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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澎:宗教与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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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3:4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004年的美国选举终于落下了惟幕,布什和共和党不但赢得了大选,更是成横扫之势。围绕这次选举,事先有很多预测,事后也有许多分析,众说纷纭,这里谈谈我的理解。

     
  一、布什和共和党胜在宗教信仰上

      2004年的美国选举是自1960年美国大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将近1亿2千万人参加了投票,投票率创40年来的新高,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横扫般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布什和共和党获得了五项冠军,第一项赢得了各州的选举人票,布什赢得286张选举人票;克里为252张;第二项赢得了按人头计算的全国人投票,赢了350多万;第三项赢得了参议院,席位增加到55席(民主党为44席);第四项赢得了众议院,席位达到232席,比对方多30席(民主党为202席);第五项赢了州长换届,50个州长共和党拿了29个(民主党为21个)。布什和共和党在这次选举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全面的、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事实不能用运气来解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和党从来没有在像今年这样受到国际国内里外夹攻的情况下竞选。11月2日前,布什和共和党至少面临10个不利因素:

      一是欧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强烈希望布什落选,他们似乎比美国的民主党还着急。法国报纸《解放报》和英国的《卫报》比美国的报纸更高调地反布什。而克里利用这种情绪告诉选民,只有支持他当选,欧洲才不会反美,美国在世界才能摆脱“孤立”。 

      二是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很不顺利,处境被动,伤亡增加,伊斯兰反美武装力量坚决反对布什,他们在大选前拼命进行武装抵抗,到处制造事端,搞自杀炸弹,抓人质砍头,加剧伊拉克混乱,吓唬美国人不选布什。

      三是全球恐怖份子们一致盼望布什失败,因为他们知道克里一贯反战,没有胆量对付野蛮残暴的恐怖份子,因此连很久没露面的拉登,也发表录像讲话,警告美国人不要选布什。

      四是阿拉伯世界支持克里当选,穆斯林网站上呼吁所有在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克里。美国现有约四百万穆斯林,占人口的1.5%。而这次布什和克里在许多地方的竞选中经常只差一两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穆斯林选票十分重要,但布什却很难得到美国穆斯林的支持。

      五是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盼望布什落选,想用油价在美国大选中插一脚,踢倒布什,他们操纵全球能源市场价格,在美国大选前让油价狂升到最高每桶56美元,OPEC组织的主席公开扬言,要等美国大选结束,油价才会降下来。

      六是上次大选民主党觉得输得不甘心,这次一定要翻身,因此全党总动员,其中好几个州组织了几千人的“马拉松大队”,挨家挨户敲门拜票,说服人们支持克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副总统戈尔,都全力出动为克里拉票,渲染美国正处于灾难之中,要一般民众支持克里上台改变航道。 

      七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支持克里,80%的报纸支持民主党,三大无线电视台,CNN有线电视等,都支持克里,特别是两个大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还有《纽约人》、《时代周刊》等重要杂志都大力支持克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还发表社论,呼吁选民投票给克里。以至于选前很长时间在媒体上批判、讽刺、挖苦布什成为了一种时尚。一般来讲美国的媒体希望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媒体采取比较鲜明的政治立场,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某一方竞选人,这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美国全国性报纸有200多家,其中明确表态支持克里多达125家。单纯从媒体上看,布什几乎是四面楚歌、众矢之的。

      八是美国知识界、教育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多数精英支持克里,大学教授90%支持民主党,这些人不仅自身有重大社会影响,同时还直接影响着美国成千上万的校园学生。

      九是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影响极大的好莱坞一向支持民主党,著名影星、歌星、演员导演几乎清一色支持克里,他们以各种方式极力为克里造势助选[《华氏911》的作者在投票前一周花费巨资将电影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大做反对布什的广告。其他歌星举反办布什的演唱会]。

      十是克里的竞选资金雄厚、经费充足,为克里慷慨解囊的不乏富豪。他的现任夫人泰瑞莎是拥有10亿美元的大富翁。许多大富豪,像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等都慷慨解囊支持克里。民主党后面有一批大企业家、大财团支持。克里筹到的钱根本用不了,以至于竞选结束后,还剩余1500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欧洲和美国国内自由派的批判下,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攻击下,在世界范围的反美、反布什力量的联合声讨中,布什和共和党不仅赢得了选举,而且是在进行选举的所有五个领域内的全面大赢!这只能表明目前更能代表美国民意,反映美国老百姓真实想法的是布什和共和党。民主党输了,输的全面、输的彻底。正如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茜?佩洛希在选后说得那样,民主党“失去了我们所能失去的一切”。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会输?美国民众关心的究竟是什么?美国的选举向世界传递出的是什么信号?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深思。

