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员：徐颂赞老师。 文字整理：王少波弟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迦南诗歌的研究。最早于2016年我开始进行系统的专题化的研究。中间也有好几次田野调查，2018年、2020年我去过河南一些地方，再到下面村庄，跑了非常多的地方。目前有了一个初步性的研究，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本书，还有几篇论文。说到迦南诗歌，我相信在中国家庭教会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在三自教会有些基层的堂会，也是在唱诗歌的。还有一些是唱过其中一些片目，比方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但是他没办法意识到这个是属于迦南诗歌的。我调研过一些香港的教会，他们也在唱，但是他们是一种用而不知的情况。迦南诗歌应该算是当代中国教会，不只是家庭教会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本土诗歌。从出现到大的传播，背后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演变的象征和体现。所以对它的研究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关于迦南诗歌其实被拍成了很多像《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就是远志明神州团队拍的纪录片。里面有个专题片，就是专门讲迦南诗歌的。我相信很多海外的弟兄姐妹，包括后面新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通过看这样的影视影像认识到的，原来还有一个迦南诗歌被传唱的那么广泛。也有一些音乐会，比方说2012年的天歌音乐会，里面就有很多迦南诗歌的演唱。 学界对迦南诗歌的研究也是有的。比方说我看到在澳洲跟美国有一些英语论文，包括台湾中央大学的一些硕博士论文也在研究，还有耶鲁大学神学院的老师有一本书讲中国神学的，里面也有一定的章节在写迦南诗歌，他把迦南诗歌当做当代中国本土神学的一种新的表达来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还是比较散。迄今为止迦南诗歌我们发现已经有两千多首了，这些研究基本上不是非常系统的去整理过它，也缺很多田野调查、访谈、丰富的史料。因为他们都在国外，这方面都是比较缺乏的。相关的研究我也是参考了一些。比方说我看到一本书讲韩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在韩国是一个非常复兴的情况，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民族性的信仰。基督教在韩国也发展出很多本土化的赞美诗。除了引进，韩国基督徒在发展他们的赞美诗的时候，发展他们的作为基督教象征的音乐体系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现象。韩国的赞美诗有一些声音音高是比较低沉的。他们就用低沉的声音去表现他们民族经历过的苦难历史。歌里面高音的部分就用来体现弥赛亚的救赎，所以他们要建构出一个叙事，就是基督信仰带领韩国人从迷信到启蒙，从疾病到健康，从悲伤到喜悦，从苦难到恩典的一个民族性的转化。我们也知道韩国有个非常有名的本土化神学叫民众神学。国内对它研究还比较少，民众神学把韩国以前的历史理解成一种恨。“恨”这个发音跟韩国的韩在他们语言里面很相像。基督信仰到了韩国以后，通过几百年的努力，把他们的这种民族苦难的恨解除掉。要解恨，把大家引向对于弥赛亚的信仰里面，这是韩国特殊的民众神学。赞美诗是基督教进入到一个民族、一个社群，跟这个社群的一个集体的认同勾连起来、甚至融入进去，变成一种新版本的社群的象征。我从这本书里面就得到一个启发，迦南诗歌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这么一种作用，变成一种社群的象征。 后来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我在做田园调查的时候，我到四川那边去做了一些调研。就发现在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300多家的家庭教会纷纷涌入到灾区救灾。据说有50万的基督徒。他们当时因为是各宗派的背景，互相都不知道，他们就不约而同的以会不会唱迦南诗歌来辨别你是否属于主内家人，是不是属于家庭教会的。如果你会唱迦南诗歌， 就是我们自己人，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不是体现出一种迦南诗歌作为家庭教会集体的象征。在西方教会，有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大家以信经、信仰告白的方式去辨别你是正统还是异端。但在中国教会比较难用信经的方式。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是08年的时候，就发展出会不会唱迦南诗歌作为一种辨别的手段。这个背后就很有意思，迦南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家庭教会集体的象征，一种身份的认同感，都凝聚在歌声的背后。 除了家庭教会以外，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教会跟宗派。那三自会是什么看法？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一些改革宗的教会，对它是什么看法，是唱还是不唱，是欢迎还是拒绝，还是在犹疑不定。天主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怎么看？。迦南诗歌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可以串联起我们当代中国教会的大版图。通过辨别他们对迦南诗歌的态度，可以分析出来背后多元的教会格局。迦南诗歌从1989年的第一首《带着你的欢笑》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千多首了。那么多的迦南诗歌，在唱些什么，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唱和不唱迦南诗歌的背后，到底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认同、身份、社群的归属。目前迦南诗歌研究里面这些问题都没有提到，也是我在长期关注迦南诗歌研究当中慢慢形成的一些问题意识。 我主要从五个小点来分析，迦南诗歌跟它背后的中国基督教。第一点，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迦南诗歌的形成过程。它怎么就从吕小敏一个人开始唱第一首歌，源源不断的变成两千多首歌，还流传到各个地方。第二点，它的传播情形。第三点，我想探讨围绕迦南诗歌出现的不同的很多的叙事，包括我讲座那海报上提到的国族的叙事。第四点，对迦南诗歌到底是唱还是不唱，是欢迎还是拒绝，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一个分析。最后，我想透过迦南诗歌的兴起，以及在近10年的一种相对而言的衰退，来看看中国教会要何去何从的问题。今天晚上主要是分享这5点。 我们先来看迦南诗歌是怎么形成的。我这里面可以分成3个维度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它的个体性，因为迦南诗歌主要还是从一个人吕小敏开始来唱来创作的。像她这样的人也很多啊。我去河南调研以后发现，除了吕小敏，还有孙秋萍，还有很多的这种乡村的灵歌。但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流传起来呢？没有像迦南诗歌变成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种集体象征呢？因为还有社群的维度，跟这一群唱诗群体，特别是家庭教育宣教团队，这群河南的方城团队、唐河团队，他们的兴起和扩散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迦南诗歌从河南的一个小村庄带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背后也体现出一种地域性，就是中原大复兴。我们照理来说，温州教会扩散的广度、深度应该是远远大于河南教会的。但为什么温州教会就没有出现迦南诗歌呢？反而是一种带着河南特色的，带着这种河南民间小调的迦南诗歌变成了一个集体的象征，里面都有很多共性和特殊性的东西在背后。 迦南诗歌最开始还是吕小敏开始唱的。吕小敏1989年开始接触信仰，走进了教会。应该是她的舅妈引导去教会的。去教会以后非常受感动，照她的话是被圣灵充满，就自动自发的开始唱歌了。她就把这些歌给记下来，交给身边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村庄的弟兄姐妹们学了起来，然后纷纷往外扩散往外传。1989年唱出了第一首歌《带着你的欢笑》，现在也是放到迦南诗歌诗选的第一首。后面她陆续创作了十几首歌。前面的十几首基本上是她在1989年到1990年陆续创作出来的。她一开始是自己唱、自己记，包括抄在黑板上，教大家学唱这些诗歌。后来吕小敏在一些聚会上结识了方城团队，慢慢进入到方程团队的社群当中去了，慢慢的在方城团队里面传唱起来了。