异很大。把二者简单捆绑在一起看待不仅不符合历史和现实，而且从宗教政策上而言也是简单粗暴的。对于政府而言，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差别性对待西方教会和西方政府，是更加成熟和智慧的选择。对于教会而言，我们也当警醒，不拔高政治问题，而是在“天上”、“地上”的双重视野中看待自己与世俗政权的关系。
（四）新教宣教士来华嘉庆十二年丁卯年八月初六，经过8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第一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并在广州住所之内举行周间聚会及主日崇拜[17]，当时法律不允许马礼逊向外国人传教，只能有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或仆人参加。聚会的大致流程是，马礼逊带领祷告后，读一段他翻译的圣经经文，并予以讲解，之后是唱赞美诗结束。终其服侍的一生，都只能有这样人数稀少的家庭聚会。七年之后（181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新教基督徒蔡高（马礼逊的仆人）信主受洗。再两年之后（1816年），梁发信主，这是中国新教教会史上第一位华人牧师。
自此之后，一波又一波的内地会、伦敦会、美部会、浸信会、长老会、卫理会等差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宗派，但他们都背井离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传播福音拯救灵魂。1900年庚子教案发生时，在华宣教士人数已高达2500名。1920年非基运动前，中国宣教士的数量更是达到顶峰[18]。这里边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戴德生、丁韪良、李提摩太、狄考文、倪维思、明恩溥、理雅各、麦都思、剑桥七杰（施达德、何斯德、盖士利、司安仁、杜西德、杜明德和章必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差会属于不同的宗派，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
（五）新教来华宣教士的特点一是，尤其看重圣经翻译。新教从成立之初就很质朴，丢掉了许多圣传的包袱，格外看重《圣经》，相信上帝的话语里藏着上帝的大能，这与中世纪天主教对《圣经》的态度大相径庭。新教宣教士去往一个新的族群和国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圣经》翻译为本地语言。第一本中译圣经是由宣教士马殊曼与拉撒尔于1822年所翻译的。马礼逊虽开始翻译圣经时间较早，但直到1823年马礼逊与助手米怜才完成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的翻译；随后委办译本、英国差会版、美国差会版等各种译本层出不穷。1919年伟大的官话版和合本翻译完成。这是目前最被认可、发行量最大的中文圣经译本。
二是，教派合作与大公教会特征[19]。基督新教以“分开”著称。正如天主教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所言，“新教的特征就是‘分开’，一直到主再来为止”。新教虽有差会机构，但并没有教皇般的最高组织，都是教派或差会各自为政、独立运作。早期来华宣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派和差会，但由于目标都是为了传扬福音，祝福中国，因此教派之间有很好的合作。本地教会是宣教士所建立，信徒虽有民族及国家之别，但其首要身份是基督徒。中国教会、西人教会以及中西跨文化教会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不同教会的信徒因“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弗4：5-6）而连接为一体，成为属灵里的一家人。
三是，教会处在“非法与合法”的灰色地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来华的宣教士在广州十三行及澳门附近的传教基本都是“非法传教”，所建立的小教会都是“非法教会”。第一次、二次鸦片战争后，宣教士在通商口岸可以较为自由地宣教，但去往内地仍然是非法的。由于大使命本身具有超越地域的特点，因此仍然有宣教士往内地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些教会从世俗法律而言都是“非法的”，但在主面前又都是合法的。如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美、中英条款均无内地置地权，宣教士在内地购买建立的聚会所就未必合法。当时的清廷对此采取模糊策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使教会处在一种灰色地带。
四是，新教宣教士和西方政府的距离。在新教来华宣教史上，虽有部分宣教士为了生计在政府供职，但从总体策略而言，宣教士与西方政府保持距离。扬州教案发生后，戴德生“对于英国政府的示威,认为不合时宜，他情愿以善报恶，宁可冒险回扬州，用忍耐与慈善感化反对他们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干涉英国当局的举措”[21]。相对而言，新教宣教士在司法案件中更加隐忍，更愿意选择忍耐等候、与中国文化认同，以普通人的身份，进入中国人中间，宣讲福音，拯救灵魂。庚子教案中，除了内地会戴德生拒绝接受赔偿外，美国北长老会济南传教士德位思(J.Llewellyn Davies)也明确拒绝赔偿，他的理由是：
“尽管作为美国公民，有获取赔偿的权利，但是还有比法定权利更高的律法，保罗在腓利比和耶路撒冷坚称自己是罗马公民，只是需求保护而不是索取赔偿；放弃索取赔偿，能够向中国政府强调教会同贪婪‘势力’之间的区别；强行征收赔偿会惹怒中国官员和人民，然而放弃这项赔偿，会加深他们关于基督仁慈的印象;放弃赔偿不仅能使中国教会获得一个有益的经验，而且将提升美国教会的奉献精神”。
把新教简单看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工具的原因，是我们把基督教新教与西方世俗政府混为一谈，认为教会依附于世俗政府，或者是政府的下设机构。这不仅是无知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政府是政府，教会是教会。如宣教士德位思（Davis）所言，政府中有大批贪婪的人，他们为了私欲而动用武力，但是教会的宣教士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传扬福音拯救灵魂而来到中国。中国本土教会正是起源于戴德生、和受恩、曹雅直、伯格理等宣教士的长期工作。无论是“曲线救国”的李提摩太路线[22]，还是直接传福音的戴德生路线，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中国人蒙上帝福音的光照和赐福。我们不否认宣教士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有软弱，且良莠不齐[23]；但若是真得救的弟兄姊妹，他必是担负大使命而来到中国。
（六）1949年建国前的本土教会虽然百年之中西人宣教士多遭患难、逼迫、流离和殉道，但“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耶稣、得救重生。本土教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以传福音、拯救灵魂、祝福全地、荣耀主名为目的，竭力地传扬主的福音。例如：戒毒传道的席胜魔（1835-1896）、耶稣家庭创立者敬奠瀛（1890-1957）、布道家宋尚节（1901-1944）、聚会处的创立者倪柝声（1903-1972）、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者王明道（1900-1991）等。我们将选取基督徒会堂、聚会处、耶稣家庭和宋牧师的香山聚会查经来简单介绍建国前教会的情况，以期找到当下政教关系难题的解决方案。