      选前专家们一直预测说,今年选战胜负将取决于三大议题:伊拉克、反恐战争以及国内经济。然而,大选之后对选民的调查显示,把道德价值列为最关心的第一位问题的选民居然人数最多,22%的受访者把道德问题列为首选,第二位是经济问题,20%,然后才是反恐(19%),伊拉克战争(15%)和其他问题(医疗8%,税收5%,教育4%)。在那些说道德观是最重要的问题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八十把票投给了布什;认为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选民百分之八十支持克里。

      这个事实与选前许多专家的预测完全不同,让民主党和所有希望布什落选的人大跌眼镜。它表明美国民众与媒体和国外关心美国大选的人之间对美国政治、美国社会、人心向背的理解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距,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过去二十年来不为外人所注意的深层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保守主义的回潮。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宗教信仰,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问题,在这次大选中主导了美国的选民,基督教传统价值被重新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主导着美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

      布什和共和党看清了这一点,充分认识到了信仰与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性。并早就计划好要把强调道德观作为致胜之道了。因此,虽然选举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但信仰和价值观在此次选举中的作用勿庸质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什和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胜在了宗教信仰上。

     
  二、美国社会趋于保守化的历史背景

      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成为2004年选举中美国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偶然的。这与近年来美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和宗教在美国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美国一贯标榜是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从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产生本身就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美国立国最基本的文件《独立宣言》特别强调了美国人对上帝的尊重,而美国《宪法》则是建立在《独立宣言》所奠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瓦伦· 柏格曾经指出:“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所以宗教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上帝保护了美国和这个尊严的法庭”。

      宗教在美国的存在,证实了尼布尔和柏格的说法。根据美国权威机构的调查:每1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9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是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或组织,有6个人每天祈祷,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星期日去教堂参加崇拜。美国有30多万座教堂;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每12家电视台中就有一家是宗教电视台;有5000多种宗教报刊杂志。宗教音乐的影像制品销售量远远超过古典,爵士及其它各种流行音乐。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参加过宗教团体组织的慈善服务或做过志愿者。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等大城市中的各类社区服务基本上都是由宗教团体提供的。美国军队中还设有随军牧师、神甫;美国的医院,监狱,机场和许多公共与民间机构也都有专职和兼职的神职人员提供宗教服务。美国所有大学校园里都有学生宗教团体。85%美国私立中小学属于教会所有。宗教的影响在美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领域里,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必须手按圣经;美国国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词句;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国会牧师的祈祷开始。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在货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国家。一句话,在美国,你可以不信宗教,但宗教是美国社会中无法回避的一种重要力量,这就是美国的“国情”。

      了解了美国宗教的这种广泛存在,再来看2004年的美国大选,就不难理解宗教必然会通过选民的宗教信仰背景对其政治立场产生影响。与前几届大选不同的是,2004年大选是在美国社会处于深刻的道德价值危机与安全危机的特殊时期进行的。近年来,美国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家庭增加,要求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越演越烈。一些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丑闻不断传出,有些教会甚至按立同性恋者为牧师,教会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严重的破坏。经济领域中一些著名大公司为了牟取暴利,竟然弄虚作假,欺骗社会。色情与暴力作品继续泛滥[例如在晚饭时电视播出的詹妮·杰克逊的裸上身表演]。教育领域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许多家长对学校教育感到失望,担心迷恋电脑的一代孩子在进入社会时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基础。尤其是“9·11”后,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安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受到威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与地位受到广泛而严重的挑战,美国本土上的和平与安全不复存在。怀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人深感美国处在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信任危机、家庭危机与安全危机之中,美国的前途堪忧。许多保守派担心的是美国在这种道路上走下去还有没有一个限度(How far is too far ?)。对于相信上帝的保守的基督徒来说,对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归于“邪恶”势力的猖獗与美国人自己对上帝原则的背离。“邪恶”一词常在《圣经》中出现,为基督徒所熟悉,铲除“邪恶”也是上帝对信仰他的人所要求的“道德责任”。因此,美国和美国人面对的最重要、最迫切的挑战不是伊拉克战争、不是经济、不是反恐,更不是医疗保险与教育(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而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失落,是信仰的缺失,是世俗化的威胁,是持续了几十年的 “文化战”(Cultural War)。用保守派基督徒的话说,叫做“分歧在于基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保守派感到美国社会对世俗化、自由化的泛滥宽容的实在太久了,现在到了不得不打一场道德和价值观保卫战的时候了。

