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一党执政也要有竞争

杨宁

专访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
一党执政也要有竞争

（20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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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欣　报道（深圳）
　　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才能成功。同样的，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必须吸收包括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在内的各种政治模式的合理因素，才能持久。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兼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谈及中国和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模式时，发表了以上看法。

　　吕元礼是《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的作者，也是中国学术界里的新加坡专家，过去一直积极研究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新加坡领导人的做法，并在合适的领域提倡叫板、学习新加坡，而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如何长期保持活力和清廉，是他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就是竞争

　　吕元礼说，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的有所区别，新加坡毕竟有多党竞争。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新加坡的反对党实力单薄，对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根本构不成威胁，但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其实就是竞争，选举的压力能让一个党时时警惕、保持活力和清廉。

　　他说：“人民行动党也知道，一个候选人再能干，若得不到民意，也无法选入国会，因此人民行动党在挑选候选人时会特别挑剔谨慎，只会选最好、最合适的。”

　　以上的竞争恰好是中国目前缺乏的。吕元礼说：“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年代成立的，其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其实最能在压力和竞争下表现。目前，少数党员和组织之所以有所松懈，原因之一是缺乏压力和竞争。如果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引进压力和竞争机制（例如差额选举），可以焕发党的活力、保持党的廉洁。”

　　他也说，中共一旦有压力、面对危机，就能表现出效率，例如四川大地震时、举行北京奥运时，相信没有人能做得比中共好。可惜的是，地震后、奥运后，进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运作阶段，中共的体制就容易出现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像新加坡那样，在一党执政模式下引入一些竞争。

　　“高薪养廉”是吕元礼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中集中探讨的课题之一，他认为，“高薪养廉”是对付贪污腐败的好策略，也值得中国借鉴，可惜中共若要实施这个理念，会是相当困难的。

吕元礼指出，第一，中国很大，贫富悬殊很严重，新加坡部长加薪已让很多新加坡老百姓反感，更何况是有更多穷人的中国？第二，共产党的理念是高尚的，很难接受高薪。
　　“中国目前很多地方官员的变相收入有问题，领导人其实应该领取与责任、地位相对称的工资，幅度是否像新加坡这么大可以考虑，但必须有所提升。”

　　吕元礼在访谈中也谈及中国为何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还要继续叫板、学习新加坡。

中国的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的，大致上都已学到了。

　　对此，吕元礼说，中国目前学习到的都是理念的东西，新加坡其实还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可学，例如新加坡为什么不堵车、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基层组织又是怎么搞的？

　　更关键的一点的是，虽然首尔、东京、纽约等其他成功城市都值得学习，但新加坡与中国却是有较深渊源的，经历也较相似。例如，吕元礼给硕士学生定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就包括新加坡劳资政互生关系研究，这是新加坡老讲的一件事，但西方不是，他们讲的是劳资对抗。中国一向比较强调互生，因此新加坡的思路是比较适合中国的。

李总理写的序

感动了很多中国官员

　　李显龙总理为《新加坡为什么能？》所写的序，让很多中国官员看了为之感动，特别是最后的部分：“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策略，以保持新加坡独特的优势，确保这个岛国继续拥有优秀的政府，以便为下一代带来美好的生活。”

　　吕元礼说，以上的话除了理念很好外，最重要的是李总理不用官话讲，而是用了平常的语气。“讲了官话，就太高调了。中国领导人往往也有这样的意思，但官方包装后（说出来）就不一样。李总理的序让看的人觉得生活化，所以感动。”
很多人或许也想知道，吕元礼到底什么来头，竟然能劳烦到我国总理在百忙之中为他写序？
　　其实，李总理在序中就提到：“我在去年阅读了吕教授的一篇讨论新加坡如何长期保持廉政的评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章。吕教授文字精炼，又富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我们累计经年的治国方略。”

　　出于对吕元礼的欣赏，当吕元礼透过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要求李总理为他写序、签名、甚至接见时，李总理都欣然答应了。

　　现在回想起来，吕元礼说：“我最记得的是我当时在电邮里所用的谢词，一开始要李总理写序，我用了‘深感荣幸’，后来要签名，我提升至‘荣幸之至’，最后又要求接见，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谢词，结果用了‘幸莫大焉’。其实我提出各个要求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当时我的妻子对我说，就尝试问一问嘛，即使李总理拒绝，我也不会损失什么。没想到，他全都答应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总理看了《新加坡为什么能？》的草稿后，在2007年4月为国会民事服务工资调整辩论致词时就提到了吕元礼，李总理当时说：“他（吕元礼）正在写一部书来讨论新加坡的制度，他问了两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议员可以思考，国人也应该慎重考虑。其中一个答案是新加坡非常注重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和媒体也意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专心地搞好对新加坡的研究，吕元礼今年2月间在深圳大学创办了新加坡研究中心，他认为，“搞好研究将能进一步促进彼此（中国和新加坡）的了解和认识”。

　　新加坡研究中心将于11月1日正式开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主任黄朝翰教授将出任该中心名誉主任。届时，新加坡研究中心也将与东亚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合作，联办“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与新加坡的渊源，吕元礼说：“改革开放以1978年12月的第11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当年11月访问新加坡，12月就提出改革开放，而其中的‘开放’可以说是从新加坡那里借鉴的。为什么这样讲？1979年中国开了个全国省委书记会议，邓小平当时讲了他在新加坡的观感，以及新加坡不视外资为变相搞殖民地势力、坚持引进外资的‘开放’想法，结果很成功。那时候，中国还在讲社会主义，因此不能让会‘剥削人’的外资进来。不过，中国之后还是学习新加坡的‘开放’了。中国的开放思想，要直接找一个贴近的代表性城市，就是新加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