1．北京基督徒会堂。从创立过程而言，该教会是一间独立自办的本土教会，与国外差会没有关系。从神学立场而言，王明道先生声称自己为基要派神学。起初王明道先生带领一些信徒在家里举行小规模的查经聚会；1933年春，开始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1934年4月开始租用前炒面胡同甲23号的房子聚会；1936年在政府备案[24]正式成立基督徒会堂[25]；1937年基督徒会堂正式建堂礼拜。教会设有儿童主日学，且有基督徒学生会专门负责学生工作[26]。聚会者来自各个阶层，包含医生、学生、教师和工人等。抗战时期，王明道尊主为大，拒绝加入日本军管的“华北基督教团”，持守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2．基督徒聚会处。1920-1930年代由倪柝声在上海建立。倪柝声本人反对宗派，但其思想和教会架构却深受弟兄会、凯锡克培灵会之圣洁运动和奥秘派的影响[27]，1932年倪氏去往英国参加“闭关弟兄会”的聚会，受到很大影响。聚会处采用低派教会的做法，敬拜、讲道等都在较为扁平的架构中进行。聚会处从成立起就相对独立，从人事、牧养、财务和治理上来看都是本土教会。与基督徒会堂不同的是，聚会处在移民宣教上满有策略及果效，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到福音未达之地拓展新的领域，建立了不少教会。建国前，基督徒聚会处已经成为了中国本土教会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系统。
3．耶稣家庭。1921年敬奠瀛（1890年－1957年）在山东省泰安的马庄建立的教会。敬氏参照使徒行传2：43-47节早期信徒凡物公用的做法，建立了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的基督徒社群[28]。从宗派起源而言，敬氏受到了神召会（The Assembly of God）的影响，灵恩派色彩较浓。家庭成员通过加入新社群方式，过一种“大同”的生活，通过参与生产的方式实现教会的自给自足[29]。从发展过程而言，耶稣家庭几乎完全是中国信徒的信仰实践，与差会没有关系。在政教关系上，不太关心政治，只关心传福音和天国[30]。早期成员大部分是山东本地的乡民，抗战时期发展到河北、河南、陕西、内蒙等全国不少省份。
4．宋尚节牧师的香山查经聚会。宋尚节（1901-1944），福建莆田人，在美国俄州州立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27年回国，是当时非常稀有的海归。宋牧师的主要呼召是福音布道，在布道的同时与张周新弟兄一同建立恩典院，并在香山持续带领查经聚会。宋牧师不仅关注神州儿女的灵魂福祉，也是满有大公精神与宣教视野的牧者，他的足迹遍布亚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带领了许多人经历生命的重生与更新。宋牧师谴责罪恶，看重圣洁，与许多别的基要派教会领袖一样，对政治采取疏离和轻看的态度[31]，只要人悔改了，其他的都好说。这种态度贯穿于宋牧师为主燃烧的短暂人生中。
除此之外，当时全国还有不少别的本土教会，如袁相忱老弟兄所在的福音堂[32]，北京真耶稣教会，杨绍唐牧师所牧养晋南十三县的教会等。从建国前本土教会的发展情况来看，本土领袖建立的教会，大多实现了教会的自传和自养，将“帝国主义”与他们强行联系是不客观的。从教会观上而言，当时的本土教会大多具有基要派的色彩；从圣经及属灵生命根基而言，当时的教会普遍比较幼小；从教会运作而言，大多数都是在开荒期本于诚实良心的有益尝试；从抗战等事情上看，教会弟兄姊妹都有非常朴素的爱国情感；从文化上而言，教会在心灵更新、精神支持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建设性的力量。
（七）“三自运动”简述及“三自教会”的特点1.“三自运动”简述
“三自”概念是近代西方差会在宣教实践中的内部反省和理论思考。为了帮助宣教禾场本地领袖的成长成熟，成全本地教会的扎根及发展，1850年代英国圣公会宣教会的维恩牧师（Rev.Henry Venn，1796－1873）及美国宣教士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1796-1880）从印度宣教的情况看到基督教在各地发展的趋势，指出当本地教会逐步成熟时，宣教士需要考虑逐步退出。在退出禾场的过渡阶段，应当逐步鼓励帮助本土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以期产生一个由本土牧者带领自治的本地教会[33]。三自理论涉及教会的行政治理、财务人事、增长传播，但对跨文化宣教使命的传递上，却没有明确的阐释[34]。
在三自理论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不少差会开始有意培养本土领袖。自1824年梁发被马礼逊按立牧师起，到1877年第一次中国宣教大会，全国已有73位本土传道员和牧师被按立[35]。保灵先生在第一次宣教大会上提交了关于教会自养的论文，指出当时大部分教会非常幼小，奉献有限，无法自给自足，尚需差会支持。这段时期，有一些独立自办的教会，如陈梦南（1840-1883）及其华人宣道堂等。又如1906年上海朱葆元牧师，主持虹口堂时宣告，不再需要差会支持，并随后筹款重建救主堂，并将自立、自养、自治、自传的堂旗挂于堂内。20世纪初，受民族主义及反帝运动高涨的影响，“教会自立之声浪大有高唱入云之概”[36]。
一战后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极强地刺激了中国，随后不少知识分子转向激进主义。受激进主义影响，1922-1927年发生了非基运动，这场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的双重挟裹之下来势汹涌，当时主流思想界的不少领军人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加入反对基督教的行列。但亦有不少清醒的知识分子，对非基运动的回应比较冷静客观，如周作人、张东荪、胡适、梁启超等。1921年9月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发表“山中杂信”，提到：“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37]。另外，教会界思想家谢洪赉、徐宝谦、刘廷芳等也进行了回应，但教会界的整体回应影响力较弱[38]。
非基运动之后，“三自”思想逐步成为了主流思想。再后来，共产党建国，受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步隔断与“腐朽衰亡”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联系就成为了当时的政治任务。1950年5月，周恩来与吴耀宗进行了四次谈话，7月吴耀宗和刘良模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并号召基督徒签名，截止到1952年底，宣言签名的人就有37万之多，占中国基督教徒总数的60％。随后，1954年8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担任主席。1958年，政府藉着“联合崇拜”彻底打破历史传承、宗派传承和属灵传承。
至此，受党和政治控制的“三自”，离弃了传教士让中国本土教会脱离吃奶光景、自立长大的初衷，断开了与上帝使命和天上国度之间的链接，失去了属天的生命力。如同那个父亲健在却提前继承父亲遗产的浪子，看起来不用父亲管了，独立了、自在了、自由了，但同时也要忍受“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路15：16）的光景。后来果不其然，十年浩劫，三自所属教堂也基本停止运作[39]，不少以为签名加入三自就可以避祸的信徒，仍然少不了锒铛入狱的命运。恶者及其势力抵挡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只要我们信耶稣，被抵挡、被逼迫就是我们必然的命运，试图逃避和否认，其实是尚未明白做门徒的代价。从信仰实践而言，三自如同痛苦的自嘲与笑话，极其值得反省与审视。盼望浪子回头的那一天早点来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三自所属教堂逐步开放，但没有恢复宗派组织。由于三自爱国会成立的初衷是反帝爱国、提倡独立自主，但后来在“职能上发生了变化”，为了保持一元制管理手段。1980年，政府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归口管理宗教相关事务，初衷是为了摆脱政治包袱，实现宗教领域的党政分开，后来因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出现逆转，变成了三自系统教会的管理机关，地上国度凌驾于属天国度之上，产生了巨大的次序颠倒。80年代末，政府曾有逐步启动宗教内部管理改革的动议，但后来因为外在政治形势的变化及三自的反对，改革趋于流产。释经传统、教义传承、灵修传统、宣教传统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问题，由于政治及人为的割裂，至今仍没有被正确地对待。