      但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所谓“世俗化”的威胁与对宗教道德、价值观的强烈召唤(宗教复兴)并不鲜见,这是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是美国社会进行自我平衡与调节的重要机制[美国的三次“大觉醒”运动:第一次是18世纪中叶,第二次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第三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依靠这种自我平衡与调节的机制,美国社会才既不会变得人欲横流、毫无道德,也不会回到清教禁欲主义、走向神权统治。这种交替出现的社会制衡,犹如电流图中的震荡波或市场经济中的高峰低谷走向,一张一弛地保持着美国社会的稳定运行。按照这个规律,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文化反叛以来,美国保守派对重振美国传统价值观与道德的呼吁已经有许多年了,美国社会的确蓄积了强大的宗教势能,只不过这次选举之前,深藏在美国民众中的深厚的宗教情怀与爱国主义被一直试图发动宗教复兴的宗教领袖和迫切渴望当选的共和党政客巧妙地调动起来,结合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每当美国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安全危机时,隐藏在后的宗教力量就会从后台走向前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肯尼迪在1961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为应对当时面对的“冷战”,反复强调“上帝的引导”对美国的重要性,并且将其作为增强美国人民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没有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也没有站在国会平台上向全国民众发出动员,而是首先走进教堂,为美国向上帝祈祷。美国民众立即整个被动员起来了,布什非常清楚,总统一句简洁的声明就能在美国人中间引起广泛的道德共鸣。就是美国政治领导人运用宗教价值观整合美国社会的成功范例。

     
  三、共和党与民主党在选举中与宗教力量的互动关系

      鉴于四年前共和党对支持布什的基督教保守派选民的投票率的失望。这一次,共和党人下定决心要调动保守派民众出来踊跃投票。因此,2004年的大选伊始,就有人指出,此次大选,不仅是两党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之争,而且还将是围绕社会议题的宗教信仰与价值观之争。根据美国报纸选后透露的信息,布什竞选的高级战略顾问卡尔·罗夫早在四年前就制定了为争取宗教力量支持采取主动行动的一整套计划。罗夫从那时起就开始与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广泛联系,巧妙地向各派宗教领袖宣传布什的政治纲领,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按照罗夫的设计,布什在主打道德价值观牌时,要把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作为主要靶子,集中火力狠批猛攻。

      此外,布什还在今年4月29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播出有关自己宗教信仰心路历程的专题片,公开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人生理念,表明自己对美国社会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认同,说明他不仅在伊拉克战争、反恐、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与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有所区别,而且在信仰上也根本不同,从而确实把握住了美国广大民众心灵深处的危机感、在宗教保守派中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成功地争取到了中下层信徒的广泛支持,将代表美国传统保守力量的中部和南部的选民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共和党与除了犹太教之外的大多数教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根据美国媒体在选举前对美国民众宗教信仰所做的调查和研究美国选举历史的专家的分析,“基本上说,经常去教堂的人,更有可能投共和党票(64%);而不经常去教堂或者从来也不去教堂的人,则有可能投民主党的票(60%)。因此,很明显,宗教感强的人更可能加入共和党阵营,而共和党人和他们的政策也更能打动他们。”星期日去教堂的人多数站在共和党一边支持布什:而星期日不去教堂的人中的大多数则会站在民主党一边支持克里。美国人中间,出现了界线分明的宗教性选民和非宗教性选民。此外,共和党还在罗马天主教徒、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信仰者、西班牙裔中积极活动,极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在竞选过程中,共和党仿照宗教组织传教的方式,动员大批志愿者,在动摇州逐城逐镇、不留空白、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竞选班子精干团结、运作高效、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共和党的这些努力,大批民众注册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空前增多,创下了1960年以来最高的记录(一般情况下,投票人数增加,有利于民主党。但这次布什不仅赢得选举人票,也多赢了350万张人头票,是美国有史以来赢得最多的候选人,超过了当年赢得49州、525张选举人票的里根总统当时赢的全国人头票数)。而历来支持民主党的四大票源(黑人,犹太人,女性,少数族裔),这次很多转向支持共和党,布什在这四个群体,都比上次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例如佛州的西班牙裔选民的票,52%投给了布什,克里仅获44%。