再到后面她跟方城团队的一些领袖，比方说张荣亮，他们结识，迦南诗歌也慢慢从个人的灵歌演变成团队的诗歌。随着方城团队继续往外扩散，到全国各地去宣教，迦南诗歌也被带到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我们看到整体上是这样的历程。 她的背后是河南，我们知道河南的基督教在当代发展的非常厉害，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80年代、90年代这个区间可以被视为家庭教会运动的一种典型或典范。赵天恩在改开以后跑了很多趟河南，既是幕会也是做一些调研。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几个大的版图，一个是东南沿海这一带，比方说浙江教会，包括福建，这一带的教会整体上从晚清以来到现在没有断过。第二个是在河南、安徽中原一带的教会，以乡村为主的，所谓苏鲁豫皖地区。还有一个是东北地区，东北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个当代的教会的大复兴。再一个是一些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些大城市的教会。河南教会因为它的人数多，团队多，影响大，被视为家庭教会运动的一种典型。河南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乡土性特别的浓重。里面的领袖人物基本上是没有受过所谓的神学训练的。他们就是因为爱主，被圣灵感动，在整个大复兴里面被兴起来担当教会领袖去做宣教的工作。从70年代开始大复兴。赵天恩认为，这些教会是由游方传道人、自由传道人建立的，教会是非制度化的，也不以我们传统基督教里面的教义、神学、宗派为界限，他们就是去传福音。因为这种敬虔的力量、圣灵感动的力量慢慢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 我的研究里面也回溯了一下他们的历程，基本上在民国期间河南教会的基督徒非常多。数据统计，占到当时中国基督徒的10%，这是48年。49年以后应该全国都一样，包括联合敬拜，到后面关闭教堂，再到文革等等，跟其他地方比较相似。但它有个特点，从60年代中期教会开始复兴了。特别是一些游方传道人或自由传道人的影响。比方说李天恩从上海到河南去宣教，通过地下的串联，就开始了河南教会当代的复兴。70年代以后，基本形成一个跨区的宣教。还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宣教的工作。80年代以后，几个大的宣教团队的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并且慢慢的正规化。比方说唐河的团队和方城的团队。90年代以后，所谓中原大复兴，很多的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跟描绘这段期间的情形。90年代以后，基本上河南已经成为中国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地域了。之前还是在浙江，现在因为河南人口比较多，河南的基督徒的人数是最多的。出现多个大型的宣教团队，大家都知道的方城团队、唐河团队，甚至还有一些比方说重生派，以前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在乡村地区。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异端，或者是邪教也纷纷从河南出现。有一些历史社会学家发现近代中国两个地方最盛产所谓异端邪教。近代的时候就是山东，比方说义和团这样的。当代就是河南，比方说东方闪电。这些略过。 在河南出现所谓大复兴的时候，在迦南诗歌出现之前，他们唱哪些歌呢？有些歌本还是通用的，三自的《赞美诗新编》，83年的时候重新选的，民国的诗歌本里面选了很多。《赞美诗新编》基本上还是比较文雅的，这些歌曲比较多，也是三自教会里面集体统一使用的。在家庭教会这边，有一些所谓的灵歌或者诗歌片段。改开以后，他们从外面运了很多的诗歌本回来。比方说《诗歌三百首》，就是他们从外面运进来的。在这个之前，他们唱的是《圣灵降临》、《主钉十字架》、《马其顿》等这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诗歌。当时圣经也很少，据统计在那个地方大概是几百人才有一本圣经。诗歌本几乎没有，大部分还是靠着口传或者抄写的方式进行传播。 迦南诗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出现流传，慢慢变成一个集体的象征的赞美诗。迦南诗歌从个人的灵歌变成一种社群的赞美诗，就是因为吕小敏她加入到方城团队的侍奉，成为方城团队的领袖人物之一。开始外出宣教教导等等。迦南诗歌也被带到了很多其他的地方。这些省略讲。他们的当时形态，张荣亮的话叫做：一本圣经两件衣服走天下。草莽阶段的方城团队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在他的自传里面描绘的，住接待家庭睡旷野，通行方式用自行车、长途火车就是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形态。唱迦南诗歌。边唱迦南诗歌，边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迦南诗歌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孕育出来，传播出去的，带有一定时代的特性跟地域的特性。迦南诗歌在这个社群里面扮演了一些功能，比方说宣教的动员，有大量的诗歌是描绘传道人的。我统计了前1500首，大概有15%以上是在描绘特殊的人群，被誉为中原草，像草一样向外扩散。迦南诗歌也起到一种社群整合的作用，不仅是个人的灵歌，更是一种社群的灵歌，既有个体性又有社群性在背后。来分析这样的一些的特例。 迦南诗歌所处的整个赞美诗的格局，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古代我们有这些，我们今天基本上很少来唱。《赞美诗新编》里面有这首就是以前景教留下来的歌曲。这些词语翻译的都很佛教化，基本上比较去少唱，更不会把它作为个人灵修使用的歌曲。近代以来也是有非常多的赞美诗本，最早的是《养心神诗》，这是马礼逊编译的，快两百多年了，文字非常的古雅。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比较少。民国时期六大工会包括盛工会、进行会、巡道宗、长老会一起来编译的《普天颂赞》被使用的比较多。1983年出版的《赞美诗新编》也选用了大量的《普天颂赞》里面的歌曲。《民众圣歌集》、《团契圣诗集》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范天祥一起来编译的诗歌本。在1931年本色化运动当中诞生出来的诗歌本。还有一些当代的，还有一些比方说《赞美诗新编》这个三自里面普遍的使用的1983年出来的版本。家庭教会用赞美诗歌、圣徒诗歌比较多。还有一种就是迦南诗歌。这是各种各样的版本的诗歌。这是当代的，《弥赛亚神曲》《受膏者》是上海音乐学院马革顺教授自己弄的圣诗。还有其他颂赞诗歌在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都在用。还有一些是特殊的地方，比方说《灵歌集》就是黑龙江的三自会在用，里面有几百首灵歌。还有《生命圣诗》港台也在用。这是《赞美诗新编》，它有很多种版本，大概收入了四百多首的赞美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迦南诗歌在大概有几十种的诗歌版本格局里面，成为了家庭教会普遍在用的一种诗歌的形式。这里面有一种必然性，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迦南诗歌为什么能够从个人的灵歌变成了家庭教会普遍使用的一种歌曲。这个跟家庭教会特别是宣教团队的这一波从地方到全国的扩散是息息相关的。跟所谓的乡村灵歌和传统圣诗，跟他们的功能有重合的部分也有不一样的部分。所以迦南诗歌开创了新的诗歌空间，回应了一种新的需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跟所谓的传统乡村的灵歌以及传统圣诗做一个比较。迦南诗歌既有一种乡土性在里面。我们知道1970年代到2000年中间主流的中国基督教会基本上还是乡村的教会。这部分乡村的教会，我们传统的圣诗，特别是在河南那边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被使用的。因为文词比较的古雅，词藻比较文雅。他们当时流行很多所谓的乡村灵歌。乡村灵歌里面教义神学的规范又不太充分，就面临着矛盾，既要符合这群农民基督徒乡村教会的语言使用习惯跟他们的观念的理解。另外一部分它的神学性、教育规范性又要存在，不然很难说这是不是所谓的基督信仰，还是说其他民间信仰。 传统圣诗里面乡土性比较弱，虽然神学规范很强。乡村灵歌乡土性很强，神学规范比较弱。我们之前开玩笑说，微博上翻出的像《耶稣生在驻马店》，这些都被拿来调侃了。这一类歌曲，不是在教会礼拜的时候用，会在圣诞节的节目表演上使用这些歌曲，这也反映出乡村基督徒对信仰的一种理解。迦南诗歌比较好的结合了两种，具有一种乡土性在里面，又有一种教育规范在里面。这样出现的新型的诗歌形态，就相对来说比较能回应这一群的以宣教团队为代表的背后的乡村教会的需求。同时还起到个人灵修的作用。我们看到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里面，很多的传道人回忆他们爬山、过河的时候会边唱迦南诗歌边灵修边做福音宣讲。迦南诗歌还起到了宣教动员的作用。