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后，中国的维权、福音与宪政转型

杨宁

  2008年12月19日至20日，中福圣山文化研究所主办了一场主题为“改革之后，中国的维权、福音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不同维权领域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运动的实践者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两天的会议对维权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分为“改革之后，维权与宪政转型”、“改革之后，福音与宪政”、“对零八宪章的基本认识”等三个部分。

 

参加讨论的学者有范亚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夏可">夏可ERSONNAME>君、陈永苗、莫之许、范景刚、徐剑一、曹志、王光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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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改革之后，维权与宪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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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亚峰：维权运动结构化分析与宪政转型的三种范式

 

范亚峰认为，公民维权运动作为通往公民政体的一种战略选择，在经历了2005年的高峰，2006年跌入低谷，2007年到今年则进入整顿、调整的阶段，2008年以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街头化、暴力化和组织化倾向等特征清晰地表明，维权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阶段，公民维权运动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全面阐发显得非常必要。

 

范亚峰将维权运动进行了一个结构化的分析，他把维权运动分解为规则、资源动员、符号生成和意义阐释、维权战略等部分，所谓的规则，就是处理好两对矛盾和三大关系，探索公民维权可以低成本进行的灰色地带；在行动上，前些年，通过借鉴毛泽东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等策略，维权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果，而现在则要面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新形势下行动上的策略问题；资源动员方面，原有的互联网、媒体、家庭教会、政法系、草根运动和民间外交等都已阐发过，现在还应注意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影响，应该在理论上有对维权运动的更大的支持；符号生成是要对运动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话语等一些极具代表性、象征性特点的人物、事件等的符号化，使其更具形象鲜明、意义深刻、影响大、凝聚力强等优势，意义阐释也有类似的功能；在维权战略上，应该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非暴力运动，也不是暴力和悲情路线，而是一种中道维权的路径。

 

从公民维权到公民政体的演进过程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公民社会的范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台湾模式，它以选举、街头运动、媒体攻势等互动式参与为主要特征，这种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跟台湾维权人士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他们对利益得失的计算非常精当，不是一种盲动的运动，另外提到较多的是苏东模式，也即颜色革命的模式，以哈维尔和七七宪章为代表。这是一种自上而下、从内部攻破的进路。两者的区别在于，台湾是一种威权政体的转型，而苏东则是典型的后极权转型，伴随着意识形态瓦解、内部分化等过程，这与大陆是不同的。大陆的民主转型也有暴力革命、颜色革命和互动模式等几种选择，具有可借鉴性的应该还是台湾的互动模式。公民政体建立的第二种范式是利益集团的范式。比如太石村事件，毒奶粉事件等，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利益来分割事件中的各个主体和各个部分。优点是可操作性比较强，缺点是对宏观全局的把握不足，一种典型的思路就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民间力量是开放性，极具张力的，利益集团范式无法处理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中心等问题。第三种范式就是我主张的道路，一种程序理性的社会运动范式，也叫中道维权的进路。它对规则、行动、资源动员、意义阐释和符号生成、战略选择的结构化组合，将会对单一中心的、金字塔式的资源动员系统逐步消解，进而生成多中心治理的秩序。在中道维权的战略选择上，目前亟需处理的是和平与暴力的关系，知识精英内部对此认识不一，台湾的暴力边缘理论应该成为我们借鉴的对象。

 

公民社会的范式中，立约应该是它的核心概念，中间有一个从立约到立宪到立国的过程，维权运动的重要意义就应该包括规则生成和立约概念的显现，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公民政体，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

 

在随后的评议中，曹志认为，中道维权给我们的重要启发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同归于尽的悲情主义和革命暴力，努力探索共生共存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转化模式。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夏可">夏可ERSONNAME>君则提到，国家与社会的范式中，如何认识宗教模式的作用和影响？分散的维权怎么才能组织化运作？为什么是维权运动而不是其它如文化革命的道路？有学者对台湾的互动模式补充了几点看法，认为，台湾民主转型成功，跟蒋经国的政治风范，权力制衡思想的普及，台湾本地人与大陆人的冲突，社会精英的参与等因素，也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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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之许：三十年改革开放与维权运动的走向

 

莫之许首先梳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维权运动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产物。

 