      共和党高举道德与价值观的大旗,成功地使自己充当了美国保守派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代表,布什本人则被包装成一个信仰虔诚、作风坚定,面对邪恶势力刚强果断、敢于斗争的卓越领导,一个典型的富有人格魅力的西部和南方平民的代表,一个对美国的未来敢于负责的政治领袖,一个选民可以信赖的人。但事实上,在美国历届总统当中,布什实在算不上“杰出”。在知识精英云集的民主党人看来,布什的智商只能算是“低下”,在国际上布什略带“牛仔”味的形象与人们常常看到的美国学者、记者、科技精英及演艺人士大相径庭,但拥有护照的美国人占总人口不到17%,生活在“红州”(美国内陆)的美国人与美国东西两岸的纽约、洛衫矶的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深受美国宗教传统道德价值的影响又十分尊重这一价值,对美国的现状深为忧虑的美国人,一定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外人看来并不十分“杰出”的布什。因为他们相信布什比克里对美国目前在道德,文化,价值等方面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安全更严肃,更认真,也更有责任感。正如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南一次对一位他认为是自由派的记者所说的那样,“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他们喜欢他!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的手势、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我们却更喜欢他,更讨厌你们。”草根社会的逻辑是:我们知道说不过那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没有文化、容易上当、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显然,反智主义与宗教成就了共和党和布什,布什和共和党抓住了宗教保守派的心。

      反观克里和民主党,走的却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美国的宗教力量十分强大,但民主党人在宗教领域内几乎失语,以至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宗教信条的“觉醒”,后来发展为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民主党以此为骄傲。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错误地放弃了宗教。民主党内存在的强烈的反宗教力量,使民主党基本上不认同宗教的作用。民主党虽然不敢公开宣称是无神论者,但是民主党内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和持守传统道德的人大大少于共和党。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民众中存在着的深厚的难以割舍的宗教情怀。因此,克里和民主党制定的竞选战略根本没有把宗教或道德价值列为工作重点。这不能不说是民主党竞选战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此外,克里的竞选班子人员庞大,意见分歧,反应迟缓。克里的竞选伙伴爱德华兹也不够理想[太年轻,没有经验。民主党在其老家北卡州也没有获胜,更无法影响带动南方,弥补克里]。

      民主党的状况之所以如此,与民主党的构成有直接关系。共和党主要由美国的中产阶级构成。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构成比较复杂,美国大部分穷人和大部分富豪是民主党的主体,加上东西两岸的知识界、媒体、娱乐界、文化界的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此外还有黑人、妇女和移民。由于民主党抛弃了相信上帝的多数中产阶级白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由知识精英(包括嬉皮士、雅皮士)、富豪、妇女和少数民族组成的奇怪联盟。因此,民主党内对政治的诉求也变得十分复杂: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追求理性治国,认为知识就是一切,不需要上帝插手;富豪们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道德禁忌来满足他们的私生活;穷人们则希望社会更加平等以免受贫困之苦。对民主党内部这种相互矛盾与混乱的目标,克里既不满意,又无办法,更做不到举党一致,也无法象布什那样在公共场所大声乞求上帝的帮助。

      但民主党推崇的自由派世俗主义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还是颇有影响。许多人自由派人士认为,20世纪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他们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因此,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民主党可以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票。但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仍是生活的中心。草根阶层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全球化,他们充满焦躁与不安,因为明天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9·11”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使他们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民主党的自由化、世俗化倾向在信仰上严重脱离了美国南部和中部内陆中下层民众。但民主党无视美国大多数人仍然是宗教信徒,仍然非常看重传统道德价值,内陆地区普通白人老百姓的需要与知识精英、富豪、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很不相同的事实,反而以知识精英的身份,企图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继续对美国社会进行启蒙。结果,正像克里赢了三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使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如果继续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宗教保守派对民主党的这种不满情绪是与美国社会现代文化的反叛有关联的。美国文化的反叛始于1970年代。1970年代,由进步主义运动发起的个性解放和民权运动在美国发展到一个高峰。这股潮流虽然在知识阶层成为主流,但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却让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分裂加深。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民主党忽视了传统宗教道德在美国社会中、尤其是白人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丧失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公共代言人的地位。就在民主党的知识精英把一切反传统的东西看成进步和时尚的同时,老百姓却认为掌握话语权力高高在上、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精英是在以科学的名义,践踏他们的传统道德准则;他们垄断了社会价值的解释权,无视小民的信仰,正在让自己失去对生活的控制。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的民众讨厌知识分子整天讨论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替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活。