就像我之前统计的15%的歌曲是在动员这群特殊的传道人群体的。还有一些契合实事的作用，给汶川大地震，青海的玉树地震写诗歌，出现新的社会性的事件的时候，会写诗歌去回应。是一种多功能相集合的特殊形态的赞美诗。相对好地回应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种发展。能够从个人的灵歌变成集体的一种经典，内涵着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背后，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合理性，使得它能够扮演这么一种角色？我们看到很多例子，确实是在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为什么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追着这个问题继续往前拓展。我想特别提出来一点，就是建构并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国族的叙事。但是里面点很多，包括我这本书里面也写到很多的点。这种乡土叙事怎么把中原地区的乡村描绘成迦南的美地。它有大量的诗歌词语在描绘这么一种状况。里面有很强烈的圣灵感动的经验的书写。里面有一种女性的视角，这些都是跟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情感、经验性相契合的。 时间有限，我主要讲讲背后关于国族的叙事。如果我们去比较不同的诗歌，可以看到迦南诗歌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有大量的诗歌在描写上帝救中国，他把中国当做一种救恩的主体。我相信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基督教里面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就是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信仰，不单单是个体性的，还是一种群体性的。在其他的诗歌里面，比方说《普天颂赞》里面，也有写中国教会、中华教会自立这些诗歌，但是里面并没有强调中国要变成一种救恩的主体、救恩的对象，或者并没有特别把上帝救中国这点意识形态进行神圣化。这一点在迦南诗歌里面是特别的明显。《普天颂赞》也好，《赞美诗新编》也好，我们可以去比较，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港台的福音乐队，《赞美诗》《赞美之泉》等等这些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特别看到迦南诗歌这样一种特点。我也去进行了一些统计，迦南诗歌提到中国、中华、神州这些关键词的有非常多首。我已经统计出来了，大家可以对应页码去看一看这些歌曲是怎么写的。 迦南诗歌在特别的建构这么一种叙事，而这种叙事恰恰是中国基督教特别强调的一点。从整个世界基督教版图来看这个并不特别。韩国是这么做的，韩国也把基督信仰跟他们民族进行绑定，后面他们发展出了民众神学。发展出了前面的《Seoul song首尔之歌》。把基督教信仰跟他们民族的从愚昧从专制到启蒙、从落后到现代进行一种深度的绑定。但是在中国大陆，如果你要去看这么一种现象，从迦南诗歌可以发现这种明显的现象。迦南诗歌关于国族叙事，大概有4个维度，在进行这么一套流程的叙事。第一个维度描绘福音到中国。讲了传教士的故事，讲了福音在到达中国之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几千年的荒凉、不认识神等等，讲中国古代的历史，传教士如何翻山越岭、远航而来，这么一套故事。很多的诗歌是在写福音到中国之前的一些情形的。第二个维度是描写福音在中国。福音传到中国以后中华大地处处复兴，草木复兴，家园焕然一新等等，神迹遍地的一些景观。很多的迦南诗歌是在描绘这种复兴的景观的。山东大复兴、东北大复兴，迦南诗歌里面都有专门的诗歌在描绘着。可能大家唱的比较少，但是迦南诗歌作为一种历史的书写，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在描绘。第三个维度是福音中国化。不仅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福音，福音中国化就是让中国变回神州，返回最开始的神舟，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叙事。第四个维度不仅是福音中国化，要从中国传回去，大家都知道BTJ运动跟家庭教会宣教团队的关系非常密切。除了当代家庭教会宣教团队以外，在民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1920年代，西北灵工团跑到新疆去宣教，他们也是这个理念，要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要经过广袤的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套叙事在迦南诗歌里面也是非常的常见。认为目前的中国基督徒是扮演最后一棒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完整的叙事的维度，到中国之前，在中国，中国化，从中国传回。这是迦南诗歌建构出来的一套特殊的国族叙事。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案例，我播放一个视频。这个就是其中的一首《中国属于上帝》，第551首，这影响到1998年方城团队领袖张荣亮的一个人生的抉择。1998年张荣亮有个机会，可以到美国移民。他当时也是在犹豫，吕小敏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连续写了几首歌，包括《中国属于上帝》这首歌。这首歌有很强烈的一种爱国，或国族的叙事在里面。中国人是上帝的儿女，中国属于上帝。当时在一个聚会里面，脱口而出唱出了这首歌，聚会的那些人都是边唱边流泪边祷告，张荣亮也受影响，就决定说不去移民了，要继续留在中国，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这也影响到方城团队发展的一个脉络。除了这首歌以外，吕小敏在聚会当中即兴唱出迦南诗歌，然后影响到整个团队聚会的情形，甚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我们刚才看《中国属于上帝》，那里面就是非常明显，中国属于上帝，把中国进行一个人格化的书写。中国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主动去获得救恩的有特殊人格的对象，去呼唤上帝的救赎。这种叙事在其他的诗歌本里面是非常少见的，不管是《普天颂赞》、《赞美诗新编》这种书写都比较少见。迦南诗歌里面比比皆是，大概有几十首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来写的。 迦南诗歌除了这种国族的叙事以外，还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家国的复合体。不仅把国当做一种信仰的救赎对象，还把国视为一种放大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描写从家到国的对象，然后提出要不断的合一。只有整个国得到了救恩，个人才算真正得到救恩。迦南诗歌里面反映出的福音观不是个体性的福音观。跟我们所熟知的西方神学的理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神学里面强调个体性，强调个人去面对信仰，去忏悔认罪。迦南诗歌里不仅是个体还是整个国族，整个中国、中华民族要得到救恩，这样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信仰的救赎。迦南诗歌认为要福音化中国，再从中国到全世界回耶路撒冷完成最后一棒，这一套的叙事迦南诗歌里面有大量的诗歌描绘。通过迦南诗歌广泛传唱，把这种叙事在唱诗的这群人里面进行了放大跟传播。我这里面都统计出来了，哪些诗歌是讲家国一体的，哪些诗歌是讲这套国族的叙事，中国福音化的这套叙事的。 我发现不仅是我们基督徒注意到这个情况，在很多研究里面《改革内参》也提到为什么家庭教会的扩张那么厉害？正是因为亲亲，这是儒家的一个概念，亲亲和天下一家的这套观念增强了家庭教会的扩张力。官方他们是这么理解的，认为家庭教会之所以能扩张，正是因为家庭教会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要天下一家、要亲亲。我们之前提的家国一体，作为一个福音救赎的对象。从这点来看，迦南诗歌跟西方的赞美诗是极大的不同。这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迦南诗歌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他们还是浅尝辄止，没有具体分析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这套国族叙事。 这套国族叙事的东西到底来自哪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迦南诗歌是从第96首涉及这套国族叙事的。从第96首开始，特别提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这群东方人要得到信仰等等。