2.三自体系教会的特点
“三自教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教不分、国度次序颠倒。由于“三自教会”作为附属组织出现，在讲道、崇拜和治理上缺少独立性。例如在某些教堂挂领袖画像、唱无神论歌曲等行为其实是对信徒宗教情感的侮辱和冒犯。在人事、奉献等事务上，“三自教会”受到政治的干涉和影响，甚至把不信神的假牧师安排在牧者岗位上，从而极大地冒犯上帝的圣洁。“政主教从”[40]管理模式，就显示了国度次序颠倒的严重问题。实际上，这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沙门不敬王者”[41]、属天高于属地、保持宗教距离和圣俗次序的另外一种传统。这种模式实质是为极权主义铺路，缺少基本的现代契约精神与基本权利意识。
“三自运动”是一种教义分裂主义运动。它把非核心教义核心化，是乘着民族主义的东风、在自由派神学的鼓噪之下，兴起的一股媚权的歪风；其组织应当如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一般退出历史舞台，其神学肇始因违背圣经，也早该被信徒抛弃。这种运动表面看来鲜艳，也让统治者喜悦，其本质却如罂粟花一般，对中国人的心灵带来伤害。这场运动人为地使中国的教会产生历史割裂，以至于许多信徒没有基本的历史感；这场运动也使教会在大公教会的属灵传统上产生割裂，使信徒在祷告、灵修与信仰生活上缺少基本的属灵遮盖、代际传递，产生了不少属灵上的孤儿、傲慢的独行侠、山头上的大王。
“三自教会”缺少共同体概念。笔者曾参观过一些三自教会，牧者不认识羊，羊也不认识牧者；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熟悉者寡，相互疏离者众。信徒大多是“礼拜天基督徒”，周日到教堂参加礼拜，礼拜完就回家，很少交流沟通，更像是参加一次演出，而非与主里的家人彼此连接敬拜神。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三自教堂人数太多，但其实未必。笔者曾在国外访问过不少大型教会，虽然周日聚会人数很多，但其周间团契和小组成员之间非常熟悉，对新朋友的接待也很好。不少三自教会不看重共同体生活和门徒训练，实际上是牧养伦理及教会论不清导致的结果。不少牧者仅仅占据职位，不是真的蒙召，也不将信徒相爱尊为主的命令。
四、从中国文化中的普遍恩典看待教会大洪水之后，上帝以彩虹为记号与挪亚及其后裔立约，不再用洪水灭绝全人类。“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8:22），“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创9：8）。中国人作为挪亚的后裔，自然也在挪亚之约的祝福内。虽然如果没有特殊恩典[42]，人们无法得着救恩；但是在普遍恩典[43]之中，上帝赐给中国人可以理解上帝的文化途径和方法。“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神是掌管万国万民的上帝，也必然掌管拥有亿万生民的中华民族。在中国文化中，上帝放下极多的普遍恩典。如今福音的特殊恩典已经临到中华大地，使人可以更好地认识、敬拜和荣耀上帝。
（一）“朝闻道，夕死可矣”真道寻求耶利米先知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29：13），任何一个人若是专心求索、认真寻找真理，上帝必使他寻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祂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使人认识祂。因着圣灵，如今这道离我们不远，凡是愿意认真探寻生命意义的都可以来寻找耶稣，祂是生命的源头，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同古人中那些渴慕大道的人一样，如今主耶稣的门徒是一群找到真理，并在圣经中努力明白真理并按照真理而生活的人。按照《圣经》，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出死入生（约5：24），现在活着是为着荣耀上帝而活。
（二）“诗三百，思无邪”的单纯、浪漫之心孔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他盼望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恢复周朝礼制。然而，由于人性之堕落沉沦，没有流血和救赎，一切理想主义的“应然”都会被残酷的“实然”击得粉碎。孔子及儒家仁人志士虽畅想一个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同样在《礼记礼运》中也不得不承认：“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一部《左传》几乎把人性中最黑暗、卑劣的部分揭露的淋漓尽致。虽然如此，志士文人之中，一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追求，向往大道，向往简单、自然的生活。
上帝在造物之初就定下差派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计划。两千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着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以为自己得胜了，父神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世界和魔鬼，使人因着信耶稣，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耶稣基督可以将石心换为肉心（结36：26），使人恢复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在圣灵之中呼求这位创造、护理、救赎和审判的上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在大道既隐、礼崩乐坏的中国，精神更新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里。愿中华大地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都是“单纯”、“浪漫”的人们。
（三）“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国人坚韧、受苦，有时甚至委曲求全，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缺少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耶稣虽然在十架上到了世人眼中看为失败、羞辱、黑暗、绝望的边缘，但“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赛42：3），祂进入人间至痛苦的深渊，经历一切的背叛、欺压、蹂躏、怨恨、误解和弃绝，为了将在此中熬炼、受难的人拯救出来。耶稣是一切真正有骨气者的主，是孔子所推崇“兴灭国、继绝世”之温柔与仁爱力量的源头。祂坦坦荡荡地死了，又光光明明地活了，并将浩浩荡荡地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为一切受屈者伸冤，拯救那些悔改相信者的灵魂。
