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辉：谁是真正的地主？

杨宁

　　所谓“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只有做了土地的主人才能叫地主。那么，到底谁是土地的主人呢？在中国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种说法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种说法认为土地从来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是皇帝的，是国家的；第二种说法认为“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室，织者有其布”，这种说法认为土地是耕种者的，是劳动者的，是劳动农民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劳动农民却从来没有做过土地的主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农村首先进行土改，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接着，就进行合作化，由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最后耕地是集体所有，一家一户的农地全部收归集体。在工商领域，则首先是公私合营，然后就是国有化和实行集体所有。最后，基本上消失了生产资料私有的现象。一就七八年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农村由人民公社退回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归集体所有的耕地分给农户承包耕种。然后，在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服务企业中，通过与外商合资、出售、兼并、重组、实行股份制等形式，逐步化公为私。据统计，目前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到二百家为纯粹国有企业。国务院年前公布的改革方案将进一步压缩，目标是只保留一百家左右，集中在能源、军工、铁路、航空等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

　　按照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农户承包的耕地只有耕种权，并没有所有权，因此，准确地说人民还不是真正的土地的主人。目前，大家认定，家庭承包制已到了“死路”，农村生产力无法发展，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的单干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以某种形式赋予农户“流转权”；还权于农民，实惠于农民，从而保证和带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定调“新土改方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三十年前，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村民曾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而定于十月九日至十二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方向的问题。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係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一承诺，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意愿，也体现了时代潮流的方向。

　　大家知道，农民之所以称为农民，那是因为他们与城市居民迥然不同——他们拥有一方土地，可以用来耕种，可以用来继承，祖祖辈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休养生息。可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的“一亩三分地”不是多了，却是少了；不是稳固了、扎实了，而是需要时时用生命去维护的——因为各级政府随时都可以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一亩三分地”给抢占了、夺走了。

　　在中国沿海地区，在长三角、珠三角，确实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城市征用、被开发区征用，而富得流油。但是，这批农民应该不到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五吧？我们所听到的更多的故事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农民的“一亩三分地”被征用后，得到的是每亩一至三万元的补偿。而政府一转手，就变成了每亩三十万元、五十万元、甚至一百万元。孟子曾早就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因此，这样的不公平的交易，让老百姓失去了恒产，也就失去了恒心，所以，他们就不服从约束，行为不正的事，就没有不做的了。这样就引起不少地方发生了群体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是故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于是，在一些省份，开始尝试土地流转。在江苏，土地流转已达八百四十二万亩（省农业厅九月底发布）占全省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的百分之十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土地流转也相当普遍。

　　几天前，重庆市政府还向中央申请建立“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这个交易所一旦建立，也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胡锦涛在小岗村考察时明确暗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

　　土地流转——让农民自行决定“我家的承包地卖还是不卖，卖多少价格”，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承诺了八十年（红军时期在根据地即已推行土地改革）的一次认真兑现。正如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