这跟吕小敏的个人认知，跟宣教团队的这套认知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具体的结合点现在还在研究当中，还没有具体点出到底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受到影响。有一层是比较清晰的，它背后的一套叙事，这套观念的来源到底是哪些地方。最明显的就是赵天恩的中国福音化这套叙事，赵天恩提出三化：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套的叙事。这套叙事极大的影响了家庭教会宣教团队的理念。赵天恩基本上是改开以后开始接触到家庭教会宣教团队，通过他的牧养教导，把他很多理念传播给了宣教团队。 还有一套叙事很明显，就是河殇叙事，我相信经历过80年代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河殇》这部纪录片。河殇叙事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线性叙事就是中国要从黄土文明进入到蓝色文明，从黄色的黄土高原文明汇入到以西方国家现代化这套蓝色的海洋文明，这基本上是一种河殇的叙事。这套叙事在80年代是非常流行的，不仅是教会，也是整个社会界知识界都非常流行的一套叙事。拍摄的《河殇》里面就有远志明他们。还有一套叙事是远志明和神州传播协会的一种特殊的影像叙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这套纪录片，包括他后面还拍了好多的纪录片如《神州》。里面有一个迦南诗歌的专题。这套影像也在传播一种叙事既有中国福音化又有河殇的这套理念。这套理念也是极深的影响到了中国教会。为什么后面迦南诗歌是在源源不断的讲国族福音化、中国福音化、中华民族作为救赎的对象，要整体性的得到一种信仰，就非常的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到迦南诗歌建构出一种从家到国再到天下的福音面貌，用这套叙事去动员一家一家地走出去，一开始是两个人两个人走出去。这是宣教团队一种宣教的方式，一家一家移民到不同地方宣教。以中国要福音化，整个中华民族要整体性的得到这套救赎的理念建构出了一种属于家庭教会的特殊神学。这是一种非常本土化的特殊的-我打双引号-“政治神学”。这套政治神学肯定是不同于西方教会的。比方说改革宗神学的政治神学，也不同于路德宗的这套神学。它既不是教随国定的这套的政治神学，也不是政教分立的或政教分离的这套政治神学。它是把家国、民族跟福音绑定的特殊的观念。在迦南诗歌里面是特别的明显。也是建构出了这一套的观念，使得它可以动员出源源不断的河南农民的基督徒，把他们变成传道人，两个两个一家一家往外扩散，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动员力量在背后。 我们可以想象到，既然有这么一套强烈的认同，当往外扩散的时候，一定也会遭到不同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好、历史性也好。我们都知道带有某种观念的东西传播到外面，其他的社群一定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就像一颗石子抛到水里面的时候。当迦南诗歌日益扩大它的影响，带有特殊观念的一套叙事逻辑的传到不同的群体以后，会出现不同的态度。我们往小了讲到底唱还是不唱，到底是欢迎还是批判，还是保持一种由于不定态度，都可以反映出背后不同的社群的格局。我基本上做一个大致的分类。从五大宣教团队来讲，方城团队、唐河团队，安徽真理教会等颍上团队。他们基本上是从友谊到接纳。90年代以后吕小敏加入城团队，一开始很多人是反对迦南诗歌的，但是张荣亮他们比较欢迎迦南诗歌。后面大家逐渐的欢迎唱着迦南诗歌，最后变成他们团队集体性的象征。他们建立很多大大小小的福音派家庭教会，基本上也唱迦南诗歌了。还有一些群体认为迦南诗歌有问题。在城市新兴的改革宗教会对迦南诗歌的态度比较消极。特别是一些比较严格的改革宗，除了迦南诗歌以外其他的赞美诗他们也是保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们只唱诗篇，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传统，唱韵文诗篇不唱其他的赞美诗。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宗也唱其他的赞美诗。还有一些传统的本土宗派，比方说倪柝生的传统、地方教会的传统、安息日会，这几个大的本土宗派基本上没断掉过。他们都有自己属于自身的这套赞美诗的体系，小群地方教会就唱小群诗歌，或者是诗歌的枕边本选本等等。他们对于后面出现的迦南诗歌就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们的本土宗派也有自己的一套神学体系，地方教会的背后其实就是敬虔主义跟弟兄会运动的这套神学。迦南诗歌的神学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是不唱迦南诗歌的。还有一些我称之为境外的华人福音派群体，就是在港台的一些教会，包括像在北美、欧洲的一些华人移民的教会。他们也是唱迦南诗歌的，有一些华人的教会把迦南诗歌看成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一种象征。还有一些是分歧者，在调研当中发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三自的。三自有自己统一的诗本就是《赞美诗新编》，有400多首诗歌，后来他们出了补充本。这是三自整体上统一的诗本。在基层很多三自教会是唱迦南诗歌的，甚至有销售《迦南诗选》。但是在三自会的高层就是天风杂志上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是在反对迦南诗歌，或者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说为什么基层群众都在唱迦南诗歌这些不正统的，而不唱赞美诗。可以反映出在三自教会里面有一些分歧。从统一的层面来讲他们都唱《赞美诗新编》，从具体的细节角度来讲很多基层的堂会唱赞美诗的，甚至引起一些争议，反映在天风杂志的一些讨论上面。 迦南诗歌也面临着一些竞争者，一些新兴的教会、新兴的赞美诗。比方说出现的很多新兴教会是福音派的家庭教会，他们会自己编辑和印刷属于自己的诗歌本。在河南有清露圣诗，也是一个姐妹写的，出了诗歌本，有教会在用。还有小草诗歌，在网上有一些流传。还有一些后面港台传进来的赞美之泉等等诗歌。是迦南诗歌的竞争者吧。还有一种情况是叫用而不知的，就是说他也在唱一些迦南诗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属于迦南诗歌。比方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很多人都唱，甚至一些香港教会也唱，但是他们不知道这首歌属于迦南诗歌。这就是日用而不知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群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它背后都是有道理的。还是基于一种认同的不同。选择唱的这些比方说五大宣教团队，比方说境外的这些华人的福音派群。有一些是相同的点，就是迦南诗歌所代表这套复兴的叙事，就是中国要福音化。21世纪是属于中国人的世纪，要交福音的最后一棒，这一套国族福音的叙事他们都是认同的。这套叙事只有迦南诗歌有吗？其他的诗歌比较少出现这么集中的表达。很多的教会是出于这种原因去选择唱迦南诗歌。包括一些国族的认同等等。 里面有一些认同的差异，选择不唱甚至是反对迦南诗歌也是有原因的。比方说国族的叙事是否是神学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改革宗人士是批判迦南诗歌，认为这套国族的叙事是有问题的。有一些人士认为上帝的福音是来救一个个具体的人的，不要把中华民族福音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有很多的争论在里面。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反对这套国族叙事，去拒绝唱迦南诗歌。还有一些是神学的规范，迦南诗歌是不是太过于灵恩了呢？这也是很多教会顾虑的一点，也是有理由的。因为1988年香港灵恩的教会就访问方城团队。方城团队1988年以后受这一波灵恩运动的影响。到底是属于灵恩派还是所谓的福音派，我相信很多人在争论它。我写的这本书里面，包括我后面要发表的论文里面都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辨析。我为什么一直把“迦南诗歌”都打双引号，是因为迦南诗歌是一个整体。迦南诗歌有两千多首，很复杂，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灵恩的经验，但是整体上还是福音派神学。尽管1988年以后受到了灵恩运动的影响。我们能看到在1988年之前，我称之为有一种本土的灵恩化的现象发生，这是非常普遍的。除了宣教团队以外，有大量的研究跟调研，包括我自己在浙江这边也调研了很多地方。从文革期间一直到80年代，有一些本土的灵恩现象，医病赶鬼、被圣灵充满等等，都是本土自发的，跟所谓的第三波、第四波从美国带来的灵恩运动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文革期间，也没有外国传教士进来，本土的这种现象有大量发生。 宣教团队同时受福音派跟灵恩派双重的影响，福音派以赵天恩为代表的从港台过来的神学教导，后面跟他们的灵恩派两者混到在一起。