（四）“改身之过，迁身之善”的生命更新“改身之过，迁身之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国士大夫历来重视修身，正如大学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改过迁善的力量一定不从定罪感当中来，乃从赦免与恩典之爱和接纳中来，这种爱必有大舍己、大怜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中国文人追求道德至善问题的答案。祂夸奖拿但业为真以色列人（约1：47），也寻找中国文人志士中那些认真寻找、用心叩门的人。祂是“括囊顺会”、“橛橛梗梗”的力量（《素书》）。祂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也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
（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逃离宽容中国文人历来有逃离的勇气：宁可乘桴浮于海，也不同流合污、与恶人沆瀣一气。这是对罪恶的拒绝，如同《圣经》所言，“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2）。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基督新教是入世的信仰，但并不影响其出世的精神。按照奥古斯丁神学，世界既是我们的禾场也是我们的修道场。基督徒的每一次逃离都是为了更好的入世服务。这逃离是倾诉，是充电，是疗伤，是蒙爱。基督徒对其信仰的坚持，是为了追求那份消极的“不被打扰的自由”（以赛亚·伯林）。在这种自由之中他们的心灵被升华，并带着光和爱进入世界。
（六）“隐居于山林，寄情于山水”的智慧冬藏中国道家以隐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遁世而入山林，在大自然中投放自己的灵魂，以求生命的超越。寄情于山水，即追求一种“无待”的生命境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追求一种隐藏自我、寻求智慧的生命状态。这样的遁世，虽然被人批评，却给这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世界带来另外一种思考生命的角度，使人冷静并停下来思想生命的意义。父神差耶稣来是要藉着爱子使万有藉着祂与父神和好（西1：22）。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也要因着人们与上帝和好而蒙受祝福，从而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虽然在基督再来之前无法达到完美，人们仍然能藉着基督的救赎恩典更深地明白与经历上帝所造的天父世界。
（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国之正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基督信仰以悔改己心、洗涤灵魂为特色。任何人只要愿意亲近耶稣，就有机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更新不只是一次性的，而是每天都可以经历。我们晓得气节不能基于属血气的骄傲，而当基于上帝恩典中所赐的存在正当性。十字架及复活的福音可以使人真正地理解并培养气节。这福音以拆毁、拔出，栽植、重建的方式使文化经历更新。更新的方式是圣徒背起十字架效法耶稣的舍己和受苦，这也是“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的奥秘。
五、现代政治文明与法治意义上的教会（一）基本人权及宗教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同时中国政府所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都承认和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在教会不影响公共安全秩序、卫生和道德的前提下，政府应当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信仰权利而不是破坏和限制。防疫政策执行当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对家庭教会的针对性执法。餐厅、影院等可以继续经营，规模不大、聚集不频繁的教会却屡遭执法、取缔，这不符合国家整体的宗教政策，是对公民基本宗教信仰权利的粗暴干涉和侵犯。
（二）平等观念及公民待遇平等观念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平等，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两个方面而言，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所谓的封建帝王思想。目前由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信教群众在各个层面被歧视已是不争的事实[44]。特别是近年来（疫情以来尤甚），信徒在某些人看来像贼一样，总是被防着、被压着、被盯着，这是相关人员极度缺少自信心的体现。绝大多数中国的基督徒是如此爱这片土地、爱这个国家、爱我们的同胞，甚或比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更高，实践行为更具建设性，把他们区别对待，是不理智、不科学的，也是反人性的。
（三）基本正义与合法性存续孔子曰：“政者正也”。为政之基就是正义，失去正义，虽有权力却如盗贼。罗尔斯《正义论》提出正义的两原则，被简称为平等自由原则以及差别机会均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为第一原则，强调“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其意思确实简单明了，每个人都有天赋不可剥夺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权利，这是一个正义社会的第一原则；差别和机会均等原则为第二原则，强调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且（2）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从这两条基本原则来看家庭教会的处境，第一原则失守了，第二原则也就变成了对少数群体的倾轧和歧视，无法促成社会合作。罗尔斯是在社会合作的框架下阐述其正义论的。他认为，“直觉的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社会合作体系，没有这种社会合作，所有人都不可能过上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应当能够使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在中国的各个群体和阶层当中，基督教信仰群体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没有什么话语权，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基督徒并不以地上的中心或主流为自己的追求，因为地上的边缘或许是基督徒见证天上身份的机会。
但从世俗社会基本公平而言，世俗政府需要向上帝交账，它是否以公平、公义对待祂的百姓，是否照顾祂百姓的基本福祉？从这一指标来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目前的基本社会正义正在退化。信仰群体虽是弱势群体，却是整个社会的良心，从这个最柔软的部分，可以看到整个有机体的状况。即使当权者不把信仰群体作为社会良心，也应当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予以尊重和保护，如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残疾人和五保户一般，不是将这些弱势群体推到流放监禁无处逃遁的对立面，而是留下基本的生存空间，以促成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社会合作。
