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故事

杨宁

来自奇虎网

（一）

今天是孩子们特别不开心的一天。她们吃饭的时候一反这几天奥运会带来的兴高采烈和对我这个论敌的胜利的喜悦，眼里泪光闪烁，嘴角紧紧的一言不发。她们不再给同学打电话炫耀“中国的伟大”，因为今天CBC电视台象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一样，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播出了关于大脚印和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新闻，这新闻还捎带谈到了“删”的运动。长期以来，我和两个女儿一直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为了显示自己很民主，我从来没有强迫她们和我的思想保持一致。而且我相信，她们的反美情绪与法国文化狭隘的教育导向有关，而她们对中国文化的亲近一方面出于生物本能，另一方面则因为距离产生的美感。我相信时间和经验会给人更权威的知识。然而今天我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觉，我和祖国一起觉得很抱歉。我为自己缺乏解释这一现象的能力而充满了内疚，仿佛这一切是我导演出来的。空气实在太沉闷了，她们终于摔了一句话给我，然后绝望地逃到楼上去了——“爸爸，怎么会是这样？！”

　　（二）

这个问题象钉子一样把我钉在客厅里，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只能放弃今天原本预备好的两篇证道的写作，乘着蒙蒙细雨独自来到河边。我需要一小段时间把这件事情反复想一想，然后能够不偏不倚给孩子们一个公正的回答。事实上这些新闻，特别是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故事，这两天给我内心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述的伤痛，使我很久也不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我甚至厌恶自己趁机利用这件新闻表达自己一贯政治文化立场的冲动，因为我觉得在那种发泄中，我自己也参与到自己所批评的利用这个孩子的大义工程之中了。面对杨沛宜圆圆的小脸，我觉得所有评论应该小心翼翼的，因为她再也不应该遭遇任何性质的利用了。我不敢说什么，如同不敢面对自己女儿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她们面前是一个罪人。昨天国内一个孩子问我：“若你是张先生，你会怎么导？”我今天的问题则是：“如果我是杨沛宜，我该怎么办？”雨水落在河面上，我听不见自己的回答。

　　（三）

杨沛宜活在我们心里，她是每一个人里面的童年和自我。换言之，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经历过杨沛宜的遭遇，所以对杨沛宜的广泛同情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如不谈政治文化因素，人们在自我同情。由于一种传统，由于生活现实的格局，我们都曾经是各种样式的杨沛宜。或者因为我们生理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道德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生存竞争方面技不如人，或者因有权势者的各种私欲而封锁、打压、抵制我们，我们被以各样闪光的理由抛弃、拒斥、替代、压在底层，屡遭冷落，走投无路，出版无门。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并不公平，因为杨沛宜被拒的理由实在经典，她的牙齿因年龄的缘故还有些“缺陷”，而那“缺陷”根本不是缺陷，而是任何“别人”都必然有的。这缺陷是别人或某种文化制造出来的，是无中生有。伤害本是无缘无故、或用来掩盖真实目的的。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杨沛宜的反应：她很感恩，因为她为自己的声音能够出现已经心满意足。杨沛宜的感恩比义愤更让我难过，我觉得自己不该欺负这样一位绝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的小小孩儿。这种欺负是不成比例的：绝对的强大，绝对强大而伪善的理由，面对绝对的弱小，和对绝对弱小的完全无意识。

　　（四）

然而我们不仅仅是杨沛宜，我们更是伤害她的力量，或者其中一部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对这样经典的不真实痛心疾首，然而，问题不仅仅如此。我们象伤害杨沛宜的大人物一样，在生活中一直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去分别、拒绝或伤害其他缺乏抵抗能力或无力还手的人，我们习惯于落井下石。阿娇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因为她道德上长的没有章子怡好看，道德王国已经同仇敌忾将她驱逐出境。阿娇的缺陷就是牙齿的缺陷，而这牙齿的缺陷在章子怡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是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这个例子很极端，我们可以耐心想象一下生活本身，当我们象神一样论断善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压抑、践踏、遮蔽杨沛宜的个案组成的。我们缺乏这种问题意识，仅仅因为我们对于谎言和强盗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做假都正常了，不相信这样既严重地伤害了观众，也严重伤害了那个小小孩儿，正是这样的天真无罪、甚至以狡猾为成熟的文化，将我们变成了受害者和伤害者的二位一体。在猛烈抨击导演们的队伍中，我看见刚刚拒X风波中的花生米们，看见了同样的大义名份怎样理直气壮地压过个体，碾碎一个孩子。——俄国有一位作家说过：压倒一个孩子仅仅是压倒一个孩子，任何伟大的理由都是说谎。

　　（五）

另外一个孩子同样是受害者。人们对（别人的）罪的记忆能力总是特别发达，因此，我相信那个“成功的孩子”从此也将从纽约时报的高楼上跌落下来，只要她再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公共知识分子”就会提醒人们记住那个“未成先熟”的小骗子。然而总的来说那个孩子也是无辜的，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生，同样因为利用和虚荣，她经历了上天入地的荒诞闹剧。同时我们再想象一下小女孩儿杨沛宜，假如起初她就是真人真唱地站在那里，她不过就是另外那个小明星，她同样是一个成功被利用了的小小孩儿而已。在给定的文化境遇里面，小女孩儿杨沛宜根本没有一条正常的、干净的、平平静静的出路，她要么被成功地利用而成为政治歌曲的英雄符号，要么被成功地拒绝而被政治立场对立的双方分别利用，她别无选择。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生命的基本境遇。这世界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因为人对人永远不可能有平等，唯一的平等是，“在上帝面前人和人是平等的”——两个小女孩儿在神面前是平等，台前的杨沛宜和台后的杨沛宜在天父里是平等。所以我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小女孩的归宿，只听见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