迦南诗歌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很多教会出于不同的见解，对迦南诗歌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如果去河南教会参访，很多教会是拍手跳跃唱诗歌的。这个情形在城市教会里面就比较少见，很多教会要强调一种肃穆，一种秩序井然的情形去唱赞美诗。甚至很多教会强调要有唱诗班的引领，不是一种大众的合唱。这些都关系到一个教会的秩序，教会的仪式，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秩序。不只是中国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2000年的整个基督教历史上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论。比方说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有三个传统，路德一支，慈运理一支，加尔文一支。路德写了很多的赞美诗，包括《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用民族的语言。在宗教改革之前基本上是用拉丁文。拉丁文的诗歌有专门的诗班在唱，会众就是聆听。分工是很明确的，是用拉丁文。没学过拉丁文可能就听不懂了。路德改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用民族语言去写赞美诗。加尔文那一波有专门的诗班，是大众合唱。他是唱韵文诗篇，不唱其他的赞美诗，是把诗篇变成一种韵文的形式去唱。慈运理基本上他对赞美诗是反对的，他是更加的保守了。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三种不一样的格局了。我们当代也是，比方说很多的进信会、改革宗、圣公会有专门的诗班，唱圣徒诗歌。有一些教会是合唱，比方说聚会处是合唱的形式，没有诗班的设置，大家一起唱。迦南诗歌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唱，也没有诗班，然后拍手跳跃，不是一种静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不同的教会就有分歧。 还有一种差异点就是宗教的品味，很多教会认为迦南诗歌比较土，就拒绝唱。宗教品味的区隔也反映出了背后不同的态度。这个品味taste ，很多的宗教社会学里面就有专门的研究。正是因为背后认同的结合，包括认同的差异，就导致不同的群体对于迦南诗歌态度的不同。还有一种竞合者，就是其他的赞美诗。迦南诗歌是89年开始出现，一直到现在，它还在源源不断的累积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出现其他的诗歌，比方说网上很多流传的像小草诗歌，温州很多的乐队，不仅温州全国好多的福音乐队有大量的诗歌。我们到赞美诗网上一看，有很多的诗歌在里面，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港台的福音歌曲赞美诗流传进来的，以《赞美之泉》为代表性的诗歌也有很多。还有一些传统的诗歌本，《赞美诗新编》、赞美诗歌、圣徒诗歌也在继续的使用。还有一种是新型教会和他们自己编的赞美诗本。我在调研当中也是搜集了不少。一些教会这几年新编的也有，从不同的地方节选进来的，包括自己创作的。在这种很多元多样的格局竞争里面，我们如果把赞美诗变成一种市场化的竞争的话，是否也从一种新歌变成了一种老调。最近十年为什么江南诗歌的传唱度跟知名度好像不如90年代那么的兴旺。迦南诗歌出现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新歌的面貌出现的。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唱唱乡村灵歌，一些片段式的传统赞美诗。迦南诗歌突然出现了，越来越多人去唱迦南诗歌。在当时是一种新歌，但是二十多年以来，各种各样新的诗歌出来了。迦南诗歌好像越来越成为一种老调，或者变成一种经典的诗歌，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 在迦南诗歌的背后，唱诗群体也就是以宣教团队为代表的家庭教会是否也慢慢变成一种旧的典范正在演变。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圣山团契，北京很多新兴改革宗的城市家庭教育会的兴起，2000年以后的兴起。原来赵天恩认为的家庭教会或河南社群宣教团队为代表性的家庭教会，主流话语权慢慢转移到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特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这一波2000年以后涌现出来的家庭教会。不仅是迦南诗歌也包括它的唱诗群体，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演变。迦南诗歌从无到有、从复兴到慢慢知名度的衰退。我们可以看出整体演变的情况。正是它扩散的过程当中，建构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国族的叙事、国族福音化的叙事。这既帮助它去传播，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帮助传播是因为这套观念特别符合中国民众的认知，就是这个信仰不单单是个体性的也是一种群体性的。上帝是要来救中国这么一套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传统的西方赞美诗很难提供。我们只要翻翻《普天颂赞》、《赞美诗新编》很少。有当然也有比方中华教会自力歌也有提到，但是并没有把它进行一个神圣化的操作。这套观念帮助了迦南诗歌广泛传播，北美华人教会就是通过唱迦南诗歌来传达一种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关怀中华民族，表达爱国的热情，思乡乡愁等等。可以透过迦南诗歌来进行一种化解。 恰恰也是这套特殊的国族叙事，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限制了迦南诗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群体对它的看法看出来。传统的本土宗派就反对，比方地方教会的神学基本上是敬虔主义弟兄会的传统。主张整个人的圣洁，跟世界是无关的。信仰首先是救一个个的所谓的得胜者，具体的信徒的。不是说国家就是罪恶的、世界就是罪恶的是要被审判的。它没有国族叙事那套东西，就非常反对迦南诗歌其中包含的这一点。有一些分歧的，一些其他的团队也认为这是有问题的。除了这点以外，迦南诗歌的乡土性、灵恩的经验，也是他们反对的理由。其中一个特别点就是国族福音。有些团队、有些教会是因为这个去欢迎。比方说北美的这群移民华人群体，包括像宣教团队这群人。这里面就显现出它传播的机制和动力的因素。 今天时间也非常仓促，我主要还是整体上帮大家梳理一下情况。最后有个结论的东西。第一点，我认为迦南诗歌整体上还是属于赞美诗。即便有部分灵歌的色彩。因为灵歌spiritual song 跟hymn 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从个人的灵歌spiritual song 演变成一种hymn，建立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第二点，迦南诗歌的兴衰演变，可以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演变，从原来宣教团队引领的乡村的大复兴，因为2000年以后城镇化的出现，整个范式的转移等等，也经历了迦南诗歌从新到相对而言的衰退的演变。第三点，迦南诗歌可以反映在目前的诗歌格局下面，中国教会是否有符合自身处境的特殊叙事的赞美诗呢？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你不管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他们里面跟迦南诗歌还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的。比方说他们里面基本都很少有一种国族叙事。在迦南诗歌里面就很强，这套国族叙事在不断建构家庭教会对于民族的一个看法。也是符合这个群体自身的特殊处境、特殊需求和呼召的一种赞美诗的形态。如果没有这种叙事这些赞美诗能否起到一个动员，整个民族福音化的作用？我相信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韩国他们赞美诗的发展跟他们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这套叙事出来以后，同时也会限制住它，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悖论的地方。它不仅是起到一个动员，同时这个动员还会反过来去限制自身。 第三点我也想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在我看来，目前这种形态的赞美诗还是比较少的，虽然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式，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到所谓的跟民族叙事、国族叙事相绑定的出景出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研究，这个面会更大，就是所谓的整个大的汉语在美式的研究。