莫之许认为，分析中国的情况和社会转型，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因此，也无法用来指导中国的转型过程。新中国建国是建立在征服体制和解放体制之上的，这一点需要加以特别注意。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对党国体制有没有根本性的冲击呢？这一点也应当进行阶段性地分析。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通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等手段，虽然给经济活动以一定的自由，但从整体上看，这仍然是一个党国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西方正统学者期待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国没有经由颜色革命而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宪政民主社会，也没有出现党政分离的情况。国家通过经济上垄断，政治上加强控制，并将社会底层、科教文卫、资源的二次分配等等都吸纳的到党国体制之内，中国仍然是一个一元化的威权政体。社会游离群体成为体制的吸收对象，绝对被剥夺的群体不多，因此，国家的基本面还是稳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被绝对剥夺群体的出现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存在，以及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使社会冲突各方的矛盾激化，并且开始出现维权的口号和提法，维权运动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维权运动可分为绝对被剥夺群体的维权和社会新兴阶层的维权，在矛盾对立的主体上，表现为体制内势力和市场化的一方（如私营企业主等）的冲突。

 

维权运动的走势如何？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危机的加重，将有可能出现抗争强度加大的情况，用形象的语言概况可称作访民会京师；突发事件的增多又会导致政府打压的加强，武警安天下可能会成为同时出现的情景。新兴社会阶层会在言论、结社、参选等多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诉求，而新兴社会阶层的走向会跟维权运动的抗争强度、政权容忍度和经济衰退的程序紧密相关。

 

王志在评议中基本同意莫之许的提法，同时还提醒大家注意，随着维权运动的深入，军队可能出现的动向。范亚峰认为，随着经济、政治基本面的恶化，军队的出动是迟早的事情。而经济会不会全面衰退呢？莫之许认为，前十来年，国内对经济的提振，使用的一直是强制消费的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这种风险存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三）陈永苗：维权运动的深入和维权的公共化：从零八宪章和炎黄春秋谈起

 

陈永苗说，这两次事件代表的改良模式都强烈以来新闻自由，而且是一种表面化的维权，事件本身缺乏可持续性和深入性。零八宪章的后续事件和外围带动的东西更值得重视。大规模的言论自由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局限于对体制内启蒙和对社会启蒙的阶段。这种改革缺乏敌我之分，没有办法处理为谁维权，谁在维权的问题，人权是少数人的维权还是大众的人权，维权怎么体现出被大众接受的普遍性和公共性。

 

王光良认为，民主转型或者说宪政转型的路径有多种，如党内民主，人大改革，公民维权，公民社会建设，法治建设，政府创新等，但从战略选择上看，总是要以一种路径为主，同时与其它几种路径加以整合。从现实情况看，公民维权运动能够全面带动其它几种路径的突破，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多个关键点，因此成为可以选择的战略。范景刚提出的疑问是，要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可能性有多大？有没有挑战政权的可能性？党国的摆平模式能够持续多久？维权运动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们有没有充分考虑结构性的矛盾？

 

范亚峰将当下社会跟晚清做了一个全面的对比，认为影响中国政体改革的走向的力量主体有五种，包括国际因素，权贵集团（类似于满清皇族），官僚集团（类似于晚清的袁世凯集团），政治反对力量和草根暴力（类似于晚清革命派），维权立宪派等，这几种力量的互动会深刻影响维权运动的进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草根暴力运动破局，投机派打击失败，维权立宪派收场将是可预见的一种结果。

 

第二部分  改革之后，福音与宪政

 

    （一）夏可君：维权运动的宗教信仰模式

 

夏可君通过对北京道路的布局和交通堵塞的象征性意义谈起，提到中国社会的核心辐射的治理模式，过去很多年，我们的叙事角度都是以党国为核心的叙事，所以才有上下、内外、核心外围的划分，大家都想往核心区挤，而出口和入口又特别小，结果就造成了拥堵的现象。所以，以另一种角度，也就是分流的角度来看，多中心模式将是解决这一现象的大趋势。如马路天桥可比作社会精英，地铁可比作地方性组织，如果加上居民楼（宗教团体），桥下（草根运动）等，未来的分流趋势就很明显了。这就是通过维权运动，构造新的中心，进行社会中心的再聚集。

 

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什么？中国家庭教会的作用又是什么？夏可君认为应该是对社会公共空间的维持，减少国家干预，构建新的心灵秩序，维护个体自由，扩大公共空间，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这种国家意志主导的模式进行转化，将这种有改无革，有放无开的有限改良推向深入。对维权运动又该如何定位？这是一个重新分流、整合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牢牢定位在社会公共空间的范围。

 

