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牛顿是谁？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几乎不需要回答。因为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故事，其光荣与耻辱的种种细节都尽为人知，它是18世纪那些最轰动、邪恶、属灵、浪漫、影响巨大且历史意义重大的传奇故事之一。
在牛顿个人旅程的沙滩上，他留下了两行鲜明的足迹。他凭着一己的良知参与政治活动，帮助威廉·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贸易运动。从两位社会活动家许多未出版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合作对废奴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约翰·牛顿在改革政治运动中地位非凡，但在改变世人的精神信仰方面，其作用却更为重要。他经历的比传奇更传奇的归信使其从一个邪恶堕落的奴隶贩子变成了一位获得重生的福音传道人，这让他成为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传道人和圣诗作者，他赢得了唯有18—19世纪信仰大复兴运动发起者才会获得的景仰。那场信仰复兴和牛顿的不朽贡献对我们当代社会中福音教会的全球化增长仍然具有极强的推动力。
不过，虽然约翰·牛顿在政治史和宗教史上的贡献重大，但非常遗憾，今天大多数人对他已经一无所知。如果说他曾经渗透到21世纪大众的意识当中，那是因为人们只把他当作那位《奇异恩典》的作者，这首歌是美国演唱和录制得最多的属灵歌曲。但除此以外，如今在大街上甚至在书店里随便提问，几乎没有人知道约翰·牛顿是谁了。当我和一位通常被认为见多识广的朋友谈及我要写一本牛顿的传记时，他问我： “你肯定自己有能力应对他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吗？”我对他的问话深感惊讶，显然他把约翰·牛顿当成那位同名的艾萨克· 牛顿先生（Isaac Newton）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在我们这个世俗化时代，牛顿已经被遗忘到何等地步。
约翰·牛顿在他的时代其声名远超过那位发现地心引力的艾萨克·牛顿，也许这是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关注到《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作者，而成千上万的人则对约翰·牛顿自述的那个“大罪人”产生认同。他的爱情故事、贩奴生涯、归信的传奇、圣诗创作的故事和50年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生活共同构筑了一部在当时引人入胜且令人大受启迪的个人史诗。
在废奴运动胜利200周年之际，重新评估这部个人史并将其命名为《奇异恩典——约翰·牛顿传》（John Newton :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似乎颇为恰当。本书以简洁的速写再现牛顿暴风骤雨般生活经历中的那些巅峰与低谷。
牛顿的早年生活真是充满羞耻。他是一个任性鲁莽、暴躁易怒的年轻人，在任何时候都与权威对抗，做出种种愚蠢之事反对父亲。18岁时被强征入伍，进入皇家海军服役，他触犯军规，不计后果，结果因为潜逃被当众鞭笞。在“痛苦的愤怒和忧郁的绝望”中，他在自杀还是谋杀船长之间举棋不定。仅仅因为他单恋着13岁的表妹——他在查塔姆看到的波琳·卡特莱特（Polly Catlett），才使其没做出破坏性的冲动之举。
在马德拉岛，他作为交换品从战舰登上一艘贩奴船，但在那里，他的性情更为粗野狂暴。他说： “我邪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自己做罪魁，而且还利用所有机会引诱、怂恿他人犯罪。”他日后展现出来的圣诗创作天分此时微露萌芽，他写了一首贬损新船长的歌儿教给所有船员唱。因为他不断地惹事生非，最后只好匆忙离开贩奴船，开始下一步的生活，为一位在塞拉利昂做陆上贩奴生意的商人工作。在那里，他依然沉溺于种种恶习——包括巫术——之中。因为被诬告偷窃，他遭到雇主的黑人情妇的虐待，这位部落公主给他戴上铁链，不让他吃饭，粗暴地对待他。一位从利物浦远航至西非的船长解救了他，因为牛顿的生活当时已经大有改善，他一开始拒绝了对方带他乘船回家的建议，但渴望再见波琳的心愿终使他回心转意。
在返回英格兰的长途旅程中，牛顿故态复萌，重又变得惹事生非。尽管他曾由一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母亲抚养，但她在他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牛顿长大后便成了一个大胆妄为的无神论者和亵渎神灵的人，连同行的水手们都对他的谤渎之词深感震惊。行至大西洋中部，因着旅途无聊，他顺手拿起船上唯一能看到的书来读，那是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他一边读着，一边开始忧虑那些话倘若是真的当如何是好；而后他合上书，开始睡觉。一声尖叫惊醒了他： “船要沉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骤然临到。