我把它放在整个大的赞美诗，它的一个更大的脉络来进行处理。如果只引用迦南诗歌，这个还是比较窄的，还是要把它放到整个圣诗史的发展脉络里面，去思考性质、形态。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迦南诗歌出现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并不是中国才有。旧约时期跟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各种各样赞美诗，包括中世纪以圣咏或者素歌一统天下。宗教改革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歌，还有一些个人创作的诗歌，有名的像以撒华滋、卫斯理兄弟，像克罗斯比，在美国也出现黑人的灵歌，这些都很普遍。从灵哥变成赞美诗也有很多。迦南诗歌的这种演变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但是迦南诗歌特殊在这种国族的叙事，特殊在女性视角、乡土经验，这个我今天谈的比较少，我书里面都涉及到了。这种东西在卫斯理兄弟、以撒华滋、克罗斯比等等这些人的创作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他们更多还是信仰跟个体相关、跟教会相关，并没有跟美利坚民族或者是德意志民族相关。迦南诗歌这一点我觉得可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比较的脉络里面。除了西方以外，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不同赞美诗进行比较。去描绘和研究。 问答环节 Q：老师的书名叫什么？ A:这本是我写的研究迦南诗歌的一本专著，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加利利的歌声-迦南诗歌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在分析迦南诗歌跟家庭教会中互动的演变。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里面也是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应该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研究迦南诗歌的书。我这几年也在做一些新的调研，有一些新的材料，接下去可能会出一个修订版。 Q:这本书有没有吕小敏的前序，她认同吗？ A:这本书里面有大量吕小敏的访谈。她也是认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采访的性，还是一个学术研究，有一些人类学的调研、分析在里面。除了局内人的看法以外，也还有很多局外人的看法。因为学术要讲究客观、平衡，不是单方面的看看法或观点，需要客观的分析，是这样的。 Q:有些对于迦南诗歌的看法是只唱诗篇，老师怎么看。 A:这个观点其实很普遍，不只是你跟你所在的教会，我发现很多改革宗的教会只唱诗篇和赞美诗，还有一些严格的改革宗像正统改革宗美国那边过来的，他们只唱韵文诗篇，这是16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传统。宗派的不同都会影响到唱诗的一种选择。还是要根据教会的神学传统和宗派传统来进行界定。这位朋友认为的不唱迦南诗歌只唱诗篇，这是比较改革宗的加尔文传统的观点，只唱诗篇对其他的赞美诗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浸信会路德宗赞美诗也是唱的，他们认为不只是圣经的诗篇是神写的，其他的赞美诗是神通过人去做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能够影响到一个集体的敬拜的。路德有很多的论述，认为音乐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礼物。路德宗诞生了很多的大的音乐家，巴赫就是路德宗里面一个弹琴的神职人员。加尔文宗比较少出现音乐的天才，路德宗出现了巴赫，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路德宗特别重视音乐的才能，音乐对教会的贡献。 Q:在天主教堂也听到唱迦南诗歌。 A:在我的调研里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在河南、浙江去了一些教会做调研。发现天主教的教堂他们自己编选的诗歌本里面有大量的迦南诗歌，我就拿这个诗歌本问他们的神父或负责人。有些人知道这是迦南诗歌。我说第几首第几首这些诗歌来源是哪里？有些的神父就说这是网上传播比较多的，所以他们也编进来，他不知道这是属于迦南诗歌。有些知道迦南诗歌，他认为这些诗歌没问题，所以也编选进来了。这个在天主教堂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他们编选的迦南诗歌都有同一类的性质，歌唱主爱的、个人跟主关系的这类迦南诗歌比较多。关于上帝救中国这类迦南诗歌就选的非常的少，《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很多的天主教的诗歌本里面是出现的。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是根据他们的选择去界定去选择这些迦南诗歌的。 Q:如何评价迦南诗歌的音乐水准？ A:“迦南诗歌”我之所以打引号，就是为了强调它是一个集体性的工作。最早是吕小敏出于感动，个人唱出来的诗歌。个人唱出来，用录音机录下来，写到自己的笔记本里面，然后让别人去谱曲，抄在黑板上去教别人，这是早期的。后来一些音乐家的加入，去润色、编排、重新编曲，他们共同参与到迦南诗歌的演绎里面，重新整改里面。神州出过一个唱片《十字架上的爱》。那个里面是有很多音乐家在参与的，也是那个曲调，把它进行重新润色，不再像原先那么粗糙了，包括合唱队、交响乐的配置等等。这种层次上迦南诗歌的音乐水准是相当高的，背后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参与，我觉得是值得一提的。但是迦南诗歌有两千多首，不是每一首的音乐水准都非常高的。水准每一首都不一样，以其中的几十首，以合唱团的方式经过专业人士谱曲的水准是非常高的。《十字架上的爱》我偶尔也会听一听，虽然我所在的教会不唱迦南诗歌。 Q:西南少数民族灵歌比迦南诗歌更早更多，只是关注太少。 A:确实是这样。在西南基督教的研究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当地的灵歌。现在比较有名的小水井音乐合唱团，少数民族的，他们音乐水准非常高。因为在一百多年前，入到了贵州、云南、广西这些地方去宣教，就已经把四声部的合唱带进去了。我们现在去看丽苏族，怒江的很多教会，他们会四声部集体合唱的，他们水准是非常高的。西方合唱音乐的形式跟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结合起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一个传统。 Q:我所在教会主日崇拜会用赞美诗，但是信徒灵修团契可能不会注重。 A: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主日崇拜用正式的《赞美诗新编》。平时个人灵修、小组团契、传福音的时候唱迦南诗歌，很多教会也是这么操作的。很多家庭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也会用迦南诗歌。这里面会有一个区分。 Q:小群教会认为，诗歌以魂的工作为主。 A:跟小群教会背后的神学有关。倪柝声是灵魂体三元论，除了迦南诗歌，他把很多赞美诗都认为是魂的工作，掺杂了人的心思情感意念，是有问题的。改革宗认为人就是身体跟灵魂二元论，背后的人论是不一样的，会涉及到对音乐、文学、艺术的看法。 Q:闽南圣诗在中国传统圣诗中的地位如何，和迦南诗歌有何异同？ A:这个异同就相当大了。因为闽南圣诗基本上是以闽南话，最早闽南圣诗是用罗马的拼音去拼圣诗的，大部分的还是西方的圣诗，它的源头还是西方的。它用闽南话的罗马拼音去标注这一类诗歌。闽南圣诗出现的非常早，同时期也出现很多地方的白话本的圣诗诗歌本。比方说宁波话的，我就是出生于宁波教会，一百多年前，长老教会到达宁波以后，也是弄了宁波土白话的圣诗本，在当地教会传唱。在地方基督教里面，包括闽南圣诗，在福建和台湾，它的流传度是比较广的。从目前来看好像也只有闽南圣诗被流传下来。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上海的土白话盛世本，在目前的教会里面用的比较少。福建、台湾他们还用当地的圣诗本，它的连续性非常的好。 Q:真耶稣教会他们也唱过迦南诗歌。 A:真耶稣教会的情况是会选择部分的迦南诗歌。一些没有太大争议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会唱的。真耶稣教会也是一个特殊的本土宗派，有自己的诗歌本，我以前看到过他们的诗歌本，里面还是西方的圣诗为主，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传统里面创作的。他们会选用一些迦南诗歌。 Q:迦南诗歌有一些成为经典有一些被淘汰，因为时代的变迁，地位影响力发生变化。 A: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如果我们放眼回到历史上面去看，它确实是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了。