（四）政府治理与边界意识期望建立百分百绝对权力的政府，是不现实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千秋万代的政权，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政府，凡是追求天下一统、全知全能的领袖，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无论承认与否，政治权力都有其边界。世上政府的权力是“赏善罚恶”的刀剑权力，但上帝给教会的权柄是关乎灵魂的属灵权柄。无论掌权者采用何种方法将权力集中，政权都管不了谁去天堂或地狱；在此事上，上帝没有给它权柄。因此现代政府在治理社会时，都像“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承认自己是“有限政府”，给自己定了边界[45]，比如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厚赐万物的上帝赐给人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从世俗管理的角度看，宗教可以在合理的规则之中服从政府。但从永恒和世俗的圣俗次序中，政府也当在“天理”之中学习敬畏上苍。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凡是敬天爱人的政权都蒙福且相对长久，凡是逆天虐民的政权都相对短暂。哪怕是无神论者，也当知道每一缕阳光、每一滴水水珠、每一颗种子、每一寸土地，都不是任何政权创造和真正拥有的，应当在自然秩序中设立一道让自己免于灭亡的边界。天地寰宇之中，任何团体和个人皆有其定期及边界，若越位了，就是将自己置于与自然之道、社会之道相违和的境地。这也是“今大道既隐”的两千年喟叹，在当今呼出来的一口气息。
就我们所熟知的圣经而言，越位就是把自己逼到了与创造宇宙并厚赐百物的至高上帝为敌的处境。中国先贤老子都让我们认识这大道至简、顺道而生的道理：“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先圣孔子也倡导敬天爱人，阐述了天命、天常、知天、效天的天命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即使是对自己尚不知道的上天鬼神，孔子也为自己保留了谦卑敬畏的界限：“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五）纳税人及政府服务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利义务关系。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是，纳税人给政府缴税、政府为纳税人提供服务。教会里的信徒绝大多数都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纳税人，他们因着宗教信仰的自然权利聚在一起；无论承认与否，其实质上已经是宗教团体，政府有义务予以保护并提供便利。然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以阶级斗争的敌我思维来对待教会，不仅违背现代政府的基本执政逻辑，也使堂堂大国《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政策被束之高阁，这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违背，也不符合中国信教群众的实际，只会增加宗教不和谐的因素。
（六）政策法规的连贯性原则改革开放后，1982年中共中央十九号文明确指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46]。该文件之后，虽然各个地方执行宗教政策的宽严度有所区别，但整体而言，一直允许家庭教会存在。2004年后，政府开始承认家庭聚会的合法性。国务院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公开宣称：
“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近年来，政府政治理论趋于左倾，公权力不断侵入私人领域，宗教政策正在逐步倒退。针对各地家庭教会的执法行动越来越频繁和严格，违反了中央宗教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原则，也伤害了信教群众纯朴的宗教情感。李克强总理2022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照样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也不能关上”。中国的信教群众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是社会的良知，而不是败类；是人民群众，而非专政对象。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文革思维，与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和政策相违背，不能长久，也不得民心。
（七）“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宗教自由在《宪法》37条之前，34条之后，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宪法》89条，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低位阶的行政法规规定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是严重的法律错误。已经越过了上位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违反立法程序，超越立法权限与范围，违反程序正义，应当由全国人大进行违宪审查[47]。目前执法之中，由文化旅游部门对家庭教会执法，由国保、警察、民宗和街道配合的联合行动，从本质上而言是知法犯法的违法行动。以“莫须有”罪名对家庭教会信徒和牧者进行处罚的行为，经不起推敲，将来是要向历史和人民负责的。
六、教会作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家庭教会历来持守和看重的在面对三自运动时，中国的一些前辈继承新教的传统，主张政教分立；本于圣经，为了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选择不加入三自。我们所熟知的早期家庭教会领袖有：王明道（1900-1991）、袁相忱（1914-2005）、谢模善（1918-2011）、林献羔（1924-2003）、杨心斐（1928-2011）……在信仰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会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在最私密的空间彰显基督最公共的荣耀”，更是历史、神学、灵性和生活方式的叙述和表达[48]。从神学方面，家庭教会在救恩论、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末世论、宣教神学等方面，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教会看重上帝纯全的话语。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119：89）。家庭教会的前辈以及当下的牧者看重按照《圣经》本来的意思宣讲圣道，不会因为外来的压力而扭曲《圣经》的话。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在呼召中服侍讲台的牧者说：你把你的讲章拿来，我需要审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宣讲主话者是主的执事，这是天召，也是良心自由；他要以交账的心，为从前一次托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1：3）。《圣经》让讲认罪悔改，即使君王在场，也要原原本本地讲。道理很简单，君王也是人，领袖也是血肉之躯，他们的想法和意志，不是信仰的来源之光，而是信仰所要光照怜悯的地方：“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圣经》让我们讲末世，无论听者喜欢与否，讲者都需要认真地宣讲，不看人的脸色，只讨上帝的喜悦。