陈永苗对信仰模式的看法是，之前的维权运动都是一种基于利益的框架分析，而基督教家庭教会作为一个类似于城邦的自封闭组织，具有某种独立超然的属性，宗教信仰维权是知识分子精英自上而下维权与大众自下而上维权的结合，有着强大的韧性。范亚峰认为，从北京的建筑和地质构造来看，可以看到三个中国：传统中国，共产主义中国，现在的中国。所以，国家转型必须要处理传统文化遗产，共产主义遗产等问题，交通秩序、地理秩序、宇宙秩序和社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互联网、家庭教会等组织，对现有的单一中心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带来了多中心的秩序。从长远来看，维权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政体试验，毛泽东的遗产一个是人民宗教，一个是党国体制，这种世俗化基督教对中国的格式化，其影响根深蒂固，因此，信仰模式就是要消解、转化它，超越敌我划分的思维。

 

    （二）曹志：人民宗教、党国体制的形成与现状

 

曹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反对政府的人与政府的思维常常具有同构性，使用的其实是同一套话语模式。这种显然促使我们思考，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人民？政府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人民宗教理论要讨论的问题。

 

人民宗教，简单来说就是政治的宗教化，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化留下的一大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巨大左右，甚至可以说，党国基本上完整继承了人民宗教的一整套教义、仪式和组织。曹志通过对宪法文本尤其是宪法前言的精细分析，发现宪法表述上的不断变化，意识形态上的创新，不断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不断迎合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既是人民宗教核心教义的阐释者，同时也是鼓动者和组织者。其组织方式包括单位体制、党的基层组织等，以此完成教义阐释、仪式表达等等。但这一切都以一元化的国家体制为前提，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人权发展，都要在党国的控制下发展，这一点可以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频繁使用，毒奶粉事件，杨佳事件等多个事件中得到体现。

 

范亚峰认为，毛泽东留下来的两个遗产，一个是人民宗教，一个是党国体制，如何告别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讲究艺术的问题。转化毛泽东、超越毛泽东需要对这两套东西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人民宗教由核心教义、符号建构和仪式等三个完整的方面构成，比如核心教义方面，它有完整的创世论（人民创造历史），末世论（共产主义社会），十字架，先知、祭司、君王（毛的道统、正统、法统）等；仪式上如春晚、阅兵、固定节日、代表大会等；符号建构如“人民”的符号化，“天安门”，“国旗、国歌”，“遗体、遗像”，黄河、长城、长江等。人民宗教和党国体制更像是一套自动运行的程序，把中国牢牢固定在了一个特定的轨道上。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对人民宗教和党国体制进行转化。现代性与中国文明的相遇，共产党中国可视为新秦（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转化新秦的过程，可能生成基督化和民主化这对双生子。

 

第三部分  对零八宪章的几点认识

 

范亚峰认为，对零八宪章可从四个方面分析，第一，从宪政转型的三个模式的框架中看，零八宪章可看做是对苏东颜色革命模式的模仿，但颜色革命需要里应外合，是上层革命和下层呼应的结合，但中国的现有体制却是一条船模式，颜色革命不足以打破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勾结。而杨佳案是暴力革命模式的代表。东亚互动模式的精髓，即衡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没有成为08宪章的核心逻辑。第二，宪章文本在符号生成、意义阐释、资源动员上有待加强。第三，面对社会发言较少考虑到与民族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互动。第四，从策略上看，在时间选择和空间选择上还有可改进的地方。

 

莫之许认为，零八宪章更像是提供了一个公共账号，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抗性，增加了包容性。这一温和的文本之所以能从建议书突变为宣言书，是刘晓波的被捕造成的。零八宪章内否成为整合各方面力量的契机和平台，目前还不好说，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从内容上看，零八宪章更像一个党纲，但又与它本身的描述是矛盾的，不过，宪章在定位上的模糊性也许增加了自身的开放性。夏可君则看到，零八年知识分子的大范围失语，在许多重大公共事件中没有作为，因此，零八宪章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次集体发声，是一种召唤，尽管还不够响亮，创新不够。这可能也是现实与理论的矛盾。从宪章文本看，前言部分缺少中国历史自身的维度，后面缺少起草人的签名。

 

范景刚将零八宪章看成是政治改革的检测试纸，会把各方的底线亮出来，也能看到党国的容忍程度。徐剑一对零八宪章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这次事件的推动者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追求事件的符号意义和代表意义。但他同时也认为，占据民间维权市场的份额，单靠几件小事来达成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零八宪章的符号意义也许并不大。

 

总之，零八宪章骨子里的革命与表面的温和本身是矛盾的，同时，这种喊话是面向党内还是面向社会，也应该有清晰的定位，内部整合与外部统战的关系应该处理好。在维权运动的行动策略上，纲领应该是低调低调再低调，行动则一定要冲撞冲撞再冲撞，每一次行动都应该是往前实实在在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