特别是迦南诗歌前面的几首，传唱程度是最高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最经典的迦南诗歌都是在前面几首。《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带着你的欢笑》、《中国属于上帝》，都是前几百首最经典的传唱程度最高的。后面基本上很少人能够随口唱出迦南诗歌。这个跟它的演变有关系。我们研究盛世史，浸信会查尔斯卫斯理，写过几千首的赞美诗，现在我们能够脱口而出的也不过是那几首。以撒华滋也写过几千首，他被誉为英格兰圣诗之父，整个西方近代赞美诗之父。我们能够联想出的也就是《听啊，天使高声唱》，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还是会这去唱的，其他诗歌我们也是很少能够脱口而出的。这种情况跟迦南诗歌非常像，它的数量太多了。都有几千首的创作量，能够真正成为经典的也就是其中的几首。 Q:如何看待未来中国赞美诗和迦南诗歌的发展跟方向？ A:这个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有我自身的经验，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那我只基于这100年来中国赞美诗的发展演变。我觉得一个就是宗派性。整个中国基督教发展跟宗派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会说现在处于一个后宗派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一个现象就是再宗派化。在城市很多家庭教会慢慢走改革宗的路线了。有些有意识的走浸信会的路线了，还有圣公会也在慢慢的恢复回来。现在中国教会出现再宗派化的现象。不同的宗派会选择编选属于自身的诗歌本。这个就跟宗派的传统历史态度是相关的。这是一个方向。家庭教会或者说宣教团队如果未来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派，我们可以做联想。迦南诗歌就会长期的存在，会变成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象征，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部分的迦南诗歌留了下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方说特别强调主跟个人关系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些诗歌会长期存在，这种诗歌不会过时，只要基督信仰存在，这种诗歌就会长期存在。就像芬尼克罗斯比的很多的诗歌，描写个人跟主之间关系是长期存在的，。第三种情况，其他的迦南诗歌慢慢没有人去唱它了。这个现象在过去十年已经发生了，那么未来也可能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未来中国赞美诗的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本土的赞美诗。尽管《赞美诗新编》、《普天颂赞》、传统的小群诗歌因为经典的地位存在，普遍的使用。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能够回应我们最新情况、处境的赞美诗。比方说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中国社会各种环境污染，整个生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被赞美诗从歌声的角度进行回应的。神学角度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一些神学的前沿的，比方生态神学的出现，比方我们现在这二十多年汉语神学的进展，这是从神学的角度回应这些情况。那么从诗歌的角度也可能需要有很多回应这些特殊情况的。在传统赞美诗里面很少有去讲这些的。我认为如果未来上帝或者是圣灵兴起新的福音歌手也好、赞美诗的作者也好，我猜测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Q;关于迦南诗歌影响力式微的主要原因。 A:这个我在分享里面也提到了。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整个中国教会的话语权，一个主流的范式的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国教会从原来的乡村型变为城镇型，整个中心的转移。2000年之前，中国教会复兴的主流还是在乡村。2000年以后，随着城镇化的兴起，城市教会重新的复兴，整个人口往城镇的转移，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城镇的这批教会兴起来以后，他们要重新选择唱什么东西。原先乡土味太重的迦南诗歌慢慢的就不像原来那么被广泛传唱了。随着城市教会越来越制度化、建制化，他会选择属于自身宗派的，自身神学传统的诗歌。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Q:您认为现在如何选择唱诗呢？现在有很多唱赞美之泉及现代的歌曲，并不唱圣诗。 A:在很多的家庭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诗歌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谓的圣诗，还是指传统的这种hymn。圣诗里面是有很多分类的，比方说Psalms就是诗篇。改革宗的圣诗主要是指诗篇，就是旧约的诗篇。韵文诗歌的形式就是圣经里面的了。那另外一种是hymn，两者是不一样的。Hymn是在各个地方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写出来的诗歌。早期玛利亚也会唱诗歌，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也唱赞美诗，这是hymn，包括历代的赞美诗等等。还有一种叫spiritual song灵歌。这是三种类型的。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以弗所书 5:19 和合本)speaking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ongs from the Spirit. Sing and make music from your heart to the Lord, (Ephesians 5:19 NIV)灵歌是不拘一格的自然流露的歌曲，比较有名就是黑人的灵歌，美国的Blues，蓝调。其实是最早期的黑人灵歌，后面变成社会化的音乐了。你所说的传统的圣诗，你要看这个圣诗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宗派对圣诗指代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改革宗更多认为圣诗就是旧约的诗篇。浸信会认为其他赞美诗也属于圣诗，赞美诗新编、威斯里兄弟、以撒华滋、赞美诗hymn也属于圣诗。你这个界定不一样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倪柝声写的诗歌是不是属于圣诗？小熊教会就认为是圣诗。对于很多家庭教育而言，赞美之泉也属于诗歌，也属于这一类的圣诗，很多教授觉得赞美之泉就是一般的普通的赞美诗并不属于圣诗的行列。你要看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社群来具体的分析。你问我如何选择现在的唱诗，我相信不同的教会基于不同的传统神学，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要看各自的传统背景，不能一概而论。 Q:迦南诗歌与早期写的诗歌与近年来写的诗歌有什么区别？ A:这个区别就可大了，今天我讲的国族的叙事这一点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以赞美之泉为例，就可以看到赞美之泉里面基本上很少乡土的东西，国族的叙事、上帝救中国这一类就很少。迦南诗歌里面很多。还有女性的视角，迦南诗歌里面比较的明显，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女性的视角。 分组讨论 1. 为什么迦南诗歌在90年代出现后会传遍中国教会？除了圣灵引领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2. 为什么迦南诗歌在近十年的流传程度有所减退？ 3. 你最熟悉的一首迦南诗歌是什么？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首诗歌叫做或者是属于迦南诗歌的？ 弟兄：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老师分析迦南诗歌或者声乐他的目的是什么？ 淑琴姊妹：目的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要让我们对诗歌有更多的了解，其他的弟兄姐妹能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弟兄：应该相当于一个研究报告，一个学术报告，也是一个研讨。最近这种类型的很多。 秋萍姊妹：迦南诗歌我熟悉的就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知道小敏因为在网络上非常的出名，就知道她了。