      共和党和保守势力适时利用了民众对民主党不满的这股社会情绪,顺势借用宗教力量来鼓动草根阶层,巧妙地将宗教力量和激起草根社会的道德义愤结合在一起,组成反叛自由主义运动的利器。对于这股保守主义的反叛力量,尼克松时期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被称为“愤怒的白人”,今天则被人们称为“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称呼的变化显示了共和党始终不忘保持与宗教道德价值观的一致。

      不过,无论称呼怎样变化,重要的是这些人同时又是选民,可以通过选票表达意愿。在2004年大选中,这些选民不再“沉默”了。据《时代》周刊的民调,克里虽自称天主教徒,但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每周一次上教堂的美国人中,支持布什的人是63%,支持克里的仅有37%。据《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论文引述,美国人在回答“谁更重视道德价值”的提问中,78%回答是布什,克里仅获19%。即使在天主教内,支持布什的人(52%)也比支持克里的人多(47%)。克里的左右摇摆,言行冲突不仅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同时,连民主党人都不满克里在竞选中总是喊共和党的口号,诸如也要减税,也要继续进行伊拉克战争,也不明确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但他担任国会议员20年的纪录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有300多次支持增税的纪录,他反对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主义,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因此不管他在选举中如何见风使舵,民众仍记得他历来的纪录。正如布什在候选人电视辩论所说,你可以改口,但你隐藏不了原来的纪录。因而在投票前一天,布什的主要竞选口号是,“你们到底相信谁?”最后多数美国人民把“信任”放在了布什身上。

      克里的摇摆不定、反复多变及其自由派社会政策吓跑了许多选民,但在选举日有关是否禁止同性婚姻的公投又促使大批保守派选民出来投票,这一去一来充分显示了民主党由于忽视宗教信仰问题而在竞选策略上形成的盲点。克里的麻烦还不止于此。本来,保守派与自由派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冲突已经是由来已经、不可调和。随着选战的升级,双方的冲突最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双方交锋的焦点是同性恋与堕胎问题,导火索是麻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允许同性婚姻(即所谓“民事结合”Civil Unit)的裁决。这个判决一公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极大地刺激了持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人士,激起了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国会立即通过了“保护婚姻案”,以确保婚姻只能发生在男女,而非同性之间。当参议院表决这个法案时,只有14个参议员投票反对,克里是其中之一。随后在国会通过胎儿保护法时(即孕妇遭攻击导致胎儿死亡也被视为杀人罪),克里也投票反对。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对克里的这种态度极为反感。宗教保守派认为,传统的道德标准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战,家庭价值观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作为对自身挑战的一种回应,宗教保守派必须行动。于是有11个州在11月2日总统大选时,修改了法律,在选票上附加禁止同性婚姻的公投,而这些州多是两党必争之地。这种大选附公投的办法,显然有利于坚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结果,11个州的公投基本上是高票通过禁止同性婚姻。布什关于同性婚姻和干细胞研究的观点,让他从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堕胎、坚持传统道德原则的选民中大获支持,克里和民主党则因此受到重创。

      从政治上说,2004年大选是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一次激烈较量。在宗教领域内,这次选举中,一方面是布什和共和党在努力寻求教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各宗教组织也在主动地、积极地寻找最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随着选举的临近,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派别都动员起来了。从分布广泛的教会组织体系到互连网,从筹款到志愿者,从发传单小册子到上门动员,宗教组织的能量、经验、效率都是政党和其他团体无法相比的。(福音派在10月30日,选前最后一个礼拜天,在6个小时之内把500万张带有明确倾向的投票指南成功地投放到了在全国各地教会停车场小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从选举结果上看,可以说,布什和共和党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了基督教新教各派的空前的共同支持。从比较保守的南浸礼会,灵恩会、五旬节派教会到传统的主流派教会(圣公会、联合卫理公会、长老会、信义会)等,从西班牙裔教会到亚裔教会,各派教会对布什和共和党的支持远远超出了新教内部保守、温和的范围,在2,650万福音派教会成员中,布什拿到了大约2100万张票。在双方争夺激烈的俄亥俄州,仅仅一个瓦兰县,依靠福音派教会的支持,布什就比上次大选多得了18,000张票。