从船体的破洞涌进来大量海水，大船似乎就要沉没了，牛顿此时惊恐异常，他开始祈祷：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危机险境，风暴渐渐平息，牛顿才松了口气。他说： “这一次，我开始知道，有一位听祷告的上帝。”牛顿几乎是立刻就停止了诅咒，改变了先前轻浮放纵的生活方式，开始祈祷和读经。从1748年3月21日那天开始，直到1807年去世，牛顿从不曾有哪一年忘记过在其归信的“伟大的转折日”里，向上帝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
牛顿的归信充满了挣扎，有前进求索，也有摇摆游离。为了能够迎娶波琳，他需要展现出赚钱养家的大好前途，于是他重回海上去做贩奴生意。在1748年至1754年之间，他四次远航非洲，其中三次担任贩奴船船长。
牛顿在日记、书信和航海日志中记录了18世纪中叶贩奴贸易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它们成为这段历史中最真实的证据之一。当时，他对自己参与的这场商业活动之可恶和非道德的本质还不太清楚；许多年之后，他才对此深感懊悔和痛恨。不过，在他做贩奴船的总指挥时，他对这项贸易活动中深藏的残忍野蛮已经逐渐生出厌恶。与大多数运送奴隶的同行船员不同，牛顿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特别人道的船长。1754年，他从非洲航行至加勒比海，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船上没有一名奴隶或船员死掉。在那种认为在“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1］的旅程中死掉几个船员或者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关在底层甲板上的奴隶纯属正常的时代，牛顿的做法可算异乎寻常，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人道主义的成果吧。
1754年，29岁的牛顿因个人的健康问题放弃了贩奴生意，当时他已经和波琳结婚了。他们彼此相爱的婚姻关系堪称典范，这场婚姻持续了40年，直到波琳去世。在一开始，他们两个人都算不上是典型的基督徒，但牛顿不断地寻求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建立构成了他生平故事的关键性章节。这个过程涉及许多著名的牧者、导师和传道人，这其中包括循道会的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他们偶尔会分别到利物浦来传讲福音，当时牛顿在那座城市做稽查主管，这个海关公务员职位允许他拿出大量的空闲时间认真热切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将近33岁那年，牛顿听到了上帝让他全职服侍的呼召。为了测试自己的职业能力，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详细的自测项目，包括阅读、设立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他把它们记录在那本迄今仍未出版的日记《有关重要问题的遐思与疑问辑录》（Miscellaneous Thoughts and Enquiries Upon an Important Subject，1758）中。在这卷文件中，牛顿对自己完成整个过程描述的态度之认真、成熟和谦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内容可以进一步地参阅本书第21章。在当代，任何一位申请圣职的候选人都能够通过研究250多年前牛顿的职业自测方法获益颇多，因为对于一位渴望上进的牧师来说，牛顿的《遐思录》是现存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神学和属灵的试金石。在获得授命之后，他在文稿中总结了自己的目标： “只有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才能够宣告，对于罪人，他具有深不可测的丰富……全部的重点都落在强调他的位格和他的身份之荣耀，他的奇妙大爱和谦卑俯就，他的能力、信实和甘愿付出以拯救，其工作之伟大、其榜样之完美，还有他的生活、情感、死亡与复活。”
当牛顿准备回应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呼召受命圣职时，他却发现前面有重重阻碍。在此后的6年里，他不断地遭受到来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和大主教们的一个又一个拒绝。他的麻烦源于人们怀疑他是可恶的“狂热派分子”，在圣公会内部，这种代称表明对循道会派信徒的评价颇为不公。
牛顿对循道会派、独立教派和浸信会信徒的确怀着同情，许多年中他一直听这些教会的传道人传讲福音，但他感觉自己的职分是在英国圣公会里，尽管它并未感觉要呼召并接受他作牧师候选人。最终，是达特茅斯伯爵的介入才使牛顿摆脱了被基督教会排斥的境况。达特茅斯伯爵是一位虔诚的贵族，他的福音派倾向使其获得了一个绰号——“圣诗歌手”。他很尊敬牛顿，为他提供了奥尼附近的达特茅斯乡村住宅，受其监管的生活费用，并劝说当地主教为达特茅斯地区的牧师候选人授职。正如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对这个事件的总结所言： “达特茅斯伯爵对高派圣公会地区施加影响，因此赢得了约翰·牛顿的任命权，牛顿因其对信仰的过分执著认真让人无法轻易地相信他能够教导它——除非此事能得到一位大人物相助。”