为什么迦南诗歌会盛行起来，大概是感动到人心吧，就是给人带来很温暖的感觉，就是福音吧，觉得挺好的。主耶稣就是爱，通过唱诵。迦南诗歌主要是传道，有些可能不是太喜欢传道，有些注重在门徒。我最喜欢就是那个《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经常都觉得很感动，就真的是感觉到主耶稣基督的存在，是实实际际的通过各种方式，在人生的路上他的存在。 苏弟兄：迦南诗歌对我个人来说比较熟悉，跟他们的团队很熟悉。所以最早学习迦南诗歌就是它的手抄版和录音版。三个问题，迦南诗歌为什么会传的那么广？我觉得它跟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有关，因为80年代的教会主要是从中原和温州和河南往外传，很多教会从那带出来。所以跟着当时传福音的扩张就自然往外走，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上自然的跟着教会往外走。迦南诗歌为什么流传程度有所减退，我的理解非常简单，当时之所以传就是因为没歌唱，现在诗歌太多了，高质量的，全世界哪里有美好的歌曲，一夜之间都可以不同的版本语言在世界上各个地方自然而然传播。迦南诗歌就衰退了。再一个就是教会重心的转移，80年代的时候，教会扩张主要的动力就是一些团队，或者是中原那一带。但是现在基本上百花开放，城市教会或者是这种学术和文化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农村的教会话语权越来越减少，它自然衰退。熟悉的诗歌很多，以前我们真的是没歌唱，所以迦南诗歌有一首出来了，我们大家跟着唱。现在熟悉的还是有很多，”日头啊日头停留在”等等。 淑琴姊妹：您是信主好多年了，是吧？ 苏弟兄：刚信主就接触迦南诗歌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以前它出到1050首，那个时候我们能选的歌曲基本上就迦南诗歌和赞美诗，之后才有赞美之泉里出来。迦南诗歌基本上出一首我们就跟着唱一首，以前基本上全会，但现在也基本上忘了差不多了。 鲁弟兄：我92年的时候就开始唱迦南诗歌了。那个时候我在教堂里面没有认识到那是迦南诗歌，因为那个时候河南有个很出名的诗歌集叫做《心灵之声》，里面汇编了温州的台湾的赞美诗很多，里面好多都是迦南诗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一直到2009年我才意识到里面有很多都是来自于迦南诗歌。我2012年的时候从教堂里面出来了，因为浙大的牧师对我们这些人有意见，他们觉得我们不好好聚会，搁地下聚会了。因为很多年轻人觉得教堂里面特别束缚，心灵不开放，听完道之后不得释放，他们觉得教堂里面讲道特别压抑的慌。然后出来过之后，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讲道之后开放。那个时候开始有赞美之泉，我是2012年出来的，弟兄姊妹在教堂里面得不着满足之后，家庭教会这个团体的生活，就是经常过团契生活，分享的真理，就开始悔改了。教堂里面的时候那么多年没有悔改，不知道什么是罪，来教会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12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教堂。唱的诗歌是迦南诗歌赞美之泉小草诗歌，这些都是都可以唱的。为什么以前那么流行，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歌少，现在歌多了，你选择的范围也广了，你可以按照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百花齐放。 艾米弟兄：以前唱歌还挺有感触，挺有感动的。比如说知心的朋友在聚会路上也会唱，现在好像没有一首特别的歌儿可以在去聚会的路上哼唱的。对我来说我是唱歌少了。 淑琴姊妹：艾米弟兄你自己感觉唱少的原因是跟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有关系吗？ 艾米弟兄：就是说聚会的时候唱，聚完会之后就不唱了，或者说在其他地方就不重复唱。 卢弟兄：最熟悉的我觉得太多了，我到现在还在唱迦南诗歌。从教堂里面出来十年了，没有回去过。我最近唱的歌是《无论天气如何》、《未来更远的路》、《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我们是亲兄弟》，都是经常唱的。 淑琴姊妹：看出来您对迦南诗歌真的是了解很多。 卢弟兄：红皮的赞美诗，虽然说是圣诗传了几百年了，翻译过来的这些国外的诗歌。但有的时候觉得不太接地气儿，一首歌四段、五段，作为老年的阿姨和奶奶，她们根本背不下来，你让我怎么去传唱。拿着书去唱多麻烦。迦南诗歌是比较瘦，一首歌大概两三分钟就学会了，而且能背下来歌词。 淑琴姊妹：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迦南诗歌这些歌词这么容易记住呢？ 卢弟兄：因为我学完之后都要教别人，像耶稣一样，耶稣传完这里之后，他要给别人做示范，做榜样。我教过的诗歌我基本上都能记住。 苏弟兄：也可以从很多脉络上去讲。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因为迦南诗歌基本上在很多地方比较像豫剧，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所以事实上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那种元素都在。如果你对中国很熟学迦南诗歌特别容易，基本上迦南诗歌你跟着哼几遍就会了。因为它的一些诗歌元素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过去一些民间小调或者是豫剧等等这些里面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深。迦南诗歌也是属于典型的这一类的里面的，学起来就很容易。再一个它发展的话，还有几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聊一聊。比如说这种通俗的歌曲的出现，早期的圣诗还是比较庄重。通俗诗歌在中国教会当中，因为教会历史是断裂的，其实早期中国教会就有很多本土的诗歌。但是从解放后到文革这一段儿，基本上这一段家庭教会或者整个中国教会是一个断裂的。三自基本上承接了那个古老的传统，家庭教会或者是这种草根的教会传承是断的。当他开始来学习一些歌曲的时候，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兴起。迦南诗歌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介乎农村小调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一种音乐，从社会环境上也是很契合。再一个就是远志明神州播道会的加持，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神州播道会在当时也是属于首屈一指，基本上他就相当于张艺谋他们一样，他捧谁谁就会红。所以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吕小敏，就会特别被报道，被突出，被加持。迦南诗歌在所有的歌曲当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小敏自己在创作上的动力就更足了，所以诗歌的产量越来越高。事实上在那个时间段，在我印象当中，类似小敏这样的歌者蛮多的，当时迦南诗歌的幅度那么大，远志明推她的时候，也导致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互动，她就会脱颖而出。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跟中国这个社会大的结构有关。当然还有一点是在属灵上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会唱比较多的迦南诗歌，也许从词和曲的角度未必那么精美，但是里面有小敏他们这群传道人本身生命的韵味在里面。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那种感觉，在这个诗歌的背后，他在想宣教、想逼迫、想教会的扩展、想负担、想什么就很容易契合。目前新兴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太多人已经很难进到他的那个语境当中去了，你很难跟他之间的那个词曲有共鸣。大家过分的注重曲谱、词藻，那这样的话那就不太容易了。我自己觉得迦南诗歌从词曲上很多地方艺术性未必那么高，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听起来很美。属灵的感动上感觉上内涵上迦南诗歌要好。 淑琴姊妹：我自己信主的时间也不太长，许多原来都不知道这是迦南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磐石，今天跟弟兄学了很多，非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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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2 08:5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