      宗教组织对布什和共和党的支持,与美国宗教保守势力的近年来的增长有关。根据美国Pew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从1965年至2003年,“强烈赞同”履行宗教信仰三项基本教规(相信上帝、相信审判日、相信祷告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人以6%到10%的速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40%的新教教徒认为自己是“重生的”,现在这个数字已超过50%。整个福音派的发展引人注目,已经成为美国宗教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派别(占美国成年人的30%)。2/3出入教堂最频繁、愿意严格遵循《圣经》原则的福音派教徒,都自认为是保守派。与其它教徒相比,福音派教徒更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反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更坚决。现在福音派教徒越来越愿意涉足政治,福音派宗教领袖也力图把各种福音派联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早在1979年,他们就建立了“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1989年又建立了“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Coalition)。宗教保守势力的发展使宗教的意义逐渐超出了个人信仰的范畴,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力明显上升。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统计,20世纪60年代,53%的美国人认为教堂不应卷入政治,22%的人认为神职人员不应从传教士中推选公众职位的候选人;到1996年,这些数字全部颠倒过来,54%的人认为在教堂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是很好的事,20%的人同意即使竞选人的政治演说也可以在教堂里进行。因此,2004年大选也是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总动员、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表态。共和党想争取宗教的支持,宗教保守势力也想让政治领袖代表自己,双方是相互寻求、相互合作的关系。事实上,随着宗教在美国政治上的活跃、教堂的增长、公众宗教信仰的强烈,一些人已经认为美国可能正处于第四次“大觉醒” 的初期阶段(衡量宗教狂热发展的主要指标:宗教种类、宗教热情、宗教组织规模和公众参与程度)。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2004年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是毫无疑义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美国大选,也是美国民众对美国媒体的一次不信任投票,是无声的“文化战”的继续。对大选的误判和对舆论的误导背后,暴露了长期以社会精英自诩的自由派媒体在美国重消费而轻道德的物质主义、重享乐而缺信仰的虚无主义、放纵欲望而缺乏自律的颓废主义的潮流中,不仅没有扮演晨钟暮鼓的角色,甚至还成了推波助澜的力量。由于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而90%的媒体精英不相信上帝,掌控舆论而又狂妄自大的媒体精英根本不愿倾听和分享草根阶层关于信仰与道德价值的诉求。久而久之,草根阶层也不再对被自由派把持的媒体抱有幻想。许多福音派教徒干脆不看报、不看电视、不回答问卷调查、不对媒体做任何回应。被偏见所累、脱离了草根阶层、蔑视宗教信仰的媒体则习惯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客观认识社会的洞察力。面对保守派的长期愤怒,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抓不住主要矛盾,最终导致整个媒体的错位与堕落,在大选中判断失误、失语。(大选结果还无情地显示,受到知识精英吹捧、以“道德相对主义”为名的价值虚无与道德颓废已开始失去了市场。如果媒体与知识界的主流过度重视解构既有价值,却缺乏建构积极价值的能力;一味强调批判宗教信仰,却无力回答人们心灵对于终极关怀的渴望需求;在开放的口号下对于同性恋、吸毒等行为采取放纵宽容的态度,就将会越来越脱离民众、丧失社会的尊重,最终有可能危及其引导社会理念的职业地位。)

      美国社会的前进,既不是一直向左,也不是一直向右,而是一种左右摇摆的螺旋上升形式。从长远看,美国政治的前进轨迹是一条中庸之道。2004年大选完后,不少媒体、国家和预言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共和党利用了宗教、道德和中西部的愚民而获胜。共和党内部的一些浅薄之士也为此沾沾自喜。实际上,在这个表面现象的后面,是一条看不见的手操纵着美国的前进方向。布什的胜利并非偶然,是对十几年来的自由派极左路线的纠正。当你要想立法改变保守派的道德底线,破坏其传统价值观时,他们理所当然要反抗。但对极左路线的纠正,并不意味着极右路线就可以永远走下去。克林顿当年打败老布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保守派极右路线的纠正。美国是一个依靠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宗教渗透到了美国的基本文化中,并对社会发挥着积极的道德制衡作用。对于过于偏离轨道的趋势,宗教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调节纠正。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又保证了美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神权统治或原教旨主义的国家。2004年大选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共和党的胜利,但从本质上说,它实际上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胜利,是美国式中庸之道的胜利,是信仰与道德的胜利。

       
                                                   (200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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