2.家庭教会在救恩上秉承改教运动以来的因信称义教义。以吴耀宗（1893-1979）代表的三自领袖，多持自由派神学思想，否认圣经权威、否认神迹、否认基督的再来，本质上是无神论者；三自领袖丁光训（1915-2012）主教（1980-1997年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大力提倡“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对所谓的“保守落后”的观念大加批判，主张淡化“因信称义”，建议三自教会采取一种可以将所有加入三自教会但沿袭不同传统的派别联合起来的准则，后来被称为“因爱称义”。两派的争论其实是“救恩论”问题上的交锋。王明道予以护教，以圣经抵挡谬误教导。他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如此回应：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49]。
3.家庭教会看重生命共同体的委身关系。顾名思义，家庭教会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0]。这正是圣经中的教导，圣徒在基督里连接为一家人。保罗用身体中不同肢体的比喻说明教会中有机体的概念。正如狄马可（Mark Dever）在《迷人的共同体》开篇所言，“神的子民蒙召要彼此相连，彼此委身，这种关系应超越所有的天然隔阂”。家庭教会看重这种彼此委身的关系，在爱里彼此忍耐、宽容、遮盖和担当；在真理里边彼此劝勉、等候、尊重和成全。这种委身关系的根基是十字架复活的福音。这福音所彰显的“舍己之爱”是这个世界任何团体都没有的，也不是金钱、权力、名誉等任何可朽之物所能换来的[51]。
4.家庭教会看重背十字架跟随主。真信仰不仅是一套神学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8）。一个号称信主，却逃避受苦、活在“精致利己主义”幻象之中的人，尚未认识福音的精髓。家庭教会前辈与教会史上的殉道者一样，以“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不食、廉洁、知识、恒忍、恩慈…”显明自己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虽然世界以物欲和世俗为诱饵引诱我们，但主的门徒知道除了肉体和今生之外，我们还有灵魂和永生。有时候基督徒以外表愚昧、寒碜和卑微的面目出现，但这不影响其主里的荣美、宝贵和真智慧。
5.家庭教会看重认罪悔改、祷告赞美、看重重生得救。在访寻古道时，我们从不少家庭教会前辈的见证中，听到并看到他们认罪悔改的生活。悔改是上帝的工作。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8）。人若没有悔改，就需要自问：我们是否已经邀请“保惠师”来。宋尚节牧师在日记及布道当中非常强调认罪悔改，上帝的话语揭露出人灵魂破产的光景，圣灵与圣道结合使人知罪和认罪。家庭教会传统中强调在认罪悔改基础上的祷告和敬拜，在祷告和敬拜中亲近上帝、祈求上帝，并与上帝一同争战。家庭教会关注重生得救，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关乎永生永死。若是不强调这个，就是教会的失职[52]。
6.家庭教会在三一论基础上看重圣灵的工作。圣父、圣子和圣灵其位不紊，其体不分[53]，虽然同质、同尊、同荣，但在爱里自存、自足和完满。家庭教会在圣传上看重使徒时期的教会[54]。早期教会的老前辈，非常看重圣灵和内在生命的经历。80年代河南教会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信徒非常单纯地相信圣经的话，传扬福音并服侍邻舍，多有神迹奇事发生。城市家庭教会兴起的时候虽然受过一些极端灵恩派的负面影响，但蒙主保守，基于对圣经的看重，许多教会并没有受太多干扰，反而更加平衡地看待真道与圣灵。各宗派在三一神中看重圣灵的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这是许多体制内教会所缺乏的。
7.家庭教会看重普世宣教。中国教会蒙受了许多恩典，我们的教会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主派了别的国家和族群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传了这福音。已故的王永信牧师强调，我们要以保罗“欠债”的心参与宣教。既然上帝的心意是万民得救，那么教会若完全不参与宣教，就很难说自己体贴主的心意。家庭教会历来看重宣教，而跨文化宣教自然需要跨文化的配搭合作，即使是在极其贫穷和困难的地步，也要想着把福音不仅传给近处，也传给远处的人。不论是河南、温州、上海还是北京，各地的教会都有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把装备好的工人和相当比例的奉献用来拯救灵魂[55]。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在圣经上是站得更稳的。
（二）歌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灵生活的表达，鼓盆而歌是庄子的豁达，踏雪而歌是智者的浪漫。为孔夫子编撰《诗经》所作的序言也强调了孔子“发乎情止乎礼”的自然情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人皆有情感表达的需要，也有歌唱与悲痛之自由。歌唱本于天理，发乎人性，在不影响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无人可以拦阻，也不应制止。基督徒是一群喜欢歌唱、并以歌唱为生活方式的人。他们歌唱的对象是至高的上帝，无论是个人唱诗还是群体敬拜都是人类信仰表达的一部分。
敬拜赞美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经上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22：3）。基督徒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不仅用诗歌，也可以弹琴跳舞赞美主。一般周日公共礼拜中，包含较为规范的敬拜程序。通俗地讲，就是大家一起弹琴唱歌，只是其目的是敬拜上帝。基督徒可以随时随地赞美上帝，用诗章、颂词和灵歌敬拜主，他可在清晨时低声清唱，也可在傍晚旷野中大声欢呼；他可以边唱边哭，也可以边唱边跳，这是他自己与主的关系。在敬拜中，人向上帝降服赞美，同时在关系中灵性得以苏醒，理性得以调和，情感得以疏通，意志得以恢复。禁止基督徒唱诗敬拜就是禁止美好和良善，怎么可以呢？
（三）祈祷是基督徒生活的日常《论语》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不仅孔子敬天爱人，他和众弟子也倡导国家领导仁民爱物，遵循天道人伦。实际上，有神州大地称谓的中国，一直对神明有一种朴素的敬畏观念，故有“悲极呼天，穷极呼父母”的传统。《论语》中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到子路与孔子的祈祷。实际上中华道统中一直有朴素的“敬神明”、“法祖先”的文化。丢掉这种基本的、朴素的对神明的敬畏是“激进主义来华”之后的结果。百年激进，百年革命，打碎了一个旧世界。但一直激进，一直革命，无法建立起一个新世界。
从百年多来的激进主义世界史及中国史来看，激进主义若是行在病入膏肓之时，或许是中华文明的一剂猛药；但若是长久施行，则是中华文明的一针毒品。饮鸩止渴虽能短期带来亢奋，但至终却贻害无穷。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来的出路是继续“开眼看世界”，放开民众自由的信仰，至少适度回归信仰的基本自由，让那软弱之人有可哭可叹之处，让每一个中华儿女可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家庭教会和基督徒而言，所要的无外乎有一处可以让心灵安歇的地方，有一个不再窒息而死的选择。从而期待中国能与上帝和好，中国人能自由地选择相信并敬拜上帝，从而使万民蒙福。此乃我中华之幸事。
基督徒以祈祷为基本的日常操练。在祈祷中悔改、相信、感恩和盼望；也在祈祷中学习仁爱、喜乐、温柔、节制。祈祷使人心灵得以涤荡洗净，找到真正的尊严、重要性、亲密感和安全感。祈祷之处是天门打开的地方，是天使上去、下来的地方。圣徒祈祷之声是这世界最美的声音。上帝喜悦祂的百姓开声向祂祈求[56]。经上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当中华大地少一些密谋害人、指责论断、虚谎欺骗、狂妄咒骂的声音，多一些认罪悔改、相爱代求、欢呼祷告声音的时候，这片土地该有多么蒙福啊。“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杨柳万千条”，中国人悔改归向基督是全世界历代圣徒经年累月的祈祷。