到达奥尼后，牛顿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位出色且富创新能力的教区牧师。他使主日参加教堂礼拜的会众人数增加了三倍，达到600人；他为儿童和成人开办圣经学习班；探访教民和布道使他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他的讲道吸引了邻近小镇和乡村的听众。有些人从伦敦赶来听牛顿布道，其中就有威伯福斯家族成员，包括还是小学生的威廉·威伯福斯。
牛顿因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而获得更高的声望。他的自传《真实的叙述》（An Authentic Narrative）（1764）成为国内外的畅销书，并被看作是归信文学的经典之作。尽管在《真实的叙述》之后他还创作过其他大获成功的作品，但其身为作家的最高成就是他在朋友威廉·考珀的激励下创作圣诗，后者是公认伟大的英国诗人。
考珀搬到了牛顿牧养的奥尼教区。他们的友谊亲密而富创造力，在牧养事工和圣诗创作上共同协作。但考珀在1773年患了精神疾病，几次自杀都因牛顿突然介入而受到阻止。因为朋友患病，牛顿只好独自完成当初共同努力创作的赞美诗集。因此，《奥尼赞美诗》（Olney Hymns，1779）中的大部分圣诗都出自牛顿之手，其中包括《耶稣之名何等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和那首广为流传的名作《奇异恩典》。牛顿如何创作这些圣诗以及《奇异恩典》如何成为美国音乐史上最流行的属灵歌曲也是其生平故事中引人入胜的章节。
在奥尼生活的16年间，牛顿的书信、日记和祈祷词都记录了他在许多危急时刻的内心经历，那些时刻包括考珀企图自杀、波琳深受重病折磨危在旦夕和村民对副牧师的反感等等。日记中写满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素材，比如牛顿对1776年美国反殖民独立战争的支持，对此，他还曾被迫进行自我辩护。
1780年，约翰·牛顿由于朋友和赞助人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影响调往伦敦市金融区中心圣玛丽伍尔诺斯任教区牧师。
像在奥尼一样，牛顿身为传道者的名气很快使教堂人满为患，他吸引了其他教区和教派的会众来参加敬拜。他仍继续开展创作事工，与广泛的人群通信，以神学专栏作家的身份提供建议。这些书信深受欢迎，牛顿最后把它们编辑成畅销书信集。他创建的“折衷派社团”（The Eclectic Society）是一个青年牧者和虔诚上进的平信徒进行讨论的小组，他作为一位属灵智者的名望因此得到提升和巩固。小组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宣教士和福音派传道人。牛顿在未出版的文字材料中记录了自己对折衷派社团论题的提议，由此可见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对教会未来的领袖们具有的持久的影响力。
牛顿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历的最辉煌的时刻在1785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天，威廉·威伯福斯请求与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这位时年24岁的赫尔国会议员陷入了精神危机，他意欲中断大有前途的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进入教会服侍。牛顿强烈建议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退出政界，反而要留在下议院，以一个基督徒政治家的身份来服侍上帝。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位资深的牧者给一位大有潜力的圣职候选人提供的建议。倘若牛顿赞同威伯福斯的想法，认为他应该离开政界进入宗教界服侍会发生什么事呢？英国的政治和国会历史都会遭受损失，最主要的是会让废除奴隶贸易运动遭到破坏。
这场至为关键的谈话之后，牛顿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他们的友谊在各自的书信和日记中得到完整的记录（参见第41—42章），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和属灵事件。牛顿对奴隶贸易的深入了解和他迟来的基督徒的良知反省都对威伯福斯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787年10月28日，威伯福斯与牛顿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漫长的一天结束之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放下了两个伟大的目标： 制止奴隶贸易和进行道德改革”。
牛顿在枢密院、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及那本令人动容的小册子《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1788）中对奴隶贸易进行了公开举证，这使他成为威伯福斯废奴事业的重要盟友。只需想象一下就能明白，当牛顿讲述一位他熟识的贩奴船长如何残酷地虐待奴隶时，他的描述将对公众舆论产生何等影响：
发表于 2020-6-18 0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