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觉醒：现代文化之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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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在看待十七、十八世纪时，都是以单一意义上的“启蒙”来概括地描述发生在欧洲与美洲的哲学与文化进展。在对这一时期作总结时，人们会强调以下几点：哲学中的新认识论产生出一个“理性时代”，使自主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方法在真理的追求上取代了传统的哲学与神学之综合；对牛顿科学体系日益增长的信心，给人们提供了看待自然及自然律的新视角；新的智识精英阶层——启蒙思想家，相信理性与科学的联姻将开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时代；新宗教诸如自然神论和一位论挑战已经过时的新教或天主教信仰。

本章将以两种方式表达一个不同观点。首先，我们不把这一时代看成铁板一块地充满对宗教的刻毒敌意，而是表明：以多种意义上的“启蒙”来看这一时代具有的视角多样性恐怕更为恰当。[最近的研究对启蒙时代作了新鲜评估。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启蒙运动无论是在理智计划上、在时间发展上，或在地理分布上、社会界限上，都很少有什么同一性。参考多林达•欧特兰：《启蒙运动》（Dorinda Outram,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通过考察我们会看到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不同观念。所发生的启蒙多种多样——有的较激进，试图整体性地重塑思想，还有的较温和，试图在新观念与激进主义想要取代的传统宗教之间作协调。

其次，本章参照了和启蒙运动相平行的另一运动轨迹，即一系列“大觉醒”，它包括：英国的福音派觉醒运动、法国的冉森主义、德国的虔敬派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这些派别和运动不仅对当时的宗教氛围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也对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广义文化背景产生了显著影响。

[有意思的是，两派用于自称的比喻——“启蒙”与“觉醒”——都给人相类似的想象，并且都有力地争取了追随者。启蒙者将过去描述为理智与道德上的黑暗，如果人们接受哲学与科学提供的世界观，则社会就会从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觉醒者笔下的西方在灵性的昏沉中窒息，而只有建基于传统基督教之上的剧变性宗教经历，才能将个人与文化从道德的属灵的衰退里挽回，注入新生命。]

对西方文明的考察常将大觉醒与启蒙运动相隔开来。人们把启蒙运动归于公众的、世俗生活的“真实世界”，把宗教运动归之于私人的、“宗教”生活的内在世界，而这种划分忽视了这一明显事实：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大觉醒都是在争夺公众的心。

把这两者都视为“世界观”而不是两种本质有别的现象（所谓一者“世俗”一者“宗教”），乃是对它们做考察的更恰当方法。我们的方法纠正了这样的偏见：启蒙运动在文化上更重要。就本章所讨论的十七、十八世纪而言，宗教仍旧有着文化上的份量。只是当世俗观念在十九、二十世纪站稳脚跟之后，公众与私人之间的截然区分才成为平常。

早期现代阶段的启蒙运动和大觉醒都表现了所谓的“主体性转向”，这在世界观上是个决定性的转移：从上帝中心论转向不同程度的人类中心论。我们考察欧洲与美洲各运动中的不同人物时，就会把这种转移看得很清楚。

激进的启蒙者将自主推崇为现代思想的主题，由此最深刻地表现出人类自我完善这一方向的运动。福音派以及传统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主体性转向，这是一个颇复杂的问题。不过，这里显然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以至我们可以区分出虔敬派的雅各布•施本尔、公理派的约翰•卫斯理、冉森派的布莱西斯•帕斯卡尔，以及后来的清教徒乔纳森•爱德华兹。

我们的方法支持本书“世界观革命”的大主题。实际上，现代性的开端就是“文化之争”的开端。虽然这个词常用来表述二十世纪后半叶公众生活中的纷争，我们却要指出：还在很早的时候，不同的思想与运动就在为夺得公众生活中的理智与道德高地而互相竞争，冲突那时就已经开始。

启蒙与觉醒时代见证了西方思想中巨大的世界观转变。在现代社会起步的时候，有神论正统以各种体制形式的宗教（主要为信义宗、加尔文宗、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在欧洲和美国占据主导。虽然这些宗教性的世界观在教义上以及敬虔行为的实践上有分歧，但传统宗教仍在维护着各自的传承。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传统的视野遭遇了新的哲学与宗教路线。在世界观里出现了极大的多样性：从进攻性地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以及公然的世俗性视角，到传统宗教的各样修正。

对传统宇宙论的挑战与竞争，出自科学革命及现代哲学，并且很快就积蓄了控制形势的力量。“启蒙”一词（无论人们可以对它做多少种解释）渐渐地用来指一种主要不是通过启示而是通过理性证明与经验调查来看待事物的新方法。当人类自治代替了神的治理时，星空不再一样，神迹似乎与自然律不符，启示权威不再有引发信念的力量，传统的救赎教义没有给现代感知带来希望与慰藉，而是令其厌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宗教的先天原则无疑就是道德原则，通过人的努力（和上帝的些微帮助）就可达到。

和这些启蒙思想相抗争的是各种形式的福音主义宗教，它们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成为世俗主义的替代力量。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出现主体性的趋向，但福音派人士都赞同圣经的权威性和诚挚的皈依经验，赞同从事以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之功为基础的公益性慈善事业。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异显然搭建了一个舞台，上演的戏剧是：争夺西方的心——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之争。

许多人在分析当代的文化之争时都将其起源追溯到十九世纪，因为那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早期形式，如拒斥传统观念的浪漫派、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与尼采哲学。但文化之争的根源其实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奠定了，我们通过对世界观上的天壤之分所作的考察，正表明了这一点。

舞台上的主角们都不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只是一种私人信念。他们都不认为自己的观念只是在人类生活的私人性维度里才起作用。启蒙者和觉醒者都相信，他们的世界观足以既引导公众生活也引导私人生活，并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相争。他们采取的行动也类似。他们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与对手展开笔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都提出了适用于个体人与社会人的道德，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的观念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有意义。

简言之，启蒙者和觉醒者都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一种通盘的、一揽子的东西，能够超越自己的独特性，适用于普遍的人类处境。

（摘自《世界观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