（四）读经是基督徒生活的必须读《圣经》是基督徒的习惯和必须。《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给人的特殊启示。经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可13：31）。正常的基督徒都读《圣经》，并在《圣经》中认识上帝，获取生活的智慧。一般教会周日礼拜都有讲道环节。上帝使用一些全职或带职的讲员把《圣经》中的一些经文予以讲解，使人可以更好地明白。讲员不能乱解《圣经》，通常都有一些基本的解经训练和装备，注释书也都较为客观。虽然每个讲员情况不一，但因着圣灵的带领，真教会一般都偏不到哪儿去。不了解的人要对教会“脱敏”，其实讲道就是讲解《圣经》的话，与民间信仰迷信活动大有不同。
（五）以《圣经》教育子女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部分摩西曾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申4：9）。基督徒以《圣经》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仍然属于自然权利范畴。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唱诗歌赞美上帝，一起分享交流，并将《圣经》中的话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学习敬畏上帝、学习爱人，这并不打扰别人，而是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基督徒的家庭以“丈夫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丈夫”为特点，为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家庭伦理规范。我们晓得，家庭和谐美好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一个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饶恕、长幼有序的家庭被建立，整个社会才能健康起来。
（六）基督徒平常的生活与工作前文已述，基督徒不要求遁世，而是过入世的生活。他们在生活、工作现场尽忠职守，与其他人一样，饿了需要吃饭，累了需要休息，有正常的经济需要、兴趣爱好，也有自己的脾气和弱点。他们是一群普通人，或许有儿女需要照顾、父母需要赡养、繁重的工作需要完成；只是他们每周拿出一定时间敬拜、祷告和读经，并根据自身情况在恩典中学习信、望、爱的功课，服事这个世代。有人讨厌基督徒传福音，但是对他而言，这是最好的东西，他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人们得着福音，但并不强迫人，而是尊重人的选择。世俗政权可以限制信仰表达的方式，但信仰者也有选择信仰或不信仰，传扬与不传扬的基本自由。
（七）不少基督徒“生下来”就在家庭教会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父母信主，儿女受影响而信主；二是从信主第一天就在家庭教会。笔者属于第二种。2003年北京非典，见证年轻学子因瘟疫死亡而受触动开始接触《圣经》，2004年和同学去教会，后来逐步相信。从信主第一天起，笔者就在家庭教会。那时北京有众多家庭教会，人们追求真理，认真生活，生命欣欣向荣。虽然也从老前辈口中听到一些受逼迫的见证，教会也经历过部门检查，但政府一直默许家庭教会存在。如今因政治氛围向左，当局把“非法”的大帽子扣给教会，并以行政手段相处罚，以取缔相威胁。这是权力的傲慢，若是长期逆天理，违人伦，背公义，去怜悯，将会失去上帝对权力拥有者的祝福。
七、化解政教冲突的可能出路（一）对基督教从意识形态上脱敏对于“基督教是西方宗教”、“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基督徒是洋和尚”等错误和极端思想，需要回归到实事求是的基本常识，回归到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要尽快地澄清和剥离；把基督教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思想侵略”等连在一起，是六七十年前服从激进革命、服从国家自立的政治需要，并非事实。如果真如政府宣扬的那般，如今中国已经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国、强国，政治上更不需要不自信地再拿起六七十年前的激进意识形态对付教会，而应该正本清源、划清界限。
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都需要对基督教脱敏。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基督徒都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普通人，不是牛鬼蛇神，也没有任何颠覆政权、为乱社会的企图。基督信仰是好的信仰，这个信仰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医疗、现代教育、现代传媒，奠定了中国一雪百年耻辱，走向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从“两希文明”的渊源来看，徳先生、赛先生这两位先生，甚至都与基督信仰体系紧密相关。过去两百年宣教士来华改变了整个中国蒙昧落后的思想基础。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开端，给中国的文化事业带来了早期文本的祝福。基督教会是这片土地的祝福，而且一直都是祝福。
愿我们的中国同胞打开耳朵倾听上帝的声音，睁开眼睛仰望慈悲的上主，张开手臂拥抱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一个不仅自己蒙福，也能祝福万国万民的国家。当下，我们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从器物、制度、理论层面再次睁眼看世界，进入信仰阶段的思想解放，以更加宽容、大度、自信的态度，迎接一个古老却又常新的基督教信仰。给学绝道丧、礼崩乐坏的世代一种自我修复的可能，给子孙后代一种新的选择，让他们不再在恐惧、压抑中生活，而是在欢乐、自由中生活。让那些孤苦无依的心灵，可以因认识信仰而得着重建与关怀，重生与自由。
（二）施行政教分立政策政教分立是指国家政府权力和教会职权分开[57]。政府的事情政府负责，教会的事务教会负责。政府不干涉教会内部事务，教会亦不干涉政治；政治决定不受教会影响，教会决定也不受政治权力干涉。政府为教会提供公共服务，例如消防安全、食品卫生、交通疏导等；在公共事务上教会顺服政府各项管理政策及法律法规。政府不设立国教，教会在政府施政时也不会享有特权。从世界历史经验而言，政教分立有利于保障和实现信仰自由，确保不同宗教有信仰自由空间，同时不受政府干涉[58]。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做好治国安邦、仁政爱民的应分之事，从而实现社会和睦、亲邻友好，开出一条政教关系和谐的新出路。
（三）取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特殊历史时期成立的宗教领导机构，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将政治和信仰掺杂在一起，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三自会掌握人事权、牧师按立权、培训审批权、建堂申请权、讲道安排审批权，实际直接控制和干预着每一个教堂的内部管理[59]，使教会不能相对客观中立地对待信仰，使政府成为全能型政府，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另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基督徒而言，大家骨子里都是爱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的，不需要挂在嘴上，就像正常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声称我们是男性或者女性一样。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自然爱国。不需要天天将“爱国”作为口号挂在嘴上。
