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研究员分析三自与家庭敎会发展失衡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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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段琦教授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发展初探”为题主讲了讲座，当中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形势，以及剖析了中国三自基督教会及家庭教会发展失衡的种种原因。

基于历史的因素，过去基督教在中国曾被视为“洋教”、“精神鸦片”、“帝国主义走狗”等，但如今基督教一贯的“洋教”形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逐渐衰微。段教授从政治含义来看，过去中国官方将宗教定义为毒害人的精神鸦片，后来转为将基督教视为“文化基督徒”，淡化负面的氛围。另一方面在文化含义来看，过去基督教的帝国主义形象所带来与民间宗教的争战仍然在农村地区存在，但在城巿，“洋教”的形象却因全球化而更吸引了崇洋的小青年追慕而来。

除此以外，她认为特别在中国的农村，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本色化”。她将农村的基督教形容为“旧酒新瓶”，仍然保持民间宗教相似形式的社团的关系。她曾参加一个教会的开幕式，他们敲锣打鼓、摆酒席宴请村民等，维持着民间宗教气氛，甚至基督徒家中的摆设亦与民间宗教相似，只是将偶像肖像换成了耶稣像，在下面仍摆放去世的亲人的相片以供奉，与民间信仰无异。他又提到农村教会多注重祷告，并相信神迹奇事及圣灵的追求，亦令教会在民间得以兴旺起来。

再者，基督教的组织及活动形式适合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段教授表示中国是农业社会，重视传统的血缘关系。寻常老百姓多先关心咱家，再扩至社会组织，最后才是国家，因此西方式的公民社会难以建立。而基督教的活动多切合家庭需要，例如关心贫困人，为病人祷告等。此外其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亦比赴道观寺庙等形式灵活，切合人们的生活，因此基督教能为大众所接受。

“三自”与“家庭”发展的失衡

段教授又提到现时中国基督教教内出现官方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出现“失衡”现象。估计家庭教会占整体基督徒人口2/3，三自教会占1/3。她分析了不少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国政府限制基督教发展的态度下，三自教会往往向政府呈报较实质人数为少的数字，到了政府又再被削减；反之家庭教会倾向于多算参与人数，结果不自觉将两者数字拉得更远。

她又表示政府对基督教的活动有所限制，她举例在81年湖南宗教机关规定限制基督教的活动，无论是传道、聚会时间地点、神职人员、讲道内容都必须得到批准，为宗教信仰设下种种障碍。面对政府的规管，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回应截然不同：三自教会为保持与政府关系，会在政府限制的基础上再给信徒限制；家庭教会却把传教看为大使命，无视所有有违圣经教导的权力，因此会巧妙地应对政府的限制。

她更表示三自教会出现欠缺活力及机关化的现象。曾有教会将信徒的奉献讨好政府官员，供他们旅游、桑拿等享乐，或给其亲们买房产，引致信徒不满，并与教会的神职人员决裂，另立家庭教会。当奉献随着信徒的离开而减少时，教会牧师状告到政府，对家庭教会造成压制。

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伟联博士回应时表示段教授的研究对香港教会有提醒，特别在教会与社会的互动上有必要多加研究及了解，对教会未来的发展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