历史上的“三自”，前面已阐明了其历史缘由。如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一样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放在博物馆中，比放在现实的治理架构中，更能体现出中国在走向文明和进步。如同我们不能在文革的“革命委员会”之下行政一般，信仰也不能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信仰。“民族宗教无小事”，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启动关于取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调查程序，有计划、有阶段、有步骤地取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探索新的更有利于宗教和谐的基督教管理办法，使信仰群体可以更加自由地敬拜上帝、服事众人。
（四）若暂时无法取消三自，则允许家庭教会独立备案落实《宪法》关于宗教信仰及结社自由的政策，允许家庭教会在非三自框架下在民政部门自愿独立备案，并作为独立宗教社团法人的身份开展与信仰相关的宗教活动。从过去政教关系冲突相关案件来看，目前登记制度在实践上走不通的原因，主要卡在“三自”问题上。例如，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对守望教会的登记申请出具的《审查意见》，以“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为由，“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60]。但由“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批准成立不同意“三自”的家庭教会本就是个悖论。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家庭教会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合理诉求，首先需要承认它的存在，而不是漠视与忽略。更不能像某些完全官僚化的行业协会一般，官方指定一个行业协会的领导，强求所有本行业的人遵从。若要像“梳辫子”一般分类管理，也至少要像行业协会自治管理的一般做法那样，先承认所有本行业参与者的基本存在，之后确定他们以民主选举或合作协商的办法，确定自治管理规范和治理架构。这是中国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软肋，最大短板，需要走出六七十年的意识形态桎梏，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道路。
（五）允许各教会根据其神学及宗派成立联合组织正如前文所述，基于教会的大公性质，各个独立的教会有权按照其群体的良心自由，自愿加入或组成与其神学立场及宗派相符合的区域性或全国性联合组织。不太严格的划分，目前家庭教会中有改革宗、浸信会、灵恩派、聚会处、超宗派教会等不同的派别，允许其成立联合组织，不仅可以防止教会过于封闭可能导致的问题：极端化、邪教化和腐败化，也有助于教会间在植堂、教育、神学、慈善和宣教等事务上的配搭合作，更有利于政府的有效管理。目前经济类和服务型社团组织都已经基本放开，教会组织可以在思想上脱敏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机会因基督教信仰被服务、蒙祝福。
（六）允许教会团体参与教育从秩序与创造性的角度而言，相对单一的思想的确容易带来短期秩序的稳定，但是却对创造性有很大的损伤，因为创造性要求信息多元、思辨和竞争。基督教参与开办教育，不仅有助于培育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度和创造性，也有助于促进社群的和谐共生，解决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近年来，中国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化都越来越强，可以看到背后官方的安全感危机。但意识形态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未必一定给统治带来同质性支持的力量；相反，强迫性的意识形态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天下一统，但后期却是强有力的反感与反弹，压制越久，反弹越大。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阶层逐步多元，思想形态日益丰富，教育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同自然万物不能只有一种物种，而是参差多态一般，教育体系也不能由一种教育一统天下，而是应当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统一体之中促进形成和谐共生的教育局面。至少允许主流主导的公立教育之外，有一部分支流补充性的教育选择。允许基督教等其它社会团体参与教育，是一个社会更加成熟、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标志。在一片内卷、躺平、不生的教育叛逆声音中，提供不同的教育选择，也是熨平社会风险，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
（七）疫情下不针对家庭教会选择性执法新冠疫情之后，针对教会的选择性执法在全国各地越来越频繁。有人称之为“合法的加害权”，以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名义，对某一群体选择性执法甚至加害。据传2021年1月石家庄新冠疫情与当地基督教活动有关，后来各地针对教会的执法，都以此事为由，强调基督徒聚会的危险。且不说石家庄基督徒聚会与疫情传播真正有关，单单从基本的数学统计概率而言，任何群体性的聚集都有感染的可能，比如餐馆聚餐、学校上课、公司上班、年节聚会等，不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就如不能因为有感染新冠的可能就禁止大家一起用餐一样，也不可如此对待基督徒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这是这是上帝的命令（来10：25）。基督徒对聚会的需要就如婴孩需要奶一般。用一刀切的方法对待基督徒聚会的合理诉求，不符合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理念，也违背人之常情。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是，可以如学校、工厂、餐馆一般，在规模上根据情况引导调整，但不可一禁了之。疫情阶段性放松后，整个社会都开放，却单单不允许基督徒聚会，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选择性执法的恶果，是一直建立不起有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培养不出现代化治理能力。这个末后的世代，人们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何必做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呢？愿上帝赐福中华大地，赐给各级政府管理人员敬畏上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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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7 15: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